忆在东区政府的铭心往事

　　1973年至1988年，我在长沙市东区人民政府机关工作了15年，其间付出了很多心血，收获满满，谱写了一段青春奋斗战歌。

　　现回眸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往事，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希望能带给你们深层次的思考和感悟。

　　1972年10月我被调入长沙市东区革委会（东区政府）后，先后在宣传组、文化组、文化科、体委、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工作过，工作能力有大幅提升，对我帮助较大的是文化组长周定安、文化科长刘绍邦，体委主任潘培德。

　　刘绍邦是位很有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已满头银发，据说解放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文革”时支持了造反派，是所谓“亮相干部”，一度被冷落。

　　刘绍邦恢复工作后担任文化科科长，与曾是“文革”保守派的女副科长诸梅彦是观点相左，俩人经常因积怨针锋相对，当兵的怕就怕直管领导不合，夹在其间很难受，我不选边站，工作中他俩意见不合拍时，常常不知听谁的好。

图为1976年，东区政府文化科成员参观浏阳县文家市后留影。后排左起：谭厚致、刘绍邦、笔者、罗华元；前排左起：聂婆婆、胡曼芳、诸梅彦。如今46年一晃而过，只有胡曼芳和罗华元尚健在。

　　工作能力上诸梅彦明显不及刘绍邦，但诸喜欢打小报告，与区领导关系好，搞得刘绍邦开展工作艰难，区领导下来调查，我不带偏见，就事论事，谁对支持谁，但多数时候是诸胡搅蛮缠理亏。

　　其实，我对诸的印象还行，只是觉得她心胸狭窄令人不快。刘、诸两人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刘被诸排挤出文化科，而诸想接任科长的愿望也落了空，组织上安排大同小学校长伍志群接任文化科长，结果诸与伍的关系也不融洽，诸不久被组织调离文化科。

　　文化科的同事罗华元，年近不惑，个头不高，双目虽小却炯炯有神，充满智慧，一看就是精明强干之人，他对我文字能力提高帮助很大，是我敬重的兄长，与这样有才干的同事共事真是三生有幸。

　　同事胡曼芳，容貌靓丽，那时不到30岁，人很会打扮，衣着总是精精致致的，气质冷傲独特，是公认的东区政府机关“一枝花”。她比我年长七岁，双峰县口音很重，是位与我挺合得来的大姐，如果她未婚且年龄合适，没准我会勇敢追求她。我俩，还有罗华元，三人工作上配合非常愉快、默契。

　　之后，与文化科合署办公的文化馆陆续调入舞蹈专干李武扬、美术专干何马兆、曲艺专干刘谢甫、图书馆专干伍金辉，我与他们个个和睦相处，工作相互支持，都是很好的同事。

　　图为1977年，我与文化科及文化馆的同事合影，左起：伍金辉、李武扬、笔者、伍志群、刘谢甫、胡曼芳。

　　作家莫应丰曾在1977年下半年调入东区文化馆任文学专干，与我有大约有几个月的同事关系，那时莫年近40，不爱多说，不大与同事们交往，只顾埋头创作小说。他1978年调至潇湘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79年出版了著名长篇小说《将军吟》，荣获首届矛盾文学奖。

图为我在东区文化科的同事、湘籍作家莫应丰。

　　在文化科，我还兼任摄影专干，拍摄了大量文艺、体育照片，摄影水平不断提高，并掌握了暗房技术，自己冲印、放大照片。科里没有暗房，我就晚上在自家厨房，遮住窗户当暗房使用。

图为我在使用文化科购置的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相机。

　　那时期，我擅长体育动态抓拍，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瞬间，拍的跳高过杆，篮球盖帽，腾空跳水，快打乒乓球等作品参加了湖南省和长沙市体育摄影展览，1983年11月，我被接纳为中国体育记者协会体育摄影学会会员。

图为我抓拍的篮球“盖帽”在《体育报》发表。

　　那时，我工作量满满，特别忙，经常顾不上吃饭。文化科每年都组织全区文艺会演，组建街道图书室，举办街道运动会、幼儿运动会，协助区教育科组织小学生运动会和单项体育比赛。体育方面我唱主角，文艺方面唱配角，虽忙得团团转，但对我各方面工作能力提升都很大。

　　在东区政府机关，我（左一）与几位年龄相近的同事成为很好的朋友，图为与张贵德（左二）章湘伟（右二）、李尚吉（右一）在东区政府办公楼边合影。

　　后来，根据上级要求，体育工作内容从区文化科分出，成立东区体委，东区团委书记潘培德改任体委主任，我和刚到文化科不久的陈志恩被分到体委。

　　潘培德是位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年轻人，书法不错。他对区里很多领导都看不起，不仅从来不会吹牛拍马，反而经常发表意见与区领导相左，被认为是区机关第一“刺头”。

　　记得区体委刚成立时无办公用房，仍与文化科合署办公，房屋年久失修漏雨，潘培德多次向区领导要求修房未果，竟然把办公桌搬到机关篮球场中圈孤内“办公”，给区领施加压力，让领导大为难堪。虽说这招很有效，问题是解决了，但从此潘纵然能力再强，也得不到提拔，反倒被安排到区政协一虚位呆到退休。

　　那时，对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些处理人际关系的所谓“潜规则”或“套路”，看来潘培德与我一样，都疏于了解，故吃了苦头还莫明其妙。这其实都是政治上欠“成熟”的表现，不在机关长期浸润熏陶，不深谙其中为人处事之奥妙者，最终都会被大浪淘沙出局。

　　区体委就三个编制，同事陈志恩比我年长三岁，待人诚恳，工作踏实，我俩关系不错，配合也很默契。

图为我（后左一）和东区政府机关同事们合影。后排左三潘培德，后排右一陈志恩。

　　1976年，我担任东区政府机关团支部书记期间，遇到了一件既尴尬又铭心的事。

　　区机关中招进来一位二十出头、长得挺漂亮的女小X，她工作不错，是团支部发展的对象，她对我颇有好感，我也能读出她目光中的含义，但那时我已有女友，只是为了避免领导认为我“早恋”影响不好，没有公开，我也就不可能再对她有非份之想，只想守住底线，始终保持距离就行。

　　可没想到，小X父亲病重，催促其抓紧婚姻大事，她便主动约我表明了心迹，自信的她万万没想到是被婉拒的结局，便大哭一场，弄得我非常尴尬。

　　我由衷感谢她看得起我，可我不能违规啊，小X愿望很美好，只是我俩无缘无份。

　　这时，我不得不向组织坦白了自己已有对象的情况，请组织出面帮助做好小X的思想开导工作，这才让她解除误会，心情渐渐平复。

图为1976年25岁的笔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区政府机关又招入几位年轻人，其中区广播站两位男、女播音员颇引人注目。

　　女的叫贾安芳，人长得很不错，特爱打扮，那时就她敢穿刚流行的喇叭裤在机关内飘来飘去。所谓喇叭裤，因裤腿形状似喇叭而得名。它低腰短裆，紧裹臀部；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以下逐渐张开，裤口的尺寸明显大于膝盖的尺寸，形成喇叭状。大喇叭的裤脚口，有的竟在30厘米以上，穿着后像扫帚扫来扫去。那年头，穿喇叭裤是时髦的象征，可在严肃的政府机关却显得离经叛道。

　　为此，我这团支部书记还被区领导召见，要求我告诫小贾，在机关工作穿着要注意格调和影响。我找她谈过，小贾很有个性，依然我行我素。

　　男播音员叫王立贤，很有才华，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同事。他由我原单位长城汽车修理厂调入，是公认典型的美男子，才华横溢，绘画特棒，羽毛球打得不错，尤其声音富有磁性，虽然他右颧骨上有块“胎记”，丝毫不影响他成为男版“万人迷”。

图为笔者在长沙体育馆为长城汽车修理厂羽毛球队拍的合影，后排左二为王立贤。

　　王立贤后任东区广播站站长，多才多艺的他，多年后升任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图为笔者在浏正街菜根香巷为王立贤夫妇拍的合影。

　　1982年，性情直率的潘培德被调离区体委，主任由育才小学体育老师季国雄接任。我对季老师太熟悉了，1973年就请他担任过东区篮球队教练，由于工作关系，我还经常抽调他来做各种区体育比赛的裁判工作，关系很密切。

　　那时提拔干部开始注重学历，我这只有初中学历者，即使能力再强也提拔不了，区委只好从基层体育老师中物色人选，当区组织部征求我体委主任人选意见时，我毫不犹豫推荐了季国雄老师。

　　好在区政府给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提供了深造的机会，我得以不脱产读干部速成高中，记得是在复兴街的育华小学上夜校，语文老师是讲师团的夏普，学识渊博，能说会道，让我受益匪浅，仅一年，通过考试，我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我在东区体委，从事属于体育项目的围棋宣传和推广更加名正言顺，完全是本职工作，因而得到两任区体委主任潘培德、季国雄的支持，他们都同意把围棋作为东区体育特色和传统项目来培养。

图为1983年，季国雄（中排右一）接任东区体委主任后不久，我（中排左一）在东区银杏大厦五楼组织了湖南省第一个儿童围棋赛，图为赛后合影。

　　图为1988年11月，我（中）与前东区体委主任潘培德（左）、同事陈志恩在宁乡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前合影。

　　与季老师成为同事后，接触久了，对其了解也随之加深。季国雄是与潘培德完全相反的类型，他不善言辞也不能写，性情表面温和、城府却极深。他善左右逢源，我虽看不惯这类阿谀谄媚之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能适应机关“潜规则”的能力”。每次区体委的报告、年终总结等文稿都是他让我起草，然后原封不动抄一遍，按理说署上东区体委的名也算正常，可他却署上自己的名上报，令我哭笑不得。

　　最令我反感的是，季国雄以工作忙为由，竭力反对我读电大，为此让我得罪了当时的区长陶知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举国刮起一股读大学拿文凭的热潮， 我向区政府递交了脱产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申请，很多同事都获得批准，我却迟迟不见回复，便找到同住在二里牌2号东区机关宿舍的陶区长询问，陶知白回答很官腔：“我们经过研究，不同意你脱产读电大。”我问：“为什么？”陶答曰：“工作需要。”我一听，强压火气冷静却坚定回了一句：“我非要去读你怎么办？”陶瞬间被激怒了，大吼：“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领导说话？”我也火冒三丈，对陶大喊：“怎么了，你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谁让你对人民这么盛气凌人的？”陶知白竟然被我噎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陶夫人赶紧打圆场说：“小杨说得对，你冷静一下。”陶知白这才道出实情：“是季国雄坚决反对你上学，我不和你说了，你找他去吧。”

　　我扭头就走，立马找到季国雄论理，我知道他内心的“小九九”，便直言不讳对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毕业后不会呆在东区体委，对你的位置不会有威胁。”季国雄见我如此表态才松口，同意我半脱产读电大。

图为1985年7月，聂卫平和马晓春在银杏大厦五楼比赛后，我（后右三）和季国雄（后左三）在芙蓉宾馆与他们合影。

　　我读的是电大新闻学专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非常紧张，区政府领导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有别的考虑，1985年把我由区体委调到东区劳动服务公司任党支部书记。经理刘学铨，人非常好，长得有点像影星赵丹，他全力支持我读书，每逢考试前都主动安排我全脱产复习，我非常感激他。

　　说是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实际上就是机关招待所，设在银杏大厦五楼，有30多张床位，也对外营业，员工有20多位，大多数是年轻人，充满朝气。

　　在东区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了两年，工作比在东区体委简单、轻松多了，心情也很舒畅。

　　1986年，因区体委缺人，没合适的人选，季国雄又把我要回了区体委，支持我半脱产读电大，到1988年8月，我顺利完成毕业考试，拿到了大学专科文凭。

　　这时，我的心思已早不在东区了，皆因我在长沙市乃至湖南省围棋界已打下坚实基础并打开了局面，希望能到更高的层次谋求围棋事业发展。

　　实事求是评价季国雄，虽然他领导工作能力确实不咋地，但对围棋工作还是挺支持，后来也支持我读电大，对此我心存感谢。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季国雄老师不满50岁就病逝了。

图为我在东区机关劳动服务公司期间，组织员工到长沙烈士公园搞活动。后排右四是笔者，后排左三为刘学铨经理。

　　图为1986年，我在东区政府机关劳动服务公司任党支部书记时，在东区银杏大厦工作。

　　我在东区政府机关工作的15年间，还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记录的逸闻趣事，笔者计划慢慢道来……

　　读者朋友若对我以前完成的回忆录有兴趣，欢迎来美篇我的专栏做客，搜索智慧丛生（美篇号806427），即可登录，恭候您的光临。谢谢。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5日

回眸围棋由爱好成事业

　　1965年，14岁的我在长沙五中（雅礼中学）初76班读初二时，第一次接触围棋，文革逍遥中看《围棋》月刊自学，1970年拜湖南围棋元老张名世老师学弈，棋力提高很快。

　　那时，围棋对我来说，仅仅是业余爱好之一，并没有当作事业来追求，去奋斗。

图为我在家中对照《围棋》月刊打谱自学。

　　1972年，21岁的我进入长沙市东区革委会（现芙蓉区政府）机关，次年就提议主办了东区围棋赛，有15人报名，后我补单加入，得了个第三名，此赛虽然只有16人参加，却是湖南省“文革”时期官办的第一个围棋赛事，在湖南围棋运动发展史上意义很大。

图为1973年，我（站立者）在东区围棋赛中。

　　1974年，是我人生重要转折点，这年7月，短命的“批林批孔”运动被叫停，我从湖南怀枝柳铁路建设长沙分指挥部七营二十三连返回长沙市东区革委会，刚入党一年，23岁的我调整了事业主攻方向，下决心远离政治是非，潜心专攻学术，选择自己爱好之一的围棋作为奋斗目标。

　　那时，区文体机构没分家，我在东区政府文化科任体育专干，把围棋作为重点发展项目名正言顺。

图为1974年9月，长沙市东区围棋队迎战来访的株洲市围棋队。

　　由怀化铁建返长后，立即赶往西湖桥彭家巷拜见了我的围棋老师张名世，张老师鼓励我转型，指出重点不是自己下好棋，而是要利用现有的岗位，多做推动围棋事业发展的工作，这样比单纯做棋手作用更大。恩师给我指明了努力方向，更坚定了我把围棋作为此生奋斗目标的决心。

　　张老师和蔼可亲，教学不仅分文不取，还经常留学生在家吃饭。

　　那时，张老师还教导我，要以东区为基地，把长沙市的围棋活动也带动起来，并告诉我，位于湘春路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开辟了棋室，长沙市的围棋高手都在那里下棋，让我多去看看，了解情况。

　　也许是“老天”助我，恰巧我的入党介绍人、时任东区文化科科长的周定安，就是前长沙市工人文化宫的主任。周科长少言寡语，工作经验丰富，喜欢身教，常手把手指导我。周科长带着我去了文化宫，介绍我认识了文化宫体育组组长李中节，李组长比我大二十多岁，我就一直尊称他为李大伯，李大伯也由此成为我推进围棋事业中的“贵人”之一。

图为我的恩师张名世与师母合影。

　　当即，我就提议办长沙市围棋赛，李大伯满口答应，让我起草竞赛规程，因文化宫属于工会系统，他特别提出赛名要加上“职工”两字。周定安科长主动提出办赛经费由文化宫与东区文化宫分摊。

　　说干就干，文化宫发出竞赛通知后，我便让所有相识的棋友相互转告这一喜讯。

　　宣传发动很有成效，1974年11月17日至12月18日，长沙市职工围棋赛在位于湘春路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行（现为长沙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有110人参赛，这是湖南省围棋史上第一次举行地市级围棋赛，如此多的人参赛，可谓盛况空前。

　　18岁的陆军(陆礼楷之子)夺得冠军，梁鹤年亚军，杨云杰第三，曾学初第四，韩祖新第五，吉荣兴第六，前6名定为甲级棋手。第7名至20名定为乙级棋手，易向凡，张建辉，方丹丹，罗如钟，罗敦辉、李安琪和我等都被定为乙级棋手。这也是湖南省首次给围棋手评定级别，裁判长是张名世老师。

　　该赛分12个小组预赛，每组9-10人，前2名出线，我这组第一名是全胜的吉荣兴，我与陈式钧(绰号七豆腐)争夺第二名，他提出让我让给他，给我二角钱，那时候一碗面条就是二角钱，但被我拒绝了，我赢他后进入决赛，决赛获第11名，被定为长沙市乙级棋手，我自认为棋力在强4段与弱5段之间。

　　图为我成长道路上遇到的“贵人”彭松柏（左五，东区革委会军代表、东区武装部副政委）和周定安（左六，原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主任、东区文化科科长、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75年至1976年，我身不由己，被东区区委抽调进入区工作组，下到解放路街道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蹲点”，开始“学习天津小靳庄”及学习武汉汉正街“办社会主义大院”试点工作，也就没时间和精力顾及围棋事业发展了。

　　1977年，得知湖南省第四届运动会将于1978年在岳阳举行，李大伯与当时在湖南省体委竞赛处的曹运棠老师是老朋友，李大伯带我和张名世老师拜访了曹老师，终于将围棋和象棋争取成为第四届省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正是这一行动，将湖南省围棋运动大大推进了一步，各地市体育部门闻风而动，纷纷举行选拔赛，组织队伍报名参赛。

图为1975年，我（后右一）与解放路街道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主任吴石明（前右一）等合影。

　　1978年6月，在湘春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了长沙市围棋、象棋选拔赛，选出棋手组队参加湖南省第四届运动会。

图为老师张名世（后排左三，担任裁判长）和我（前排中，担任副裁判长）与全体裁判合影。

　　1978年8月5日至16日，第四届湖南省运动会围棋赛在岳阳市举行，11个地市的33名棋参赛。长沙、株洲、衡阳获团体前3名。长沙的杨云杰、梁鹤年、曾学初获个人前3名。张名世与李中节推荐我担任了裁判长。

　　杨云杰与梁鹤年决战时，谁都认为肯定是技高一筹的梁鹤年夺冠，但长期在一起厮磨的杨云杰太了解梁鹤年的软肋了，开赛前用语言战术，几回合“斗嘴”就把梁鹤年心绪搞乱了。对局中，梁的意气压倒了理智与棋理，笔者目睹梁鹤年双耳通红败下阵来。

　　这也导致一个怪现象：棋界公认的湖南第一高手梁鹤年竟然没拿过一次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冠军。

图为赛会期间，笔者（左）与方丹丹、曾学初（右）合影。

　　通过这次湖南省围棋赛，我认识了湘潭张建国、株洲李大江等一批棋手，摸清了省内各地开展围棋活动的基本情况，也了解了各地水平高低，开始萌发了组织队伍参加全国围棋赛的念头。

　　这届省运会期间，李大伯与我向省体委竞赛处孙处长、吴副处长建议成立湖南省棋类协会，更有力促进棋类事业发展。

　　那时，我所在的东区政府已将体育工作从文化科分离，单独成立了体委，我也就成为全省体育系统机关内唯一会下围棋者，加上“根正苗红”，因此得到了省体委的重用。

　　李大伯人非常朴实，工作扎实，待人诚恳，挺有能力的，就是做事谨小慎微，后来听说他是旧中国旧政府的留用人员，就可以理解其处世态度了。他因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重用，我为敬爱的李大伯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却无力改变。

图为1980年，观摩完全国围棋联赛，我与李中节大伯在峨眉山报国寺前留影。

　　1979年12月，28岁的我作为长沙市的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一届湖南省棋类协会代表大会，主席是魏一峰，秘书长梁寅生，后来才知道梁寅生老师竟然是我父亲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的老战友，按辈分我得叫他“梁叔叔”。

　　因为第一届省棋协委员中，只有我懂围棋，故省棋协分工我负责具体抓围棋工作。

　　每一个成功的人士都经历过高人的开悟或指路。若解决人的智慧和觉悟及方向等人生关键问题，是需要有高人指点的，张名世老师就是我遇到的高人。

　　人的成长和追求成功过程中，总会出现若干次拐点。这时候，若能得到贵人的真心支持帮助，就容易柳暗花明。

　　至此，在我前期成长过程中，除了自己确定目标，努力打好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遇到一位高人三位贵人鼎力相助，他们是：我的指路高人、围棋恩师张名世；看中并选调我进入东区革委会机关的彭松柏，我的入党介绍人、文化科长周定安，积极培养并推荐我进入省棋协的李中节。如果没有他们四人中任何一位的助推，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四位前辈都先后驾鹤西去，我感恩之余深深地怀念他们。

　　我（后排左五）在湖南省棋类协会第三次代表上当选为主管围棋的副秘书长，图中有梁寅生（三排右一）、李中节（二排右五）、李昆仁（二排右三）、曹运棠（二排右一）、易向凡（四排右二）、杜吉士（三排左一）、骆忠杞（三排右二）等。

　　回眸围棋人生，我1989年被国家体委批准为围棋国家级裁判，1979年至2020年，曾任湖南省棋类协会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围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围棋协会副主席。

　　1972年起从事围棋推广和宣传工作。1982年创办湖南省第一个少儿围棋班，1987年创办长沙市青少年棋类运动学校任副校长，1997年开办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围棋班，先后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吴新宇、朱毅、黄奕中、蒋蔚、马如龙等围棋职业棋手。 是世界围棋冠军罗洗河进京的推荐者。

图为1982年，我创办了湖南省第一个少儿围棋班，为第一期学生上课。

　　1981年起，担任领队或教练，多次率湖南围棋队参加全国比赛。

图为1983年，我（后排左一）带湖南队在杭州参加全国围棋团体赛。

　　笔者担任第1至14期湖南省围棋裁判员学习班主讲，为湖南培训了8位国家级围棋裁判员和288位围棋一级裁判员。

图为1990年，我（前左二）担任湖南省第一期围棋一级围棋裁判员学习班主讲，与学员合影。

　　我336次组织并担任湖南省和长沙市围棋赛裁判长或仲裁委员会主任；71次任全国围棋赛正或副裁判长或仲裁；12次担任世界围棋赛事裁判员。1989年被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优秀裁判员”称号。

图为1991年，我担任全国围棋团体赛副裁判长时留影。

　　笔者所著20余万字《聂卫平马晓春争霸15年》完整概括了当代中国围棋最高技艺，准确记载了中国围棋进入世界顶尖水平的过程。

　　我所著60余万字《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中日12年擂台大比武全景，全面反映出当代中日围棋整体水平，真实记录了中国围棋赶上超越日本的艰难、辉煌历程。

笔者是多家媒体的特约记者或通讯员，1972年5月至2020年12月的48年间，所写围棋文章被《体坛周报》《围棋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长沙晚报》《羊城晚报》、新浪网、红网、弈城网、弈客网、湖南省棋协网等各级媒体采用13426篇，其中评论文章3341篇。

　　我撰写的重要文章1994年至2003年共10篇《中国围棋综述》依次载入由中国围棋协会主编的1995至2004年版《中国围棋年鉴》。

　　在中国围棋界、新闻界，我率先提出:“七小龙”、“小虎”、“豹一辈”、“群狼”等宣传概念。

　　从1980年起，我拍摄了中国围棋各个时期的比赛及棋手照片近14000多张，留下珍贵影像。

图为1980年8月，在四川乐山全国棋类联赛上，我拍摄的聂卫平对局照片。

　　我的传略被收入《当代中国著名教练员裁判员大辞典》《当代湘籍湘版著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等丛书。

　　2007年，荣获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棋类协会颁发的“三棋推广奖”；2009年，经读者投票，被湖南省体育局、《湖南日报》社评为“湖南民间体育十杰” 之一。获2016—2017赛季城市围棋联赛最佳传播人奖。

　　从1965年自学围棋，到1979年负责湖南省棋类协会围棋工作，我用14年光阴完成了从爱好到事业的转变，我的人生也由此确立了奋斗目标；又经过42年努力，至2021年，在围棋事业上取得丰硕成果，非常欣慰和满足，也值得骄傲与自豪。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8日

80年围棋国手荟萃乐山

　　1980年以前，湖南围棋没有政府部门建立的围棋行业协会来组织领导，官方也一直没有与中国围棋协会接轨，基本上是任围棋在民间自发开展。

　　1980年在乐山，29岁的我见证了湖南围棋有组织的走向全国，迈开了重要的第一步。

　　从此，第二步、第三步……，湖南围棋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前进了。

　　图为1980年8月25日，我在全国棋类联赛赛场之一的“东坡楼”前留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围棋已长期被日本围棋压制的动弹不得，一股压抑的气氛笼罩中国棋坛。陈祖德、聂卫平等当打之年的国手都憋了一口气，立志打翻身仗；马晓春、刘小光等年轻国手正在崛起中。

　　在此背景下，1980年8月全国棋类联赛在四川乐山打响。

　　1979年12月，湖南省棋类协会协成立后，领导分工让我抓围棋项目，抓象棋的是湖南省老将李定一，李老是象棋、围棋双枪将，象棋获得过湖南省冠军，但围棋水平一般般。

　　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体育组组长李中节是我和李定一进入省棋协的推荐人，他让我和李老分别拿出1980年度围棋、象棋工作计划。我和李老商定的第一个计划是组织观摩团到全国棋类联赛现场学习，目的是与中国围棋协会、中国象棋协会取得联系，挂好钩，查找湖南与全国棋类水平的差距，寻求湖南省棋类运动发展的良方。

　　1980年8月，湖南省棋协批准了计划，选派了我和长沙李中节、李定一、张建辉、李安琪，株洲李大江、罗忠才、湘潭王欢儒、颜应坤等湖南围棋界、象棋界骨干赴四川省乐山市观摩全国棋类联赛，迈出了湖南围棋、象棋有组织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图为1980年9月4日，我在赛地乐山凌云禅寺门口“定格”。

　　在乐山市城东凌云山，世界著名的乐山大佛就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岩壁上，为弥勒坐像。据说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历时90载才完工。乐山大佛高71米，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石刻佛像。

　　有趣的是，联赛围棋部分赛场设在凌云山顶四面通风的亭榭回廊之中，江风习习，落子之余，放眼眺望渔舟点点，心旷神怡啊，这是我印象最为深刻，别具一格的围棋赛场。

　 图为我与著名的乐山大佛“咔嚓”了一幅。　

　　让我兴奋的是，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中国棋坛大批国手：首次击败日本九段的陈祖德，在位全国冠军聂卫平，当打之年的名将华以刚、罗建文、黄德勋、沈果荪、孔祥明，以及后起之秀刘小光、马晓春、邵震中、杨晖等。还有仰慕已久的象棋界传奇人物杨官璘、胡荣华和风华正茂的吕钦。

　　那时，长沙市东区革委员已恢复东区人民政府的名称，我所在的文化科调来了新科长，他特别爱好摄影，科里添置了当时国产最好的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我带着它在乐山拍摄了国手大量对局照片，如今这批黑白照片显得分外珍贵。

　 图为陈祖德老师在乐山比赛中，坐在其身后观战的为笔者，我左边的是长沙李安琪。　

　　更可喜的是，湖南观摩团被允许近距离观战，与现在不让棋迷观赛相比，显得特别人性化；不过，此举对棋手的不利影响有多大未可知。

　　陈祖德是1964年、1966年、1974年三次获全国围棋锦标赛冠军。还是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特别是1963年和1965年，他受先和分先分别战胜日本杉内雅男九段和岩田达明九段，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击败日本九段的棋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打过他的很多棋谱，感觉力大无穷，招法非常犀利，令人佩服。

　　聂卫平评价：70年代我的棋也很嗜杀，一般的棋手都不在话下了。但一碰到陈祖德我就软了，因为他比我更强大，更凶猛。我碰到他，就像棉花遇到了钢板。

　　这我是第一次见到陈祖德老师，我守在他身旁观战，对局结束后，我抓住机会自我介绍是湖南棋协的杨志存，前来观摩学习，请陈老师指导湖南围棋如何开展。

　　陈祖德老师高兴地对我说:“湖南围棋要搞上去有二条，一是抓紧培养少儿棋手；二是组队参赛全国赛。”我牢牢记住了陈老师的教导，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湖南围棋抓起来，搞上去。

　　那时，36岁的陈祖德外表看起来微微发胖，显得儒雅。可是，病魔正在吞噬他的身体，比赛完后，同年9月14日，陈老在成都吐血，经确诊是胃癌，真是万万没想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围棋最高水平曾是全国一流，湖南围棋泰斗郑定远1958年在广州荣获全国围棋个人赛第五名即是例证。图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郑定远先生。

　 图为1980年在乐山，26岁的梁鹤年代表云南队出战全国围棋联赛，获男子丙组第二名升至乙组。　

　　郑定远先生所带的唯一弟子是梁鹤年，自1966年郑先生逝世后到1978年，梁被公认为是湖南围棋第一人。

　　1978年，湖南省第四届运动会围棋比赛后，因湖南省没有围棋专业队，梁鹤年便自荐加盟云南围棋队，随后，湖南另一位高手陆军也进入云南队，湖南围棋瞬间就与全国最高水平拉开了距离。

　 图为26岁的聂卫平在比赛中，其身后站立着的观战者为株洲李大江（右一）。　

　　8月下旬的乐山，正值盛夏，那年代，公共场所很少有空调，大多是吊扇转啊转的，如果赛场安排在室内，那的确不好受，把赛场放在四面通风的亭阁回廊中，真是明智之举，有自然“空调”，棋手们甚至连折扇都懒得摇。

　　我的另一偶像是如日中天的聂卫平，他是1975年、1977年、1978年、1979年四次全国冠军，并在1979年夺得第一届“新体育”杯，特别是在1976年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他战胜当时日本超一流选手石田芳夫九段等，以6胜1负的出色战绩震惊棋坛，当时的世界围棋第一强国日本称他为“聂旋风”。1975年至1979年可称之为中国围棋的“聂卫平时代”。

　　图为刘小光在比赛中，观战者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体育组组长李中节（右二）、长沙棋界象、围棋双枪将李定一（右一）。

　　当时，中国围棋两强陈祖德、聂卫平被新秀马晓春、刘小光、邵震中三剑客猛烈冲击，赛前被认为最有可能登顶的浙江马晓春虽然最后一轮赢了河南刘小光，因比小光多输了2局而与冠军失之交臂。

　　初见河南队19岁刘小光，给我的印象是瘦高瘦高，脸庞棱角分明，给人刚毅的感受，是典型的北方硬小伙。

　　刘小光首胜陈祖德，次克聂卫平，赢了两位前全国冠军的围剿之后，愈战愈勇，连胜罗建文、华以刚、邵震中等名将，第六轮不敌黄德勋，谁知从第七轮开始又是四连胜，勇挫李钢、李青海、陈嘉锐、宋雪林，9胜1负提前一轮夺得冠军。

　　图为16岁的马晓春在比赛中，观战者是我的师弟、长沙张建辉（左）和株洲李大江。　

　　浙江队16岁的马晓春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细高个，走起路来飘然飘然的，一副江南少年才子的形象。

　　马晓春前四轮同样连胜宋雪林、陈嘉锐、陈祖德、聂卫平，与小光齐头并进，之后却接连败给罗建文、华以刚、邵震中，虽第八、九轮连胜黄德勋、李钢，无奈第十轮又憾负李青海，已失去争冠的可能，马晓春在最后一轮纵然勇胜已提前夺冠的刘小光，为时已晚，遗憾的以7胜4负获亚军。

　 图为四川队25岁孔祥明在比赛中，长沙李中节（右）、李定一在观战。

　　孔祥明是中国围棋一代女中豪杰，曾三次荣获全国女子个人冠军，她在中日对抗赛上横扫日本女棋手，被坂田荣男赞誉为“中国的女吴清源”。孔祥明是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女棋手，当时为中国女子围棋第一人。

　　孔祥明第五轮击败主要对手杨晖后，积分一度领先，不料第七轮与何晓任同室操戈，竟遭败局，9胜2负屈居亚军。

　 图为上海17岁的新秀杨晖（右）与四川张成华对垒。后站立观战者是湖南观摩团的李中节（右）、李定一。　

　　女子组新秀杨晖向孔祥明发起了有力的冲击。孔祥明第一轮就输给金茜倩，杨晖则四战全胜，第五轮与孔祥明狭路相逢，此战事关夺魁，杨晖一招不慎，孔祥明执白中盘告捷，凭小分优势一度跃居榜首。杨晖却并不气馁，调整心情，居然连战连捷，最后以10胜1负荣登榜首。

　　在乐山，中国象棋联赛同时进行，图为顶尖象棋名将广东杨官麟（左）斗上海胡荣华。

　　图为1980年，我（左）与株洲李大江（右）、罗忠才（中）在乐山同框。　

　　全国棋类联赛8月24日开赛，9月6日结束，围棋比赛各组均采用升降制，各升降三人，每组均为单循环赛十一轮，男子为四个组，女子两个组，男子甲组和女子甲组均取前六名为当年全国比赛个人名次。

　　男子甲组第1至第12名依次是：河南刘小光、浙江马晓春、上海陈祖德、江苏邵震中、上海李青海、上海华以刚、黑龙江聂卫平、四川黄德勋、福建罗建文、江苏李钢、广东陈嘉锐、四川宋雪林。

　　女子甲组第1至第12名依次是：上海杨晖、四川孔祥明、四川何晓任、上海芮迺伟、浙江金茜倩、浙江朱菊菲、上海华学明、四川张成华、山西郭鹃、黑龙江牛力力、上海马亚兰、福建张璇。

　　回湘途中，路过成都，我（前中）与湖南赴全国棋类联赛观摩团部分成员留影。

　　图为长沙张建辉（前左）、湘潭王欢儒（前右）、株洲罗忠才（后左一）、株洲李大江（后左二）、长沙李定一（后右二）、湘潭颜应坤（后右一）。其中李定一、王欢儒、张建辉三人已仙逝。

　　1980年9月，全国围棋联赛结束后，我和湖南省棋类协会观摩团团长李中节（左）先生去了峨眉山观光，图为我们在报国寺前留影。

　　回长沙后，我向省棋类会递交了“关于观摩全国围棋联赛的报告”，并遵照陈祖德老师的意见，提出组队参加1981年全国围棋团体赛的建议，积极迈出了湖南围棋走向全国的第二大步。

　　朋友们若对之前的回忆录感兴趣，欢迎来美篇我的专栏做客，搜索智慧丛生（美篇号806427），即可登录详细阅读，恭候您的光临。谢谢。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9日

围棋湘军全国赛铩羽而归

　　1981年至1984年，湖南是纯业余棋手组队与各省（市）体制内专业围棋队较量，湘军惨败可想而知。

　　倍受刺激之余，感觉湖南围棋沉在“谷底”的我没有气馁，反倒看见了广阔的上升空间，更激发出打翻身仗的勇气和斗志，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1979年12月，湖南省棋类协会成立后，分工让我负责抓湖南围棋工作，我认真思考：湖南围棋事业要发展，必须先有长远规划，然后一步一步逐渐完成。

　　1980年，到全国围棋联赛观摩学习，与中国围棋协会挂钩，结识国手，是迈开第一步，开了个好头。

　　接下来第二步也必须要做，即组织队伍参加全国赛：试水、摸底，找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知道湖南围棋水平肯定比全国一流水平差，但究竟差多少，心中没底。

　　1980年，曾是湖南围棋第一高手的梁鹤年加盟了云南队，在全国围棋联赛打男子丙组，获第2名晋升到乙组，按参加男子甲组和乙组的人数排列，梁大约排在全国20名左右。

　　据梁自称，“文革”期间，曾扒火车去北京找聂卫平下棋，分先互有胜负。据此估计，1980年处在巅峰时期的聂卫平顶多让梁鹤年一先，而梁可以让湖南第二高手杨云杰两子；不过，1978年在湖南省运会围棋赛，却是杨云杰分先战胜梁鹤年，梁屈居亚军，据此看来，他俩差距也不是特别大。

　　梁鹤年1978年加入云南队，1980年1月便率云南队访湘，在长沙市湘春路工人文化宫与湖南8名业余豪强车轮大战，梁当时在全国已小有名气，绰号“野力”，也就是行棋招法野，蛮力大，他与聂卫平关系不错，是国家围棋少年队助理教练人选。梁鹤年分别让长沙高手2至4子，梁5胜3负。

　　长沙伢子梁鹤年与陆军先后离开湖南后，湖南围棋水平陡降了一大截。

　　我请梁鹤年预计，湖南组织队伍参加1981年全国围棋团体赛成绩会如何。他毫不犹豫地说：背榜。然后补上一句：湖南一个队都赢不了。

　　这个回答让我挺不服气，我想，在棋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差两子间对垒，下手也有可能翻盘，怎么就匆匆断定湖南会倒数第一呢，你梁鹤年的确比杨云杰强，也确实比崭露头角的陆军好，可为什么1978年两次败阵，先后丟失了长沙市和湖南省围棋冠军头衔呢？

　　1980年，很多省（市）都有围棋专业队，湖南没有，我只好在业余棋手中挑选棋手组队。

　　我采取指定和选拔棋手相结合的办法来组队。当年3月，在长沙举行了湖南省围棋选拔赛，长沙、衡阳、湘潭等地的21名棋手参加了选拔，易和平、韩祖新、张建辉、周定良获前四名。比赛是省体委委托长沙建筑涂料厂承办的，参加全国赛的经费也由该厂赞助，该厂厂长莫克锐是位超级围棋迷。

　　我的师兄杨云杰时为湖南省围棋冠军，是当然人选，可我与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联系调人时，却遇到麻烦。杨云杰时任厂子弟中学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教学任务重，没能抽动，非常遗憾。韩祖新当时在长沙市东区东风制药厂工作，我与厂里联系抽调人也没同意。

　　我师兄曾学初是省运会围棋赛季军，被指定入选，加上选拔出的师弟张建辉和新秀易和平、周定良，组成了纯业余的队伍。既然是湖南省队，就还得考虑照顾到面，开始是准备挑选株洲李大江担任教练，可他也抽调不出来，这才抽调湘潭张建国任教练。

　　这是当时湖南省内能抽动的棋手组成的最强阵容了，赛前所定目标是不“背榜”就算完成任务。

　　图为1981年，30岁的我和湖南队教练张建国在全国围棋团体赛期间，于洛阳龙门石窟参观时留影。

　　阔别23年，湖南队终于重返全国赛，上次是1958年，湖南围棋泰斗、长沙第一师范郑定远先生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围棋个人赛，击败了王幼宸等全国名将，获得第五名。

　　这次，我安排易和平打第一台，与全国冠军刘小光所在的河南一队遭遇时，易和平开局不久即吃住刘小光一个大角，小光面色严峻，头冒冷汗。若对手是专业棋手，小光大概就投了。我观战时激动不已，边看边写稿，就等爆大冷门发出了。小光力大，开始搅局，硬是活生生逆转成功。但赛后小光还是遭到教练黄进先老师的严厉批评。

　　图为湖南周定良勇胜青海郝英才棋谱。

　　此番，湖南队最终平了由刘新房、刘平房兄弟还有其妹妹等的纯业余青海队，与由马石、王洪军、王海钧等组成的河南专业二队握手言和，湘军仅二平名列倒数第一，不幸被梁鹤年言中。

　　对此惨败，我虽然有点心理准备，但看到差距如此之大，还是感到汗颜，深受刺激。

图为青海刘新房勇擒湖南曾学初棋谱。

　　1982年全国围棋团体赛在北京举行，我不好意思再向省体委申请参赛，就没报名。决心强化训练，卧薪尝胆，尽快提高再参赛。

　　同时，我意识到，如果仅仅靠现有棋手，湘军很难翻身，重点抓好少儿棋手的培养才是崛起之计。

图为1982年3月17日，在北京，全国围棋团体赛期间，10位棋手获得了国家体委首批颁发的段位证书：陈祖德、聂卫平、吴淞笙三人九段，王汝南、华以刚二人八段，罗建文、沈果荪、黄德勋三人七段，孔祥明六段，何晓任五段。

　　1981年全国围棋团体赛湘军“背榜”，让我看到了巨大差距，便开始实施第三步计划，与兄弟省专业棋手（那时没职业棋手的概念）交流，以提高现有业余棋手水平。

　　1982年，我组织湖南业余围棋队赴武汉，与湖北省专业队交流训练比赛，原计划比4场（让先），前3场均2比2战平。邵福棠见一场未胜，尤其是头号主力阮云生也输了棋，就取消了第4场比拼。湖南队杨云杰3战全胜，当是湖北队是阮云生、刘乾利、刘力、龚涛专业棋手等出阵。

　　这次交流活动犹如一剂强心针，提振了湖南队士气。与纯业余的湘军打平后，湖北棋手遭到了教练邵福棠的严厉批评。

　　1982年7月，我被湖南省体委授予围棋一级裁判，也是湖南省首位围棋一级裁判。

图为1982年，湖南队在武汉合影，前排左起：曾学初、杨志存、周定良；后排左一易和平，右一杨云杰。

　　1981年4月30日至5月12日，湖南省象、围棋比赛在长沙市省第一招待所举行，长沙市几位主力因参加全国围棋团体赛而缺席，结果男子冠、亚军被衡阳胡衡生、唐小平夺得，长沙陈式琪仅获季军，胡衡生和唐小平由此引起我关注。

　　1980年4月，湖南省围棋赛在岳阳举行，12个地、市的28名棋手参赛，长沙队获团体冠军，长沙周定良13战全胜夺魁，易和平获亚军。

　　1981年，长沙市棋类协会成立，办公地点设东区体委我的办公处，市体委骆忠杞任主席，李中节任秘书长，笔者任分管围棋的副秘书长。

　　八十年代初、中期，以长沙棋手为主的湖南队与湖北、云南等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围棋交往较多，几乎每年都有3、4次。

　　1982年，我带湖南围棋队再赴武汉，与湖北围棋专业队交流赛，图为湖南队在武汉参观武昌起义纪念馆后合影。

　　湖北女队那时期的棋手有李扬、幸佳，还有一位业余棋手叫刘红，这几位都是大美女，故印象深刻。李扬被称之为当时棋界第一美女，幸佳个头高，后来被著名国手刘小光“抱得美人归”，刘红则是那类娇小可爱的姑娘。

　　1982年，我组织湖南棋手赴武汉，与湖北省棋手训练、比赛。

图为：前排左起：方丹丹、吴真、易和平；后排左起：曾学初、杨志存、周定良、杨云杰。

　　1983年，全国围棋团体赛在杭州举行，我第二次组织男、女队出征。笔者担任领队，长沙韩祖新任教练，男棋手是长沙的杨云杰、曾学初、易和平、衡阳胡衡生;女棋手是长沙方丹丹、刘双红。

图为湖南围棋队在杭州西湖区云林禅寺门前合影。

　　1983年在杭州全国团体赛，湖南队易和平（左）与河南一队刘小光交手。

　　湖南杨云杰（右）与湖北队在较量，在旁边观棋者是湖北队刘乾利。

　　湖南女队刘双红（右）与青海队刘金萍（左）交锋。

　　湖南女队方丹丹（左）在1983年杭州全国团体赛中。

　　图为我（立右）和株洲刘铁宏（立左）在赛场观看湖南队曾学初比赛。

　　1983年4月12日，在杭州的全国围棋团体赛中，聂卫平力克马晓春的场景被我拍到，那时赛场管理挺松，观战棋迷里三层外三层，我到二楼才拍全。

　　1983年全国团体赛湘军排名前进了，虽然没有再背榜，还是处在下游，女队成绩比男队稍好。

　　图为笔者在杭州赛场俯拍的全国围棋团体赛对局场面，两棋手与裁判组成了“三角”稳定画面。此照片入选了湖南省体育摄影展览。

　　图为广东女队敖立婷在比赛中全神贯注，用右手食指轻触下唇，莫非是在寻找吃棋方案？

　　我拍摄的此幅照片参加了湖南省体育摄影展览，获得三等奖。

　　图为安徽队主力王汝南八段在对局中遇到麻烦，撑住额头苦思对策。

　　如日中天的聂卫平九段在1983年全国围棋团体赛上的雄姿。

　　1983年，马晓春是中国棋坛最耀眼的新锐。图为我在杭州全国围棋团体赛所摄的珍贵画面。

　　1984年，全国围棋团体赛在石家庄举行，33岁的我第三次组织湖南男、女业余队参赛。领队还是笔者，男棋手是衡阳胡衡生、长沙易和平，周定良、韩祖新，女棋手是株洲周建萍、衡阳姜露芳。

　　遗憾的是，湖南男、女队成绩依然处在下游。

　　五年前自荐去云南队的梁鹤年因对云南队教练徐纪祖承诺解决其的教练问题迟迟未兑现而不满，加之与妻子周西平两地分居的难处，便回湘活动，联系调回事宜，并着手筹建湖南围棋专业队。

　　在石家庄期间，梁鹤年与我第一次商量此事，梁希望我加快培养少儿棋手，尽早往即将成立的省围棋专业队输送人才。

　　图为比赛之余，湖南队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白求恩塑像前合影。前排左起：胡衡生、周建萍、姜露芳、韩祖新。后排左起：易和平、周定良、杨志存。

　　在这此比赛中，笔者当了一回“爱情”信使。有位上海籍国手看上了湖南队女棋手姜露芳，托我为其递情书，我愉快完成了任务，遗憾的是姜称已有男朋友，这等好事终未成功。

图为湖南女队周建萍与姜露芳（右）在石家庄。

　　图为1984年，参加全国围棋团体赛的湖南队出发前，主力之一易和平（左）到我家中商量比赛有关事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叶，湖南围棋整体方起步，由于底子太差，尚无力与其他省（市）竞争；但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有韧劲，有情怀，一旦认定目标，就会百折不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既然湖南围棋大潮将我推上浪尖，我就要在大风大浪中挺立，弄潮中，欣赏那盛开的雪浪花。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20日

湖南首个少儿围棋班破土

　　1982年，刚满31岁的我在长沙市东区体委工作，创办了湖南省内第一个少儿围棋班，开了湖南少儿围棋官方培训的先河，一共办了五期，亲自义务教学，培训学生近200人，出了吴新宇六段、朱毅五段、黄奕中七段三位职业棋手，辛劳办学，付出心血结出硕果，为湖南围棋打翻身仗作出了贡献，倍感欣慰与自豪。

　　1981年，湘军在全国围棋团体赛名列倒数第一，深深刺激了我。我强烈意识到，"鸡蛋"般的湖南业余队去碰撞石头般坚硬的各省专业队，根本不是对手。

　　痛定思痛之余，我感到仅靠现有的成人棋手，湘军难有翻身之日，便决定实施陈祖德老师给我的第二个“锦囊妙计”：培训棋童。由此创办了湖南省内第一个少儿围棋班。

　　1981年，我所在的长沙市东区政府文化科一分为二，而立之年的我被分在东区体委工作。

　　那时，中日围棋擂台赛尚未打响，围棋还是体育项目中小众之小众，绝大多数国民都不知其为何物，更谈不上关注了。

　　我除了自己酷爱围棋，更多的是憋足了一股气，下决心为湖南围棋“翻身道情”奋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展少儿围棋培训的也就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少数大城市，湖南是一片空白。

　　图为第一期东区少儿围棋班的师生在育才小学少年科技楼前合影。中排左起：张祖尧、易和平、曾学初、杨志存。

　　我选择了位于东区文艺路的育才小学创办围棋班，考虑一是离我家不到500米，二是该校是全省重点小学，三是生源大多来自湖南省政府机关大院和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大院，学生素质较高。

　　我先找了东区教育科李友松科长，请他帮助联系育才学校，取得校长支持后，我马上到该校先找到体育老师卢建芳，提出选择一个三年级的班招生学围棋。我当时顾虑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太小，理解能力差，成材周期会更长。

　　卢老师非常积极、热情，立马介绍我认识了张祖尧特级教师，说以她的班为基础招生相对容易，两位老师二话不说，第二天便投入招生工作。

　　那年代，我根本没有“盈利不盈利”的念头，不收一分钱学费，义务教学自然得到学校、老师、家长的支持，招生很顺利。

图为我在为第一期东区少儿围棋班的学生们上课。

　　师资好解决，我亲自任教。

　　筹备教具遇到困难。当时没有教学用的大棋盘，我就请东区政府机关木工做了一块，自己买了桶绿油漆刷好，然后用油画笔蘸着白油漆画纵横十九条线，最后把361颗钉子钉在交叉点上，再把钉子大头用钳子剪断，教学时挂棋子用。

　　棋子哪来?我找了在长沙风机厂工作的朋友周林向，他收集了厂里废弃的边角余料，用冲床冲出中间带眼的圆圈，我再把两面分别刷满黑色、白色油漆，一副大棋盘教具就这样诞生了。

　　时任东区体委主任的潘培德积极支持办围棋班，学生练习用的小棋具都是东区体委出资，我去五一路文化用品商店购买的，是玻璃围棋，带个纸棋盘。为了耐用，我又买了蓝色和绿色的塑料棋盘。教材使用的是四川蜀蓉棋艺出版社发行的 《围棋》。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82年1月13日下午，由长沙市东区体委和东区教育局联合创办的首期东区少年儿童围棋班在育才小学正试开学，我用讲故事的方式，绘声绘色给学生上了第一课“围棋运动简介”，学生听入了迷，下课后围住我不让走，非得马上就学，我也由此得到班主任张祖尧老师一个劲的夸赞。

　　湖南省围棋史上第一个少儿围棋班破土而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图为1982年夏，东区少儿围棋班第一期师生合影。中排左四康兆平、左五卢建芳；后排右一杨志存。

　　因是湖南省的首个少儿围棋班，意义重大，敏感的《长沙晚报》率先于1982年1月16日率先报道，4月16日又发了《棋苑新苗》的通讯；《湖南体育报》(《体坛周报》前身)1982年2月3日和4月18日两次予以报道。

图为笔者发在《长沙晚报》的报道。

　　第一期招收了24名八、九岁学生，寒假每周学习5次，开学后每周二次。不仅不收学费，连教材和棋具都免费提供，张祖尧老师是学校教学班班主任，我任围棋班班主任兼主教练，后来还请了湖南名将曾学初、易和平偶尔来做实战教练。当时住在我家楼上唐工程师的儿子唐文浩也参加了，还有席昱、黄烨等优秀学生。

图为笔者和《长沙晚报》记者赵文健联合采写的通讯《棋苑新苗》。

　　育才小学环境幽静雅致，红楼，小亭，水池，回廊，花圃，草园，恰似一座江南袖珍园林。我在如此美好环境里任教围棋，真叫那个赏心悦目，神清气爽。

图为我在育才小学辅导第一期东区少儿围棋班的学生。

　　刚开课半年内，学生水平不低，高水平的实战老师曾学初和易和平无用武之地，我便另请了广州铁路分局长沙电务段退休干部康兆平担任实战教练，专门与学生对局，消化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后来又邀请长沙冷冻加工厂退休工人曹盈武担任实战教练。

　　康老系广铁电务段工程师，解放前是国民党电讯工程技术员，后因这段历史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家住长沙市蔡锷中路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旁一处简陋的平房。康老酷爱围棋，在家中开了棋室，虽只能摆下四桌棋，且空气极差，却棋客盈门，每位只收2角茶水费。

　　1983年第二期东区少儿围棋班时 ，我授课，康老、曹老义务带学生实战训练。康老每次都风雨无阻，一颠一颠地步行到文艺路育才学校带学生训练；曹老则骑辆破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他俩从来都比学生早到，两老特别喜欢小孩，指导棋童乐不可支，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乐。

　　康老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从事译电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加上性情耿直，在单位受排挤。在少儿围棋班，酷爱围棋的康老有了用武之地，整天乐呵呵的，与学生们不辞辛劳的义务下了大量指导棋，促使学生进步，功不可没。康老还是围棋一级裁判，生前参加了在长沙举行所有围棋比赛的裁判工作，他原则性特别强，一直是我宣传、学习的榜样。

图为康兆平老师指导黄烨下棋。

　　东区少儿班第二期出了两个高才生，第一个是吴新宇。

　　1984年3月，长沙市围棋定级赛在明德中学举行，时年不到10岁的吴新宇父母都是明德中学的老师，吴新宇在赛场看着看着就入了迷，恰好康老在当裁判，发现了这个专注围棋的苗子，便告诉了我。几天后，我到康老在家里开的棋室观察新宇，并授6子测试他，觉得自学入门的新宇的确是棵好苗子，尤其是他对局与观棋时的专注神态打动了我，认定是可塑之材，当即决定吸收其进入第二期东区少儿围棋班。

　　在班上，新宇绞尽脑汁也胜不了比自己小四岁的施瑜，刺激得新宇发奋。他一头埋进康老的棋室，与成人"疯杀"，棋力速长。小小吴新宇对局几天后，还能复盘，让我惊讶不已。吴新宇性情沉静，少言寡语，但下棋很"鬼"，我也经常被他偷袭得手。

　　学棋一年，新宇便在东区围棋赛中战胜长沙市第六名，引起轰动。学弈二年后，新宇在湖南省围棋选拔赛中，一举击败湖南省冠军易和平而成名。之后，他被选入湖南省围棋队深造，在1985年全国少年赛获第5名，定为专业初段。陈祖德对新宇评价:这样小的年龄能下出这样的水平是不容易的。

　　学棋三年，新宇便夺得1987年全国少年冠军，成为湖南围棋史上第一位全国冠军，也是是东区少儿围棋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我的心血没白费，倍感欣慰。

图为1983年，东区少儿围棋班第二期高才生10岁吴新宇在训练中。

　　图为我采写的通讯《小小智多星——记我市小棋手吴新宇》。

　　1986年2月28日，我在《长沙晚报》发出特写：《看围棋小将吴新宇挫败全省冠军易和平》。

　　1983年初，第二期东区少儿围棋班招收了5岁施瑜，这是第二个高才生。其父是湖南省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住在小林子冲，我对施瑜下的功夫最大，经常去他家重点辅导，皆因为他领悟能力极强，进步神速，是天份高的棋童，棋艺方面大有发展前途，特别惹人喜爱；施瑜身体孱弱，经常感冒流鼻涕，可都阻挡不了他上围棋课。

　　学棋一年后，1984年，施瑜6岁时，在长沙市东区围棋赛中便击败成人棋手，被《长沙晚报》誉为神童。施瑜除了上课，整天就在康老家的棋室疯杀，一年功夫就达到业余2段水平，一般成人纷纷败北 ，7岁的施瑜参加东区围棋赛竟然获得第六名，轰动赛场，引发媒体追踪报道，并引起中国围棋界高层注意，施瑜与吉林王治国，贵州刘锟鹏，上海常昊一起被誉为最初的中国围棋"四小天王"。

图为1984年，我拍摄的6岁施瑜在比赛中的神态。

　　当时衡阳籍的省冠军胡衡生得知我办了少儿围棋班，便介绍他的学生罗洗河来长沙找我。其父带6岁罗洗河两次来东区少儿围棋班“挑战”，都输给了比自己小一岁施瑜。父亲带洗河来长沙就住在我家，我那时让洗河6个子测试他，感觉洗河反应特快，棋感挺好，就是好动，你要落子慢了，他就环顾左右不安分了，洗河在我家床上翻滚嬉闹，把棉被都踢出个窟窿，我记忆犹新。

　　那时，陈祖德老师在《体育报》呼吁发现和培养棋童，我看见后，积极响应陈祖德老师号召，推荐施瑜、罗洗河进京面试，那时施瑜棋力可让洗河二子。遗憾的是，施瑜母亲放心不下年幼且多病的儿子，放弃了这难得的深造机会，殊为可惜。施瑜父亲不久调到江苏昆山化工厂，施瑜在江苏继续学弈，名声一度大噪。

　　陈老让9子测试洗河后，非常喜欢这个棋童，本来想自己带，无奈他正与“癌魔”作斗争，无精力指导，便推荐给自己的老师过惕生。岂料洗河太好动，过老管不住，退回给陈老，陈老便将他转交给罗建文老师带，洗河由此成为罗老的“内弟子”，走上了与施瑜不同的人生之路。

图为我所拍摄的儿时罗洗河在比赛中。

　　1983年1月，由长沙市东区体委在本体委办公室内主办了一次儿童围棋赛，参赛的15名棋手全部来自东区少儿围棋班。这是湖南省内的第一个由官方主办的儿童围棋赛，意义重大。

图为我（中排左）担任裁判长，康兆平（中排中）担任裁判员，中排右是时任东区体委主任的季国雄。

　　图为1984年，我（前左四）与东区少儿围棋班第三期学生在东区体委我的办公室内合影，前左五是实战教练康兆平。

图为1985年，我与东区少儿围棋班第四期学生在五一中路小学合影。

　　图为1985年，我在东区五一中路小学，为东区少儿围棋班第四期学生上课。

　　1982年至1985年四年间，我业余时间的精力几乎都花在备围棋课和指导学生训练上，恨不得每天都能看到学生进步，也巴不得每期都能发现有下棋天分的学生，辛劳耕耘终于收获成果，觉得挺值。

　　1985年至1988年，我因半脱产读电大，就请方丹丹老师接替上围棋初级班大课，请易向凡老师和我的师兄杨云杰老师负责中级班教学，我依然担任东区少儿围棋班班主任兼教练，负责招生，抽空对学生实战训练，一直到1988年底，我被调到新建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东区少儿围棋班才停办，少儿围棋培训基地也随之转移到长沙市工人文化宫。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