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吾青葱岁月勤学弈
图为1965年，在长沙市五中就读时年方14的我。
1964年4月，我父亲由株洲冶炼厂调至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工作，我也由株洲市三中初35班(初一)第一学期转入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雅礼中学）初76班学习。
有色院理发室有位30多岁光头理发师何师傅，大家都背地里都叫他“何剃头”。
这小小的理发室是有色院象棋爱好者的云集处，长年棋局不断。我天天放学路过，看到弈者津津有味，不时还争得面红耳赤，便慢慢被吸引过去，觉得象棋好玩，为了早日战胜心中的英雄“何剃头”，我到有色院图书馆借来《象棋》月刊，打了胡荣华、杨官麟、蔡福如、孟立国、王嘉良、李义庭、刘殿中等国内一流高手的大量棋谱，棋力大有长进，由被让一个马到后手也能轻松击败“何剃头“为首的一批大人们。正当我决心打出有色院走向长沙市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
图为1965年，我（后排左二）在五中与同学们合影。
蒋振华是我初76班的同学，年龄比我稍大，他老家在湘阴，在五中寄宿。1965年第一学期的一天，我见蒋振华与隔壁同年级80班的同学在下黑白两色的“扣子”棋，一问才知道叫围棋，我边看边学，觉得比象棋好玩，就到有色院图书室借来上海出版的《围棋》月刊自学，除了学习围棋基础知识，也打刘棣怀、过惕生、陈祖德等的棋谱，还打过时为少年的范玖林、姜国震、魏昕、陈慧芳等被让子局的谱。
与此同时，得知有色院子弟在一中读书的刘群和在七中读书的欧阳振强也会下围棋，我们三人同住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5栋，经常放学后，先打一通篮球，再杀一盘围棋，好不惬意！
经过一段磨练，与蒋同学对局，由开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到分先可以玩玩了。记得我班林博中同学也是与我一起从80班开始学弈，可惜“史无前例”的动荡开始，学生停课，蒋振华回湘阴了，与林博中也失去了联系，为时不长的五中学弈也就此止步。
说来要非常感谢蒋振华同学，虽然他并未教我太多围棋知识，但是通过他让我认识了围棋，这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图为1966年第十期《围棋》月刊杂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在家逍遥自在，恰是下围棋的好时光。我在父亲单位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图书馆借了不少《围棋》月刊，不停地打棋谱，学了即用，与设计院的子弟刘群、欧阳振强等“疯杀”，通宵达旦是常事，不久，我们便打遍设计院职工无敌手，继而杀向社会寻找对手。
我在位于窑岭的曙光电子管厂杨总工程师家里，认识了前去对弈的一中易向凡和梁鹤年，方知天外有天。通过梁鹤年又认识了在长沙市十二中就读的杨云杰。
梁鹤年有个绰号叫“劣脑壳”，一说是他顽劣，因而获得；另一说是他脑壳长得有点歪（长沙方言“歪”的发音是“劣”）。
我没觉得他脑壳歪，倒是注意到他有个明显特征：局势不好要输时，从耳根开始红起，直到蔓延到耳朵乃至全脸红透。
那时我看他与别人下得多，自我感觉与他水平差距太大，梁鹤年也不屑与我这初学者下。
图为湖南围棋泰斗、梁鹤年的恩师郑定远先生。
比我小一岁的梁鹤年儿时师从全国围棋名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函授教师郑定远，1966年，郑老先生在“动荡时期”初受冲击跳楼自尽，梁鹤年便在长沙，在湖南一枝独秀，无人能敌。次强的杨云杰始终被梁在让先至让两子间徘徊，不得翻身。
图为我手持《围棋》月刊在打棋谱。
那时，我长棋的主要方法是看书打谱，再找比我棋力强者对局消化。我的特点是棋理强于计算，典型的“书院棋”而非“茶馆棋”，所以，应付复杂局势的能力较差，可往往比赛棋比训练棋下得好，胜率相对要高，也不知何故。
图为1968年，我（后排右一）与刘群（后排左二）、欧阳振强（后排左一）等与玩伴们合影。
有色冶金设计院子弟都是对着书本自学围棋，一中的刘群水平最高，我次之（差不了一先），欧阳振强再次，其他还有几位与我们差距就大了。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家中与棋友对弈。
梁鹤年的围棋水平的确让湖南棋友们佩服，也许是好下彩棋的缘故，他不大真心向棋迷传授棋艺，还有些小“套路”，让对手防不胜防。
有次，他提出要让我师弟张建辉9个子下，并赌自己胜，这把平时只能让3子的建辉气得不轻，赌注是一碗二角钱的面条。可开局前，梁鹤年忽然开出一个条件，要允许自己使用两把“飞刀”（即可以在任何局面下两次连走两手），建辉不知“飞刀”厉害，结果被梁鹤年杀飞了，高高大大的男子汉输棋后，竟然当着我的面，张开嘴“哇哇哇”大哭，可见对建辉刺激之大。
我因为从不下彩棋，梁鹤年就不愿意跟我下，有次我俩坐火车去杭州参加全国团体赛，梁鹤年在车上实在觉得无聊，主动提出不带“彩”，要让我4子下一盘，结果梁输了，他便提出还带彩再下一局，我顿时怀疑梁第一局是“放诱饵”，就坚持要下让3子局，我想即使输了，权当向专业棋手交学费呗，也就答应了梁，最终双方下成和棋，梁还要以同样“条件”下第三局，我以太累为由婉绝了。
这便是我与梁鹤年一生所下仅有的两局棋。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右)在家里与小弟弟志同下棋，观棋者是我姐姐杨冲。
在我的影响下，大弟杨志明、小弟杨志同都学会了围棋，志明成长为业余4段，现任海南省围棋协会副主席。
图为张名世老师与师母合影。
我认识张名世老师是1971年，那年，我结束了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河北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返回长沙城，重新拾起丢弃了二年多的黑白子。当时感到与梁鹤年、杨云杰等的差距拉大了。我从杨云杰、张建辉、韩祖新那得知有位叫张名世的老先生免费热心辅导年轻学弈者，便请梁鹤年带我上门拜师。
张名世先生住长沙市西湖桥姚家巷，拜师第一课是张老师让我四个子，我赢了。张老师很高兴，师母还留我吃了饭。之后一段时间，我经常去他家学弈。杨云杰也是张老师弟子，是我的师兄，云杰兄拜师比我早，从被张先生让九子开始，直到师兄分先胜了张先生，他们就再也没下过了。
后来恩师搬家到书院路火车南站附近的长沙市物资局宿舍，我又去了几次，直到被先生让先，我完胜后，就再也没与老师下过了。
1972年，我被长沙市东区(现芙蓉区)人民政府录用，因篮球打的不错，便被分到文化科任体育专干，这下如鱼得水，组织围棋比赛成为我名正言顺的本职工作。
在张老师鼓励下，我次年便组织了长沙市东区首届围棋赛，并请张名世老师担任裁判长，冠军罗敦辉，亚军罗如钟，笔者第三名，曹壮第四，周锡鹏第五，陈枝根第六。
这是文革中第一次由政府办的围棋赛，张老师那个开心啊，笑得合不拢嘴 。
1974年，在笔者和张名世先生的努力下，由市总工会、长沙东区体委联合主办的长沙市职工围棋赛在湘春路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因我要参赛，便推荐恩师张名世任裁判长。
因为我是在湖南省体育行政部门工作且会下围棋的第一人，这个位置在张名世老师看来非常重要，他便教导我：你所在的工作岗位对发展围棋非常有利，你今后主要精力不是当个棋手下下棋，而是要多组织围棋比赛、活动，那样对湖南围棋事业贡献会大得多。恩师的一席话指明了我今后发展的方向，我调整了定位，这也是我放弃成为专业棋手，致力于围棋推广、组织工作的转折点。
这次比赛后，我就听从张老师教诲，基本不参赛了，主要精力致力于围棋的组织、宣传、推广工作。
后来手实在太痒，我就组织了四届只允许裁判员参加的长沙市“公正杯”比赛，我夺得第三届冠军，过了把”冠军瘾”。方丹丹是首届冠军，钟正泉是第二届冠军，滕军是第四届冠军。
回想起来，恩师张名世对我的围棋事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若有知，看到如今湖南围棋的大好局面，一定会笑掉下巴了。
图为我（站立者）组织的1973年长沙市东区围棋赛。
1974年11月17日至12月18日，长沙市职工围棋赛在位于湘春路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行（现为长沙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有110人参赛，我把已掌握的棋手基本都通知到了，这是湖南省历史上的第一次举行地市级围棋赛，如此多人数，可谓盛况空前。
18岁的陆军(陆礼楷之子)夺得冠军，梁鹤年亚军，杨云杰第三，曾学初第四，韩祖新第五，吉荣兴第六，前6名定为甲级棋手。第7名至20名定为乙级棋手，易向凡，张建辉，方丹丹，罗如钟，罗敦辉、李安琪和我等都被定为乙级棋手。这也是湖南省首次给围棋手评定级别，裁判长是张名世老师。
该赛分12个小组预赛，每组9-10人，前2名出线，我这组第一名是全胜的吉荣兴，我与陈式钧(绰号七豆腐)争夺第二名，他提出让我让给他，给我二角钱，那时候一碗面条就是二角钱，但被我拒绝了，我赢他后进入决赛，决赛获第11名，被定为长沙市乙级棋手，我自认为棋力在强4段与弱5段之间。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与棋友在我家中对弈。
杨云杰比我大3岁多，我俩同出自张名世老师门下，他拜师在先，棋力比我强，我一直甘拜下风。
我首次见到云杰兄是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7年，梁鹤年让两子胜了我的好友，长沙一中的刘群后，便介绍十二中的杨云杰和刘群下，地点就在文艺路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5栋三门三楼刘群家，因我住同栋中门，故记得很清楚。那盘棋刘群被杨云杰让先，刘群输了。
这里有个有趣细节：杨云杰当时头一侧有块疤痕无头发，同在一旁看棋的欧阳振强说我们以后就叫他“光洋(杨)”吧，我立即反对，对不熟悉且年长者不要乱起外号。
图为我的老师张名世（后排左三）担任裁判长，我（前排中）担任副裁判长，图为全体裁判合影。
1978年6月，在湘春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了长沙市围棋、象棋选拔赛，选出棋手组队参加湖南省第四届运动会。
图为省运会围棋赛会期间，笔者（左）与方丹丹、曾学初合影。
1978年8月5日至16日，第四届湖南省运动会围棋赛在岳阳市举行，11个地市的33名棋参赛。长沙、株洲、衡阳获团体前3名。长沙的杨云杰、梁鹤年、曾学初获个人前3名。张名世与李中节推荐我担任裁判长。
杨云杰与梁鹤年决战时，谁都认为肯定是技高一筹的梁鹤年夺冠，但长期在一起厮磨的杨云杰太了解梁鹤年的软肋了，开赛前用语言战术，几回合“斗嘴”就把梁鹤年心绪搞乱了。对局中，梁的意气压倒了理智与棋理，笔者目睹梁鹤年双耳通红败下阵来。
这也导致一个怪现象：棋界公认的湖南第一高手梁鹤年竟然没拿过一次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冠军。
图为1980年8月，梁鹤年代表云南队在乐山出战全国围棋联赛。
梁鹤年在下围棋方面的确高人一筹，遗憾的是，上世纪七十代湖南没有围棋专业队，梁鹤年在长沙市西区房屋修建公司做“小工”，人才被埋没了。
第四届省运会后，先是梁鹤年，后是陆军自荐进入云南省围棋专业队，谋得一条能发挥特长的出路。
两强离湘后，我师兄杨云杰便成了湖南围棋第一高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后起之秀易和平、周定良崛起才被取代。
我（后排左五）在湖南省棋类协会第三次代表上当选为主管围棋的副秘书长，图为会后合影。
1979年12月，我作为长沙市的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一届湖南省棋类协会委员代表大会，主席是魏一峰，秘书长梁寅生，省棋协分工我负责抓围棋工作。
由此，我连续在湖南省棋协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见证了湖南围棋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自己热爱的围棋事业划上完美的句号。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9日
忆在汽修厂的青春往事
1970年至1972年，我正值19-21岁，风华正茂，不经意间，踏入工厂大门，经历了两年学徒工生活，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宝贵的历练。
半个世纪过去了，50年前的不少往事历历在目，久久萦绕在脑际，记录下来就不会留下遗憾。
图为1970年春，参军在株洲的大弟因公来长沙，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母亲赵立新、父亲杨林；后排左起：大弟杨志明、杨志存、小弟杨志同。
1970年初，我从下乡插队的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返回长沙。
记忆深刻的日期是1970年4月1日。那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
当时，姐姐杨冲和妹妹杨锋在“广阔天地”，大弟志明在株洲新兵训练，小弟志同在长沙市第十二中学读初三。我和父母及小弟围在收音机旁，聆听卫星发射出的《东方红》乐曲，着实为国家科技进步感到骄傲和自豪。
图为1970年，我到韶山接受“洗礼”时的留影。
父亲杨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抗日老干部，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与许许多多老干部一样，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剥夺了工作权，只有反省检讨的份。父亲工资由每月202元猛降到50多元，家中住房也由二室一厅一厨一卫减少至一室一厅，两家共用厨房、厕所。
1964年，父亲由株洲冶炼厂调到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先是暂住三栋，后搬入五栋中门二楼右边三室一厅，1966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被“造反派”勒令搬到对面二室一厅；不久，又被勒令腾出一间，我们家7人只让住一套间，另一单间先是一双职工结婚后用，住了二个月就搬走了；之后张中文叔叔和傅慧芳阿姨带张大接着入住，后张大又有了个弟弟；他们不知住了多久，张文叔叔带两个小女儿入住；直到父亲“解放”了，我们家才又恢复二室一厅居住。一直住到1980年，有色院落实中央离休干部政策，我们家才搬到对面三室一厅居住。那时候，幸而我姐、妹、大弟都在外地，否则一家七口两间房怎么住啊。
图为1970年夏，我在长沙桔子洲头留影。
父亲当时还未被“解放”，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这“黑七类”，是受管制的人群。我们作为子女的也从“红五类”莫名其妙的变成“黑七类”，受到歧视。
那时，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中，“走资派”的儿子国营单位无人敢要。这时，地处长沙市文艺路口的长城汽车修理厂招工了，这是个东区办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全厂不足三百人，但厂篮球队却是长沙市东区(现芙蓉区)冠军，可该厂条件差得仅有一块半边篮球场。
那场在轰轰烈烈的“动乱”中，有色冶金设计院的一帮家属子弟闲得无聊，在原八一篮球队教练窦伟指导下，球艺大长。有色院子弟篮球球队在有色院附近很有名气，我是主力之一，有"投篮机器"绰号，跑投，急停跳投是我的两项绝活。
负责招工的人事干部王淑文是湖南省建工局一位副局长的夫人，得知我篮球打得不错，就亲自上门说服我和父母。她最打动人的理由有三条，一是说厂里有一批篮球爱好者，是东区冠军；二是说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儿子张自维等一批未解放高干的子弟也在厂里，不会亏待；三是说闲也是闲着，不如先进厂，有好的去处随时可以走。
我和父母因此动心，便被作为学徒工招入该厂，工资每月18元。
图为1971年7月，我（左四）与进厂的学徒工们，在厂长赵星光（前排右五）带领下，到韶山参观毛泽东主席故居，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在故居前合影。
该厂位于现在长沙市韶山北路与解放路交叉处的西南，用钢筋弯成的拱门上，焊着用铁皮制成的七个大字：长城汽车修理厂。
进入厂大门是一段约二十米长的小坡，往右边一线依次是砖木结构的传达室、财会室、底盘车间、蓬套车间和喷漆车间；中间是木工车间、电工车间和钳工车间。
往左上坡就是半边篮球场，常停满待修的车辆，多数是解放牌、黄河牌卡车、嘎斯69吉普车、上海牌轿车等。
顺球场再往里走，便见到一间高大宽敞的钢筋混凝土厂房，这就是我的工作地——引擎车间。
图为我（右）与师傅彭治国（左）和学徒工蒋之捷合影。
我的师傅叫彭治国，约30岁，他还同时带了与我同时进厂的师妹廖清莲。与彭师傅同班组的另一位黄师傅则带了蒋之捷、易素德两位新学徒。
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儿子张自维的确也在厂里底盘车间工作，他年龄比我大，加上沉默寡言，我们没啥交往。此外，还有湖南省煤炭厅的一位姓傅的干部子弟也在该车间。不久，随着张平化书记被“解放”，张自维悄然离厂。
长城汽车修理厂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认为是“藏污纳垢”之地，其实是“藏龙卧虎”之处，回头看来真是人才济济，厂里有故事的能人太多，只是，在倍感压抑，人人自危的年代，各人都讳莫如深，深深隐藏以自保。
彭师傅其貌不扬，左眼有点斜视，却是大学毕业生，语言水平颇高，修车技术上乘。问起他的经历，他老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感觉是位很有“故事”的高人。
同时进厂的蒋之捷后来厂里被保送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做到了长沙市车辆管理所所长的位置。
图为我（右）与引擎车间的黄长生师傅在长沙清水塘纪念馆参观后留影。
记得刚进厂没多久，底盘车间发生一次惨烈事故，一名30多岁，叫徐申旦的师傅进入车底检查时，另一师傅不知车底有人，在驾驶室点火试车，底盘传动轴突然极速转动，将正在检查的徐师傅头部打裂，导致他当即死亡。对我特别好的徐师傅就这样意外走了，我至今怀念他。
图为我（中）与赵星光厂长（左）、邓建斌合影。
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中苏边界，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入侵。之后苏联扬言要对我国施行核打击。
毛泽东主席强调要突出备战问题，要准备粮食和布匹，要挖防空洞，要修工事。根据这些精神，196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运动。
我们刚进厂的学徒工第一项工作就是挖防空洞，也是检验一下学徒们的劳动态度。洞口一处在厂内，一处在韶山路上。每人发了一套深蓝色粗布工作服，两双线手套，一双雨靴，幸而我在农村锻炼过，能吃苦，挖防空洞也不觉得累，表现挺好，不到半年，就被厂团支部书记曹德君亲自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给我注入了进一步积极要求上进的强大动力。
随后，厂党支部副书记、厂长赵星光勉励我继续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图为1972年，我在驾驶室留影。
技术上，我勤钻研，进步很快，深得师傅们喜爱。那时刮轴瓦是一项用刮刀刮的细活，技术要求高，搞不好就刮成了废品。将轴瓦装上，螺丝不要太紧，转动轴使其产生摩擦痕迹，拆下轴瓦，用刮刀轻轻刮掉摩擦痕迹，反复此过程，反复刮瓦，直至整个瓦片的接触面与轴摩擦后的痕迹完全吻合，呈鱼鳞状为最好，整个过程不能用油，比较费时费力。对这项技术，我在引擎班学徒中是最早达标的。
什么修化油器，镗缸等技术我都很快掌握了要领，能独立操作。
修好车后都要试车，我也就学会了开车，不过，非常时期，不需要驾照就可上路。记得每每修好车，就随师傅去东风广场试车，挺惬意的。
图为我在家里构思讲用发言稿。
1971年初，东区掀起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热潮，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人们的必修课。
我在农村插队时，有组织农民在田间地头学习的经验，正好辅导厂里职工学，也因此被评为长沙市东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到东区区委礼堂作了一次讲用报告，引起东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军代表彭松柏的关注，他了解我的家庭基本情况后，指示厂里把我作为政治学徒培养，由此，人的转折点又一次出现。
图为1971年11月14日，厂团支部组织全体团员到长沙桔子洲头过组织生活后合影。中排左二为笔者，后排左三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团支部书记曹德君，前排右三是彭再华。
厂领导非常重视区领导的意见，把我从引擎车间调到厂办公室搞宣传工作，写标语横幅、刻钢板印刷、出墙报、广播宣传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一时间把厂内宣传搞得有声有色。
与我同在厂办的还有一位叫彭再华的女师傅，她比我大四岁，钢板刻得不错，播音也挺好听的。
图为我在长沙市浏正街菜根香巷王立贤家中，为他和夫人拍的合照。
1972年7月，厂里又招进一名普工，到厂办接替我搞宣传，他比我大两岁，业务能力比我强，不仅字写得好，绘画非常棒，普通话也比我标准，还会唱歌，音色浑厚，非常美，特有磁性，更引人注目的是个比我还高，人也比我帅，是那类对所有成年女性都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美男子。他性格又温和，人谦虚且低调，堪称当时我见过最完美的男人。要说有啥瑕疵，就是他脸上右颧骨部位上有一块明显的黑色胎记，破坏了容貌，这点丝毫不影响我对他完美的感受，我从由衷佩服这位人才，他叫王立贤，后来调到东区革命委员会广播站做播音员，后升任站长，直到升至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位置退休。
后来，我才从厂长赵星光口中得知，厂里知道早晚我会被上调到区革委会工作，故提前物色了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的宣传工作。
图为我（左）与比我大的学徒工厉介福（中）、傅志忠同框。
我家离厂不到一公里，记得早在1966年，我从文艺路往西面浏城桥方向去五中上学的路上，时常迎面碰到一位美貌年轻女子，颜值不输当时的电影明星，我几乎每次碰见都自觉地瞥她一眼，但始终不知道她是哪个单位的，这事儿权当是遇到陌生路人，过去就算了呗，没想到她竟然成了我的同事，她叫周惠霞，要不是比我大四岁，在情窦初开的年代，我没准会勇敢的追求她。她在电工班工作，其父母都在长城汽车修理厂，我一直称她周师傅。“厂花”周师傅是一看就能让男人心动的美女，她最终被本厂与我同在引擎车间的简金林师傅追求到手，遗憾的是婚后不久周师傅患了抑郁症，我离厂后，听说她自杀身亡了，我得知后不胜唏嘘。
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年代，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不可能早恋，否则“上进”就没戏了。到1972年，我姐姐、妹妹、大弟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按父母对姊妹们的要求，我已经是落后分子了，虽然同进厂的女学徒工中，起码感到有四人明显对我有“意思”，有的主动约我看电影，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有的老来我车间看我修车，有的干脆“露骨”表白，我虽心领神会，可入党前我是不敢或曰没有心思谈恋爱的。
长城厂学徒工中成功配对的有与我同进厂的厉介福与李毓华，他俩都在引擎车间，可惜他们结婚没多久，印象中不修边幅，个子矮墩墩的厉介福因车祸过早去世。
厂里有两位黄金辉，男黄金辉是年轻师傅，女黄金辉是与我同进厂的学徒工，她后来与厂里一位王姓师傅结婚了。新学徒工中，还有一位羽毛球打得不错，在蓬套车间，叫彭笑琳，她也嫁给了本厂师傅。
图为我在厂里是基干民兵，1971年在长沙树木岭靶场实弹射击，10发命中83环后留影。
1970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录取，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的学生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
我在1971年被厂职工们推荐时，要是坚持一下也就上大学了，可厂领导做工作让我放弃，理由就是我是区里点名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人选，不要辜负组织的关怀和信任，最终我放弃上学机会，由引擎车间的蒋之捷顶替我上了大学。
图为1972年，我（后左）与油漆车间瞿莲妹（前左）、王春香、邓建斌参观第一师范后留影。
在长城汽车修理厂的同事中，除了上述点到名的之外，现在能叫出名字的还有电工班苏云旗，我叫他“收音机”；油漆车间的大嗓门泼辣的黄淑华、温柔的上海姑娘瞿莲妹、老成的王春香；大个子徐智娟；美女唐梅凤、彭笑琳；蓬套车间和蔼可亲的孙秀群、轻声细语的胡建姣；一口龅牙的傅伟城；退伍军人王金龙、邓建斌；会拉二胡的龚德勤；长辫子、爱打扮且“文艺细胞”十足的张小莉；大方、微胖、爱笑的丁新艳；我五中同学刘征平的父亲刘册三；篮球队主力、头发卷卷的施德华；个头不高，灵活、快捷的后卫张湘斌；还有篮球队的中锋许云其，因身高被称为“许长子”，家就住在出厂门右拐一百米的韶山路上。
我是厂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大多数比赛都是在东区革委会篮球场进行，许长子打中锋，我右前锋，施德华左前锋，三剑客横冲直撞且配合默契，组织后卫张湘斌穿针引线，厂队打败东区各单位队无敌手，不久，我就被选入东区篮球代表队，依然打主力。
图为1972年12月，我与在部队的大弟志明（右）送小弟志同（中）参军前留影。
1971年7月《人民日报》一篇公告式文章引起全世界密切关注：基辛格来到北京，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这无疑是我国当年的“乒乓外交”起了作用。
可是，随后的“政治原子弹”却真正引发全球十级地震的“九一三”事件。
大约是当年11月中旬，我与厂领导和骨干一起，在位于韭菜园口的东区革命委员会礼堂，听关于“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的传达，感觉就像听到晴天霹雳，目瞪口呆，大气都不敢出，紧张得双手直冒冷汗，以至于很长时间左想右想也想不通。说句实在话，至今我对此事件还未完全想明白，可见其心理冲击之大，心灵创伤之深。
这次事件之后，我对往后一切政治事件的震惊感都奇怪的消失了，对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有了深入骨髓的感受，也颠覆了我的政治常识，甚至改变了部分“三观”。
1972年9月5日，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惨案发生，以色列人质被杀，全球震惊，我却觉得与“九一三事件”比，是小巫见大巫喽，不过尔尔，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图为工人们在义务劳动，修建长沙湘江大桥一桥。
长沙湘江大桥1971年动工兴建，1972年9月30日通车运营，当时没啥大型建筑工程机械，全靠“人海战术”建成。
建桥期间，厂里经常组织职工去义务劳动，一干就是一天，饭都是自己带。那时基本上是肩挑土石方，我的腰细长，腰力不足，也就能挑个百十来斤，也算是为长沙市市政建设贡献了绵薄之力。
在长城汽修厂学徒过程中，厂领导赵星光、兰春泰、王金龙、王淑文等都热情教育、培养我；彭治国、邓正强、曹德君、黄长生、赵先勇、施德华、邓建斌、廖炳秋、龚德勤、孙秀群、黄淑华、彭再华、欧阳沛兰、刘贤智等师傅都很关心我，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让我不断成长起来，我心存感激，衷心感谢。
图为我（后排左四）与时任东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彭松柏（后排左五）和文化组组长周定安（后排左）、东区团委筹备组长潘培德（前排左四）等人，在区小学生运动会颁奖后，与获奖单位代表合影。
1972年10月，在我奉命到长沙市东区革命委员宣传组（现宣传部）报到，正式告别了工厂生活，进入政府机关，加入干部队伍，工资也由18元提升到了32元。
就此，我的人生又翻开新的一页。
末了，听说我离开十年后的1982年，长城汽车修理厂因市政建设需要而被拆除了，可我对长城厂的记忆永远也消除不了。
1973年6月，我又被调到区文化组任体育专干，之后，组织全区各项体育赛事成为我的本职工作。
图为上世纪七十代中期，在长沙体育馆举行完东区羽毛球赛后，我为长城汽修厂羽毛球队拍摄的合影。中排左一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曹德君，左二是彭笑琳，后排左一是王立贤、左二是袁绍安。
到1973年初，在我22年的生涯中，作过学生，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到过机关，就差没入伍了，因眼睛近视，体检过不了关，这辈子都无缘到部队“大熔炉”锻炼，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在汽修厂两年中，最大的收获是政治上趋于成熟：常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思考问题；渐渐养成遇事不盲从，独立思考的习惯；对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残酷性有了深刻理解；萌发了远离政治，专攻学术求建树的念头。
之后本人的经历屡屡证明，这两年的收获和经验都太宝贵了。
衷心谢谢了，长城汽车修理厂。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0日
忆“修地球”的蹉跎岁月
1969年至1970年，正值18岁刚成人的我，便经历了一场不由自主的大变革，被知识青年上山下的巨大洪流裹挟到冀中平原“修理地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53年前的不少往事恍若昨日，久久浮现在脑海，特记录下来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特殊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我闻讯赶到母校长沙市五中（现雅礼中学），但我们这批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已没有了升高中的任何可能，被告知在家待分配。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不久，长沙市五中领导权被工宣队接管。
那时，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都面临同样命运，所谓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部队，面向基层。
图为1968年12月，在家待分配，差一个月就满18岁的我。
1968年11月，我（后排右二）姐姐杨冲（后排右一）随长沙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去了湘西南的靖县，图为全家为她送行合影。
父亲（前右二）还因此到湖南省委礼堂，作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下乡务农的讲用报告。
初76班同学中的雷大军、李梦奇、赵洪、赵滨秦等入伍了，彭德普、余立良、杨建凯等农村同学回家乡务农，大批同学去了由学校联系的沅江县农场或分赴各地插队落户。
图为1968年12月13日，长沙市五中（雅礼中学）初76班同学上山下乡前，部分同学合影留念，后排左二为笔者。
我和同在五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的妹妹杨锋则由父母安排投亲靠友，1969年1月下到了河北省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插队。
之所以去完县农村，是因为我母亲与在株洲冶炼厂工作的王枫姨既是老战友，又情同亲姐妹，还是河北老乡。
我父亲老家在河北乐亭县，但祖父一干大家庭都是地主成分，倍受歧视。在那“极左”年代，对地主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敢去联系？我母亲老家在冀西北赤城县，地处贫穷、偏远山区，没有接受知青的条件，而王姨老家在太行山与冀中平原交界处，生存条件较好，故我与妹妹杨锋及庆华、亚平、富荣五人就落户到王姨老家。
两家父母们考虑更深远的是，鉴于上山下乡可能是长期的，甚至是一辈子的事，不能不为儿女婚姻着想，父母们私下商量的是：以后让我娶王枫姨的女儿庆华，王枫姨的儿子亚平娶我妹妹二清。当然，我们几个都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我们都成家后，母亲才透露出初衷。
张伟叔叔、王枫阿姨带着庆华、亚平来到长沙，与我和妹妹汇合，我们几个人从长沙乘火车直奔保定，就此告别了学生时代，向着北方，开始了未可知的全新生活。
图为王枫姨在株洲冶炼厂冶家中阅读。
我从长沙出发前，脑海里充满了期待和向往，那是因为从小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梦想自己也能成为英雄，而即将去的地方是英雄辈出的革命热土，不能不让我憧憬。
南腰山村往东距保定市只有25公里。南腰山往北约2公里是位于太行山脚下的北腰山村，登上村后山顶，可远眺易县境内的狼牙山，那可是五壮士英勇事迹的发生地。
1938年10月，八路军115师骑兵营来完县创建革命根据地。自那时起，腰山便有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南腰山王氏家族的后裔。他们先后在保定各地学校上学，秘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少人加入了党组织。
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南腰山村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与全国人民一起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抗战。
图为我特别喜欢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剧照。
完县是个小县，位于保定市西郊，太行山东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多山与丘陵，平原约占2/5，总面积700多平方公里，人口30万多。199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完县改名为顺平县。
图为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就发生在保定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完县腰山曾经是八路军、解放军的军事、后勤基地。
南腰山东边的保定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活跃地，保定东南是《地道战》主要战场冉庄；往远点，是雁翎队和《小兵张嘎》的家乡白洋淀；还有《烈火金刚》的故事也发生在冀中平原。马宝玉等五壮士，高传宝、史更新、杨晓冬、魏强、张嘎等英雄人物铭刻在心，能在这片热土落户，怎能不让我热血沸腾呢？
图为我儿时珍藏的连环画《敌后武工队》。
记得18岁的我和16岁妹妹，还有株洲冶炼厂王枫姨18岁女儿张庆华、16岁大儿子张亚平四人一起乘火车到了保定（另一位父亲老战友的女儿李富荣稍后抵达），南腰山大队民兵连长六顺赶着马车到火车站接我们，头一回坐马车挺新鲜的，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很快就到了庆华的姨父张辛酉家。
图为姨夫张辛酉（坐者），后排左起：亚平、庆华、杨锋。
到大队部报到后，庆华和妹妹分到第一生产队，我和亚平分到第二生产队，小队安排六顺重点关照我们，大队则给我们几个人腾出一栋两室的平房居住。
我们几个干部子女从小在父母身边，备受呵护，如今独立在外，一切都要自理，还真不习惯。比如，大家都不会做饭，也不愿意做饭，怎么办？就每天“锤子剪刀布”解决，谁输了谁做，至于好吃不好吃也管不了哪么多，能熟了饱肚就行。
图为大队民兵连长六顺与他媳妇。
对劳动技能，我们更是一窍不通。冬季要给地里上肥，这可不像湖南农村都是肩挑，而是用独轮车推。我们用安置费买了辆独轮车，在院子周围练习。别说还真不好掌握，东倒西歪的老翻车，引得我们自己和老乡们哈哈大笑。
我们学习能力还算强，没多久，便掌握好平衡技巧，能推行自如了，受到社员们夸奖。
春耕时节我们学耪地，用长柄大锄锄草并翻松土壤，别看就往后锄再往前平的简单动作，开始怎么也连续做不好，我从笨手笨脚到能跟上社员们的节奏，那个开心劲就别提了。
图为妹妹杨锋肩扛大锄准备出工。
我们是秋收后才来落户，也没分到麦秸，烧水做饭都得用煤，记得都是队里派马车到完县县城拉煤，这是我最喜欢干的活，因为可以学赶马车呀。
学习中，得知马跑快走，时速约20公里，最快时速可达60公里，可连续奔跑100公里，真是具有名副其实的“马力”啊。
有一次拉煤途中，看到一具尸体倒卧在路边雪地，无人掩埋，我问六顺，才知道这是保定地区两派武斗“遗留物”，原保定是河北省省会，因1968年两派“武斗”仍不停，省会这才迁到石家庄。
图为2019年我（右二）重返南腰山村，六顺（右一）回忆起往事，兴奋不已。
那时，党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几个非常听党的话，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出工前，都要站在堂屋中，面对贴在墙正中的毛泽东主席画像，右手举起，挥动《毛主席语录》，虔诚地呼喊：“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觉得这还不够革命，便宣传并组织二队社员在地头开工前，也如此这般一回，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这样的活动组织起来并非难事。
图为亚平（立左一）与二队我们的好友王大平（立右一）等合影。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珍宝岛作战战斗英雄孙玉国参加了这届大会，破例到主席台与毛泽东等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握手，一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这一幕深深刻在脑海里。
我拿到报纸后，在田间地头给社员们读报，宣传党的九大会议精神，村里议论纷纷，说我们几个知青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吧。
其实，知青在村里并不受欢迎，本来土地就少，外来人还得分出一部分，谁会愿意呢？加上我们的一些“革命”举动也打破了大队里的“宁静”，大队负责人便找茬为难我们，排挤我们，还有人趁我们出工，到家里偷窃，甚至威胁赶我们走。
这些事情发生后，远方的父母都很为我们担心。随后，他们便按照国家的相应政策为我们办理了招工、参军、病退手续。我、庆华、亚平、李富荣先后离开了南腰山村，只剩下妹妹一人还在那里坚守着。
1970年，国家注意到了知青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大张旗鼓宣传知青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坚守阵地的妹妹也因表现优秀，被完县树为知青先进典型，先后担任南腰山大队党支部书记、腰山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团委副书记、河北团省委常委，并被推荐为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妹妹还被推荐参加了河北省知识青年表彰大会，与邢燕子、侯隽等同台受表彰，妹妹的事迹被《人民画报》、《河北日报》等报刊广为宣传。
我本来是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扎根南腰山务农一辈子，谁知生了一场大病断了我的念想。
也不知怎么弄的，我竟然发高烧39度多不退，迷糊中出现幻觉，感觉又去“天堂”逛了一遭，神志也不清开始说胡话，病情趋于严重，只好病退回长沙治疗。
图为1970年回到长沙的我。
青年安置办公室的周、张两同志专程来长沙看望我，我（左一）与亚平（右二）陪他俩赴韶山参观毛泽东主席故居，图为我们四人在故居前合影留念。
我的知青生活虽然仅仅一年，但对一些人留下的记忆颇深：六顺和庄儿的关照，大平、二平的友谊，邻居玉书的帮助，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舅母无微不至照顾，都让我难以忘怀。
回想起来，到1968年，毛泽东主席果断采取了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瘫痪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
但是，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动荡之中，学生到了毕业季却难以分配工作。
怎么办？毛主席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到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令政府为难的就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再深入反思，从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发动和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已持续两年多，尽管领袖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但动荡和混乱却无法被有效制止。
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数百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动荡和混乱的局面才逐渐平息下来。
此运动到1978年止，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图为2019年7月，我（左二）和妹妹杨锋（右一）在五姊妹红色寻根之旅中，到南腰山村作了短暂停留，在王氏庄院旧址门前，与六顺（右三）等乡亲们合影。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全面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时代为我国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在蹉跎岁月中，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也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
在国家有困难的时段，知识青年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了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了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
“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特殊标签。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