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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蒂古丽，女，1965年生，维吾尔族，新疆沙湾人。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已出版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思念的重量》《模仿者的生活》《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蕴情的土地》，长篇小说《百年血脉》，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北京市优秀图书奖”。长篇小说《柯卡之恋》获“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散文《思念的重量》获得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模仿者的生活》获2012年度《民族文学》奖、最佳华文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得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

人物经历

帕蒂古丽：从草原羊群中走来的作家

来源：反剽窃基金

作者：小反

文章|整理于帕蒂古丽采访

编辑|小刘陈胡永

帕蒂古丽

被老师从羊群中挽回的大学生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的第一份工作不是记者。我的大学是兰州商业学院，就是现在的兰州财经大学，当时读的是财会系。那个时候考个大学不容易，刚开始（知道自己要读财会系）我不想去上，可收到通知书的时候，我父亲很高兴，因为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邻居也都祝贺我！我看到父亲那么高兴，就不好意思再开口说还想考别的学校，毕竟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就可以脱离原来的那种命运。况且我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都在读书，我不能让父亲辛辛苦苦养着一家七口人对吧？我已经考上了大学，还说我要重读就更没有理由了，父亲很不容易。

　　其实，父亲本来都不让我读高中，而是让我直接考中专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两年的学费，然后供下面的孩子们读书。当时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就写这件事儿，叫《初春的河》，就是讲我那段时间不愿意去上那个考中专的班补习，我一定要考高中。父亲说你看看弟弟妹妹，如果不考中专你就不用去上学了，去放羊吧！那我就去放羊了。我也很倔的，我就倔乎乎地说：放羊就放羊！然后不理他，拿着鞭子就去了。

　　我家大概有几十只羊，家里孩子的所有费用都要靠那些羊，羊群很重要，比我重要，那我只好去放羊，我得体谅他，但其实是满腔仇恨呐！我心想，既然你这么收拾我，我就放给你看。我原来以为带个小说边放羊边看就行了，这有什么可怕的，我一样可以。结果到了放羊的地方，羊是很不听话的，没放过羊的都不知道。第一天还好，到了第二天、第三天那些羊都不听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认为我是一个不会放羊的人吧，羊就开始欺负我，几十只羊往好多个方向跑，不知道把哪一个赶回来，然后又怕吃了人家的麦子，我坐那儿想哭都哭不出来。

　　大概放了一个多星期，我在放羊的地方碰到了我的老师，他在割草，他问我：好端端的你不好好复习考高中，怎么放羊呢？我说：父亲说不让我考高中，只能让我去考中专。那天晚上回家刚好赶上村里面放露天电影，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很悲情的一个电影。放电影的时候老师就找到了我的父亲，就拼命地说服他让我考高中。那个电影的主角都很漂亮，但是我只看画面，耳朵一直在听着老师是怎么讲的。老师说这孩子很喜欢看书，很喜欢学习的，你不让她学习的话，她别的事也干不好的，你还是随了她的愿，让她去读书吧。老师不停夸我聪明，“她写的作文，我们这些老师看了都要查字典才行的，她朗诵好、喜欢阅读……”我父亲始终一言不发，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听老师说了半个晚上。

　　晚上看完电影已经很晚了，导致我第二天起晚了。平时早上父亲会在院子里咳嗽或者做其他事把声音搞得很响，故意把我吵起来，但那天很安静，我睡到太阳都好高了，醒来一看，完了，这要挨骂了，羊这么晚了没吃草。可是起来后一看，羊圈里的羊没了！一个都没了！我这才意识到：是父亲去放羊了。

　　我的书包平时是挂着的，但那天早上书包被丢在我睡觉的那个炕头。我一下就明白过来父亲是想让我继续学习的。

　　放羊这件事表面上看是我顺从了父亲的安排，但其实是我对命运的反抗。当时的我认为这种反抗是成功的，现在领会到了父亲真正的意图不是让我去放羊，他只是想让我知道命运有多么不易，让我以后好好读书。

　　考上大学后，老师来送通知书，那时候，哎呀！父亲很高兴地拥抱我，那是长那么大我第一次和他拥抱，他对我们是很好的，但也是第一次拥抱这么大的女儿。

注定与文字有缘

　　我第一份工作是被分配到了塔城地区的糖厂，他们打算培养我做成本会计，这对我来说很恐怖的，因为成本会计责任非常重。当时那个老会计快退休了，他觉得终于来了大学生接他的班，他很高兴。后来发现我竟然这么笨，他就拍着桌子说：你是个大学生诶！你把十万记成一万，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我每天记的账能把他气得背过气去，能晕过去的那种。

　　没办法，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对数字不敏感。

　　那时候我心里根本就没有成本会计，只有石评梅的散文选集，我看得可来劲了，有的时候直掉眼泪。老会计说你怎么整天黄着脸，（他不知道）因为我看得伤心啊！书里的那些东西那么吸引我，而账本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就没办法做那个会计。后来宣传科的老人家也要退休了，宣传那块没人搞，我就跟厂长说：会计我干不了，会误事儿，我去宣传科帮帮忙吧，去搞搞黑板报也行，搞什么都行。他说，可惜了大学生了，厂里打算办个厂报，你去办报纸吧。

　　我会计没当成，倒是办起了厂报。办厂报，所有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干。从油印到刻字，连画图都是我自己做的。我经常写诗歌，在《塔城报》上差不多一两个月会发一两篇诗歌。

　　有一次厂里让我组织大家去参加地区的职工演讲赛，最后我得了地区的第一名。这引起了打分评委（来自妇联、宣传部、组织部、党史办等等一些部门的要人）的注意，当时党史办刚好要搞一个“今日塔城编辑部”，为了建国40周年献礼，要出一本儿书，就把我从厂里借调到那个地方了。借调的一年多里我有一篇报告文学叫《仅次于上帝的人》，还获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开发建设新疆文学奖”一等奖，另外一篇报告文学获了伊犁州一个征文二等奖，还有两篇散文都有不错的反响。

　　后来我的工作就是写报告文学和单独去采访，而且是大型采访。编辑部人少，都是一个人去采访，虽然我不太会采访，但是我可以跟他们（采访对象们）一起干活呀，听他们的故事，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搬家，一起迁徙。他们知道我是个记者，个个儿排着队来给我讲故事，因为那些人生活的地方就是十多天都见不到一个人，他见到一个人就巴不得一直说话。哎哟，我运气好，我就听了好多故事，特精彩，那是我的第一次采访。

　　有了基础以后，我就知道其实只要肯吃苦，肯跟人家打成一片，肯深入到那些人的生活当中去，我们就可以获取想要的东西，甚至会获取意想不到的东西。所以第二次采访一个陶瓷厂就很顺利。我就在那个地方看他们干活，帮他们搬那些东西，体验那种陶瓷像婴儿诞生的一整个过程。

　　后来就进了《塔城日报》，正式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我那个时候就写大量的散文、诗歌还有小说，大多数发表在报纸上，先是在自己的报纸，然后往上一级在《新疆日报》发表。后来觉得这也不算什么，接着就往《伊犁河》《中国西部文学》《民族作家》这种杂志上发表。差不多一年有五六期，甚至每一期都有我的诗或者散文、小说，我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吧。所以我的新闻生涯跟文学生涯没有冲突，它们是并行的。

一张小小的请假条影响我的一生

　　第一次让我意识到写作魅力的，是一个请假条。那个时候我刚小学二三年级，父亲被马弄伤了，导致他不能去干活了。那个时候还是大集体，不能干活就要扣工分，那为了不扣工分就得请假，要说明原因。因为我们的村长书记要汉文的请假条，父亲就来求我，说你给我写个请假条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领了任务就很认真的写。因为在学校刚好学了请假条的格式嘛——因为……所以……望批准……此至……，总之我写得很明白。后来大队里开会，那个大队长就表扬了这份请假条，他说你看看人家这个少数民族的孩子，这请假条写得多好！他还念给大家听，当时能用汉语写个请假条的人在那里是比较少的，用少数民族语写的还得有个人去给他们翻译。

　　那天父亲回来说，你那个请假条写得真好！他可自豪了，我写的请假条受到了表扬。然后我就觉得，汉文还有这么大的威力！原来写东西能够传情达意还能解决实际问题。我当时确实是给家里解决了很实际的问题，因为这张请假条，避免了父亲被扣工分，一家人不至于没粮食吃。不仅如此，大队长在大会上念了这张请假条，父亲脸上都很有光。

　　自此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写东西，有一半就是为了让父亲高兴。虽然他后来都不在了，但是我永远记得他因为那张请假条表扬我的样子——那是父亲在我身上领受到最大的荣耀。虽然我后来写的他都看不到了，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在旁边，我相信他在天上也会很开心。

为了不擦皮鞋前往广东

　　我是1993年离开西北的。在《塔城报》干了五六年吧，有一个女同事是新疆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跟我住一个宿舍住了好几年，但是她找的老公是广东佛山那边的，所以她一结婚就跟着去了广东。她去了广东以后就老是“诱惑”我。

　　我从没离开过西北，大学也是在兰州，完全没法想象去了那地方吃什么，那边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我的想象中，广东就是一个长满了香蕉和椰子的地方。因为在塔城，马路上也都是黄土，她就说你不是天天得擦皮鞋吗？在这儿路可干净了，你一双皮鞋穿旧了都可以不擦，不会沾沾一点灰尘，我真的就被这点打动了，觉得如果能到一个一尘不染的地方，这太可贵了！就这样我去了广东。

　　到了广东我的第一份工作也不是做报纸。那时候《南海日报》要招人，但是当时只是领导班子成立了，还没有开始招员工，我朋友说让我呆在她家就好了，等报社营业了，直接去应聘就行。但我已经在她们家呆了一个星期了，也不好意思继续住了，那我就得先找一个包吃包住的地方，工资低也没关系。后来就找到了佛山宾馆，那地方招文秘，但是要求先到基层干一个月才能去应聘文秘岗位，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被安排去车间实习，叠毛巾。我那时候也吃不惯当地的东西，每天就吃方便面，我没想到在广东吃那些会上火，导致我满脸都是痘！干了半个月领了90多块钱工资，全去医院看痘了。

　　半个月以后《南海日报》报社社长找我谈，他看了我的资料，说我资质可以的，再加上我是第一个去应聘的，直接就让我过去了。在那里干了不到两年，那段时间我结婚了，婚后要办理户口，我没户口，孩子就没户口，那怎么办呢？这在当时是很恐怖的事情！再加上吃不惯、天气热，我又病了，我一气之下就说不干了，我要回北方。

读《百年孤独》的服装摊摊主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还去郑州待过过一年多。在《中原建设报》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连买白菜都买不起，当时的工资太低了！没办法生活，我就又不干了。

　　我妹妹当时有一个服装摊，旁边一家店的店主是个扎着小辫子、爱看小说的男士。每次去我妹妹那里，都会看到这儿有个人每天在摊位里看书。我们去跟他聊，我说我也想搞个店，但是我看病把钱花完了，可能交不起租金，他就说等我挣钱了再把租金给他，就这样我们开了个小店。我跟那个店主一样，也是拿着《百年孤独》一边卖服装一边看。

　　后来我在郑州生了孩子，我丈夫的爸爸妈妈来了，看了我们情况后破口大骂，让我们“滚”回浙江去，他们说：你看你们俩，黑户不说，工作还丢了，在这租个房子，小孩都是黑户！就这样我们抱着孩子去了浙江。

　　从报社记者到开服装店，看着我好像挺勇敢的，其实就是生活所迫。要不然我哪有那么勇敢（笑），好像一身才华地到处去，这完全是生活所迫，走到这一步了，必须走下一步，每一步都不得不走，都跳不开。

　　到了浙江的时候孩子才40多天，没法做任何事情，我就在亲戚家里住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叔叔拿了张黑白的小报，可不起眼了，他说这是我们这里的报纸，可牛了！我拿来一看，四个版，只有一张照片，我就说这报纸还算牛的？你那是没见过我做的报纸。他说你想去干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这个单位可吃香了！我就说那可以试试看嘛！

　　后来我见了副主编，他是当地作协主席，他一看我获过奖，又发过这么多杂志，就带我去见社长。当天就让我改稿子啊，下午画了几个版，没过几天就上班了，很顺利。后来入职的人都要考试了，我可能是不考试进的最后一批人。

　　刚去的时候当了一两年记者，后来他们就觉得专刊、副刊可能更合适我，我就在这一动不动当了五六年的副主任，一直当到退休。后来我援疆走了三四个月，他们把专刊副刊部撤了。

　　我做记者去采访的，是余姚一个范围很小的地方，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说：古丽记者又来鼓励我们了！这是他们对我的评价。我比较认真，做什么都会去深入生活，走到最基层去。我觉得新闻最重要的是一个真相，这是我的想法，真相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如果新闻不为着真相而去的话，那么我觉得其他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是做文化类的新闻，做那些比较深入的东西，我再采访过程中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兴趣去刨根问底，就是因为我想知道真正的东西，千说万说没有用，我去了才算，我眼见为实！我听到的、看到的、体会到的，那是经过了我体温的文字，我会把它搬上新闻。

　　现在有些新闻人为了赚流量搞假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做很恶毒，不顾真相，会颠倒真实和非真实，然后混淆视听，让人们陷于混乱，总会出问题，尤其在关系到民生这样的大事情的时候，它会出大问题！所以说。无论对上、对下还是对记者自身来说，留真相很重要。

敏感细腻是作家的天赋，也是困扰

　　我本来没注意自己有多大的不同，但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她说我昨天还说世界很美好，生活很美好，现在又说让这个世界不要碰我，我也不碰这个世界！她说我情绪起伏太大了。我碰到的不同的事情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情绪反应，我说我这样会不会精神很有问题啊？她说没问题，一个作家就要有激情，碰到事情都无动于衷那还怎么写呢？

　　我现在给自己辩解，就是说不是因为我的情绪特别不稳定，而是这个世界它的变化多端让我的情绪没法稳定。可能写东西的人必须想得多一点，这是对外实际的表达吧。

　　看起来我是很宽容的，很随和的，所有的好词儿都可以用。但是实际上我在房间里独处时候，我跟自己很难和解，跟这个世界也很难相处，我可能多半时候都活在书里。我跟书里人打交道就没有障碍，听得懂他们说什么，他们没说的我都能懂，很能领会他们的诙谐幽默、孤独和心里的那种凄楚等等。但现实中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它是好大的问题，就会很纠结，所以就有时候就回避。让我跟电脑打交道，跟书打交道，我觉得很简单，但是跟人打交道不行。

　　我去年这个时候在写作，有两三个月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不跟外界接触。有一天我打开窗，觉得我已经好久没看见这个世界了，它居然还有一扇窗户可以打开！我其实很喜欢这种隔绝，因为文字里的敏感是我能承受的，但是生活的很多问题我是不擅长解决的。所以就变成了我喜欢关着窗户、隔着屏障去看世界，这样我觉得挺有安全感。

　　我现在都退休啦，不用跟很多人接触，可以只做自己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去做理疗的话，我都可以完全不用跟别人打交道。现在我有的时候也会很敏感，很吃力，因为做理疗的时候接触到的人们，和他们的交流可能跟心理搭界、跟物质金钱、跟现实时尚等等都搭界，但是它跟精神就没有关系，在那儿很难体验到关于精神领域的东西。

对作者来说原创是尊严

　　我要讲一个很早以前的事。大概是八八年左右，我那个时候天天写诗，一天能写五六首。有一天我看一本杂志，那个杂志还挺大挺有名的，我发现有一首诗是我读过的作者写的，但是名字换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个作家太有名了，他叫刘再复。我一看不对呀，这是刘再复老师的诗，怎么可以换个名字登在这个上面呢？然后我就写了封信给那个杂志社。我当时很认真，虽然这好像跟我没关系，但我觉得气不过！后来那个杂志社给我回信了，就说他们去查了这个作者，之后也处理了这件事。

　　我觉得对一个作者来说，原创是尊严，剽窃别人的作品其实就已经抛开了羞耻感。抛弃羞耻和尊严的代价是远远大于他得到的那些东西的，这个代价是很大的。一个写作者的尊严全部都割开放一边，然后去拿别人的东西来挂上了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痛苦。

　　所谓原创，我认为就是至高的。

　　一个好作家的文章就好像给了读者一个“子宫”，让读者能生出不同的“孩子”，让人读完后会产生非要写些什么才行的欲望和需求。

访谈

　　帕蒂古丽，女，维吾尔族，作家，《余姚日报》记者，浙江省余姚市政协常委，余姚市少数民族联谊会会长，余姚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社科组副组长。曾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届开发建设新疆文学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出版有散文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等著作，散文《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入选《中国散文2012年年度佳作》。

【高端访谈】

帕蒂古丽 ‖ “在我的生命当中，写作是回乡的一种方式”

“在我的生命当中，

写作是回乡的一种方式”

——对话著名作家帕蒂古丽

□ 本报记者曾入龙吴茹烈韦元龙

　　帕蒂古丽，维吾尔族，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大家》《天涯》《民族文学》等发表作品近百万字。已出版散文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庄》《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思念的重量》《水乳交融的村庄秘境》《模仿者的生活》《蕴情的土地》。长篇小说《柯卡之恋》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长篇小说《百年血脉》获得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第三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北京市优秀图书奖、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并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海外发行。散文《思念的重量》获得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散文《模仿者的生活》获得2012 年度《民族文学》奖、最佳华文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散文《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获得2014 年度人民文学奖。

“在我写作的时候，那些疼痛都成了财富”

记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是你的故乡，我们总能从你的文字里看到故乡的“身影”。

帕蒂古丽：我的《隐秘的故乡》《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散失的母亲》等多部作品集，基本都是写我的故乡——大梁坡村，写村庄以及我的家族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故乡的？

帕蒂古丽：我十七岁到兰州上大学，毕业后回新疆到《塔城报》（今《塔城日报》）工作，二十七岁我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新疆，来到江南。如今我56岁了，我在江南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新疆生活的时间，生命差不多算是一半在新疆，一半在江南。

记者：聊一聊你在新疆的成长经历。

帕蒂古丽：我的成长经历，在我的那几本散文集里展露无遗。我有一篇散文叫《散失的母亲》，基本上能概括我小时候一些比较悲惨的境遇。过去我一直认为，那些比较悲惨的境遇是不好的经历，除了灾难就是疼痛，给我带来了很多不幸的体验。但是在我写作的时候，我觉得那些疼痛都成了财富，至少我现在是用这样的想法去看的。包括《隐秘的故乡》，它基本上记录了我从七八岁一直到十七八岁的成长经历。这些成长经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让我学会了成长，让我成长为现在的自己。

记者：你是如何爱上文学的？

帕蒂古丽：在我小时候，谈论爱好文学这个话题都是很奢侈的。在谈论文学之前，我还得说说语言这个问题。我以前说的语言不是汉语，说的是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虽然我的家庭里母亲会说汉语，但母亲基本上不讲话，所以交流主要是维吾尔语。

实际上是对语言感兴趣，让我热爱上文学，我以前没有谈过，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说需要碰撞才能交融。我上学之前的语言环境，并不是纯汉语。我的邻居是哈萨克族，因此我的哈萨克语挺好。到了学校以后，我开始正式地学汉语。

记者：学汉语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帕蒂古丽：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汉语时，老师讲《亡羊补牢》一课，我不懂“邻居”是什么意思，举手问老师，老师很生气，以为我故意捣乱。还有一次，父亲指着搪瓷盆底的“大众”的“众”，问我怎么念，什么意思。我只会念，不懂意思。父亲说“三个人就是众”，当时觉得汉字真是奇妙。

后来，我逐渐被汉语吸引。我一一开始进入文字世界，天生跟别人不一样。在民族地区，很多人不会去观察和思考很细微的文化现象，比如多种语言跟单一语言的区别。但是，我因为写作，我很在意，我过去可能也没有细微地去察觉这一点——我是带着双向的语言进入文字世界的。

双向的语言造就了我的两重视角，我觉得可能在很早以前，我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对于我的写作而言，是大有裨益的。这让我觉得文字很有趣，汉语很有趣，进而爱上了文学。

记者：你早期看过哪些文学作品？

帕蒂古丽：在我很小的时候，主要是看样板戏的剧本，可以说样板戏是我最早的文字启蒙。等再大些了，我主要看《林海雪原》《红旗谱》《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那时候我们看不到太多的书，后来才逐渐接触到《当代》《十月》《收获》《啄木鸟》等刊物，我特别喜欢看。再到后来，我开始接触国内外名著，这才真正打开了我通往文学的大门。在兰州上大学，我喜欢看哲学、心理学方面的作品，其次才是文学方面的作品。

“发掘文化时，我会找一些新的东西放进来，让它们重获生命力”。

记者：谈一谈你最早发表作品的经历。

帕蒂古丽：我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歌，发表在了《塔城报》上，叫《思乡春秋》。上大学的时候，我受朦胧诗影响比较大，喜欢读北岛、舒婷、顾城的诗，余光中等台湾乡愁诗人对我影响也很大。

我跟刘亮程、沈苇是同时发表诗歌的一批人，我大概是在1988年左右开始在《塔城报》发表诗歌。后来在《伊犁河》《民族作家》《中国西部文学》（现《西部》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大概 1990年左右，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是我的处女作，对我影响很大，叫《血色的梦》。

后来，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叫《百年血脉》。再后来，我又写了一些关于民族、语言、文化差异之类的文字，接连在《人民文学》上刊发。

记者：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

帕蒂古丽：当然是《隐秘的故乡》。在出这部散文集之前，我出过两本散文集，一本是《混血的村庄》，一本是《跟羊儿分享的秘密》。出这两本集子的时候是我刚起步的时候，那些散文不差，文字挺美，但缺乏深厚的思考，也没有对文化或者对自己的经历有意识地展开回望。

《隐秘的故乡》这本书，我觉得是可以告慰我作为一名散文写作者的一本书，它表达了我应该表达的那些东西。尽管它给我带来的实惠最少，也没获过什么奖，不像之后的小说那样带给我很多荣誉，但我还是爱它。我觉得它能代表我，它能代表我的散文。

记者：据了解，你也是从事媒体工作？

帕蒂古丽：我主要负责文化周刊、周末特刊以及休闲类的专刊等，反正文化涉及的方面，我都很感兴趣。我在浙江余姚工作，采访过几百个人物，余姚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它们决定了我会自然地去做一些事。

对于这些文化底蕴，当地人都发掘几十年了，还有什么可写的？其实不是，我以不同的眼光来看、来写这些，于是又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余姚有一种传统戏剧叫姚剧，我因为写过不少关于姚剧的文章，成为姚剧研究会理事。有人听说我在关注姚剧这个事，都惊了，还说这个东西都不怎么有人听了，不要去搞。我听了也急了，姚剧这个地方戏是很有意思很有价值的。本来姚剧的剧团都快要解散了，我在文化周刊发了四十多篇“姚剧大家谈”，后来姚剧团保留了下来。现在姚剧是全国的“非遗”，姚剧剧团的几任团长都说：我们应该感谢古丽。现在，姚剧在全国获了很多奖，还在国内外去演出。

姚剧是传承了250多年的一个剧种，别人为什么不在意了？因为司空见惯了。所以发掘姚剧或其他文化的时候，我会找一些新的东西放进来，让它们重新获得生命力。

记者：你认为如何办好报纸副刊？

帕蒂古丽：报纸副刊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我认为它是一个摇篮，报纸的副刊办得好不好，主要看这个副刊有没有走出有影响的作家。

现在能够坚持搞副刊的报纸不多，搞得好的更少。副刊是有生命力的，是有价值的，它的人文价值，它的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都显得弥足珍贵。如果能够搞好搞精，那么它不仅能够培养新人，更能成为一家报纸的“王牌”和名片。

“从文化去融入一个地域，这样的融入最直接最生动也最深入”

记者：谈一谈你的长篇小说《百年血脉》。

帕蒂古丽：《百年血脉》讲的是我家族血脉融合的故事。我的家族是这样的，我外公是汉族，是我的太外公捡回来的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后来，我外公娶了我外婆，我外婆是回族……可以说，《百年血脉》里的血脉，是一个融合的血脉。

血脉融合其实不仅仅是血脉融合，还是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这是一个大趋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趋势。

记者：你到浙江工作多年，你写的作品几乎都是新疆的，在浙江和新疆之间，你是如何在写作上达成平衡的？

帕蒂古丽：在写作中，我的新疆是记忆中的新疆，我写的东西全是记忆中的东西，几乎没有新的东西。而浙江这边全是热乎乎的东西，全是都在发生的东西，全是我眼见的我可触摸的东西。对于不可触摸的那一部分，我用文学的笔法留在散文和小说里；对于可触摸的东西，我每天像蒸热乎乎的馒头一样， “蒸”给了浙江的读者。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北方女子对南方文化的理解。

有人问我如何融入南方文化，其实我融入的方式就是我每天在写它。我来到这个地方，首先要认识这个地方的文化，这也是一个融入的过程。现在余姚的文化人，无论是十七八岁的文化人还是八九十岁的文化人，都很认可我写的余姚的文化。他们笑着说：我们余姚的文化，由一个新疆人给我们写了。

对于我来说，从文化去融入一个地域，这样的融入最直接最生动也最深入。我认为一个民族跟另一个民族的融入，必先从文化开始，包括语言。我有一篇散文获得了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叫《被语言争夺的舌头》，写的其实也是一种融入。多年生活的磨炼与自身的摸索，让我已“能在文化的夹缝中平衡地‘走钢丝’”，我希望通过融入文化和语言，在不同文化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我必须在我的内部至少保持一种安宁和完整，我是用读书做到的”

记者：你常说你是一个离散者？

帕蒂古丽：我一听到故乡这个词总会热泪盈眶，因为我是一个离散者，我跟父母离散，我跟家园离散，我跟自我离散。

我有一本散文集叫《散失的母亲》，讲的就是我跟母亲离散的过程。我至今仍在寻找我的母亲，因为她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失踪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所以当我说出我是一个离散者的时候，我并非是在耸人听闻，这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我试图用各种方式去寻找母亲，但是至今未果。我是怎么去寻找母亲的呢？母亲刚失踪的时候，我用了不同的方式，包括在电线杆上去贴小广告、在报纸上刊发各种各样的寻人启事，我一天又一天地走过我认为她会走过的村庄，一直持续寻找了许久，一直没有找到，到后来我绝望了。现在离她失踪已经近 30 年了。后来我试图用精神的方式将我的生命与母亲联结，于是写了《散失的母亲》。

我与母亲离散后，又离开新疆来到南方，又与亲人和家园离散，所以说我是一个离散者。

记者：你并非一开始就来到浙江吧？

帕蒂古丽：是的。我二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新疆，但我并非从新疆直接到了浙江。我经历了一个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人生中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过程。我先到了广东。我之前没有到过广东，一张机票，就让我空降到了另外一个生活当中，从新疆的沙漠、草原，突然就到了广东。在广东的时间其实比较短暂，因为不能适应当地的语言和饮食，以及当地的气候等，我最终在一年多以后离开广东，到了郑州。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因为丈夫的老家是余姚，于是我们从郑州一起回到了余姚。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实际上是我生命的一个地理跨度，我跟自己是一个离散的状态，我的心灵、我的灵魂完全没有跟得上这样一种离散的、匆忙的、为生存去奔波的脚步。它太快了，我基本上是看着一个小小的我跟着一个青年的我奔跑。

记者：离散对你意味着什么？

帕蒂古丽：我走过那么多地方，适应过那么多人，经历过那么多种生活。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离散的人，生命几乎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我如何去重组自己？我必须在我的内部至少保持一种安宁和完整。

我是如何做到的呢？我认为我是用读书做到的。我讲离散并非是说我就离散到底了，而是要说我靠什么来聚拢自己的生命。聚拢就是聚合自己的灵与肉这样一个过程，是读书和写作帮我完成了这样一种聚合——生命的聚合。一个生命分为了几个段，至少是两段，如果大家的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我的生命是从中间断开的。我聚拢这些的方式是读书。

读书使我早慧。早慧，对于我来说不是一种优势，其实是一种灾难，因为过早地明白一些事理，便会过早地有了很多悲惨的记忆。

“一直以来，我用读书和写作来建构自己、回到自己、完善自己”

记者：你找到自己的故乡了吗？你如何界定“故乡”这两个字？

帕蒂古丽：一直以来，我用读书和写作来建构自己、回到自己、完善自己，其实这就是一个回家的过程。在地铁上或者在飞机上，我经常会带着一本书，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我认为我的故乡就在那几行字里，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世界，而我的世界在书页里，我给自己在众人当中营造了一个小小的故乡，它可能是很短暂的，也许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是我回到了我的故乡。我们其实可以时时为自己营造一个故乡，这个故乡无时无地不在。

也许有人会说“故乡就是书”很牵强，但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认为写作是回乡的一种方式，读书也是回乡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你的故乡，这是一种多么简洁多么美好的回家方式。我们说只有家才是宁静的，我小时候读书时会围裹一个帘子，然后钻在里边，现在也习惯了看书要关窗户拉上窗帘，因为我认为人的心灵在很多时刻需要屏蔽外面的喧嚣，给自己一片宁静的空间，哪怕它很小、很简陋，哪怕它只是垫几块砖当书桌、铺一条麻袋当坐垫，然后拿起一本书……这方寸之地就成了我当时的故乡，我的世界就是那一片书中的天地。我的故乡就是书。

记者：你在散文里经常提到自我认同，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自我认同？

帕蒂古丽：概括地说，我认为首先是要认识自己，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你去认同什么，或者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的一个老师曾经给我这样一个建议，他说，认识自己才能把握自己，把握自己才能发展自己。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对于我来说，读任何文学作品或者写文学作品，其实都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

我是这样认识自己的：我们首先不要认为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是被我们的意识掩埋的。我们说我们要有意识，实际上我们的意识太过强大了，它几乎蒙蔽了我们。我们常常自己蒙蔽自己，因此好多人在人前和人后、亲人前和陌生人前呈现出不同的状态。这个时候选择这样的自我，那个时候选择那样的自我，当我们进行过多选择的时候，特别容易丢失自我，因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难免会损失和耗掉一部分自我，自我要靠独处，通过独处来还原本来的自己，回到本我这样一个状态。

只有回到自我、认同自我，才能在读书和写作中找到一种良好的状态，写出的文字才是真实的，才能反映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