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男，1957年3月15日出生于北京，美国中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文学博士。1983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赴英国基尔大学进修美国文学。1985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到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美国研究专业。1993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从东岸移居西雅图。1996年至2016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工作，现已退休。期间从事中、英文写作。作品有散文集《紫藤簃》《自別故園幾經秋》《伸出蒙恩的手》和文集《無聲的侍奉》，以及回忆录《五零后的回眸》上下卷和《创作回顾》之外，还有长篇小说《离乡人》。英文著作有长篇小说《Expatriates》，短篇小说集《Trojan Rooster》。
英文作品曾发表于Folio: A literary Journal《富丽欧文学》，Wisconsin Review《威斯康星文学》，The Armchair Aesthete《扶手椅上的美学家》，Timber Creek Review《林边小溪文学》，Christian Courier《基督信使》，Kimera: A Journal of Fine Writing《朦胧文学》（获一九九九年Pushcart Prize提名），Wordsof Wisdom《智慧的语言》，Five Points《五点文学》，Pangolin Papers, 《攀格林文学》（获一九九九年Pushcart Prize提名），再版《城垣文学》，The Long Story《中篇小说》，Red Rock Review《红磐石文学》，The Minnesota Review《密尼苏达文学》, 其中两篇获一九九九年 Pushcart Prize 提名。
中文作品曾发表于《世界日报》、《神国杂志》 (贰篇) 、《举目》（叁篇）、《生命季刊》、《传记文学》（肆篇）、《文学台湾》、《台湾风物》、《台湾文献》(两篇) 等。
张泉作品《五零后的回眸》部分章节
温暖提示：
张泉作品《五零后的回眸》分上卷和下卷：
《五零后的回眸》上卷"面包会有的"时代 涵盖大陆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由《国府大院》、《北辛庄》、《桂春园/编译局》"三部曲" 组成。
《五零后的回眸》下卷 "一切都会有的"时代 涵盖大陆自197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至今。由《二外》、《留洋》、《旅居》"三部曲"组成。
《五零后的回眸》已正式出版上市，由于版权问题，这里只无序收录书本中部分内容，阅读全书，请上亚马逊搜索购买，美国以外的读者可以在 book depository 上购买。
如对“有声频道”感兴趣，可上 喜马拉雅，搜索“五零后的回眸”收听，全部一卷，三部曲：国府大院、北辛庄、编译局。
书名中英文对照：
《五零后的回眸》上卷 => Generation Mao: a Memoir Volume 1
《五零后的回眸》下卷 => Generation Mao: a Memoir Volume 2
国府大院的来历
我的童年、青少年是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西便门小学、北京五十一中度过的。西便门是老北京外城七门之一，与北垣东段上的东便门相对。明朝嘉靖年间，为了防御蒙古铁骑的骚扰，加强京城防卫，修筑了包围南郊一面的外城，在外城的最西端修建了西便门。西便门外城、宣武门内城均属于清代八旗之一镶蓝旗管辖范围，西便门城内原设有一排一排镶蓝旗营房。清朝末期，镶蓝旗下兵丁两万七千人，家眷总人口约13.5万人。
西便门是老北京外城七门之一 北京西便门、复兴门
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八国联军佔领北京，德军占领把守西便门，城楼上曾高悬德意志帝国黑白红三色旗国旗。
49年建国后，西便门是政府动议拆城门后第一个被选中的城门，城楼、箭楼和甕城于1952年被拆除。从外城出西便门向西北方向行走的孔道，出城奔北卽西便门外大街，明清时为西便门外官道，明称礼神街，清称光恒街，解放后改今名，可直达月坛，再北就到阜成门关厢了。西便門外“相传数百年前这里是京城风至、树静、安宁的墓地。守护这片沉重、安宁墓地的是一棵百年古槐树，槐中有井，井中有泉。古槐树东南两面有古城墙环绕，护城的河水沿墙流过。真可谓：一片安魂净土，更与天地共融。”
建国后，几十万大军和军、政干部从全国各地大批调入北京。名目繁多的政府机关、军事部门相继成立，拥挤在古都内、外城前朝的衙门、王府、庙寺、四合院内和城内的居民混居一起。一时京城古都拥挤不堪、人满为患。此时的北京城在小说《赵家大院》里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除了中南海西门，就是六部口街。这就是民国时期的部委所在地。现在这个地区因为先入为主，已经被党中央的保卫部门所占据，中央社会部的办公地点就在中南海的对面，统战部安排到了西单市场东北角，中组部占领了西单北6条。国务院的新建的几大部委就需要开阔的土地做基本建设。沿着土路再往西走，穿过了西便门，就出了北京城。这里现在就是预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个部队的兵营了。西便门再往西南，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白云观的地盘。高高的牌楼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要倒下。
我父亲1954年从重庆被调进京，到位于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报国寺的中央粮食部工作。他在《风雨岁月漫漫路》中是这样记录的：
为解决在京各部委党政机关、各大兵种干部及家属住房问题，“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的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的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的新型大院出现了。”
1957年复兴门豁口处
1955年的复兴门外大街南礼士路南口
五十年代西便門外大街新建的国务院宿舍、铁道部、老302、二炮关宿舍大院
短短几年时间内，各部委、各军种宿舍大院，如雨后春笋，在京城古都西北面的相继建立，什么空军大院、轻工部、七机部、军科（军事科学院）、三部（总参三部）、计委（国家计委）、设计院、钢院；什么三号（月坛南街3号，华北局宿舍）、和平里七区、三里河三区、百万庄酉区（皆为中央国家机关宿舍）。 据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记载：
复兴路沿街是一色的军队院子，颐和园周边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总参三部、中央党校、中调部、西苑医院、北大等单位的宿舍，北蜂窝一带有铁道部、新华社、四机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京西宾馆等单位的宿舍，东大桥一带有纺织部、外交部、农业部等单位的宿舍。月坛地区机关最多，有个顺口溜说：“二三六九中，全城来办公！”当中的“三”，即指月坛地区的三里河，那里三部一委一院，有小国务院之称。
而在所有这些五十年代新建机关宿舍大院中，‘国府大院’（即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名声最大。因为它“是上个世纪中期北京最典型的国家机关宿舍大院之一。”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是周总理亲自批准、苏联老大哥帮助设计建造的俄式红砖多层建筑，室内高度近三米，墙体厚度达30公分，冬暖夏凉。
正方型的大院由九栋、三种不同等级的楼群组成。外围面向东、南护城河为四栋四层普通红砖楼群，分三居室（一家）、四居室（两家）不等、十六个单元组，大多住着国务院机关普通干部、民主人士和机关勤杂人员家属，约占全院居民50%；外围面西（面对西便门大街、铁道部宿舍）、面北（面对广播事业局宿舍）为两栋四层俄式红砖楼群，分三、四居室（一家），十五个单元组，大多住着国务院机关、部委13级以下的中层干部家属，约占全院居民35%；九栋楼群从四面八方围成的正方型大院中心簇拥着三栋五居室的三层小楼，十三个单元组，曾是11级以上干部、国务院参事和相当级别的民主人士居住，约占全院居民15% 。全院共四十组单元，五百一十六户，三、四千居民。
国府大院内卫星鸟瞰图
国府大院三维示意图
虽然每套居室都备有厨房、厕所、洗澡间和暖气设备，每套居室依级别不同房间数量、质量与面积都有明显的差别。比如普通单元居室配备淋浴、水泥地板、铁栏杆阳台，而中、高级单元居室不仅面积大而且配备的是浴缸、紫红漆地板、沙发、宽敞的雕花阳台和绿漆窗框。
客厅前的大雕花阳台
厨房间的小大雕花阳台
三层小楼单元
我曾在一篇题为“桥”的英文短篇中对‘国府大院’等级森严的布局做过如下描写：
中文大意是：
国府大院内的三栋三层小楼，不同于环绕在周围的两组L形从西北、东南四面环抱大院的楼群，大院封闭得像个城堡。西侧楼底有一个貌似隧道的进出口大门，东侧有个院门，门后便是三栋三层小楼群，供副部、正司局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居住。宽敞的水泥雕花阳台、绿漆屋檐、耀眼的瓦顶。三栋小楼面对着大院内精心栽培、浇灌、培育的中心花园：长方形的花圃园地和水泥砌成的椭圆形花坛。大院内有自己的花匠和温室。小楼的主人们有配备的轿车、司机和秘书。每套五居室住房还配有电视、电话、浴室、浴缸、厨房。每套住房除一楼有各自的小花园外，各有大、小两个雕花阳台。室内地板打腊或铺地毯。
1955年建成的‘国府大院’内中心高干三层小楼
《黄河边纪事》的作者薛铁伦五十年代中期曾住在国务院宿舍大院内五组二十七号。他父亲薛和昉时任中央文委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他有一张1957年父母在国务院宿舍住宅前的留影。 在《黄河边纪事》中薛铁伦回忆起他家当时搬进刚刚盖好的国府大院新居：
刘继先是国务院宿舍家属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她是个1939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解放战争时期在晋绥野战军五旅，西北野战军三纵队九师，第三军后勤部任职。1955年以正连职复员，同年4月随转业的丈夫，老红军干部曹昆隆进京，曹昆隆时任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1955年下半年全家搬到了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
前排左起第三人是时任国务院宿舍家属委员会主任刘继先 1957年曹永明和三姐冬琳在10号大院家住的楼前合影
半个多世纪后，曹昆隆/刘继先的儿子曹永明在“永远的军人—为母亲九十寿辰而作”中留下这两张珍贵的相片。曹永明和三姐曹冬琳坐在水泥砌成的椭圆形花坛边上，他们身后花池中花红叶绿的美人蕉依稀可见。花坛后面不远处便是刚刚建成的国府大院内中心高干三层小楼。曹永明写道：
位于西便门外大街10号的国务院宿舍建成于1955年，建筑物都是苏式风格，室内净高达三米，铺设实木地板，至今已经历了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历久弥新，堪称完美。10号院当时东临护城河和城墙，出西大门，马路对面是铁道部宿舍，北临复兴门外大街的广播大厦，记得儿时，我喜欢站在家里东阳台上看广播大厦一天天地长高。宿舍大院内居住着国务院直属局（部级），及处（司局级）以下干部，共计500余户。国务院的大部委都有各自的宿舍大院，而一些较小的直属机关，如专家局，档案局，出国工人管理局等由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处管理科管理的10号院统一解决食宿（那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未成立）。
大院宿舍家属委员会都忙些什么呢？曹永明告诉我们：
10号大院内，主食，副食，蔬菜，水果门店齐全，洗衣店，裁缝店，卫生所，食堂，电话总机室一应俱全。家委会当时很受重视，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会议室，值班室，活动室。母亲和家委会委员们白天在值班室轮流值班，每天晚上在会议室开碰头会，家属工作纷杂琐碎，很是忙碌，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创建五好家庭活动，日常化的检查卫生，组织评比，调解邻里纠纷等等。有时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来，或是直接上门求助，多是两口子吵架拌嘴（行政七级，八级，九级，十级的高干们亦不能免俗），这是所有工作中最让人煞费苦心的事情，只能劝和，稀泥抹光墙，努力当好八级泥瓦匠。那时，自己做饭的人很少，一日三餐都靠食堂，民以食为天，办好食堂，让干部和家属们满意，自然也是家委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曹永明还较为详尽地记述了当年国府大院的生活：
文化娱乐在当时主要是每周放一次电影，场地就在大院东门外的空地上，露天放映，自带小凳。家委会要事先印票，卖票。记得1957年，放映影片《祝福》，这部电影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国际上获过奖，国内更是好评如潮，是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主演的。恰好白杨的家就在10号大院，于是，母亲登门代表家委会盛情邀请白杨与本院的观众们见面，那时的明星很随和，欣然答应。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明星效应令当晚的电影票立即售罄。周边的铁道部宿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群众也纷至沓来，都想一睹电影明星的风采。加印电影票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把回收的票二次卖出，总算满足了群众的要求。
母亲每周都要去中南海的国办行政处管理科汇报家委会工作，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三年中，从未有机会见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1957年6月，全国总工会妇女工作部在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母亲作为中直机关家属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大姐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这是母亲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当年五旅的政委，父亲的老战友王赤军将军（时任交通部政治部主任）还专程到会议上，看望了我母亲。
国府大院的邻居
我家在大院里住了十多年，搬了几次家，但一直住在普通红砖楼。先是住着三居室，有自己的阳台。我们的阳台虽比不上院内那些俄式宽敞的雕花阳台，而且是水泥和铁栏杆混合制成，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是我们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记忆中的一个亮点。阳台是我们摄影棚、奶奶讲故事的平台、种花点豆的园地、晾晒衣服的烘干机、淘气撒野的舞台、蓄养家禽的鸡鸭窝。还记得奶奶当年在狭小的阳台上曾养过的鸡和鸭。我们兄弟俩每天放学后便在楼下招呼奶奶，她便把小鸡、小鸭放在一只盖了手巾的篮子里，用绳子从阳台把篮子慢慢放下来。宿舍楼后院除了各家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花圃、菜地以外，是一片片长满各种野草的荒地，是放鸡、放鸭的好地方。一次，一只小鸡不慎从吊蓝里滑落出来，肚子正好挂在铁丝网上。我和哥哥赶紧把受伤的小鸡抱回家，奶奶从容不迫地用针线把受伤的肚子缝好并涂上红药水。几天后小鸡完好如初，欢蹦乱跳。半个世纪过后，那狭小的阳台成了我一篇英文小说的标题、题材和故事。
60年代母亲、父亲、“哥俩好”在宿舍阳台上合影
我们家69年下放干校时，据说父亲瞒着母亲退掉了我们三居室宿舍。两年后回城，被分配到原独家三居室的对门，和另一家（五口之家）分居一套四居室，每家两间卧房，从此共用厨房、厕所、洗澡间，从此永远失去了我们全家心爱的阳台。言归正传
普通楼里住的人最多，不少是和母亲在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对外文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务院秘书厅、侨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对外友协、外办（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好友。60年代母亲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
不久前我曾读到刘庚寅叔叔2006年写的《为了友谊与和平: 民间外交亲历记》。刘家和我家仅一墙之隔同楼同层不同单元组（刘家27组，我们家26组）。我们两家同住三楼，如在厨房两家同时倒垃圾的时候，可以在各自打开的垃圾窗口对话或递送东西。当然楼上任何一家此时丢垃圾，就会殃及鱼池。在没有普及电话的时代，此种通讯、传递方式效率极高，不知这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本意？刘庚寅原是母亲在外办同事，后任驻加拿大使馆一等秘书、对外友协美大处处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家楼下住着外办日本组副组长王晓云叔叔一家。他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名叫王小平和我同岁，人很文静、聪明、正直。从幼儿园毕业后，他考上北京实验二小。在大院里，我们很要好，经常在一起谈论问题、打乒乓球。他父亲王晓云是延安时期的干部，为恢复中日邦交做了大量工作，很受周总理、陈毅、廖承志的器重。1972年，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并首任驻日大使（驻日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200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 》。丁阿姨曾是妈妈的老上级，1958年4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成立时外交部长陈毅兼任外办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丁阿姨任秘书组组长。她的老伴是大名鼎鼎的《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后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家郑律成。他是朝鲜人，在延安与丁阿姨相爱，结为伉俪。他们有一个在延安出生的女儿叫郑小提。延安时期生活紧张，为了凑钱在当地买一只母羊给女儿供应奶水，郑律成狠心把他从朝鲜随身携带的他最心爱的小提琴卖掉。女儿由此得名郑小提。建国后小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作曲，弹得一手好钢琴。 丁阿姨一家就住在国务院宿舍大院内的高干楼里。1979年丁阿姨出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82年出任中国驻丹麦王国（兼冰岛）特命全权大使。
在大院里和我们家经常来往的是母亲在外办的同事李熊蜚叔叔、叶运明阿姨一家。李叔叔和叶阿姨同是湖南湘潭人，大学又是同学。两人都有过人的才华和绝技。在外办李叔叔起草的东西，一笔挥成、落笔成章。叶阿姨笔录的东西包括总理的讲话，不仅一字不拉、而且字体工整得无需誊写。他们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三居室的家，虽然总是凌乱不整，书架、床头到处是书。李家读书蔚然成风、孩子个个品学兼优。特别是最小的李岩岩，小名喜宝，从小就抱着诸如《三国》、《水浒》、西游记》、《雾都孤儿》、《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的旅行》等大部头的书看，津津有味。我就是在他家里读到喜宝爱不释手的《十万个为什么》。改革开放后，1978年3月李岩岩从北京西城区铁一中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创办第一个少年班。少年班中最小只有11岁的21名“神童”有些没有经过高考便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直接破格录取，组成少年班集中接受教育培养。后赴纽约大学获数学博士，现为Rutgers大学教授，是Alfred P. Sloan奖获得者。在数学顶尖级刊物(如Acta MAth.) 等发表论文多篇。
中国第一届大学生少年班部分同学和老师的合影 2016年11月李岩岩入选美国数学学会会士
李叔叔的妈妈在家操持八口人的饭食和家务，月底时有拮据境况出现。孩子们曾来我家找 “星辉阿姨借钱”（我母亲）。 李家的收入和我父母的收入相差无几，但他们是八口之家，入不敷出，月底难免捉襟见肘。在我的记忆里，李家除了书多外，就是一股浓重的顿萝卜味。特别是冬季，除了储存大白菜外，萝卜就是最经济实惠的菜了。其实我们两家的生活大同小异。我们虽然是四口之家，但父母每月要负责向各自两家寄钱贴补他们父母的生活。母亲为了节省几块钱的月票，上班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要知道从西便门国府大院徒步走到位于府右街国务院西门、北门是一条相当远的来回至少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在国府大院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住在同一个单元楼的小友阿姨。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记得她大大的脸庞，大嗓门，讲起话、笑起来震天动地。据说她结过婚，家住河北农村。但从来没看她回过家。小友家对我一直是个谜。他比我们兄弟俩都大不少，有个时隐时现的姐姐，从来没看见过的父亲。他妈妈似乎常年有病，所有家务都由小友阿姨承担：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因为住在一层，楼里的公用电话安装在小友家，小友阿姨便兼起电话传呼。时间长了，楼里大小事情、张家长、李家短，她都了如指掌，所以自然成为了楼长。小友阿姨虽然有些脾气，但心直口快、办事公道。她待人真诚、富于同情心。
1966年开春，那时正值“四清运动”后期， 许多机关干部分赴到全国各地开展运动，我母亲随四清工作队去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著名革命先烈刘胡兰的家乡。我父亲到粮食部所管辖的一家位于北京郊区的粮食机械厂搞四清，有时晚上回来看看我们。宿舍大院子弟平时的生活一般由保姆照理，没有保姆的，就到大院食堂包伙。我和哥哥一天三顿在大院食堂包伙。家里炉灶停火，厨房炉子旁连接的储水罐的水就无法加热。所以淋浴、洗衣没有热水。冬季到来，长期没有洗澡、换洗衣物，我们兄弟俩身上不知何时长了虱子、跳蚤。小友阿姨观察到我们哥俩衣冠不整、肮脏的窘相，不仅没有责怪、嫌弃，还主动邀我们用她家的热水洗浴、并亲手洗、晒我们换洗下的衣服。
家里炉灶停火后，没有开水喝。宿舍大院食堂每晚有人给食堂包伙的家庭定时送开水、灌暖瓶。唯恐错过喝开水的机会，我们兄弟俩每晚饭后在楼下瞭望、等候。一天晚上，天黑得不见五指，我在楼下等候。从大院食堂方向传来送开水的声音，哥哥闻声急忙往回家的方向跑。因没有注意到绑在路边树木间平时晾晒衣、褥的铁丝、绳索，在疾跑中被低矮、看不见的铁丝、绳索勒到脖颈，反弹后摔倒在马路沿儿上。我在楼下等候，天又黑，所以只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当哥哥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走进我们宿舍楼门时，我并不知道是他摔了跤，所以没有特别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哥哥从我身边走进楼后，继续上楼。小友阿姨的家门，因电话的缘故，平时总是开着的。她刚巧走到门口，发现一楼楼梯转弯处的地上血迹斑斑，她顺着血迹发现我哥哥（张波）正在有气无力地扶梯上楼。她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二话没讲，放下手里的活，抱起受了脑伤的张波就向大院门外的19路公共汽车站冲去，当场拦下一辆开往北京儿童医院的公车。我父亲闻讯赶到医院时，小友阿姨正在急诊室陪着张波等候医生治疗。多少年后，父亲在《风雨岁月漫漫路》 中是这样记录这段经历的：
那时市场上做衣服的布供应短缺，布料凭布票购买。父亲专门买了几尺做衣服的布料作为薄礼送小友阿姨，算是对她的答谢。
国府大院的失落
从干校回城回到国府大院后，从表面上看，院里变化不大。只是我们原来的三居室被别家居住，只好搬到对门和郭家（五口之家）合住一套四居室，每家两间卧房，从此共用厨房、厕所、洗澡间。
我原来在西便门小学的班级刚刚小学毕业，那届毕业生几乎全部就近到北京五十一中上学，我也就随着大溜，和原班同学重读初中一年级。到校报到的第一天，才知道来五十一中上学的不仅仅来自西便门小学，而是来自包括梁家园、北线阁、善果寺、北京小学等宣武区广安门内十五所小学。我们那届9个班，每班50左右人，大约450人！那时还在备战备荒，所以学校还是模仿军队，全年级编制为9个排，3个连，我被任命为排长兼学生连指导员。任命刚一宣布，就有几个从不同学校来的学生当众认出我来。
67年底复课闹革命时，少先队被红小兵组织取替。那时我曾在西便门小学被推选为全校红小兵勤务组组长（相当于文革前少先队大队长的角色）。当时举国上下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红小兵勤务组的主要活动就是在校内外利用各种形式推动这个运动。
读者还记得我前面在“景观国府百鸡战”中提到的有关“人性中宗教激情”的长篇大论吧。我不仅在评论那个时代，我是身有体会地评论包括我在内的那个时代。还记得那个时代“宗教激情”的特征吧：
“有牙的、没牙的，……不离口”，“就连大字不识的也满嘴……” “说得有鼻子有眼，天花乱坠，让人无可辩驳”，“在……还没有定论之前，就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这一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
我那时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这一史无前例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典型。并且荣幸地被推选为当时广内十五所小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并代表广内十五所小学参加北京市宣武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会后还去了不少宣武广内小学做“讲用”报告。前面读过“干校的农村生活”那一节，有读者会问，小小的年纪，我怎么会胜任那白天黑夜、无休止写报告的苦差？我不是讲过，没有金刚钻焉能独揽这瓷器活儿？
言归正传，一位认出我的同学叫杨金标。他讲当年他们排着小队从北线阁小学徒步走到西便门小学接我去他们学校做“讲用”报告。我那时早已忘掉此事，经他提醒，想起确实去过几个学校，但大部分是被别人用自行车带去的，所以更不知道被带到哪几个学校。在五十一中当排长时，放学前全校组织学习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我那时还在全校播音室大言不惭地宣读过自己学习《反杜林论》的心得体会。我哥哥正好上初三，他们班里听到广播后，全班起哄，羞得我哥哥无地自容。现在你再问我《反杜林论》是谁写的？讲的是什么？早已忘记。因为那时读的也仅仅是只言片语。排长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每天搞军训、练操。几十年后，一位小学就是同学的奇善凯，在酒席中吐露真言，说我当年稍息、立正没个完！好在排长、连指导员的职位没做太长，我就因和班主任老师冲突而被停职检查。使我的宗教激情得以收敛。
那时国府大院的变化是微妙的。正像“国府百鸡战”的结尾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国府大院从外表上看像是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不难看出鸡血疗法在大院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许多当年在院内外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人物不是销声匿迹、就是漂流他乡。住在大院的中共早期创始人包惠僧的两个名叫包楚公、包楚燕的公子，文革初期是大名鼎鼎、显赫一时的造反派。据说“因坏了人性命而被判了很多年，去了新疆。楚燕还年青时就过世了。”同院好友的一个哥哥，在楼后用气枪击中了一位正在开车的地铁运输司机，闯出了大祸。那时他们的父亲远在国外做外交使节。出事那天，不少地铁工人乘卡车来国府大院讨要“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震天动地。“凶手” 抓到后被五花大绑地丢在车上开往工地。最后动用了哪位国务院最高层领导才把他的性命捡回，不得而知。有传，总理曾亲自出面才解决了这起人命关天的危机。人放出来后，被立即送往新疆。为此，我将这一事件写进我的英文短篇“阳台”。
文革初期，大院用来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大串联的地下室，现在却用来关押刚刚被抓起来的几年前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青少年造反派。每天清晨，剃了光头的青少年不法分子，在军人的看守下，在院内伴随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集体跑步、练操。经过几次公审大会的批斗，他们中不少以流氓、小偷、打砸抢不法分子罪名，被判了徒刑。公审大会上他们手铐、脚镣被押上批斗台，宣判后又被押送到服刑、劳教地点。因他们大都还是青少年，所以大部分被发配到北京城南十多公里的团河农场少管所劳动教养。
69年以后，据住在国府大院的魏黎明观察，“那时我已离开了学校去陕北农村插队，院儿里的消息几乎断了来源：小孩多去插队、军垦或随父母去干校，运气一点的去当兵，大人被关押的也不在少数，大院里除了一些参事和民主人士，几乎是空巢，院里仅剩下老弱病残和‘小小辈’的小孩”。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副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出逃途中机毁人亡。出事后不久，消息不胫而走，令人不可思议。
“天才战术家”、战功赫赫的元帅，毛主席文革时的亲密战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倡导者，我们从小所崇敬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接班人，“一夜间”因阴谋夺权的暴露而“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难以令人置信。试想想，那时神州大地，亿万人民，每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画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异口同声地祈祷：
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一夜间”，神坛上林副主席的画像不翼而飞，平时朗朗上口的祈祷词句少了一半。这是对亿万人民前所未有的激情何等大的打击！其实这种操心、挂虑大可不必。还记得我所述负面宗教激情所涵盖的“四无”与“四荒”吗？（即无知、无能、无耻、无赖；荒唐、荒诞、荒谬、荒芜）。事件发生后，有牙的、没牙的，林彪事件不离口，就连大字不识的也满嘴林彪事件，说得有鼻子有眼，天花乱坠，让人无可辩驳：
林彪带着一群老婆（应为：叶群老婆），趁机（应为：乘机）落荒而逃，掉进井里捞出来时，身体还温嘟嘟的呐（应为：飞至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在事件还没有定论之前，人们就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在神州大地、城镇乡村、街头巷尾诅嚼着林彪事件的细节。
林彪事件后，正像“国府百鸡战”的结尾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国府大院从外表上看像是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但不难看出鸡血疗法在大院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当年和李越然家住邻居的晨风在“百家廊：国务院宿舍的童年伙伴”中观察到“国务院宿舍安静下来，开始衰败。院里道路变得坑洼不平，路边野草长得老高，没人修剪的树木长得歪七扭八，把路两边盖得阴森森的。当年的少年都为生计各奔东西，缺了青春的滋养，大院的活力也渐渐消失了。”
林彪事件后没几年，母亲由国务院外办调到国务院总理信访室工作。从此全家搬出西便门国务院宿舍、搬进了位于国务院附近的西皇城根国务院宿舍。同院住着毛主席生活秘书张玉凤一家。我母亲的同事、好友总理卫士韩福裕、邓颖超生活秘书霍英华一家也住在这里。我们搬进了两居室的新居，虽不宽敞但有自己的小阳台、厨房和厕所。还记得刚搬进新居不久，下放干校时的老房东赵福闻讯送来一只老“母鸡”。因家里无人敢杀鸡，所以就把它放在阳台的笼子里养着。天还没亮，母鸡就打起鸣来。一连几天打鸣，天天不断，闹得左邻右舍怨声四起、不得安宁。邻居焦叔叔听说我们不敢杀鸡便自告奋勇。用他的话讲，杀鸡是他拿手好戏。话音未落，刀起头落。完事后随手把那无头鸡丢在厨房的地上，扬长而去。再回头看看那尸首异处的无头鸡，上窜下跳，鸡血四溅，新居厨房的地板、墙壁上血迹斑斑，脱落的鸡毛铺天盖地，惨不忍睹。再一次使我想起国府百鸡战的年代和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
今天，国府大院依然存在，2007年底还被列入第一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2008年的一天，和李越然家住邻居的晨风寻访了她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光的国府大院后，写了一篇“大院感伤”的好文。我愿摘录其中几段作为此文的结语：
随着历史变更和新小区层出不穷，北京封闭的机关大院已越来越少,大院文化成为一个遥远而温馨的回忆。国务院宿舍是京城所剩不多的大院之一，尽管宿舍居民的成分早已历经变更，院名也早改为某某路某某号，但老北京人还是习惯地称这个经历半个世纪的宿舍大院为“国务院宿舍”。
这里曾居住着几百户国务院及中直机关干部家庭，是上个世纪中期北京最典型的机关宿舍大院。也是干部子弟最扎堆之地。文革时期一些干部子弟穿着军装骑着锃亮的自行车从院里鱼贯而出上街打砸抢，还成为令派出所头痛的问题。
当年风华正茂的官员们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充满优越感的“大院子弟”也在世事沉浮中散落于社会各个阶层……
在荒芜的花坛前徘徊，还记着出当那儿满是美人蕉的花红叶绿。现在院中没有公共绿地，随意生长枝枝叶叶上都蒙着尘土，它们以顽强的生命力见证了大院的兴衰。假如开发商没有看上这块地皮，假如国务院宿舍没有因多方矛盾成为三不管地区，假如这院子能整旧如新，一切就可能不是结束，而会开始新的故事。
走出国务院宿舍我长出了一口气，仿佛逃离了一种矫情的感伤。一切都会衰老，在这个崇新的时代，被冷落的老院子命运又能如何？
当年国府大院的孩子们在欢声笑语的儿戏中，有谁会想到半个多世纪过后，院内的中心花园会是荆棘丛生，“随意生长枝枝叶叶上都蒙着尘土，” 花池中花红叶绿的美人蕉早已残零凋敝。昔日威风凛凛的国府大院，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飘摇的历练和摧残，已是驹光过隙，面目全非。当我们回首审视那个“面包会有的”时代，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已不复存在，残留下来的只是欢乐与悲哀的记忆。愿《国府大院》能帮助读者追溯那一去不复返的时代，了解那难以被理解的过去。
国府大院的名人
住在国府大院的有不少老红军，有当年长征时给毛主席抬担架的，有前面提到的红二军团五师供给部长、建国初任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财务处长湖南籍老红军曹昆隆；有江西瑞金籍老红军、建国后任云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后调到北京任318兵工厂党委书记的钟仁辉；有l933年参加红军长征过草地的当年四川籍红小鬼、建国后任周总理行政警卫秘书的何谦。
还有抗日名将、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将军的夫人林颖（4栋2楼4室）。
总理行政警卫秘书何谦的家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儿子、时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的沈谦的家同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住在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门洞的上下层。何谦曾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做过“红娘”促成周秉德和沈谦的儿子沈人骅喜结连理。《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的作者记载了这段佳话：
那是1964年国庆节后，周秉德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孙子沈人骅结婚，这还和周恩来的老秘书何谦有些关系。何谦和周秉德很熟悉，她刚进中南海时，就帮她安排过食宿，购买过日用品。听到周秉德母亲和邓颖超有时念叨25岁的周秉德还没有对象，何谦很把此事放在心上。过了一段时间，留心此事的何谦发现，楼里有时有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进出。1963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逝世。在追悼会上，何谦发现那位军官就站在沈谦身边。他和沈谦是老熟人了，又是近邻，印象中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青年军官是谁呢？经何谦进一步了解，青年军官叫沈人骅，是沈谦的儿子，30出头，还没有对象。于是，何谦决意来做个“红娘”。
何谦的家和沈谦的家同在国务院西便门宿舍，还在同一幢楼同一个门洞的上下层。他把周秉德母女邀到自家，又把沈谦父子请下楼。谈话从楼下谈到了楼上，交谈中周秉德觉得沈人骅有知识，老实正派，第一印象就不错。当时沈人骅还在山东济南空军第五航校工作，他们见了几面后，就全凭鱼雁传书谈恋爱了。渐渐地，周秉德对沈人骅的了解更多了：英语好，专业业务好，政治表现好，家庭背景好……1964年初，沈人骅因参加筹建西安空军工程学院，临时到北京工作，周秉德的恋爱之花，终于到了临近结果的季节。婚后，周秉德和沈人骅去西花厅，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
北辛庄 （一）
引言
1968年12月21日夜到22日，我们冒着北京的严寒和风雪在敲锣打鼓、集会游行、一片欢腾中度过的。那是文革的第三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除了像往常无一例外地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外，那时我们还在上小学五年级，对“上山下乡”的含意全然不知。
数以百万计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响应“最高指示”分赴全国各地，开始了他们的知青生涯。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仅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它有6个师39个团，1972年全“兵团”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达17万人。
自1968年，每年城市中学、高中毕业生，除少数参军和独生子女留城外，一律被送往乡村或边疆落户。连年照此执行，长达十年（到1978年为止），散布在天南地北的知青已多达1600万。 这十年知青中分为“老三届”（1966－1968年），“新五届”（1969－1973年），以及“后五届”（1974－1978年）。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热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仅上海就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
1972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斗胆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
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的。属于“后五届”知青。那时“上山下乡”已不是什么“选择”而是既成事实。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到1975年底为止，知青人数已达到1200万。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在我们下乡之前，即便“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也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毛泽东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1976年2月，毛泽东再一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 我们1975年高中毕业后真正上山下乡的日期，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到1976年3月，即毛泽东1976年2月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后。知青问题，直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9日逝世，也未得到“解决”。
1976年3月我们全班除少数参军和独生子女或特种原因留城外，几乎一窝端地被安置在北京大兴县长子营公社北辛庄大队。那时农村设置是县、公社、大队，相当于现在的县、镇、村。我们那批被安置在北辛庄大队的新知青四十四名，加上老知青二十四人，一共六十八人。如果各村知青数量相差不多的话，长子营公社下辖四十二个生产大队，大约二千五百多知青，占长子营公社二万五千人口的百分之十。大兴县有十四个公社、五百二十六个大队，全县共有大约三万多知青。
一、下乡的第一课
北辛庄在大兴县、长子营公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全村分四个生产小队。我所在的四队是全村工分值最高的生产队：一天满分为十分的价值是：一毛二分五（0.125元），仅够购买一斤棒子面（0.115元）！其它三个生产队的困境可想而知。到了年底全村家家倒欠生产队的账（落下饥荒）、户户青黄不接时揭不开锅。正值开春时节，公社又掖给这个三、四百来户的穷村四十多张多余的口，难怪我们一进村就遇到“白眼”。不但没有敲锣打鼓欢迎的场面，就连和我们搭话的都颇为罕见。更多的是见怪不怪、司空见惯、爱搭不理，给人以灰溜溜的、夹着尾巴做人的感觉。
这么多人的到来，好像不速之客，事前没有什么准备。原定的知青点是个旧小学校舍，因没来得及搬迁、整理，所以大队人马一进村便三、五成群地分散到十几户老乡家暂住。唯一有准备的活动是给我们新知青三天“阶级斗争”教育。北辛庄之所以穷，据村干部讲，是因为该村的“阶级斗争”复杂、“地、富、反、坏、右”从中捣乱。他们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无时不刻地寻机破坏生产。为了我们认清阶级敌人的真面目，专门领着我们走街串巷辨认“黑五类”的门。
那时报纸上经常讲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北辛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可不是“一小撮”的数字。虽还是少数，但差不多占全村四分之一人口。三、四百来户的村中，百八十户是“地、富、反、坏、右”？而他们大都集中在二队，成了二队的多数。到了刮风下大雨的天，五类分子被召集一起在村头巷尾修渠、修路，黑压压的一大群、一大片。他们手拿铁锨、肩挑担，要是真的造起反来，还是一股不小的力量。想到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寒而栗。
三天“阶级斗争”教育下来，三、四百来户的村子谁是贫下中农、谁是地富反坏右、我们哪能搞清？蒙头转向中，我们只知道我们不是贫下中农、也不是黑五类，但和黑五类同属不受欢迎的人。
下乡务农，所以我们脱下平时在城里穿的衣服，换上了一套我们自己认为的“农村打扮。”我们的行头大至一样：脚踏笨重的大头鞋或穿破了的旧棉鞋，上、下身穿着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时的补丁摞补丁的棉裤、棉袄，中间扎着根草绳，头顶“鸾平”式的（智取威虎山）帽子，三、五成群地来到生产队报到。队长一看到我们这身打扮，气就不打一处来。人还没到齐，就冲着我们骂骂咧咧、吼起来：
“瞧你们那叫花子像！拿我们这儿当要饭的地儿？把他妈咱农村想成什么样儿？就凭这怂样还想在这混碗饭吃？门儿都没有！”
抬眼看看本村来干活的年轻人，这时才注意到他们穿戴得都比我们整齐像样。特别是姑娘们，穿戴簇新还戴着花花绿绿的头巾。小伙子穿戴随便些，但至少没有腰扎草绳、头顶“鸾平”帽的怂样。当众被数落完后，我们被勒令回去换好衣服再来干活。这是我们下乡学的第一课。
二、大有作为之一
初春时节，生产队里交给知青干的活大致两项：不分白天黑夜往地里运肥和浇灌冬小麦。运肥需要体力，手推独轮车掌握不好，车翻肥撒经常发生，没干几天，肥撒了一路，又耽误时间、又浪费肥料。队长很快把我们换下来去浇灌冬小麦。此活无需体力需耐力。偌大的一片麦地，浇灌起来需要一垄一垄进行。水泵开启，经水渠流进垄沟，水顺垄沟流到指定的地点，打开垄台上的缺口进行浇灌。水满后，将此垄台上的缺口堵死。再将下一个垄台上的缺口打开进行浇灌，如此操作，一垄一垄地浇灌。白天还比较容易对付。到了晚上，特别是漆黑的晚上，浇灌冬小麦就变得复杂的多。浇灌冬小麦是个慢活，夜里熬不了多久，人就犯困打盹。一觉醒来，水泵开启了一夜，用了一夜的电和水，该浇灌的地只完成了不到一半。
队长很快把我们换下来去看水泵。这倒是一个轻活，只是不适于胆小的人。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村外，一有风吹草动、照实让人胆颤心惊。进村的那三天“阶级斗争”教育在看水泵时才真正发生它应有的和不期而遇的效应。
我大概属于胆小一类的人，经过“阶级斗争”教育后，特别是在夜间一个人的时候，就更加提心吊胆：鹤唳风声、草木皆兵。阶级敌人怎么寻机破坏生产？冬小麦需要浇灌的时候，水泵就顺理成章地变为他们破坏的目标。想想村里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百八十户、几百口子，万一夜里摸到村外水泵站，我一个赤手空拳、手无缚鸡之力的知青，那能招架、对付。
同学好友魏重斌那时在知青伙房帮厨，听说我一人在村外晚上看水泵，就主动来陪我壮胆、熬夜。三月里遇上倒春寒，夜里我们各自裹着棉猴、棉袄、棉大衣，躺在离水泵不远的避风田埂沙土地上，四眼朝天、海阔天空聊大天。聊累了，又怕睡过去，才想起随身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黑暗中拨来拨去，偶然拨到华语莫斯科电台的广播。这是我们在城里听不到，也是当时被禁止听的所谓“敌台。”随着那亲切悦耳的“亲爱的听众，现在是莫斯科电台广播时间。今天为您准备的节目有……”我们如醉如迷地倾听着带着异国情调的“靡靡之音”：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下乡后第一次体会到毛主席五十年代讲的那句高瞻远瞩的至理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三、俺发现的秘密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很有必要，但非容易之事。我们下乡时，农村也在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批邓”时，有的农民的讲法虽然离谱却让我们耳目一新。在读到报上那句“邓小平是披着马列外衣的修正主义分子”时，一位老农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列都多大岁数了，邓小平还把他老人家的外衣披走。大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势！
其实没人知道“右倾翻案风”到底指的是什么？但大小会上，农民们还是踊跃发言、表态。时不时地伴随着振臂高呼“把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之类的口号。敏感的知青们一边起哄架、一边扯着嗓门跟着喊。
在农村住久了，你会发现城里人对“政治”太较真，不像乡下农民那样想得开。城里人讲政治，谈虎色变、谨慎小心、如临大敌；乡下农民想到哪儿、讲到哪儿；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无拘无束、没边没沿，享受着充分的言论自由。敢说常人不敢说的话，敢出常人不敢出的错儿。你无法断定他是无意还是有意或是故意；是真傻还是装疯卖傻。
比如“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忆苦思甜”时讲，“解放前的地主剥削咱老百姓可惨了，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差不点儿被他们饿死！”
比如“批林批孔”时有农民讲:“林彪一看就不是好人，长得像蒋光头！”等等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地雷的秘密俺发现了！愚见有二：一是，在乡下，贫下中农是领导阶级，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当然口无掩拦时，即便是领导阶级也有词不达意之处。比如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后有农民讲:“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我们现在当家做主人了！”咋听起来还不觉得怎么样，但经不起推敲。此话毕竟出于领导阶级之口。二是，退一万步而言，即便领导阶级讲错了话，你又能拿他怎么办？城里人讲错话，被扣上“右派”、“现行反革命”后发配农村改造；农民讲错了话，哪也去不了，照常在本地务农。城里出了右派可发配农村；农村出不了右派，只有不断壮大的黑五类族群。城里人讲错话，个人受难、全家遭罪；乡下人讲错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就拿这张莫名其妙发给我的奖状，那上面明明写着“奖给张全同志：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中，成绩显著，特发此状，以资鼓励。”可俺的名字不是“张全”，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受之有愧。根据前面愚见之二的提示，对此类事情还是不要太介意、过眼烟云随它去。
四、“奖给张全同志”
无功授奖的事临到别人，怨声载道。但一旦临到自己头上，就另当别论了。人是有虚荣心的，虽然奖状上明明写着“奖给张全同志”但奖状毕竟发给了本人自己。都四十多年了，笔者仍保留、珍藏至今，爱不释手。扪心自问当年都干了些什么配得上如此殊荣？那时知青的座右铭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在广阔天地里混日子的生活是萎靡不振的，前途渺茫是原因之一。在学校里我是学生干部，下乡后不仅户口就连个人档案都统统转到地方。我们那批知青，四十四人众，浩浩荡荡进了村。俗话说“群龙无首乌合众，”为了便于管理，村里推出老农李景伦、知青中指定我出面协调本村管理知青事宜。
前面讲到，1972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斗胆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的生活问题。受到毛主席重视并亲自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的御状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青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1973年4月29日，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
知青办成立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央。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自此，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北辛庄也不例外，经知青揭发、检举大队党支部书记、团支部书记利用职权合伙奸污和猥亵女知青多人。人证、物证俱在，两人被依法逮捕、判刑。76年我们进村不久，那位团支书刚好刑满出狱，回村后作为“坏分子”被监督改造。
从前知青管理混乱，发生冲突时，老知青被吊打、辱骂的事时有发生。为了防止此类恶性事件发生，村里特别指派李景伦和我一起负责管理知青生活。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好友中，不少是当年中学毕业后在我劝说下留下继续上高中的，高中毕业后仍然没躲过下乡插队这关，不少对我不满、耿耿于怀。现在有机会能为他们做点补救工作，当仁不让、义不容辞。作为知青的代表，从道义上讲，我也不能随着大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
但担当这个角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矛盾是繁复、多方面的。一面要对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稀泥”式的村干部；一面要劝说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萎靡不振、“度日如年”混日子的知青。加在中间苦不堪言。
第一年在队里干活，听说我是知青干部，处于无奈，队长咬牙硬是“破例”将我的工分提到9.5。这下可苦了我。工分制意味着挣多少工分干多少活儿。普通知青6至7分，挖沟时，他们挖6至7立方米，我得挖9.5立方米；麦收割麦子，别人割6至7分地，我得割近一亩地！我虽然能吃苦，但有些活实在干不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力不从心。要不是好友“哥们儿”的援助，有些活根本拿不下！
结果是挖完沟，大病一场，发烧好几天。麦收后，又大病一场，伤了筋骨。回城养伤，正赶上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强烈的地震波及京城，惊天动地。那时我家住在北京西城西皇城根国务院宿舍。震后，宿舍大院里聚集着许多睡梦中惊醒后从各个楼里仓皇出逃的人群，我们家的猫也从此不见踪影。帮助父亲在院里一个角落搭起地震棚后，我又匆匆赶回村里。不久就收到那张“奖给张全同志”的奖状。
五、大有作为之二
下乡不久，村里旧小学校舍终于腾了出来，我们从各队暂住的农舍搬出，搬进知青点。三排没有院落的砖房，前排男生四间、中间伙房三间、后排女生四间。昔日遍布全村散居各队的知青，重聚在一起。除了每天早出晚归分头到四个生产小队干活外，平日大家一日三餐、朝夕相处，总算有了自己的窝。没有取暖设备，大家就偷用电炉，所以停电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足为怪。因电炉过热，烧坏了床板被褥的事屡见不鲜 。电炉用来加热食物、开小灶，习以为常。
随着气温渐暖，田里的青蛙成了我们知青打牙祭的食物。一串串从地里抓捕的青蛙，被当成收工后的战利品，带回知青点。在夜幕的遮掩下，一串串青蛙经过惨不忍睹、惨不堪言的“行刑”后，只剩下双腿。再经电炉烹饪，便成了夜宵的佳品。当“田鸡”的供应濒临绝迹后，馋则思变，食物的来源、渠道也就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样化。接踵而来的便是一摊难以收拾的尴尬局面。
村里偷鸡摸狗的事，时有发生，見怪不怪。村里的鸡、狗偶或变成个别知青的夜宵，就成了大惊小怪、 不可饶恕的罪状。从此村里丢鸡失狗的事一发生，我们（知青）族类便成了众目睽睽的嫌疑犯，似乎偷鸡摸狗的行径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恶习，不可推诿，不容置疑。
当然族人中的败类，羞辱的不是自己，而是整个族类。收获季节，生产队为防备本村因亲族关系而造成历年地里的“流失”，竟不假思索地将“看青”的重责委任予在本村“无亲无故”的“外来”知青。知青暗自叫绝, 有道是“天助我也”、“天无绝人之路！”怎能坐失良机。生产队在考虑收获季节地里因本村看青人“沾亲带故”而造成的损失，忽略了知青这个大家族。
背了黑锅的知青“堤内损失、堤外补”的道理却是心有灵犀，不点自通。自此知青打牙祭的食物种类、渠道就变得多样化，供应源源不断。夜里比白天还忙活！得悉某某在村西某队“看瓜”，吃完晚饭，知青们便三五成群，消失在夜幕。第二天因吃西瓜过度而拉肚子的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某某在村东某队“看棒子，”那几天，在知青点里喊饿的近乎绝迹、罕见。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看”什么吃什么，“看”到哪儿吃到哪儿！
当然也不能一口咬定我们“失职”。“看青”时，知青还是抓到不少“偷青”人。被当场抓获的人中，没有黑五类分子。但有包括村支书老婆、队长媳妇、村队干部家属子女，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抓到了“把柄”好办事，从此也奠定了知青在村里大有作为的“看青”本事/色。
六、民人以食为天
前面提到我们的到来，掖给这个三、四百来户的穷村四十多张多余的口。但我们真正成为北辛庄的负担、遇到真正的“白眼”那还是第二年的事。按国家的知青政策，头一年知青口粮由国家供应，每人每月供应商品粮22.5公斤、每人每月补助10元菜金和生活费；第二年生产队分口粮也要达到这个标准，第一年的工分所得扣除口粮所剩余的用作第二年的菜金和生活费。但这一规定所没有考虑到的是如果到了第二年，知青所在的生产队从第一年的工分所得扣除口粮后没有剩余，将会有什么补救办法。
我在开篇讲到：“北辛庄在大兴县、长子营公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全村分四个生产队。我所在的四队是全村工分值最高的生产队：一天满分为十分，分值一毛二分五（0.125元），仅够购买一斤棒子面（0.115元）！其它三个生产队的穷困处境可想而知。”那时农村实行工分制，一个壮劳力一天可得十分，知青一般只得六至七分。十个工分才值一毛二分五（0.125元），六至七分连一毛不值，扣除了一年的口粮后，倒欠生产队一屁股债不说，哪里来的剩余作第二年的菜金和生活费？
年底生产队结账、分粮后，知青第二年的口粮、菜金和生活费问题就显得格外棘手、碍眼。几乎全体新老知青和全村老少无一例外地倒欠生产队粮和债，第二年的生活无一例外地没有着落。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在这个节骨眼上，知青伙房管理员一职换任，换上我来维持这个烂局面。
接手伙房管理后才知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前一届老知青共有二十四人。到了第二年遇到同样问题，缺乏第二年的口粮、没有菜金和生活费。公社把我们四十四人掖给北辛庄，对穷得难以喘息的大队如雪上加霜，对于即将“断顿儿”的二十四位老知青却是雪中送碳。四十四个新知青就有四十四份国家供应的统销商品粮和每月四百四十元菜金和生活费，足以养活全体六十八人知青。
可到了我们第二年，我们六十八人一下变为没有口粮、靠天吃饭、身无分文的穷光蛋，生活自理，自食其力。而我就是在这个时刻被调任管理知青伙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不像当年儿时唱的那首游击队之歌那样神气、潇洒：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今非昔比，有苦难言：
我们都是穷光蛋，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人搭理咱：
没有粮，没有菜，腰包里没有钱。
接手知青伙房前已出现不少骚动。第二年的伙食、菜金和生活费没有着落，在知青中造成恐慌。不少人唯恐第二年不够吃，纷纷倒买倒卖手头多余的饭票；有的到伙房将囤积已久的饭票兑换成现金和粮票以备第二年自理之用。伙房一时混乱，闹声一遍。
七、大有作为之三
1976年12月11日接手知青伙房管理后，我对伙房的账目做了一番详细的调查。其中包括
I. 四个生产队拖欠知青伙房的粮（玉米）、面统计表；
II. 四名老知青历次欠菜金累计；
III. 二十四名老知青10月、11月、12月应扣菜
金明细表；
IV. 交账清单；
V. 76年10月“十一”后扣除回家知青粮、面票。
我把最后调查统计结果用大字写出来贴在伙房墙上：
为了铲除隐患，第一条措施就是废除原有的饭票制！杜绝了因饭票管理混乱造成的知青内部的矛盾和纠纷。
第二条就是建立严格的
（1）现金收、付细账：
（2）从生产队支取老知青粮、面收、付细账：
（3）新知青伙房商品粮、面收、付细账：
（4）详细的工作日记：
（5）收藏保管所有（盖章、签名、摁手印）发票、收入、支出凭证：
1977年3月15日，在我年满20岁生日的那天，我领取了我们四十四名“新”知青最后国家统筹供应的知青生活费220元人民币：
我知道，到了月底，我们下乡整整一年。国家不再继续供养。我们四十四人将加入本村二十四名“老”知青行列，成为自食其力、靠天吃饭的农民。
八、濒临弹尽粮绝
以下是我保存下来的当年现金收、付细账（4-7页）：
1977年3月15日，领到我们最后的生活费220元后，现金帐余额是703.1元（见现金账页4）。靠着这笔钱去支付六十八人伙房包括“油盐酱醋柴”的所有费用谈何易！
六十八人按每人8两（粗粮）玉米面，一天54.4斤，玉米面单价: 0.115元，54.4斤/6.26元/每天；1686.4l斤/194.06元/每月。
六十八人按每人6两（细粮）面/米，一天40.8斤，面粉单价: 0.185元, 40.8斤/7.55元/每天；1264.8斤/234.05元/每月。（大米单价:0.202元，40.8斤/8.24元）。
六十八人每天还要吃菜、用油、盐、酱、醋、柴（煤）。偶尔还要改善生活，吃点荤的。到了1977年4月21日，现金帐余额从3月15日703.1元（见现金账页4）掉到291.45元。没有收入、只有支出，伙房的前景不辨自明：弹尽粮绝、危在旦夕。
在我们百般无奈、坐守待毙的时候，从在我们伙房吃饭的长子营公社知青办的老韩口里听到一则好消息：公社正在安排新来的一批1977届知青。不顾北辛庄大队的反对，我们立即抢先到公社知青办申请，居然又为这个穷得叮当响、吃不饱饭的穷村讨来了十二名和我们当年一样欢蹦乱跳的“新”知青。又一次经历 “天无绝人之路”的奇迹！这十二张，在北辛庄农民看来，“讨厌”的、多余的口，成为了我们六十八名老知青起死回生的强心剂。每月120元人民币对于濒临弹尽粮绝的穷光蛋那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1977年4月21日，我从知青办领取了十二名“新”知青的生活费130元人民币：
这来之不易的130元人民币使我激动、惊喜地难以自己、夜不能寐。至今我一直保存着这在当年对我是天文数字的收据：
北辛庄 （二）
九、无米之炊奇遇
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依愚见，人世间的难处，莫过于无米之炊。蜀道难，咱不去。可饭不能断顿儿、不能不吃：一天不吃问题多；两天不吃走下坡；三天不吃没法活！十二名“新”知青的生活费固然可爱，能解燃眉之急。十二名“新”知青有他们每月国家统筹供应的22.5公斤商品粮。但毕竟他们十二人的口粮和菜金难以支付我们全体八十口人“油、盐、酱、醋、柴（煤）”的开销,全部“吃、喝、拉、撒、睡”的消费。
前面我在“民人以食为天”中提到：“年底生产队结账、分粮后，知青第二年的口粮、菜金和生活费问题就显得格外棘手、碍眼。几乎全体新老知青和全村老少无一例外地倒欠生产队粮和债，第二年的生活无一例外地没有着落。”别的不提，六十八人每天的口粮：54.4斤棒子面和40.8斤面粉从何而来？
如果生产队欠知青粮食，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到队里讨粮。但在“全体新老知青和全村老少无一例外地倒欠生产队粮和债”的情况下去要粮，低三下四、难以启齿在其次，连头都抬不起来的窘况，一言难尽、苦不堪言。更不用说人的面子和自尊！
最初到各队去推粮，一连三个队都碰了壁。最后来到四队，我所劳动、计工分的生产队。熟人好说话，还算给面子，一下批了两百斤棒子粒。第一年国家统筹供应的是商品粮，拿着粮票和现款到公社粮站购买，买回来的是大米、白面、棒子面。变成农民后，到社队领取的是带壳的稻米、麦子、棒子粒儿。领回来后还得送电磨房加工，经过筛、磨后，才能食用。
伙房一共四个人（一个生产队出一人）。除大师傅张保义是本村一队农民外，其余都是知青。火夫仇连来自二队，帮厨魏重斌来自三队，我从四队调来当管理员。大师傅和火夫都离不开伙房，平时采购的事都是我和魏重斌去办。
我们俩从四队领出两百斤棒子粒儿后，直奔村里的电磨房，连夜加工、筛、磨。偌大的北辛庄仅有一个电磨房。不仅要和村民合用而且还得排队。轮到我们使用时，电磨容量、马力、功能又有限。不是一次性，而是要分多次重复性的操作才把两百斤棒子粒磨成可食用的棒子面。棒子面磨好后，时间已是凌晨5点多钟，刚好赶上做早饭的时候。我们马不停蹄地将磨好的棒子面推回伙房，和大师傅张保义一起做好供九十人吃的早饭。
我们那时有六十八个老知青加上十二个新的和大师傅张保义，一共八十一人。加入我们伙食的还有在村里蹲点的三位清华分校教职员工、六七位北京市委、公安局（十三处）组成的工作队干部。早餐按每人两个棒子面窝头算的话，就得蒸180个窝头！
伙房里有两个大铁锅，一个用来做饭，一个用来热水。做饭的铁锅里煮上供九十人喝的棒子面稀粥，上面同时蒸着四大屉、每屉45个、一共180个窝头。把屉架到锅上后，仇连为了把握好火候，要不时地往炉灶加煤、调节风量，每顿如此、挥汗如雨。
我们忙完煮粥、上屉蒸窝头后，就开始为九十人准备早饭食用的咸菜萝卜条。厨房的隔壁储藏间里有若干盖着盖子的大缸。除了用大缸盛装粮食外，其余的用来腌制自作咸萝卜。每年收获季节，我们低价买进大量萝卜，用水洗后和大盐粒子一起放进缸里储存。这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咸菜。一次放假回来后在一个咸菜缸里发现了一只腌泡了一段时间的老鼠。我们偷偷把它捞出丢掉，从此我们伙房的几个人不沾从那一缸里捞出的咸萝卜。那是后话！
一个小时后，早饭准备完毕。连轴转的激烈劳动告一段落。困饿交加，我们几个破例提前吃早饭。掀盖取出刚刚出笼的窝头，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们一下愣住，惊吓之余，更觉得无法面对这一无法掩盖的严酷现实：近八十打早工的、饥肠辘辘、困饿交加的知青即刻到来就餐，费劲巴力蒸出笼的窝头是发了霉的棒子面做的。怎么办？
急中生智，危难中突然想起那六七位和我们入伙的北京市委、公安局（十三处）的工作队干部。我和重斌急忙跑到工作队干部住宿的老乡家，敲醒正在酣睡的大个子老安（中华）和老王（兆启）。他们是公安出身，来北辛庄蹲点，协助村领导“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我曾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讲过：“北辛庄在大兴县、长子营公社是个出了名的穷村。”为什么穷，根据当时的主流说法是因为“阶级斗争复杂”、“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无时无刻地寻机破坏生产”造成的。所以我们一敲醒他们，他们立刻警觉有事情发生，迅速穿好衣服跟着我们小跑来到伙房。
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事情的原委，所以在到达伙房后，就请二位先尝一尝我们新蒸好的窝头。闻到霉味扑鼻的气味，老安、老王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用他们当时的话讲，这是一起“蓄谋毒害知青”、“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大案件。”此案迅速的成为了市委、市公安局（十三处）工作队“揭开北辛庄阶级斗争盖子”的契机。
事情来的突然，还没等我们完全明白过来的时候，此案已在村里、公社以至县里广为流传、家喻户晓。谁会想到此案会给我们“无辜的知青”带来预想不到的好处。
十、有为难敌非为
这次事件经过多方调查后虽然并没有像当初那样定性为“蓄谋毒害知青，”但在村里照实惊吓了一批平时总和我们知青作对的村干部和生产队管理粮食、财物的会计和出纳。此案了结后，知青无米之炊的难处得以缓解。各小队现在清楚地知道，知青后面有工作队撑腰。工作队干部在知青伙房吃饭，刁难知青就等于“犯上”、自找苦吃。
自此，我们到各小队去推粮，多少另当别论，一般总是能领到粮食，而且不是带壳的稻米、麦子、棒子粒儿。无一例外的大米、白面、棒子面！菜金和生活费也按规定每人每月2元如数发给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因祸得福”的滋味！
表面上，知青生活得到了改善。但在另一个层面，知青和村干部间的矛盾就显得更加微妙。这之中的明争暗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往爱答不理的生产队干部，见到我们像耗子见了猫，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嬉皮笑脸地敷衍了事。要想见村支书连德海商量个事，也得废掉一番心血和精力。好不容易，隔窗看见他在家里吃饭，还没出声打招呼，书记老婆已掀开门帘抢先宣旨：“不在家，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噎得你膛目结舌，说不出话。明明在家，说不在家。隔窗可见，却当着你的面，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说不在。
这种事开始很不习惯，以后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但有一事我无法忘怀。第二年麦收后，农忙结束。村支书心血来潮，找上门来。要我领队组建以养猪为主的知青队并答应给予帮助。没几天后，所有知青从各队撤出，加入知青队。第一阶段，打猪草，为以后喂猪做饲料。第二阶段，营造猪场。
自那以后，八十来号知青，每天早出晚归，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没到两个月，第一阶段猪草打的差不多了，收获季节也随之到来。村支书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突然召集全体知青开会。在会上宣布知青回到原来的生产小队参加各队农忙收获。当问及他所倡导的知青队以后怎么办下去时，村支书当众失口否认他“从来没讲过成立知青队的事。”让我们这些当事人听后膛目结舌、目瞪口呆。支书一句话，八十来号知青近两个月的上工、计时、记工、秤草、记录付诸东流、喝了西北风。
在村里，村支书就是太上皇，一言九鼎。伙房事件，我们没有直接找他处理，反倒绕过他找到当时蹲他的点、找他的岔的工作队！是可忍孰不可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头悬梁、锥刺骨，一直熬到工作队收摊回城。那长期夹着尾巴做人的支书，终于熬到了“胡汉三又回来了”的那一天：
我连某又回来啦!这北辛庄还是我姓连的天下!
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
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
有人欠我的债,那得一笔一笔的慢慢儿算!!!
《闪闪的红星》的悲剧又一次重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还乡团”报复的滋味！光天化日、大庭广众、瞩目睽睽之下，支书一句话，八十来号知青近两个月的汗水和心血（上工、计时、记工、秤草、记录）付诸东流、喝了西北风。如此滥用职权，八十来号知青包括我在内敢怒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前面所提到的愚见之二，稍加修饰，也可用到这里：即便领导（阶级）仗势凌人，你又能拿他怎么办？在那“广阔的天地”里，要想生存，就不能太较真，过眼烟云、随它去。想想《水浒传》中统领八十万禁军的林教头，谁人能比他厉害？但是面对高衙内调戏其妻子这件事上，他只能一忍再忍。最后还被人设下陷阱，误入白虎堂，带上了枷锁，远配他方，最后被逼上梁山。那时在知青们的唉声叹气中，不是没人提起过当年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而是每每提到“梁山泊”的时候，人们不免流露出生不逢时的叹息。从此以后，我也随着大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了。
十一、非为胜过无为
毛主席五十年代讲的那句至理名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有人应验了他老人家的话，在农村做了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但在我们当中，更多的则是业绩平平，谈不上有所作为。他老人家压根没想到的是：在那广阔的天地里，青年人也可以“无为”或胡作非为。
在农村，当青年人改天换地的激情、旺盛的青春活力、鲜活的智慧才能被打击、压制、唾弃；当他们的人格、尊严被扭曲、践踏甚至摧残的时候；当他们的理想、幻想破灭，前途渺茫；当他们为了生存而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的时候，“无为”便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出路的出路。
我下乡的1976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多灾多难的一年：1973年4月周总理挂帅，亲自主持成立了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随后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三年后，也就是我们下乡之前，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下乡四个月后，1976年7月6日中午13时半，朱老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三个星期后，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地震、造成24万人死亡。紧接着一个多月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号召我们山上下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农民哀悼“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我们现在当家做主人了！”的余音未落的时候，1976年10月6日从晚7时55分到晚8点30分，“四人帮”被捕，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
当这一系列、接二连三的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在乡下无声无息地劳作，还在“广阔的天地”里忍受着小人的欺压和算计。甚至连回城悼念伟人们逝世的权力、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权利都被剥夺，美其名曰，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首都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昔日的北京人，下乡成为知青后竟沦为京城“社会不安定因素”？
难怪那时我们那批知青中弥漫着萎靡不振、悲观失望、悲天悯人、怨天尤人的“无为”情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在广阔天地里混日子的生活不仅是萎靡不振的，更可怕的是当年轻人对现实和未来失去信心时，在混日子的生活中会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以后难以改掉的恶习。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压根没有想到的结果。当年胸怀大志、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学生，在广阔天地里混日子的生活中，有不少不同程度地沾染上“五毒”的恶习，即“吃、喝、嫖、赌、抽”或“坑、蒙、拐、骗、偷。”
知青中抽烟、喝酒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至于连温饱都谈不上的知青，哪能沾染得上“吃”的恶习？从本县团河劳教所跑出来躲在我们知青点的“在逃犯”曾向我们透露，我们的伙食远远比不上团河劳教所的饭菜；如果为了“吃”的话，他宁肯回去，不在我们这里受罪。
知青中赌博却是蔚然成风，不需要辩驳的事实。作为度日如年、混日子的消遣，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拿什么“赌”？除了没钱下赌外，知青赌博的名目繁多、五花八门：见/吃着什么赌什么，走到哪儿赌到哪儿。我们中有位叫陈可夫的老知青，为赌一盒烟，夸下海口，一次能喝下一脸盆棒子面粥。最后喝不完，只好按赌输的规定，把眉毛剃掉，只剩下两撮黑毛。从此大家叫他“豆眉。”比这更严重的是“赌”喝一瓶酱油，结果赌者喝了一部分后险些“休克”，送去公社医疗站急时抢救才捡回一条命来。
至于“偷盗”行为，在知青的“道德”理念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变得模糊，和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孔乙己相差无几：“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就拿知青“看青”时“看”什么吃什么、“看”到哪儿吃到哪儿。还记得《小兵张嘎》里那个日军胖翻译官说的那句话: "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 别说吃你这几个烂西瓜。” 三五成群、饥肠辘辘的知青们到自己“看青”的生产队地里吃“几个烂西瓜”和棒子，“能算偷么？”
但脱离了知青群体的“偷鸡摸狗”行为却被公认为离经叛义、大逆不道的“偷盗”行为。知青李某不仅在本村“行窃”，据说还经常“骚扰”临近村舍，“顺手牵羊，”多次被村民抓获，送交公社武装部。但他“屡教不改，”曾戴手铐脚镣，被押上全公社知青参加的公审大会批斗，并当场判刑劳教。判刑后，大家几乎把他忘掉。直到几个月后有一天，他一身崭新军队戎装，突然出现在伙房门前，向我申办退伙手续。办完后便悠闲自得、扬长而去。从此逍遥法外、销声隐迹。据说李某的背景非同小可，他的养父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大名鼎鼎的“万大人”的“御医”。难怪如此神通！李某胡作非为后，化险为夷、金蝉脱壳的出走，在我们知青中引起不小的骚动。他不仅是我们中最不道德的，也是我们中最被嫉妒、羡慕的时代宠/幸运儿。
十二、无为的穷欢乐
在广阔天地里混日子也有它难以忘怀的乐趣。村里的红白喜事，就是一例。虽然我们没有沾亲带故，但毕竟都是“咱本村的事儿。”当不上主角儿，“娶媳妇打幡儿跟着哄”（凑凑热闹）。况且这又是咱穷乡僻壤唯一和“吃、喝”逢源的难得机会。三、四百来户的穷村、去掉百十来户的黑五类，正好缺咱七八十知青凑凑份子、捧捧场儿。碰上这事儿，村里和过年、过节差不多。最先是村里供销社小卖部挤满了买“礼物”的人。出于好奇，我们也伸长脖子去“观摩。”穷的叮当响的农民哪来的钱买礼物？观摩后才发现这其中“以物换物”的奥秘。具体的换法咱还没搞透，若干鸡蛋倒手后便奇迹般地变成一把挂面！放在一个盛满麦麸子的点心盒内，盖上盖、铺上一张粉纸后、上下左右绕上两圈纸绳，最后打上一个可提携的结扣，拎在手上，带上全家老小，便是一件拿得出手“体面”的红白喜事见面礼。这还是顾惜脸面的“亲戚”、七姑八大姨之流，碰上咱“偷鸡摸狗”的外族，打完牙祭后连鸡毛都没有，哪还有这福分如法炮制、以蛋换礼？
恰好和我们处境相同的村民不算少数，知青便浑水摸鱼地挤进那“无礼”大军、奇迹般地变成了红白喜事筵席的座上宾。席上“酒”、“肉”不断，应接不暇。席中我暗自惊叹，从我伙房讨取的仅够买取一个猪头的“肉”票竟能应付几百口村民的酒席？对此我至今也没找到答案。可酒的秘密俺知道。几瓶廉价老白干私下兑上井水，便成了源源不断的“酒坛”。既然“无礼”取闹来蹭酒席，那能吹毛求疵乱挑剔？
印象最深的还是“白”喜事的哭丧队。那不只是一个场景，还是古老传统的彰显。哭丧队的打扮自然与众不同，清一色的“白”：白鞋、白裤、白褂、白帽。送葬队前，人头攒动，只听一声仰天哭号，人们便训练有素地跟着哭起来。如同领唱，领队的哭号阴阳顿挫，哭丧人群遥相呼应、此起彼伏，像是表演一台大戏。
知青的业余生活也不能一概而论为单调枯燥。除了前面提到有沾染“五毒”的嫌疑外，有人玩过气枪，本人在伙房后面滑过冰场。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被传阅得稀烂，老毛的著作却没人问及。偶或也能听到二胡、小提琴、吉他和口琴的声音：
二胡拉的是样板戏，提琴拉的接不上气；
吉他弹的单调的曲，口琴吹的没有情绪。
大队部里是收发信件的地方，晚了一步，来信很可能被人当烟纸处理。烟雾中人们谈论着“计划生育，”叼烟的嘴里哼着小曲。
知青的业余生活最丰富是在暴风雨天，那时他们可以不下地。下棋、打牌、赌博，“下它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漫骂声伴随着窗外：
二胡传来“朔风吹、林涛吼”，
提琴拉到“向前进！向前进！”；
吉他弹到“啊朋友再见！”，
口琴吹到“在那高高的谷堆上面。”
杂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也像是一台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