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男，1957年3月15日出生于北京，美国中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文学博士。1983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赴英国基尔大学进修美国文学。1985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到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美国研究专业。1993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从东岸移居西雅图。1996年至2016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工作，现已退休。期间从事中、英文写作。作品有散文集《紫藤簃》《自別故園幾經秋》《伸出蒙恩的手》和文集《無聲的侍奉》，以及回忆录《五零后的回眸》上下卷和《创作回顾》之外，还有长篇小说《离乡人》。英文著作有长篇小说《Expatriates》，短篇小说集《Trojan Rooster》。
英文作品曾发表于Folio: A literary Journal《富丽欧文学》，Wisconsin Review《威斯康星文学》，The Armchair Aesthete《扶手椅上的美学家》，Timber Creek Review《林边小溪文学》，Christian Courier《基督信使》，Kimera: A Journal of Fine Writing《朦胧文学》（获一九九九年Pushcart Prize提名），Wordsof Wisdom《智慧的语言》，Five Points《五点文学》，Pangolin Papers, 《攀格林文学》（获一九九九年Pushcart Prize提名），再版《城垣文学》，The Long Story《中篇小说》，Red Rock Review《红磐石文学》，The Minnesota Review《密尼苏达文学》, 其中两篇获一九九九年 Pushcart Prize 提名。
中文作品曾发表于《世界日报》、《神国杂志》 (贰篇) 、《举目》（叁篇）、《生命季刊》、《传记文学》（肆篇）、《文学台湾》、《台湾风物》、《台湾文献》(两篇) 等。
张泉作品《五零后的回眸》部分章节
温暖提示：
张泉作品《五零后的回眸》分上卷和下卷：
《五零后的回眸》上卷"面包会有的"时代 涵盖大陆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由《国府大院》、《北辛庄》、《桂春园/编译局》"三部曲" 组成。
《五零后的回眸》下卷 "一切都会有的"时代 涵盖大陆自1978年12月18日"改革开放"至今。由《二外》、《留洋》、《旅居》"三部曲"组成。
《五零后的回眸》已正式出版上市，由于版权问题，这里只无序收录书本中部分内容，阅读全书，请上亚马逊搜索购买，美国以外的读者可以在 book depository 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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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英文对照：
《五零后的回眸》上卷 => Generation Mao: a Memoir Volume 1
《五零后的回眸》下卷 => Generation Mao: a Memoir Volume 2
北辛庄 （三）
十三、万般皆是下品
恕我直言，毛主席在五十年代讲的那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理名言时，他老人家恐怕没有想到：在那广阔的天地里，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在千万的知青眼里再大的作为还是大不过“读书高”的千年传统概念。
七十年代后期流行的《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映山红》为什么那时那样脍炙人口？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寒冬腊月哟盼春风
若要盼得哟红军来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多少个寒暑春秋、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盼来了老红军“邓大人” 恢复了科举。不管白专、红专，考上了就是大专。1977年8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主持召开科技、教育座谈会。
1977年8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主持召科技、教育开座谈会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化学家杨石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邹承鲁，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武汉的查全性，北航的吴文俊，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等等。会上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邓小平略一沉吟，“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一锤定音。消息传得很快。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关闭了10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610万人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十年文革中，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大家四处串联、上山下乡，但是很多人依然没有忘记学习。1977年底，停顿10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多少青年奔走相告，为之欢呼雀跃。我最近找出当时的日记、书信，记录了我们那一代人听到老邓拍板恢复高考、一锤定音的所谓“小道”消息。在一则日记中，我还特意注明“密”，唯恐泄露机密：
十四、哪有时间准备？
在一封77年8月22日给朋友的信的底稿中，可以断定我已经开始了复习并和朋友讨论如何准备和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考。
文革期间，因中苏关系恶化，学校停止教授俄文。一夜间，俄语老师摇身变为英语郎。不知为什么我所在的北京五十一中那时改教法语。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中，我便鹦鹉学舌地学讲法文。那时也没有法语广播，甚至连像字典一类的工具书都难买到。
为了掌握复杂的法语动词时态和习惯用法，我还特意苦心积累、自己编篡法语动词词典：
自编法语动词词典首页
老毛名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老邓名言：别担心，天蹋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怕什么？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老邓冒着“复辟”的危险、拍板恢复高考、一锤定音后，我们怎能坐失良机。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法文上，下乡后还和朋友用法文通信，唯恐疏于应用后，把它忘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劝我“把时间用来继续学习外语，少看点数、理、化”的原因。
恢复高考，梦寐以求。垂髫至束发之年是在风雨飘摇的文革中度过。高中毕业后是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戴着历史对我们特具讽刺意味的标签“知识青年”被送到“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历经几年的“再教育”竟使多年残缺不全的教育再度支解破碎，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几近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和全国570万考生拼搏、竞争27万个大学生名额（不到5%）谈何易！
距12月11日-13日考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面对文、史、地、政治、外语诸科，从哪开始？怎么复习？八十口人“油、盐、酱、醋、柴（煤）”的购买,全部“吃、喝、拉、撒、睡”的琐碎问题谁去管理？谁去记录那名目繁多的新、老知青粗、细粮账、每日出纳现金账? 大队知青管理李景伦、伙房的大师傅和帮厨咬牙临时把这个担子挑起，让我回城复习。千叮咛、万嘱咐，忧心忡忡地踏上了回城路。在家里，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眼前的文、史、地、政、外不时地变成油、盐、酱、醋、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揪心挂虑？
终于有一天意想不到、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发生了。那天我所居住的北京西城西皇城根国务院宿舍大院里突然闯进一辆手扶拖拉机，大队知青管理员李景伦跳下车，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楼，敲响我的家门。上气不接下气地讲述了事情原委后，我知道伙房出了人命攸关的事，急需我刻不容缓回去解决。李景伦走后，我立即动身骑上我的自行车奔回五十多里地外的北辛庄知青点。
我走后，伙房不仅少了一个人，而且少的是伙房管理员。平时伙房出了差错、问题，我来出面调解、处理。我不在的时候，出了差错、问题，就得大家担待。出事的那天，一些没吃饱的知青，趁伙房发饭时人手顾不过来之机，乘虚破门而入，一窝蜂冲进伙房内，不顾劝阻、抢夺留在笼屉里还没有被领取的食物。伙房的三个人怎能对付蜂拥而至多余他们十倍、甚至于二十倍的“饥民”、“暴徒”？
我在前文中曾提到，伙房里有两个大铁锅，一个用来做饭，一个用来热水。用来热水的大铁锅虽然不直接接触煤火，但平时也会被加热到近乎沸点。此锅的热水不是用来饮用，而是专门为知青女生提供的。当几十人冲进伙房时，伙房人员手无寸铁保卫，只好展开以一对十的肉搏战。屋内狭窄、地面淤泥，混乱中一位趁火打劫的知青被无意间抡进近乎滚烫的热水锅。幸亏及时捞出、送往公社医疗站抢救。据当时诊断35%烫伤。
出了事后，其实我能做的事不多，为了防范此类事件发生，我不得不打消回城复习高考的念头。面对一天天临近的高考日期，除了暗自叹息，也只能听天由命啦！
十五、洋罪不如插队
高考的惯例是夏天，老邓主持1977年8月3日的科技、教育座谈会，当场拍板恢复高考、一锤定音之时正值夏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举刻不容缓，不能再拖到第二年。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并决定当年冬季12月11日至13日在全国举行10年后的第一次高考。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神州大地关闭了10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参加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冬季高考。我是怎么度过77年高考的那几天，在记忆中已是模糊不清。唯一记起的却是刻骨铭心的第一天！
不管是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也不管是风刀霜剑的寒风暴雪；“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也罢，你总得找到你要去的地方。我们那时几个赴考的知青，腰包里揣着盖了章的“报考证”，各自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一早出发，向着高考通知书上写的“大兴县黄村中学”考场挺进。我们中只听说过、却没人去过黄村。至于黄村中学在哪儿就更不用说了。就这样我们一行一路打听道路、风尘仆仆地赶到黄村。几经周折才找到黄村中学。进了考场，考试早已开始，我们至少晚点半个小时。
1977年中国史上唯一冬季高考老照片
12月11日正值寒冬，我却大汗淋漓，坐在考场里两眼发黑，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时考的什么，先考的哪一门：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我们终于费劲巴力地找到了考场。好像那就是我们的目的！
因我报考的是外语（法语）专业，我被通知去位于北京东郊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考笔试。笔试通过后，又被通知去位于北京西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考口试。口试的前一天晚上，经父亲熟人介绍，我前去北外英语系当时主持中央广播电视英语教学节目的陈琳老师家，陈琳老师的妻子在外语学校教法语。我去一是认认北外门，二是请教她如何应付法语口试。因为第二天参加法语口试的学生中有陈琳老师妻子的学生，现在也聚集在她家中，我只好在一边听了听他们之间的谈话后，就此告辞。
第二天在北外是怎么参加法语口试？四十年过后，细节早已忘记。唯一记得口试的考官讲的不像我学的法语。因为听不懂问的是什么，所问非所答、无地自容的洋相是难以附加的。只记得当时在考官们面前，我强装镇定（“既来之则安之”）。不管他们问的是什么，我将那篇描述我“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经历，事先早已背得滚瓜乱熟的法文底稿（俗话说：“有备无患”）滔滔不绝、大义凛然地演讲出来。口试出来，仰天长叹：这种洋罪不如插队！
十六、别了广阔天地！
父母西南大区时的老战友闫阿姨，从小就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当时她在中央马列编译局人事部门工作。知道国际室法文组征召笔译人员，推荐我去试一试。参考的另一个年轻人不仅法文好、还有扎实的德文功底。她被考取当之无愧。我那时两次考试名落孙山，心灰意冷自不待言。
回村后，重操旧业，继续我的伙房管理工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但求无过。有道是：
一日三餐每天做，下顿饭食有着落；
采购理帐不出错，度日如年想法过。
就在这百无聊赖中混日子的一天，突然村里开来了一辆丰田，停在伙房门前。从车里走出笑容满面的闫阿姨，连声说道：“小泉儿，你的事情都办好了。可以回城啦！我这里有车，快把行李收拾收拾装在车里，我们一起回去吧。”我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拼命地揉了揉眼睛，好像不是白日梦。闫阿姨如此神通、神速，神不知鬼不觉地、不声不响地把我办回北京。事前我全然不知，消息封锁的滴水不漏！事后我问及父母，他们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告诉闫阿姨我在伙房管理工作需要几天了结、交接、处理。一旦完毕，我才能回去。
接下来的那几天是怎么过的，我的记忆是矛盾的。像是梦幻、又像是夜游中的幽灵。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内疚。回城是我们知青赖以生存的盼望、梦寐以求的终极，当然不能坐失良机。但我不是和一起下乡的伙伴们一起回城，而是先他们一步独自回去。此举大有患难弃友之嫌！
回城那天，告别了伙伴们，告别了北辛庄，我独自一人骑车踏上了不归路。离别北辛庄，内心有感一丝隐痛，但我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告别好友伙伴，那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遗憾。惩难思复，心焉内疚。
别了，北辛庄！别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结语
我的知青生涯不到两年，却意想不到地影响了我一生。在当时特具讽刺意味的标签“知青”不仅伴随着我度过了那难以忘怀的年代，也成了我的“身份证”和工作“履历”。来之不易的“知青”标签陪伴着我赶上那“面包会有的”时代末班车，从“后门”溜出了“广阔天地”、挤进了京城中央直属单位。一年半后，1979年夏季，即将超龄选择外语专业之际， 我虽“政治不及格”、却以其它考试科目成绩总分正好维持在当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分数线上，正而堂皇地考进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英语系。
我曾在《国府大院》中引述晨风“大院感伤”的一句话：“出身的背景造就了人生起点的不平等，让贫民孩子常会‘输在起跑线上’。后来，文革抹平了一切。” 虽然文革并没有抹平一切，晨风所讲的我不仅认同，而且亲身经历。出身背景的差异，影响到人的一生。起跑线上差之毫厘，多少年后就是天渊之别、难以记述的“千里”！
自1983年二外毕业后，我留校教了一年英语。第二年，1984年和妻子林东宁一起出国留学。先赴英国基尔大学进修美国文学（the University of Keele），85年获硕士学位。87年来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美国研究专业（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93年获博士学位。95年从美国东岸移居西雅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工作至今。
2000年9月下旬，我和妻子第二次回国。期间9月29日我们和当年知青好友魏重斌、杨金标、奇善凯一起回到了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前插队落户的北辛庄。当年的书记连德海依然如故，仍是书记，只是比先前发福了许多。昔日明争暗斗的“死对头”竟像老友在村中不期而遇。老远的距离，我还来不及辨认，便听到他特有的嗓音：“那不是咱张泉吗？”
久别重逢、一见如故。昔日村民们随手拆信卷烟的破队部，旧貌换新颜。貌似衙门的大庭院，迎面一溜窗明几净的红瓦平房，内有车库、迎宾室，设有衙役和司机。迎宾室内和当年骂我们“怂样“的四队队长留了影。村里撞见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王守田和村赤脚医生。
当年骂我们“怂样“的四队队长
魏重斌、副书记王守田、赤脚医生
我们一起专门拜访了当年和我搭档管理知青的李景伦。 二十多年过去了，“李头”年事已高，中风后行动不便。我从内心感激他与我的合作。
杨金标、奇善凯、张泉、李景伦、魏重斌
奇善凯还记得和他同龄的二队社员他的老房东，届时九十三岁的老寿星
临走前李景伦夫妇送我至院门外，我和金标留影在村中老房前
最后临别前大家在长子营镇上吃了一顿“团圆”饭。昔日的“怨恨”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烟消云散。没有妨碍彼此生存的明争暗斗，没有你死我活的“厉害”关系，久别重逢后，谁还不和和气气？
没有吃、没有穿，一见那粮食就急眼；
有了吃、有了穿，何必还瞪眼？
在回城的路上，我暗自叹息：在那广阔的天地里，知青原本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它的代价如此之高，得不偿失。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二外》（一）
引言
在三部曲“面包会有的”时代首篇《国府大院》引言起首，笔者曾写道：“在大陆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度过童年、少年、青年的人，土豆烧牛肉的苏式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是那样遥远、可望不可及。还是《列宁在1918》瓦西里对饥肠辘辘的妻子说的那句话实在、更富有魅力：“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国府大院》引言是这样结尾的：
多少个寒暑春秋、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盼来了老红军“邓大人” 恢复了科举。不管白专、红专，考上了就是大专。
老毛名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老邓名言：别担心，天蹋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怕什么？
七十年代末俄语被英语取替。一夜间，俄语老师摇身变为英语郎。鹦鹉学舌地复述着“冰铁壶”（beautiful）。不管白猫、黑猫，把“冰铁壶”恢复成Beautiful，就是好猫。
瓦西里当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那句话兑现了，结束了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生长在那个时代里的孩子是无辜的、无助的。他们在欢唱着丢手绢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同胞们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欢声笑语中，他们度过了童年、少年，以至到文革结束，步入青年之际，平反冤假错案时发现，落下的头颅却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咀嚼“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时候，无人知晓“一切都会有的”的后果和悲剧。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此次全会宣告“面包会有的”时代的结束，“一切都会有的”时代的开始，历经近四十年。
在“一切都会有的”时代的三十九年中，我在大陆仅仅六年，其中四年是在“二外”（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简称）度过的。接下来就是近十年的“留洋”生活：留英两年多，留美七年多。95年至今“旅居”美国华盛顿西雅图二十五年。
我虽然没有“足够”的资格谈论、评价“一切都会有的”时代，但我却是千千万万那个时代过来人中的一员，和那个时代有着千丝万缕、息息相关的联系。
在新三部曲《二外》、《留洋》、《旅居》中，我愿与读者分享我所亲历、目睹、耳闻的“一切都会有的”时代，一同怀念那随风渐远的过去。
1、 赶早不如赶巧
在《国府大院》中，我曾提到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河北固安粮食部五七干校，在西玉村小学糊里糊涂地跟着听讲，天知道我在做那年级的作业。没上几个月，就跟着一大群不知道那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参加了固安县在邻村举行的中学入学考试。干校子弟也有不少前来应试。考试当场交卷、当场判分、当场宣布录取结果。我的数字感念本来就弱……算术一直不是我的强项，而固安县中学入学考试内容只有算术一项。我硬着头皮把填好的试卷教给考官，没想到以将将及格60分的分数被当场录取通过，录取我的学校是位于固安县城内的县城关农业中学。干校子弟中被录取的还有一位名叫刘根友的男孩，他的考卷得分99。
十年后，1979年7月7—9日，即将超龄选择外语专业之际，我以外语专业总分329分正好维持在当年全国高考北京考区310分录取分数线上， 正而堂皇地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979年全国高考报考人数468.5万，录取28.4万，录取率约6.1%。多亏1979年文科类高考规定：（1）报考外语专业总分不算数学分数；（2）报考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不算外语分数。否则凭着我总分289.5分，我会在北京考区又一次名落孙山的。根据刘玲“我亲历了1979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划定”一文，1979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会议上，高沂副部长讲：从1979年开始，“高考结束后,招生工作由教育部统一划定全国录取分数线。……后来,经过多次协商。1979年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最后决定,教育部不统一划分数线了,把权交各省自己去办。每年各省按教育部计划司及省计委给的招生指标和当年考试成绩划录取分数线。”
凭着我的外语专业总分329分，除了江苏（350分）以外，我的总分都在它们的录取分数线上。凭着我的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289.5分，我的总分仅在天津、辽宁、上海、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考区录取分数线上。
1979年高考 <政治试题> 分五部分：
1、 简单回答下列问题（每题3分，共30分）（我得了24.5分）
1.举出一九七八年七月以来我国国内政治生活和对外关系中最有影响的三件大事。
2.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哪四项基本原则？
3.什么是经济基础？
4.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5.什么是剩余价值？
6.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什么？
7.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8.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是什么？
9.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是怎样的？
10.什么是矛盾的同一性？
二、简要说明下面这件事情包括着什么哲学道理（12分）（我只得了5分）
去年夏天，某大队有些田地因没有肥料，地势又较高，种早稻收成没保障，而土质又适合种黄豆，所以改种了八十来亩黄豆。五月下旬，正当黄豆长得整齐健壮的时候，公社党委领导突然来到这个大队，责令将黄豆全部拔掉，种上早稻。大队社员没有照办。公社又派出拖拉机将黄豆翻掉。结果，白白浪费了几百斤黄豆种子。早稻勉强种上了，亩产不到二百斤。更严重的是影响了晚稻的栽种和生长，结果给这个大队的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
三、下列两个观点是否正确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别加以简要分析
（每题12分，共24分）（我得了13分）
1.有人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
四、用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批判极端民主化的错误。
（14分）（我只得了6分）
五、驳“我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论。（20分）（我得了9分）
1979年高考我的 <政治试题> 成绩是57.5分, 不及格, 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各科成绩包括政治成绩一直是优；79年高考政审意见是“可录取绝密专业”：
还记得我在《国府大院》中曾记述六十年代后期：
我那时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这一史无前例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典型。并且荣幸地被推选为当时广内十五所小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并代表广内十五所小学参加北京市宣武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会后还去了不少宣武广内小学做“讲用”报告。前面读过“干校的农村生活”那一节，有读者会问，小小的年纪，我怎么会胜任那白天黑夜、无休止写报告的苦差？我不是讲过，没有金刚钻焉能独揽这瓷器活儿？
昔日小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中学“在全校播音室大言不惭地宣读过自己学习《反杜林论》的心得体会”、79年高考政审意见是“可录取绝密专业”的我，竟然高考“政治不及格”，这是对那个时代何等的讽刺！难怪我父亲言谈话语中似乎对此有些不满。玩笑间，我曾建议他写公开信从自己儿子做起：取缔“政治不及格”的考生入大学的资格。
2、 叶公好龙之窘
在《桂春园/编译局》中我曾提到，自1977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林慰桢教授和夫人刘淑璋，利用每年的假期回国讲学。回国的第一站便是来中央编译局看望女儿林东宁。
1979年7月高考期间，小林父母一年一度来访。7月7至9日三天考试排得满满，每天上下午各考一门, 三天共考六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7月的7、8、9三天炎热难耐。9日上午考完，出了考场，我便和小林到北京饭店看望她的父母。下午考的是最后一门：英语笔试。我当时还犹豫是否赴考，在小林督促下，最后我还是冒雨赶到考场完成了1979年高考最后一个科目。真可谓一科定乾坤！如果放弃考最后一门，凭着我的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289.5分，我会又一次和大学失之交臂。1979年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年逾23岁为限，笔者入二外，时年22岁半。阴差阳错，如果失去这次机会，也可能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啦。
梦寐以求的事一旦实现，其实就那么回事。有如年轻时到香山攀蹬“鬼见愁”，一旦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浃背地爬到那顶端，“鬼见愁”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对参加1979年高考，我尽力而为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没有1977年参加高考的迫切心情。77年参加高考不仅为了学习，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改变生存环境、人生走向。到了1979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的生活、学习环境已大大改善，所缺的仅仅是一张大学文凭。那时我和小林的关系也已确定。万一考上大学离开编译局，那就意味着离开我喜爱的生活、学习环境。那种难以言表的心态近似于叶公好龙的窘态。
3、 矬子里拔将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79级一共八个班，我被分配在八班。报到的第一天，八班男生回到宿舍，开始了初识的相互询问和自我介绍。其中谈到高考科目和总分的问题。我想大家不管考得如何，最后都被录取进了二外，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于是毫不介意地告诉他们自己两门不及格的光荣历史。当我提到政治虽然不及格但毕竟得了57.5分，离及格仅差2.5分；数学仅得29分，实在太惨，令人惭愧！讲到此处，听众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停顿片刻后，大伙不约而同地称赞我的“数学天分”，有的甚至起哄称呼我为“数学博士”，羞得我无地自容。过后才知道众人“奉承”之词也有几分实情。考进二外的同学中，大多放弃数学考试。试着参加数学考试结果得零的人也不止一、两个。难以启齿的高考数学29分，在数学盲群中算是首屈一指、出类拔萃啦！俗话说矬子里拔将军。
前面我曾提到1979年文科类高考规定：（1）报考外语专业总分不算数学分数；（2）报考非外语文科类专业总分不算外语分数。我虽然报考外语专业，但我还是试着参加了文史类数学考试。现在找到当年的数学考试卷子，感叹当年我居然能在79年文史类数学高考中得到29分，真是来之不易：
1979年全国高考 <数学试题>（文史类）共分八部分：
1．（本题满分9分）
2．（本题满分9分）
3．（本题满9分）
甲、乙二容器内盛有酒精。甲有v1公斤，乙有v2公斤。甲中纯酒精与水（重量）之比为m1:n1 ,乙中纯酒精与水之比为m2:n2.问将二者混合后所得液体中纯酒精与水之比是多少？
4．（本题满分9分）叙述并且证明勾股定理。
5．（本题满分14分）
外国船只，除特许外，不得进入离我海岸线D浬以内的区域。设A及B是我们的观测站，A及B间的距离为S浬，海岸线是过A，B的直线，一外国船在P点，在A站测得∠BAP=α同时在B站测得∠BAP=βα及β满足什么简单的三角函数值不等式，就应当向此未经特许的外国船发出警告，命令退出我海域？
6．（本题满分14分）
美国的物阶从1939年的100增加到四十年后1979年的500，如果每年物价增长率相同，问每年增长百分之几？（注意：x<0.1,可用：ln(1+x)≈x，取lg2=0.3,ln10=2.3)
7．（本题满分18分）
设CEDF是一个已知圆的内接矩形，过D作该圆的切线与CE的延长线相交于点A，与CF的延长线相交点B。求证
BF = BC3
AE AC3
8．（本题满分14分）
过原点O作圆x2+y2-2x-4y+4=0的任意割线交圆于P1，P2两点。求P1P2的中点P的轨迹。
天知道那时我是怎么解出
是1/2？
是什么意思？翻开那时我的学习笔记，还真有有关“函数变化的应用思考题”的记录。那时我还自学微积分，除了借用法文外，还在“高等数学笔记”头一页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的那句“高等数学的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并注明了出处。
我在《国府大院》中曾记述七十年代初：
在五十一中当排长时，放学前全校组织学习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笔者那时还在全校播音室大言不惭地宣读过自己学习《反杜林论》的心得体会。我哥哥正好上初三，他们班里听到广播后，全班起哄，羞得我哥哥无地自容。现在你再问我《反杜林论》是谁写的？讲的是什么？早已忘记。因为那时读的也仅仅是只言片语。
我79年高考的学习笔记佐证了我曾学习过《反杜林论》而且对“函数”的问题并不陌生，难怪我那时能解出
是1/2。莫非我那时还真有点“数学天分”？不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可惜仅凭79年高考文史类数学考试29分，不要说走遍天下，我大概连家门都迈不出去！这就是矬子里拔将军的真实含义。
四、吃一堑长一智
79年高考政治、数学两门不及格的惨痛教训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好的学习笔记对我都是无济于事的。我曾经以记笔记为荣，因为它帮助我记忆。六十年代初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22条军规》（英语：Catch-22） 描写出我所面临的进退维谷、无法摆脱的困境：如果我不能记住笔记，再好的笔记又如何帮助我记忆呢？
再者，学习的目的本不是为了记忆。依愚者之见，学习最终是帮助我们提高举一反三、见微知着、睹始知终的思辨能力。换言之，学习的好坏并不取决于记忆。不开窍的记忆即使记住了所有高等数学的公式、物理中的定律，还是不开窍。开了巧的生灵，心有灵犀、不辨自明；不点自通、一通百通。所以教育百论中，“启蒙”为贵，应一马当先、最为重要。
言归正传，总结79年高考政治、数学两门不及格的经验教训后，自此我放弃了记笔记的习惯。没有“笔记”这副拐杖支撑残缺不全的“记忆”，那只能靠着“理解力”去对付大学外语专业各科的挑战。我在二外学习成绩的结果并没有令我失望。
有趣的是我的“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并没因我放弃记笔记而受到任何影响。在我的中学毕业鉴定中，班主任周宝珍老师曾鉴定我“能自觉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并给班上理论学习小组辅导。”上了大学的我，早已洗手不干那“辅导”的行当，而是换了一个角色，在别人辅导的一旁“洗耳恭听”。结果辅导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同学考试成绩却低于我，为此他耿耿于怀、牢骚满腹。玩笑间，我也曾建议他像当年张铁生那样在考卷背面宣泄不满。
五、几成众矢之的
我的二外学习成绩表上有一栏
使我想起那时英语系的学生里经常会出现一些不论不类、莫名其妙的诸如“许国璋”之类的称呼。外号“许国璋”，顾名思义，此公大概“许国璋”不离口、唯识“许国璋”为英语祖师爷。虽然听起来不论不类，带有贬义，但毕竟是本行本业，不能冠以不务正业。但你在英语系，什么都好，唯独英语不济，那和不务正业就难脱掉干系。本系某君英语一般水平，却整天钻研日语，据说日语同样水平一般，到头来竹篮打水两头空，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还有一类，专业虽是英语，但属半路出家，第一外语是其它语言。这类人在英语系人数不多，本人就是其中一个。多一门外语，原本是好事，无可非议。我曾在《北辛庄》“哪有时间准备？”中提到：
文革期间，因中苏关系恶化，学校停止教授俄文。一夜间，俄语老师摇身变为英语郎。不知为什么我所在的北京五十一中那时改教法语。从初中到高中的五年中，我便鹦鹉学舌地学讲法文。那时也没有法语广播，甚至连像字典一类的工具书都难买到。为了掌握复杂的法语动词时态和习惯用法，我还特意苦心积累、自己编篡法语动词词典。……我曾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法文上，下乡后还和朋友用法文通信，唯恐疏于应用后，把它忘记。
1977年高考我报考的是法语专业，在二外通过笔试后，又去北外考口试，最后被刷下来。79年考上二外英语系后，为了偷懒省事，我自然选择了法语作为“第二外语”，为此几成众矢之的。起初我实在是因懒惰选法语应付第二外语的要求。但当教授法语的刘振卿老师知道我的背景后，我就不能在课堂上打盹了。为了引起大家在课堂上学法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刘老师总是调动我来和她配合、对话、示范。一时间第二外语法语课上我被点名对答的次数明显增加。不知道我背景的同学还以为老师偏心、偏向，对我另眼看待。不服气的同学还特意找茬。我的二外学习成绩表上第二外语法语栏目中出现的99分，就是其中一例。那是82年7月5日一次考试，我仅用了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老师当场判了100分。不服气的同学考完后，要求老师把我的考卷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结果发现一处拼写错误，老师无奈，在众目睽睽下，只好将100分改为99分。使我想起十年前曾跟着一大群不知道那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参加的那场在邻村举行的中学入学考试中被录取的那位名叫刘根友的同学，他的考卷得分99分。也许遭遇了和我同样的不幸。
六、二外第一堂课
在二外学习了四年，记忆最深刻的是李汝梅老师教的第一堂英语课。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当老师的也不例外。第一堂课教的是什么已记不清楚。唯一记得轮到我念英语单词“Bird”(鸟)时出了问题。李老师突然打断我的话，纠正我的“Bird”发音，并要求我“重复”她的“Bird”发音。我当然遵命，跟着她“重复”。一来二去，没有几个回合，她便恼羞成怒，当堂摔课本冲出教室。这一下我可傻了眼。这是第一堂英语课，我要在二外学四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曾经在《桂春园/编译局》“一切从零做起”中记述在编译局（我未来的妻子）林东宁“不厌其烦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从法文的A、B、C、D的发音中纠正到英文的字母发音。那情形不亚于帮人“解毒”脱离鸦片的魔爪。那真是名副其实地从零学起！有如婴儿学步、鹦鹉学舌、一步一步、一字一句地学起。”
李老师冲出教室后，我便条件反射地跟着她到教室外面的楼道。那时我虽“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只能按捺着自己的情绪来到板着面孔的老师面前。我单刀直入地讲：“如果是我错，我会向您道歉。我学的是美国英语发音，如果发音不对，我也会改正。为什么一定要以英国音为标准纠正美国音呢？”李老师明白我不是故意和她作对后，接受了我的解释，回到教室继续教课。我那时知道二外如果不接受“美国音”的话，我也不会被录取的。以后李汝梅老师在我的英语口试中没有给我穿小鞋。
无独有偶，当堂摔课本冲出教室的不止李汝梅老师一个。那时在英语系教我们泛读、写作、美国文学的美国教授Dr.Strite 也演过这一幕。Dr.Strite 来自美国德州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学府贝勒大学历史系。他的太太Ann Strite 教我们会话。他们在二外执教期间（1982-1983），1983年3月28日至4月19日正值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亲自来华执导话剧《推销员之死》。本剧是米勒的代表作品，曾获“普利策戏剧奖” 、“纽约戏剧评论奖”和美国舞台艺术成就最高奖项“托尼戏剧音乐奖”。1983年5月7日，该剧在首都剧场首演，第一轮演出持续到8月18日，共演出50多场，并出现了场场爆满的演出盛况，影响巨大。为了让我们开开眼界，Dr.Strite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为我们上他教授美国文学课的学生搞到了一批首都剧场《推销员之死》门票。北京人艺导演兼演员英若诚出演男主角威利。北京人艺以他们独特的认知和方式演出了一个典型的美国话剧，在中国复制“美国梦”实属不易。这是文革后在国内舞台上上演的第一部外国戏剧。
看完此剧的第二天，正赶上Dr.Strite的美国文学课。他很想听听我们对此剧的反应，但课堂里却鸦雀无声。这下可惹恼了他，当堂摔本冲出教室回到他的办公室。美国文学课是我在二外最喜欢的课程，我不愿意此事影响到以后的教课进程。便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到Dr.Strite的办公室，主动向他道歉，并解释我们虽有很多感触，却不习惯于用英文在大庭广众的课堂里表述内心感觉的难言之苦。希望他予以谅解，我们将尽力在课堂上配合。Dr.Strite 欣然接受我们的解释和我们一起回到课堂继续他的课程。
Dr.Strite平易近人，有幽默感，教学认真。他所教授的泛读、写作、美国文学使我受益匪浅。我的毕业论文“The Racial Problem in Light in August”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指导和支持。
《二外》（二）
七、“不敬师长”之徒
那时做老师的也不容易。教我们英国文学概况的老师大概是河北天津一带的人。此公对所教的专业虽满腹经纶，但口音有些不如人意、令人大失所望。说真的，这位老师的发音确实需要李汝梅老师“纠正”一番。不然他不会成为我们这帮“不敬师长”之徒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听概况课的多是慕名而来，却因此公的口音而败兴而去。我因对此专业确实感兴趣，恋恋不舍，一直没有放弃。前面我已讲过，入学二外以后，我决定放弃记笔记的习惯。但偏偏此课，我还做了些当堂录音，为的不是帮助记忆或思辨能力，而是一种纯粹“恶作剧”。录了自己听还不算，还在宿舍里播放。特别是他那句中英文混合“Shakes-pea-yuh was byou-reed in 伦敦” 听后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睡不着觉。现在想起来实在不应该。
当然有些茶余饭后的笑料并不都是“不敬师长”之徒们的“恶作剧” 所致，有些是咎由自取。马登阁一度教我们大三的精读和口语同时在校外兼课。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出洋相弄混所教的内容，给人以心不在焉的形象。最大的洋相莫过于留学归来任英语系副主任的毛信礼。据说毛信礼留学期间特别对英国诗感兴趣。有一年英语系请来一位研究英國詩人罗伯特·勃朗宁 (Robert Browning) 的英国教授讲演。毛信礼接风并在全系讲演会上介绍这位英国教授。不知道是没有准备还是过于紧张，可怜的毛信礼那天一反常态，忽而中文、忽而英文，语无伦次、颠三倒四。介绍一开始，他用中文讲，“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顺势转身用英文问那位英国教授“do you understand?”没有中文翻译，那位英国人当然不知道毛信礼在讲什么，只好张口结舌、呆若木鸡。最后总算熬到介绍完毕，毛信礼最后一句欢迎词是“And now, let’s welcome Mr.Robert Browning”弄得讲员昏头转向、听众啼笑皆非。
八、逃避二外早操
另一件在二外记忆犹新的是逃避早操的事。79年的二外，每天一大早就得起床做早操。入秋后，天色一天天见短。早操时外面漆黑一团，难以分辨谁来谁去。至少我们宿舍的男生这样认为。每天早操总是把大家从睡梦中吵醒，宿舍楼里顿时混乱一团，来不及上厕所的、来不及抢到水龙头洗漱的、来不及干这干那的，怨声载道。同宿舍的不知是谁灵机一动，想到反正天黑认不出人，趁乱不去、蒙混过关。我们那时的门窗都是破烂不堪，门上的玻璃早已被一片三合板代替。群策群力，我们想出倒锁门的主意。把门上的三合板撬开，把手从里面伸出门外将锁挂上。
如意算盘没打几分钟，就听深重的脚步声停在门外，正当大家屏住呼吸、不做任何声响时，只听“砰”的一声响，门上的三合板被人一拳打开，负责早操的老师马彪，站在打掉门窗的外面，怒目直瞪着睡在上下铺二层的我怒吼到，“装什么孙子！跟我来这套。你蒙谁呢！倒锁门……”挨了训后，我们灰溜溜地穿上衣服跟着下了楼。
早操后，我们还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不了了之。没想到几天后，我被点名在全年级面前做检讨。这里忘了交待入学时我和杨立新任命为八班正、副班长的事。我一直以为我和杨立新在八班岁数最大所以被立为班长，后来有机会看了个人档案“可录取绝密专业”，才知道这和政审有关。这下可好，因逃避早操，我要在全系百十号人面前代表八班男生检讨。
幸好文革时曾去过不少小学在成百上千人面前做过“讲用”报告、后又下乡插过队、参加过工作、在二外79级中又属大龄学生，除了脸皮比别人厚以外，还有那三寸不烂之舌挡驾，总算在全年级同学面前亮了相，过了检讨关。八班的名声由此大振。那以后不久，不知何故，早操不声不响地被取消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有道是欲速则不达！
九、同室操戈事件
八班的名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都不同”，褒贬各异。但八班确实是个是非之地、多事之秋。我这个人生活比较规律，很少开夜车。到时就得睡觉，头刚落枕即睡熟, 鼾声不止到天明。上大一的一天晚上，我照常就寝落枕而睡。睡梦中被人吵醒。我因睡在上铺，睡眼惺忪中一个陌生的面孔和声音冲我吼道：“你是班长吗？”我那时哪有那闲心回答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一翻身背对问话人，片刻间我又堕入回笼觉的梦乡。
直到第二天醒来后才知道宿舍出了事。本来有限的宿舍翻箱倒柜像是经历一场洗劫、浪迹满地像是经历了一场龙卷风。透过你一言他一语才知道个事情大略。宿舍楼里经常因有人偷用电炉而短路停电，造成许多不便。特别是夜间上下楼、上厕所的不便。为此，负责宿舍楼的电工非常恼火，希望大家配合，检举偷用电炉的“不法”分子。我们同宿舍的一位仁兄，偶然发现住在我们宿舍楼道对过德语系的学生在屋里“开小灶”，电工查问时，便报告了他的发现。电工当即在对面宿舍里发现并没收了电炉。德语系的学生做贼心虚，怀疑是我们宿舍的人打的“小报告”，便敲门询问此事缘由。我们那位仁兄也不含糊，好汉做事好汉当，毫不隐讳地承认是他报告的。对门宿舍的学生一听大怒，一拥而上、大打出手。我们那位仁兄那里是这伙人的对手，被他们当场从上铺拖到地上、撕破衣裤、拳打脚踢，身上多处受伤。
知道事情原委后，我按捺着心中的怒火，要求同宿舍在场的同学保持冷静，尽力保持现场，避免和对面宿舍的任何接触、挑衅和冲突。然后我带着那位仁兄和几位当事人，敲响了二外院长办公室的大门。当时负责学生事务的一位山东籍的副院长带着一帮助手、行政人员立即来到现场调查、记录。德语系学生殴打英语系学生的事件在二外不胫而走。英语系是大系，77、78、79届学生加起来三百多号人，远远超过德语系和二外其他语种的学生总数，此事如不妥善处理，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冲突。据此，校领导决定严肃处理。
我们宿舍的那位仁兄也不是省油的灯。考进二外前，他曾在北京一家工厂工作。当他的工友们听说此事件后，闻讯赶来、拔刀相助。一时宿舍大楼内劍拔弩張、一触即发。我不得不出面调解，告诉来宾此事对方理亏，校方已答应“严肃处理”；如果再动武，我们变为无理，反倒帮了对方的忙、开脱了他们的罪责。好言相劝后工友们才愤愤离开。
此时住在宿舍对面的肇事者们感觉事头不妙、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早上，他们敲开我们宿舍门，集体向我们道歉、希望我们“通融”，不要给校方处理此事施加压力。殊不知他们是77、78届老生，有来自兵团插队的知青，还有党员在内。我看到他们中有的嘴里还叼着烟，只好下逐客令。没多久，校方给肇事者们以记过、党内警告处分。此事就此了结。
同宿舍的另一位外地学生本想趁火打劫，事发后违背保持现场的劝诫，将自己完好无损的皮革行李箱一脚踏破，想借此机会勒索打架对方的赔偿，作为班长我没有理睬他的无理赔偿要求。想起此君聪明反被聪明误、咎由自取。
十、咎由自取之错
在二外我也有过和前面那位仁兄类似的直言不违、打抱不平的经历。学校食堂吃饭是件头疼的事。特别是午饭，下课的人流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寂静的食堂顷刻间变成人声噪杂、硝烟弥漫的战场。最早排队有序的阵容，顷刻间被一拥而上的“夹塞儿”饥民打乱、瓦解。有一天我正好在排队时撞上一位“夹塞儿”癖，便毫不犹豫地当众把他“拿下”。没想到二外无奇不有，此公竟是一位自诩见多识广、有过“前科”的、曾一度打架不要命的“浪子回头”。当众把他“拿下”如同太岁爷头上动土，对他是奇耻大辱。他亮出“前科”真相，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并当众扬言用“石块拍死”我。我那时在文革中见过不少此类欺软怕硬的孬种，根本不把他的恐吓当回事，硬是把他从“夹塞儿”的队伍中剔除出去。其实把他赶走就可了事，可我那时气盛，对此种败类不依不饶，大有痛打落水狗之势。吃完饭后还特意找到他的门上，想私见识此徒如何用“石块拍死”自己。同届好友朱宁招实为我担心，暗中随我前行护驾。这位“浪子回头”私下向我吐露真言，用“石块拍死”我是假，当众数落他“夹塞儿”丢了他的面子是真。既然我敢登门拜访，他只好主动和我言和。现在想起来此举实在不太明智，真有个三长两短，无谓的牺牲，得不偿失。
在二外我个人确有不少咎由自取之过，比如前面提到的逃避早操就是其中的一例。我原以为我是下乡插过队、参加过工作、在二外79级中又属大龄的学生，暗自以“有阅历”的过来人自居，谁知那仅仅是矬子里拔将军有表无实的招牌。更没料到的是“有阅历”敌不过 “有心计”的人。
同班中有位生活困难的外地同学。恻隐之心使我对他的境遇特别同情。我那时虽不是什么“大款”，但比上不足、比下特别是和此君相比，那还是“绰绰有余”。我在二外期间，除家住北京外，还应其它种种原因， 很少周末留宿学校，更不用说逢年过节，就连晚饭也很少在校食堂吃。但我还是每月如数买下整月的饭票，并将它拱手交给此君“入伙”保管。我想人各有志，帮人之难时，也要考虑人家的面子。“入伙”之意是我们不分彼此共同分享饭票。
没想到有一天周末晚上我不仅留校并且留校吃晚饭。因为饭票锁在此君处保管，我便到食堂找他。见他和大家正在吃晚饭，便向他索取饭票，此君当众说“没有”。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答案。尴尬中我愤然离席而去，从此和这位仁兄断了来往。这大概是我在二外最为“惨烈”的咎由自取之错。从中学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
另一例咎由自取之过，实在和我不“识相”或“不识庐山真面目”有关。那时教室后排经常有“旁听生”时隐时现。有的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有的行迹诡异、来去无踪。其中一位大名早已忘记，但那时大家确以“刘something”称呼之。此君除其貌不扬外，总是嬉皮笑脸、为人低调，在教室里探头探脑、东听西问。课堂上的“小动作”、“馊主意”、“恶作剧”他了如指掌、尽收眼底。此君还故弄弦虚不时地为我们出谋划策、画龙点睛。殊不知“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和我们接触一段时间后，此公在我们进入二年级之际，以英语系79级“党支部书记”身份亮相，并对我们年级大刀阔斧地整顿改编。可怜的八班首当其冲，第一个被砍掉，同七班一起被编入其余6个班级！冒充“旁听生”的刘某以“微服暗访”的伎俩，把我们玩于掌故之中。再一次证实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只是此次吃堑长智也无济于事，短命的八班从二外英语系79级里永远的消失，英年早逝！为此我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的内疚和难以言状的感叹。可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必然趋势。分班之际，韦颉找了辆车带着2/3老八班人马（鄙人、董克飞、尹世荣、韩萱、彭克、荣宝良不在其中）去了趟密云水库最后合影。
十一、新组合的二班
此照显然是大二以后之作。除我之外，内有老八班的杨立新和韦颉。我们三位不仅是八班元老，论年龄无论是在新组合的二班还是79级整个年级都是数一数二的。比起同班直接从高中、有的高中还没毕业就考进二外的同学，和他们的年龄至少相差五、六岁。所以在新组合的老、中、青中，我们还是“老”字号。但这毕竟是37年前的照片，那时相差五、六岁也还是同代的“年轻人”，混在新组合的老、中、青队伍中，也看不出岁数的明显差别。八班被解散后对我最大的好处是丢了那顶“班干部”的乌纱帽，不再是众矢之的，刘某之流“微服暗访”的对象。昔日的那位在宿舍里“直言不违”的仁兄韦颉“轮流坐庄”和二班元老刘建平任命为新组合的二班正、副班长，从此天下太平、国泰民安。
照片上新组合的老、中、青二班同学，沐浴在阳光灿烂日光下，显得格外清新、朝气蓬勃。站在我左手的吴建春是咱们山东老乡，一头黝黑自然卷发，加上他那副黑框眼睛，难怪人称他为“许国璋”。他的强项就是“政治经济学”，旁听此公的辅导，笔者受益匪浅，无需上课，考试全优。相识恨晚，不然本人79年高考的政治卷子不会不及格的。站在我右后边是杨立新，外校毕业，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表达幽默。在老八班里我们彼此搭配的不错，度过了难忘的多事之秋。站在我右手的是亲切随和、广结人缘的福州人艾闵这里有段插曲，八班被解散、我被分派到新组合的二班之际，正赶上我大二喜结姻缘之时。艾闵家住福州，1980年底回家度假时，得知我和妻子林东宁会去福州探望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讲学的岳父母大人，于是留给我她福州家里的电话号码，以便联系。到了福州后，我曾打电话到府上，接电话的问道：“我是老艾，你找谁？”措不及防中，我连忙讲：“我找小艾。”
在福州逗留期间正值新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在物构所所长卢嘉锡教授陪同下前来岳父母下榻拜年。岳父林慰桢和卢嘉锡少年时在厦门鼓浪屿同窗好友。卢嘉锡多少年后风趣的讲述开学第一天见到少年慰桢坐在林家轿子上的窘迫样子。自此以后，林家的轿子不见踪影。两人同是从厦大化学系起家，三十年代末先后考取中英庚款獎學金化学专业。
六十年代通过不同渠道林慰桢和卢嘉锡取得联系，从此以后两位在通信中互相交流、探讨他们所共同感兴趣的物理化学、结构化学、电子化学以及材料化学等多种学科领域中的理论、实际课题。1976年9月时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教授林慰桢博士欣然接受老友卢嘉锡教授邀请前往卢教授所创办的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讲学研究一年。自此林慰桢便利用每年的假期回国讲学，和老友盧嘉錫同堂講課、同室研究、一同下地勞動、稱兄道弟、親如手足。
新组合二班照片中站在艾闵边上的是厦门人李红，为人正直、学习一丝不苟，待人温文尔雅。我和妻子80年底南下的第二站就是厦门。在福州过了新年后，岳父母应厦门大学化学系主任、结构化学中的同仁、好友蔡启瑞教授的邀请前往厦大讲学。蔡启瑞一九四七年赴美留学，一九五零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九五六年回国，任教于厦门大学化学系，从事催化理论、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结构化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我们和岳父母一行同车前往。
十二、南下厦门之行
在厦门期间，和岳父母一道参观了包括厦门鼓浪屿鹿耳礁林氏府和港仔后菽莊花園等许多景点。鼓浪屿鹿礁路13号到19号有三幢别墅，一幢叫大楼，是1895年一位英国船长的别墅，1895年岳父的曾祖父林维源割台内渡后居住鼓浪屿时购买;一幢叫小楼，是林维源空居鼓浪屿后所建;一幢叫八角楼，原为小楼的一部分，统称府内或林氏府。1915年岳父就是在厦门鼓浪屿鹿耳礁林氏府的小楼出生的。
岳父的祖父林尔嘉1895年割台随父林维源内渡厦门后，虽台湾总督府三番五次威胁利诱，曾试图授予尔嘉男爵，林维源、林尔嘉父子始终不肯加入日籍。内渡厦门后，清政府以 “尚其操，矜其遇” 赐知府嘉奖尔嘉。光绪三十年（1904）奉诏以“道员”衔入京条陈新政利弊。光绪三十二年（1905-07）清廷褒奖尔嘉四品“京堂，”任厦门保商局总办，兼厦门商务总会总理，任期六年。宣统元年（1909）清廷邀其为度支部（财政部）审议员，参与整理币制。同年秋，林尔嘉以度支部审议员身份搭乘轮船赴沪参加大清银行审议会，看见十余艘日舰在海上横冲直闯、喷涛吐浪，随处闯翻倾扎渔船。目睹此情此景的林尔嘉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国势推移，天禄将终，若言国强，非兴练海军不可。”随后慨然捐献四零万银元，帮助清廷添置舰艇，重建海军。
三十年代菽庄花园全景
辛亥革命以后，林尔嘉更受礼遇，屡受政府嘉奖。其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造福桑梓，有口皆碑。如开办电话公司，参与兴建漳厦铁路，创立自来水公司，积极参加厦门市政建设。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遴选林尔嘉为参议院候补议员。1913年，林尔嘉选址鼓浪屿港仔后兴建“菽庄花园”。
菽庄花园的主景:「海阔天空」巨石与四十四桥
花园布局精心设计，具江南园林韵致，又有我国东南园林的个性。背负青山，面临沧海，在不足十亩的坡地上，创造出无垠宽广的视觉空间，把四周的海天景色纳入花园怀抱。园中建有顽石山房、十二洞天、眉阁、蕙香榭、茆亭、芦溆、听潮楼、眉寿堂（又名海客谈瀛轩）、四十四桥、千波亭、渡月亭、招凉亭、观涛台、小板桥、壬秋阁、真率亭。
摄于菽庄花园门前（1980）
在菽庄花园内的海滩边
我们下榻在鼓浪屿黄家公馆
方毅在人大会堂接见岳父母（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