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存，河北乐亭人，1951年1月12日出生，1989年被国家体委批准为围棋国家级裁判，1979年至2020年，曾任湖南省棋类协会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围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围棋协会副主席。

　　1972年起从事围棋推广和宣传工作。1982年创办湖南省第一个少儿围棋班，1987年创办长沙市青少年棋类运动学校任副校长，1997年开办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围棋班，先后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吴新宇、朱毅、黄奕中、蒋蔚、马如龙等围棋职业棋手。是世界围棋冠军罗洗河进京的推荐者。

　　1981年起，担任领队或教练，多次率湖南围棋队参加全国比赛。

　　担任第1至14期湖南省围棋裁判员学习班主讲，为湖南培训了8位国家级围棋裁判员和288位围棋一级裁判员。

　　336次组织并担任湖南省和长沙市围棋赛裁判长或仲裁委员会主任；71次任全国围棋赛正或副裁判长或仲裁；12次担任世界围棋赛事裁判员。1989年被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优秀裁判员”称号。

　　所著20余万字《聂卫平马晓春争霸15年》完整概括了当代中国围棋最高技艺，准确记载了中国围棋进入世界顶尖水平的过程。

　　所著60余万字《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中日12年擂台大比武全景，全面反映出当代中日围棋整体水平，真实记录了中国围棋赶上超越日本的艰难、辉煌历程。

　　是多家媒体的特约记者或通讯员，1972年5月至2020年12月的48年间，所写围棋文章被《体坛周报》《围棋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长沙晚报》《羊城晚报》、新浪网、红网、弈城网、弈客网、湖南省棋协网等各级媒体采用13426篇，其中评论文章3341篇。重要文章1994年至2003年共10篇《中国围棋综述》依次载入由中国围棋协会主编的1995至2004年版《中国围棋年鉴》。

　　在中国围棋界、新闻界率先提出:“七小龙”、“小虎”、“豹一辈”、“群狼”等宣传概念。

　　从1980年起，拍摄了中国围棋各个时期的比赛及棋手照片近14000多张，留下珍贵影像。

　　传略被收入《当代中国著名教练员裁判员大辞典》《当代湘籍湘版著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等丛书。

　　2007年，荣获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棋类协会颁发的“三棋推广奖”；2009年，经读者投票，被湖南省体育局、《湖南日报》社评为“湖南民间体育十杰” 之一。

　　获2016—2017年赛季城市围棋联赛最佳传播人奖。

　　2020年中国围棋协会围棋师资培训专家讲师团成员（第一批）。

　　2022年7月担任美篇“围棋棋友俱乐部”美友圈管理员。

杨志存的《回忆录》

（一）

1、一位50后的学龄前记忆

2、瑶岗仙，我的青春活力显

3、忆吾青葱岁月勤学弈

4、忆吾青葱岁月勤学弈

5、忆在汽修厂的青春往事

（二）

6、忆“修地球”的蹉跎岁月

7、忆五味杂陈的动荡年代

8、上进的我枝柳铁建惹风波

9、鱼塘街，悲喜交加的岁月

10、忆在东区政府的铭心往事

11、回眸围棋由爱好成事业

12、80年围棋国手荟萃乐山

13、围棋湘军全国赛铩羽而归

14、湖南首个少儿围棋班破土

（三）

15、围棋湘军新苗茁壮成长

16、我为聂卫平马晓春当裁判

17、忆应运创办“九星杯”赛

18、忆擂台英雄群体来湘热战

19、忆八十年代湖南围棋逸闻

20、弈苑杯，我的情怀我的爱

21、精心打造围棋裁判队伍

22、围棋国手“闹”长沙

（四）

23、规模最大全国围棋团体赛

24、弈苑厅，弈战勤，弈友情

25、上学写作忙围棋互助互促

26、晚报杯，围棋湘军来了

27、与外地围棋交流五彩缤纷

（五）

28、在“下海”动荡中谋发展

29、1994年围棋国手战长沙

30、1995年围棋报道呈井喷

31、1996年我的处女作问世

32、1997，围棋群英荟萃成都

（六）

33、回望抢救湖南围棋队

34、湖南围棋实战教室诞生

35、忆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

36、吾首次出国竟然是缅甸

37、合肥，忆晚报杯刘钧登顶

（七）

38、忆第十届晚报杯战沈阳

39、祖国的宝岛台湾，我来了

40、忆嘉义、台南、高雄行

41、吾在台湾最南端观光

一位50后的学龄前记忆

　　公元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肺炎席卷世界，至今尚未退去。

　　已退休的我，疫情中呆在家中，很少出门。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1951年至1957年的七年间，是我的学龄前时期，那时年幼无忧无虑，从二岁记事开始，记忆力反而比读书后更清晰，这恐怕要归功于儿时脑细胞飞速增长了。

　　把至今都抹不去的记忆变成文字储存，才能成为真正永久的记忆。

图为2022年已满七十一岁的笔者。

　　1950年10月，怀着我五个月的母亲赵玉珍时任张北县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此时，朝鲜内战已爆发三个多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公元1951年1月12日，中国农历是1950年腊月初五，在志愿军胜利打完第三次战役，把美军赶回三八线并占领汉城的背景下，我呱呱坠地了，生肖属虎，属于“虎尾”。

　　出生地是现河北省张家口市所辖的张北县，该县在张家口北边，称之为“坝上”。

　　所谓 “坝上”地区，泛指北京以北100公里到张家口以北100公里，自西向东，地势陡然升高的草原、丘陵地带。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就属于“坝上”区域。

　　当时，我父亲杨林任察哈尔省察北军分区副政委。察哈尔省，建于1912年，是民国时期省级行政区。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根据察哈尔特殊的地理环境，如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等原因，经原察哈尔省军区司令员王平将军的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原察哈尔省所辖雁北专区、大同市及察南专区等划归山西省；察北、察南16县改为张家口专区，连同张家口市、宣化市归属河北省管辖。

图为1951年时的父亲杨林。

　　1951年，时年29岁的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在察哈尔省察北军分区司令部卫生所任政治指导员。

　　母亲说，我是早产儿，出生时未满八个月。我努力追寻儿时记忆，最早的模糊印象是我牙牙学语时，父亲让我叫“爸爸”，我老是发音成“大大”。

　　之后，蹒跚学步，我穿个开裆裤，臀部挂个“屁股帘子”挡风御寒，隐隐约约记得是黑底起小白花的“帘子”，用棉带系在腰间，遮住臀部。印象最清晰的是我在卫生所门口，母亲鼓励我慢慢连走带爬登台阶的那一幕。

　　我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首歌部分歌词和曲调记得非常牢的几句是：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后面的歌词就记不全了。这首歌是爸爸教我唱的，记得那时我被这首歌“狂轰滥炸”，给包围了，想不记住都不行。

图为1952年时的母亲赵玉珍（后改名赵立新）。

　　1953年1月，母亲在华北军区第一文化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位于河北省高阳县， 该县地处华北平原，位于保定市东南部，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各为150公里，北边紧靠白洋淀与安新县交界，当时和现在都归保定市管辖。

　　建国初期，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战士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近70%，其中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30%，母亲就是文盲，出身雇农，从小做童养媳，没上过一天学。

　　建国后，军队开始有计划的普及中小学教育，在全军掀起了文化学习高潮，母亲就是在此背景下，30岁才读速成小学。

图为1951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六个月的我，母亲用手在后面扶着我才勉强坐稳完成拍照，这也是我人生第一照。

　　母亲带着两岁的我学文化，印象深刻之一的是我得了腮腺炎，疼得直喊叫，母亲说我不是“哎哟、哎哟”叫唤，而是“哟哎、哟哎”地发声，声声让母亲心疼。更让我害怕的是打针，看到穿白大褂的就哭，打的叫盘尼西林，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消炎的“青霉素”。

　　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部电影是《白毛女》，牢牢记住了喜儿扮演者田华和黄世仁扮演者陈强的形象。

　　这些情景是1953年之前，也就是我三岁前的全部记忆了。

图为1952年，一岁多的我（右）与二岁多的姐姐第一次合影。

　　1953年，父亲调任华北军区后勤部任宣传部副部长。我们家在北京市猪市大街住了没多久，就搬到东单东堂子1号。

　　猪市大街那边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房，同父异母的哥哥杨志生从冀东乐亭县老家来北京读中学，住在二楼，我上楼梯找哥哥玩时，要爬着上阶梯，感觉那楼梯又高又长，现在想起来是我当时太矮的缘故吧。

　　比我大一岁的姐姐杨一清被母亲从宣化县奶妈那接到北京，由此我才第一次感觉到还有个姐姐。姐姐和我被送进华北军区七一幼儿园，我在小班，姐姐在中班。我在幼儿园生活没多久，也就没啥印象深刻的事儿。

图为1953年，我（右二）与母亲、姐姐（右一）、妹妹在北京留影。

　　东单东堂子1号是座四合院，记忆中院内有一口带盖的水井，印象最深的是：一天雨后，我在灰砖墙根第一次见到蜗牛，用小草触碰它的触角，触角就会缩短，非常有趣，用手捏住蜗壳提起时，可明显感觉到它腹部贴墙的粘性。

　　1954年5月，大弟弟志明在北京出生了，因为他太小，我俩没啥互动，印象不深。

　　在北京期间刻骨铭心的一幕是“大华打碎茶碗”。1954年下半年，母亲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待分配，我们一家移居华北军区大华招待所，该招待所位于西单大华饭店内，进门左、右侧各有一排房间，正面黑咕隆咚的，隐隐约约也有一排房间。爸爸说，如果谁不听话，调皮捣蛋，就会把谁塞到小黑屋“关禁闭”，故一提到小黑屋，姐姐就很害怕，我那时可能还没有“怕”的感觉，畏惧感是啥？脑海中一片空白。

　　一天，我和姐姐在家，我口渴想喝水，姐姐就爬上凳子去拿柜子上的茶碗，一不小心，茶碗由柜子上掉下，瞬间四分五裂，姐姐闯了祸，觉得可能会被关进“小黑屋”坐禁闭，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我望着泪流满面的姐姐，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她，还懵懵懂懂感到奇怪，姐姐为啥大哭呢？发生这事后，我才在记忆中确确实实感到了姐姐的存在。

图为1954年秋，全家在北京合影。后排：同父异母的哥哥杨志生；中排左起：母亲赵玉珍、妹杨二清（后改杨锋）、父亲杨林；前排左起：弟志明、笔者、姐杨一清（后改杨冲）。

　　1954年，3岁多的我在北京留影。

　　1955年，父、母亲随军南下，到华北军区第三文化学校待分配，这所学校位于河南省境内一个叫大明园的村镇，我们暂时居住在老乡家中。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屋檐下看到了燕子和它们衔泥垒起来的窝，觉得很有趣。那时，对周围没见过的一切都感到新鲜，都想探个究竟。

　　部队乘火车沿着京汉铁路继续南下，到达汉口长江北岸。那时，还没有武汉长江大桥，火车车厢被一节节分开，驶入铺好铁轨的轮渡，分节运送过长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江面，在车厢内望着窗外波光粼粼的江水，灯火阑珊处、深宵时分，那生动的一幕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记不得是1955年哪一天了，部队到达目的地——长沙县黑石铺，华北军区第三文化学校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父亲担任副校长。父亲在当时解放军干部中文化程度算高的，他1938年参加革命前在中等师范毕业，担任小学教员，如今当个副校长还是蛮胜任的。

　　我家被安排在西校区一栋红砖平房，一共有三户人家，左边是王副政委家，右边是张校长家，北面房后有一排低矮围墙，5岁的我翻墙出去不是难事，墙外是农田，远处散布着农舍。家的朝南那面是一片低矮的茶树林，左边一条水泥路通向校广场等处。

　　当时，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多生多育，朝着生五个就授予“英雄母亲”的光荣称号迈进。因为五姊妹都小，姐姐最大6岁，小弟刚出生，母亲就退伍在家带孩子，还请了一位保姆，约40岁，我们叫她“裴阿姨”，父亲1958年转业后就再也没见着她了。

　　在工程兵预校我印象最深的事是给刚出生的小弟弟起名字，1955年8月19日弟弟出生后，父亲也就是随便跟我说说，让我给弟弟起个名字，我随口道，叫“杨钢笔”、“杨手套”，爸爸说那哪行，你们是“志”字辈，名字中间要有个同志的“志”字。我平时也听父母亲说过这“同志”词语，但并不知其含义，我突然灵机一动，信口说，那就倒过来叫杨志同呗。父亲可能觉得这名字含有志同道合的意味，当即拍板：好，就叫杨志同。由此，小弟弟在我记忆中就有了第一次深刻记忆。

　　图为1956年，我们五姊妹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合影。后排左起：姐姐杨一清、5岁多的笔者；前排左起：小弟杨志同、大弟杨志明、妹妹杨二清。

　　在工程兵预校，还有几件事记忆深刻。每天清晨，预校正门广场都要升国旗，每当国歌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我们姊妹几个除小弟外，都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本正经的立正，向着国旗的方向敬礼，这就是父母亲对我们早期政治教育的结果。

　　离黑石铺不远的地方有座大托铺军用机场，父亲有时带我们姊妹登上附近的九峰山头，观看战斗机起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对这“铁鸟”非常好奇。

　　我家在西校区，出了预校正门，横过新开铺路就进入了东校区，左侧坡上是俱乐部，一位叫王兆虎的叔叔是电影放映员，他约20多岁，长得浓眉大眼帅气。记得一部叫《刘巧儿》的电影是1956年在预校观看的，我记住了片中的平剧主演新凤霞，其中另一位主要演员赵丽蓉却是以后才知道的。还有一部《扑不灭的火焰》是看过印象最早的战斗故事片。

　　遗憾的是，王兆虎叔叔1957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开除了军籍。俱乐部旁边是军人服务部，有一位姓肖的女服务员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她约30多岁，与母亲年龄差不多，还都烫卷了头发，母亲与她关系特好，她常来我家，每次都带糖果之类的食品给我们姊妹吃，加上她戴一副镜片厚厚，满是“圈圈”的高度近视眼镜，故印象格外深。

　　记得有年长沙下雪了，爸爸带领我们捉麻雀。用一只白色圆藤条编成的箱子，放置在屋对面的茶树林中，箱下地面撒上大米粒，再用一根筷子支起箱子，筷子底部栓上长长的麻绳，拉到窗户下，我们姊妹们“埋伏”在窗后屋内，死盯着箱子，等候麻雀自投罗网。果然，麻雀贪吃入圈套，爸爸把绳子一拉，便扣住了麻雀，引来姊妹们一阵又一阵欢呼。爸爸伸手从箱底捉住麻雀，拔毛破腹，洗净再用泥巴裹住，埋到柴火灶膛内的灰烬中，借助余温烘烤，烤熟的麻雀肉那个香啊，回想起来，美味至今未尽。

图为1958年，我与小弟杨志同（左）、大弟杨志明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军人服务部房后合影。

　　我对预校的事记忆不大多，是因母亲把我和妹妹杨二清送到湖南省军区幼儿园，除了节假日，我都是在幼儿园度过的。

　　湖南省军区幼儿园位于当今的长沙市韶山北路与解放东路交叉处，也就是现在华天大酒店的位置，那时幼儿园附近都是菜地，还没有韶山路和解放路，只有一条文艺路，记得我初去幼儿园还得经过田间土路。

　　园长姓张，瘦瘦的，上世纪80年代我曾去幼儿园探望张园长，她还是那么瘦，令我惊讶的是，30年过后，她竟然还记得我和妹妹，还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在二楼大班，妹妹在一楼中班，我对妹妹印象开始深刻就是在这一时期。在风雨操场玩滑滑梯，滚铁环，玩丟手巾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在室内玩大型积木，逗园内饲养的猴子，堆沙包……，这些都印象颇深。

　　管理我们的阿姨只记得“叶阿姨”，其实她并非姓叶，只是常上夜班，照看我们睡觉，所以被小朋友们称之为“夜阿姨”。

　　幼儿园的男、女小朋友上卫生间不分性别，我偶然发现有的小朋友没有小鸡鸡，便问阿姨，得到的回答是：被老鹰叼走了。如此回答让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也使我第一次有了男女的概念。

　　在幼儿园期间，我得过一次肺炎，入住位于长沙市洪山庙的解放军163医院，记得妈妈带我住院的路上还要坐木制渡船过浏阳河。

　　住院时，我第一次有了“钱”和“偷”的概念。我与战士们同住一间大病室，看到病友时常拿一张好看的纸片就可以到楼下小卖部换来吃的东西，很好奇。有一天，看到临床病友床头柜打开了，抽屉里有那样的纸片，我便拿出一张到医院小卖部，买了一把糖来吃，岂料被妈妈看见后，问糖是哪来的？我说是用纸片换来的，万万没想到却遭到母亲好一顿打骂，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挨打，也知道了别人的“纸片”是不能拿的，被打疼的我方懂得了“钱”和“偷”的概念，虽挨了打却受益匪浅啊。

　　1957年，姐姐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记得6岁的我和姐姐都是在爸爸的预习辅导下，一同去长沙县九峰完小报考入学的，姐弟俩都编在同一个班，我就此告别了学龄前的无忧无虑美好时光。

图为1958年，父亲转业前夕，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拍摄的全家福。前排左起：7岁笔者、3岁小弟杨志同、5岁妹妹杨二清、4岁大弟杨志明、8岁姐姐杨一清。

　　图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父母亲。

　　今天，正值2022年清明节，借此文章，纪念离开29年敬爱的父亲和离开30年亲爱的母亲，儿永远怀念你们。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5日

瑶岗仙，我的青春活力显

　　1957年9月，差4个月满7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了。

　　学校全称是长沙县黑石铺九峰完全小学，该校位于一座小山包上，我家在解放军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宿舍，从家里横穿过土质的新开铺路，沿着预备军官学校东校区外围的田间小路东进，我对路边一座低矮的神龛印象深刻，每当路过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瞟上一眼，因为神龛里有一尊色彩艳丽的菩萨颇吸引眼球，时不时还有香火缭绕，是不是农民供奉的土地公公至今也未可知。

　　一路上还可见到隆起的坟冢，因我年龄太小，对于死亡还没有恐惧感，特别感到害怕的是要穿越一段树林，那是因为树上常掉下一条条毛毛虫，褐色的虫体上竖起密集的毛刺，白色肚皮下长满了肉肉的“小脚”，看上去很可怕，我每次都是一路小跑快速过树林，生怕毛毛虫掉进脖子里。

　　说是学校，其实就是由一间破庙宇改造而成的，教室挺高大，就是感到四面来风，冬天格外冷，我和姐姐小手都生了冻疮。课桌椅并非统一制作，高矮参差不齐，而且破旧不堪，当时也不觉得条件有多差，待之后与其他学校比较方觉得办学条件太过简陋。

　　语文课开始学汉语拼音，文字第一课就学“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好在父亲在家中给我们姐弟预习过，之后的“爸、妈、哥、姐、弟、妹”等称谓字和日常用语也轻松学会了。

　　1958年，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开始，父亲响应国家建设矿山的号召，转业时选择去了位于湘南郴州市宜章县境内的瑶岗仙钨矿，时任矿长。

　　记得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出发，到了一个叫白石渡的小站，换乘一辆矿里来接父亲的吉普车，前往50公里的矿区，车在一条土路颠簸，扬起的黄尘一路陪伴我们到了瑶岗仙汽车站，等押运行李的有蓬卡车抵达后，看见母亲一身黄，有点恐怖，原来，她是被车后卷起的尘土覆盖了，对母亲这个形象记忆非常深刻。当晚，全家入住汽车站旁的矿招待所。

　　矿办公楼东侧后方是一栋平房，父亲的办公室就在这栋平房的最西头，记得父亲办公室墙上有一框黑白照片，画面上，父亲小平头，站在矿俱乐部舞台的讲台前，面带微笑，张着口，挥手，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像是在作动员报告。

图为1959年瑶岗仙钨矿的办公楼。

　　瑶岗仙钨矿位于湖南省资兴、宜章、汝城三县交界处，处在南岭山脉中段，倚骑田岭东北，群山环抱，最高的天鹅峰海拔近1700米。站在峰顶可俯瞰到资兴境内的东江。瑶岗仙山体由花岗岩构成，有大安门、宝塔溪、蛤蟆石三个坑道口，我只到过最近的哈蟆石。矿区空中拉起的运送矿石的索道可谓是瑶矿的“标志”。

　　这里钨矿蕴藏丰富，矿区面积有23平方公里， 是中国钨矿业的起源矿区，据说早在1914年就正式开采了。

图为1959年，瑶岗仙钨矿蛤蟆石矿区坑道口。

　　矿本部位于山凹之中，一条后来叫和平路的主要道路贯穿矿区东西，二层的办公楼坐北朝南，坐落在山脚下，办公楼西侧后方是一片面积不大的老树林，内有苦栗子、甜栗子树，每逢秋季，风一刮，或用大石头撞击树干，栗子就会哗啦哗啦落下。

　　紧挨办公平房东头有一条缓缓坡路向北往山上延伸，路的右侧有三栋红砖平房，住的多是矿领导。我家就在坡上最高处的那一栋，住房后头有一块两米多高的花岗岩大石头，我和姊妹们经常爬上去玩耍。

　　我家西头是崔健书记家，父亲刚到矿不久崔书记就调往长沙了，只记得他有个儿子叫崔岗。东头是彭副矿长家，三个孩子都比我小，老大彭湘冀比我小一岁，鹅蛋脸，笑起来的声音脆脆的，很好听，尤其是她的一对长辫子快到腰间，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经常在我眼前晃动。老二彭利岗跟我大弟志明同年出生，我经常带着他们一起玩耍。老三彭晓莉太小，我们到瑶岗仙时，她刚学会走路，也就没太深的印象。

　　前面那栋平房东头是李副矿长家，他儿子叫李华亮，小名“亮伢子”，亮伢子的外公一双腿有严重的牛皮癣病，夏天外露时有点吓人。中间住的是马副矿长，他儿子叫马毅敏，女儿小名叫“痱子”。西头先是李副书记家，后来由华山家搬入，华山是我所在瑶矿子弟学校16班的同学，其兄叫华石，妹妹一个叫华淳，一个叫华丽，华石的母亲是矿医院医生，她的长辨子总是盘在额头顶，与众不同，我印象极为深刻。

　　坡下最前面（南边）的那栋西头是王总工程师家，大儿子王梦堂，二儿子王梦岗与我是同班同学，其大妹叫王梦瑶，小妹叫王梦仙，王总后来调往湖南省冶金工业厅，中间和东头是谁家就记不清楚了。

图为五十年代瑶岗仙钨矿发给职工的福利汽车票。

　　1959年11月，瑶岗仙钨矿崔书记（前排左四）荣调长沙任职，父亲（前排左五）与其他矿领导和中层干部为崔书记送行留影。

　　那时各家各户都没有卫生间，家中备有马桶，沿着房东头一段不长的石头阶梯上行，可见一块不高且平的大石头，抬脚就可登上，大石头旁是木板搭建的简易公共厕所，供三栋房子住户使用。厕所地面用木板铺就，木板上开凿出一排豁口就是蹲位，入厕时常见粪池中白花花的蛆虫蠕动，印象极深。

　　那时家中没自来水，距平房西头约几十米是一间蓄水池，山上泉水不断流入，供人们自行打水饮用。

　　因父母工作忙，我们吃饭多数在矿本部食堂。那年头，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正好我们也处在长身体时段，感觉就没吃饱过。

　　父亲虽然是矿长，他要求自己很严格，乐与工人们同甘共苦。记得给矿领导唯一特殊“待遇”是发了回糠饼（喂猪的饲料），我与姊妹们掰开，吃得津津有味。

图为瑶岗仙钨矿食堂印制的饭票。

　　出家门，下坡南行至矿办公平房，再往西，穿树林，顺建设路走到南口，便是瑶岗仙钨矿职工子弟学校，我和姐姐小学二、三、四年级都在该校同一个班就读。

　　学校建在山坡上，进校门是一块不大的操场，教学区右侧是我班教室，出了教室右拐沿阶梯而上又见一小操场，在此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曾修建了好几座炼铁炉，学校组织我们进山挖铁矿砂，投入炉中冶炼，我们也为1958年全民大练钢铁、赶超美国英国做了“无用”贡献，想到那出左倾大跃进的“闹剧”，既可笑又可悲。

　　1958年，全矿响应政府号召投入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除四害”运动，也是令人啼笑皆非：左手握搪瓷缸，右手拿树枝，到臭水沟、粪坑去挖、拾苍蝇的蛹，每个学生还规定了完成的指标，不过，那段时期，粪池中还真见不到蛆虫，卫生环境的确也得到优化。

　　那阵子，没隔几天，全矿就来次总动员，漫山遍野都是打锣，放鞭炮，敲脸盆，吹哨子，舞旗，大声吆喝的人群，干啥？惊吓麻雀呗。别说还管点用，麻雀刚停下就被惊飞，再停下又被吓跑，强迫它不停飞，直到累得飞不动了，被在地面活捉，这种让大人哭笑不得的笨招法倒是我们这些让少年儿童感到了欢乐。

　　在矿上我非常调皮捣蛋，因常与其他儿童打架被告状，没少挨母亲的揍，在家被打感觉疼，知道怕，又如法炮制到外面出手，让别人怕我。渐渐，我打出了名声，成了三栋房子的“孩子王”，最厉害一次把王总工程师的儿子王梦岗用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缝了好几针。在家也是“小霸王”，对姐姐、弟妹不时呼五喝六，甚至拳脚相加。当然，每每姊妹们告状后，又换来母亲一顿狠打。看来，父母教育孩子用打骂的方式只是短效，起到了示范作用，给孩子心灵的创伤却是长久的，得不偿失。

　　我在外靠拳头“树威”，但也怕更能打者。记得我与班上一名叫聂强的同学打架时，被打出血，自我感觉落败，以后便不敢再招惹他，聂强也成为瑶岗仙我唯一不敢惹的玩伴。

图为在瑶岗仙钨矿幼儿园的小弟志同（左）和大弟志明。

　　在瑶岗仙，受当时政府“集邮爱国”的宣传，我对集邮产生了浓厚兴趣，一度非常着迷，当时获取邮票的途径就是“偷撕”。矿本部办公楼进门处墙上挂了一个装信的布袋，每天都有不少信件入袋，等候收信人自取。我每天放学路过，都要把信件浏览一遍，发现有纪念、特种邮票，就偷偷揭撕下来。那时不懂得邮票讲究品相，也不懂得用水浸泡脱胶的办法获取高品质的信销票，很多好看邮票被撕破了也就没有价值了。

　　1959年，整枚红色，面值20分的《开国大典》邮票发行了，成为抢手票品。邮票画面为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手握讲稿，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他的背后，天安门城楼下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邮票再现了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的场景。

　　为了获得这枚邮票，我天天去矿办公楼信袋“窥探”，终于如愿以偿，至今这枚邮票还珍藏在我的邮册中。

图为我收藏的“开国大典”邮票。

　　在瑶岗仙我读小学二至四年级，识了些字，自然就迷恋上“连环画”，每当父亲要出差了，就吵着要带“小人书”回来，父亲一到家，我就翻包包，寻找“连环画”，父亲每每都不让我失望。

　　久而久之，我不满足于父亲带小人书了，矿办公楼前和平路往西有家书店，里面“小人书”那个多啊，好啊，牢牢吸引了我，可没钱买，咋办？

　　向父母亲央求买不能回回得到满足，我开始留意父母亲放钱的位置。终于发现父母把钱放在卧室衣柜上的皮箱里，没钥匙开箱怎么拿钱呢？

　　我找了把起子，踩着凳子，将起子插入皮箱缝隙，再撬开一条缝，将小手伸入，拿了几张2元面值的人民币，欣喜若狂，赶紧跑到书店买小人书。可没过多久，疑是店主，或是姊妹告发，还是被父母发现了，终于“大难临头”，这回不是母亲出手，而是父亲亲自上阵，他不顾我拼命求饶，用麻绳把我手脚捆牢，拎起来扔到床上，抡起鸡毛掸子好一顿猛抽，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揍我，那个出手啊没轻没重的，我边左右翻滚边惨叫，感觉要被打死了，便高声嚎叫“妈妈，救命啊”，凄厉的呼救声让母亲心软了，她制止了父亲，动手给我解开了绳索，我抽泣不止，知道了背着父母拿自家的钱那也叫偷……。

　　但是，看新小人书的欲望却越打越旺。

　　我自己不敢偷了，就变换了手段，指使姊妹去书店“窃”书，虽说还小不懂事，也真是够捣蛋的了。

图为我在瑶岗仙钨矿书店买的《火焰山》连环画。

　　还有，肚子饿了，我怕挨打，就使出歪点子：让大弟志明和妹妹二清偷偷拿母亲藏在藤条箱里的红枣，每偷一把给我，就奖励一粒，因为不是我偷的，他们就不敢告状。

　　矿办公楼前就是贯穿东西的和平路，楼东头有一块空坪，小伙伴们常在那玩工兵捉强盗，盘腿斗鸡等游戏，和平路的南侧是矿食堂和俱乐部，俱乐部常放电影，能回忆起片名的有《暴风中的雄鹰》、《羊城暗哨》《党的女儿》、《五更寒》、《红孩子》、《画中人》、《狼牙山五壮士》、《粮食》、《英雄虎胆》、《平原游击队》等。

　　还常有戏班子来演出。有一出湘剧《生死牌》的剧目让我第一次“怕鬼”了。剧中出现一“吊颈鬼”，绿眼珠，耷拉在唇外的通红长舌头，一身白衣飘逸……，让我恐惧，剧中人死后能变鬼让我有了“鬼”的概念。中场休息时，我站在舞台左侧门台阶上窥探后台，看到身着戏装的花脸，粉黛桃红的花旦与“鬼”的扮演者有说有笑……，也就没那么害怕了。

　　我家屋后山坡上，荆棘丛生，不时能见到一种当地叫“蕡萁簲”的坟冢，据大人说下面都是埋葬未成年的小孩，标志是坟头倒扣一只竹簸箕。自有了“鬼”的概念后，再遇到坟冢就吓得赶紧跑着绕开，生怕“鬼”跳出来掐脖子。

　　那时，瑶岗仙矿劳动保护虽然加强了，但老矿遗留下来的矽肺病人挺多，缺乏营养，加上无有效的治疗手段，病人痛不欲生，自杀了断的事时有发生。

　　自缢者的绝地有两处：一处是在建设路子弟学校旁边的锯木场，一处在和平路西头粮店旁的大树下。母亲从战火中闯过来，死人见多了，胆子特别大，又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人们发现自缢者，往往叫母亲去解套，我印象中起码有两次看着母亲为自缢者服务，对死亡的概念也随之加深。

图为时任瑶岗仙钨矿幼儿园主任的母亲赵玉珍（右，后改名赵立新）与好友合影。

　　谈到死亡，我可是死里逃生了一回。

　　1960年，瑶矿流行乙型脑炎，感染者众多，不时有人因此倒毙。医院附近卖棺材的生意火爆，当地农民家中，几乎家家堂屋里摆放着一至几副红漆棺木，你路过门口时都会感到有股阴风吹来。

　　万万没想到，我也染上了脑炎，高烧不退，陷入昏迷，在矿医院急救室抢救。

　　突然，我感到周围一片宁静，无声无息，我悬在急救室的天花板上俯瞰抢救我的医生、护士紧张的忙碌，看见母亲挥动手臂，嘴一开一合的，不知说些啥子……

　　我清醒过来后，向母亲描述了抢救过程，母亲大为惊愕，说你深度昏迷不醒，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怎么能看到？我想，这就是有人描述人濒死状态下的灵魂出窍吧，我实实在在亲身体验了一回。

　　谈到医院，还有件事记忆深刻，小弟弟志同4岁半时，竟然独自一个人从家里步行一公里多，走路到医院找到母亲，也不知道他是咋认识路的，全家人都很惊讶。

　　1960年，天灾人祸一起袭来，全国大饥荒开始，瑶岗仙灾情似乎更严重，儿童每月配给12-15斤大米，平均每天五市两，因为没荤菜，少油水，少蔬菜，整天都感觉饿得慌，每天妈妈拿个小竹筒量好米，倒在一个个罐头盒中，放进竹篮，提到矿食堂去笼蒸。当时，我真不懂事儿，凭借“威严”，还时不时让同样吃不饱的姊妹们留一口饭给我，搞得妈妈要盯着我们都吃完了才离开。

　　因为吃不饱，我们就上山挖竹笋，摘蕨菜，采茶泡，捡板栗，最喜欢吃两种野生食物，一种茶片，是油茶树春天长出的果肉质嫩叶，长成肥厚状，成熟后味美可食。初长多为淡红色，成熟后脱掉表面的一层膜，成白色状的最甜，无涩味。另一种像羊屎粒粒大小的野果子，皮呈蓝黑色，味道酸甜，我们叫它“羊屎饭”，但不能多吃，有回我大把大把往嘴里塞，结果拉不出来，肚胀得难受死了，是母亲用手指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此外喜欢买杨梅吃，小贩用大小不一的竹筒做量具，一分、二分、五分钱一筒分量不等。

　　那时，最可口的正规零食当属扯麻糖了，困难时期政府允许有自留地，也允许做小生意，矿里经常有小贩挑着担子，“叮当叮当”敲着响铁，四处游走卖扯麻糖。那是一种土黄色的大块糖，表面布满了芝麻，给小贩一分两分钱，他就给切下一小块，那个甜且香啊，至今都能回味出来。

　　为了能吃饱，妈妈上远山开荒种红薯，在屋后小菜园种点菜，还养了几只鸡。每当母鸡孵的小鸡快出壳时，我们姊妹就守在鸡窝旁，第一回看着小鸡啄壳而出，那是一种非常新奇、欣喜的感受。

图为1960年，瑶岗仙钨矿矿区。

　　我虽然很调皮，却也干了件大受玩伴们欢迎的好事。

　　那时，和平路的东头有一条建国前最热闹的老街，叫脚庵街，街上也有一家书店，那经常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的连环画卖，我买回后就照着上面的人物画在马粪纸上，然后剪下来涂上色彩，在家里朝南的玻璃窗上演绎皮影戏，吸引了三栋房子的玩伴们汇聚在窗前观看，像彭利岗、马毅敏、吉全力，李华亮、王梦岗等都来观看过演出，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1961年的一段时间，瑶矿夜晚施行灯火管制，凄厉的警报声通过矿区高音喇叭不时鸣响，并非矿区出事故，而是国民党的从台湾起飞的飞机经常飞临矿区上空，有时撒传单，有次还空降了小股特务，搞得全矿基干民兵紧急集合搜山。后来我才知道是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搞反共宣传，空投小股武装人员做内应，袭扰重要目标。

图为我在瑶岗仙钨矿买的《三国演义》连环画。

　　我在瑶矿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二、三、四年级，在班上能记住名字的男同学有聂强、华山、王梦岗，女同学仅有曾望平，上世纪七十年代与望平在宜章，21世纪初与聂强在郴州还见过面，只是老师的名字一个也没记住。

　　我阅读的第一份杂志是《小朋友》，第一张报纸是《中国少年报》，这都是爸爸给订的，我常常眼巴巴盼着它们到来，许多知识都来自它俩。记得妈妈常说，红薯与鸡蛋不能一起吃，会中毒。为了求证，我给《中国少年报》的“动脑筋爷爷”栏目投稿，没想到栏目竟然给我回了一封打字机打出的信，明确告诉我不会中毒，这是我第一次向报社投稿有了回音，不过，最终这一问答未在《中国少年报》登载出来。

图为1959年10月号的《小朋友》杂志。

　　1961年8月，我（图中前左九）正好放暑假，父亲接到省委组织部的调令，前往株洲冶炼厂任职前，父（前左）母（前左七）与瑶岗仙钨矿的同事们合影留念。

　　图为离开瑶岗仙钨矿前，10岁的我（后排左一）及姊妹们与玩伴们留影。

　　1961年，读四年级的我因父亲荣调，告别了瑶岗仙，进入株洲冶炼厂子弟小学就读五年级，开始了新的历程。

　　读者朋友若对我以前完成的回忆录有兴趣，欢迎来美篇我的专栏做客，搜索智慧丛生（美篇号806427），即可登录，恭候您的光临。谢谢。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7日

株冶，50后的青春岁月

　　1961年8月，父亲接到湖南省委组织部调令，由瑶岗仙钨矿调任株洲冶炼厂担任厂长。

　　株洲冶炼厂位于株洲市北的清水塘（现属石峰区），1953年由苏联援建，是当时冶金部直管大型国有企业。

　　株冶以生产铅、锌及其合金产品为主，并综合回收冶炼铜、金、银、铋、镉等多种稀贵金属和硫酸等产品。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厂里动员一部分职工回乡务农，正式职工约2000人左右，国民经济好转后，最多时有职工6000多人。

　　10岁的我随父母从湘南山沟沟里的瑶岗仙钨矿来到株洲地级市，有种进入新天地的感觉，非常兴奋。

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株洲冶炼厂生产区。

　　这回，我家由瑶矿搬来株冶不是坐火车了，矿里派了一大一小两辆车送我全家，我乘带蓬的解放牌大卡车，坐在塞满家什的缝隙中，东倒西歪颠簸着，历时近八小时，停在株洲冶炼厂生活二区四栋二门门前。

　　我摘下口罩，活蹦乱跳，抖落一身黄尘，打量新家。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二层红砖房，朝北开的有三张门，我家在中门二楼右边，一共是三间住房加一间储藏室，还有厨房和卫生间，比瑶岗仙钨矿的居住条件好多了。

　　朝南向的屋后是长满野草的下坡地，左前方不远处有一口水塘。

　　朝北向一面是二区八栋，西侧是二区三栋，一条由东向西的道路将二区八栋典型的苏式筒子楼房分开。道路往西通往子弟小学和车库，往东下坡直达厂幼儿园，母亲与在瑶岗仙钨矿一样，还是担任幼儿园园长。

图为六十年代的株洲冶炼厂幼儿园。

　　杨捍平是我最好的同学，他就住在我家楼下，其父杨金广时任株洲冶炼厂党委书记，母亲姓左，弟弟有仕平、卫平、四毛，没有女孩，捍平的高龄奶奶健在，奶奶是一双儿时裹成的“小脚”，走路一晃一晃的，给我印象极深。

　　张庆华家与我家在同一栋的东门一楼右边，其父张伟时任管后勤的副厂长，是陕北老红军；其母亲叫王枫，三个弟弟亚平、亚欧、亚非。后来，庆华老家的春花姐也转来株冶。张叔叔、王阿姨都是我父母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时的战友，我们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母亲与王姨情同姐妹。

　　几年后的1969年初，我和妹妹杨峰与庆华、亚平一起，下到了王姨的老家——河北省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插队落户。

　　在株冶时，我对儿时的张亚非印象最深，因为夏天他不穿衣服的和裤子，只挂个肚兜，而且不知是何原因，他的肚子特别圆圆鼓鼓。

　　与我妹妹同班的赵龙生住在我家楼下，与捍平家对门，其父赵英琦为山西人，也是由工程兵预校转业到株冶，时任厂工会主席。龙生的母亲姓景，姐姐叫赵玉娥、妹妹赵玉翠、弟弟赵平生。赵玉翠长得漂亮，后来考入湖南省歌舞团，主跳《白毛女》中的喜儿，后来成长为舞蹈艺术家、湖南大剧院艺术总监，这是后话了。

　　有一年冬天，赵家生煤炉子取暖，不幸煤气中毒，清早被一个个抬出摆放在坪里抢救，还好，全都救过来了。

　　满脸胡渣的赵英琦叔叔特喜欢逗我，经常把我拉入怀中，胡子拉碴扎我的脸，他两条粗腿像钳子一样夹住我，任我使劲也挣脱不了，故我一看见他就怕，赶紧躲远远的。

　　曾江南的父亲是江西人，参加过长征，在株洲冶炼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她与我住同一栋西门二楼右边，江南有曾江峰，曾江心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哥哥和弟弟，我们来株冶第二年，其父就调离了，故与曾家交往很少。

　　我家同栋东门二楼右边是王副厂长家，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铁林、钢林、铜林、锡林，有一个女孩记不得名字了。

　　在二区三栋，还有一位从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转业到株冶的李叔叔，他有个女儿叫李富荣，与当时红极一时的国家乒乓球队二号主力李富荣同名同姓，女富荣年龄比我大，后来我们一起回河北完县下乡插队务农。

　　唐鹤生的母亲姓李，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其父亲是工程师，他家住二区一栋东门三楼。

　　赵舒眉和于文杰住在二区露天电影院旁的两栋，赵舒眉是住六栋，因脸较白，鼻梁较高，男同学背地里称她为“德国鬼子”。

　　于文杰是东北人，长得清秀，双眼下有些许雀斑，住第十一栋，正好在露天电影院放映室后面，她家在三楼最东头，朝南向的窗户正好对着银幕，不下楼就能看，每当放映日，我经常看到她在窗户边看电影，故记忆较深。

　　图为六十年代的株洲冶炼厂子弟学校教学楼，我所在班位于二楼左起第一间教室。

　　图为每天相约上学同行的熊国强同学。

　　株冶生活二区三栋南边是厂奶牛场，那有好多头黑白相间的花奶牛，我第一次看到奶牛，出于好奇，路过时常驻足观赏挤奶工操作。

　　从二区一栋二栋间的路西南行不到200米就是天桥路，学校就在路西侧，进校门后是一块小操场，操场西是一栋坐西向东的二层教学楼，楼梯在正中，上楼后左右是走廊，高年级都在二楼，我班位置在二楼南头。

　　在学校印象最深的事是，1962年，在校操场上庆祝六一儿童节演出时，我第一次上台过于紧张，在台上领衔竟然走错台位，引起哄堂大笑，搞得我不知所措，非常尴尬，从此再也不敢上舞台演出。

　　学校教学楼北侧是“断崖”，下面是厂露天灯光球场，经常有篮球赛在这进行，球场西侧是卫生所、澡堂等服务设施。

　　出了校门沿天桥路往北是一段下坡，步行百米左右是冶炼厂车库，生活用的车辆都停放在此，天桥路再往西北就是去长沙的方向了。

　　株冶子弟学校五年级只有一个班，我和姐姐就成了同班同学。至今还能记住名字的男同学有：熊国强、危宏康、杨捍平、唐鹤生；女同学有张庆华、曾江南、赵舒眉、贺熙林、于文杰。

　 图为谢芳在电影《青春之歌》中饰演的林道静。　

　　那时，每周三和周六是最令人期待的日子，这两晚是放映日，生活二区的露天电影院没有座位，观众都是自带矮凳子入场，很多人下午就把凳子摆上占地方，我儿时大部分影片都是在这观看的，如《洪湖赤卫队》、《青春之歌》、《地雷战》、《小兵张嘎》、《女理发师》、《假少爷》、《今天我休息》《大李老李和小李》、《满意不满意》……等等，数不胜数。

　　那年代也没啥娱乐项目，女生就是边念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边跳橡皮筋。还有在地上画上大小不一的几个方格，将沙包投向方格，再单脚跳着捡回沙包，谁投中多并捡回多则为胜，这叫“跳房子”。

　　男生就是“打油板”、“玩弹弹”。我一放学就到各生活区去翻垃圾，捡来香烟盒子拆开，折成三角板，放在地上用手掌拍，谁拍翻过来就归谁所有，中华、牡丹、飞马、大前门、凤凰等名牌香烟盒的“身价”最高。偶尔若是捡到牙膏皮（铅皮的）就可直接换二分钱。

　　“玩弹弹”则是在地上挖几个洞，用大拇指弹“弹弹”，打进洞者为胜；或者在地面直接用“弹弹”瞄准“弹弹”，谁弹中“弹弹”就归谁，“弹弹”分玻璃弹子和铁弹子，铁弹弹“身价”高，那时，谁要是获得一个轴承，那就喜“饱”了，可以拥有好多颗铁弹弹。

　　还有什么丟沙袋、滚铁环、抓骨头等都是儿童们喜欢玩的简单项目。

　　图为紧挨着株冶生活三区的清水塘火车站。

　　出校门沿天桥路往南，是冶炼厂最热闹的地带，各种商铺都聚集在此，但过了清水塘剧院，往湘天桥方向人流渐稀，我偶尔到湘天桥上，俯看湘黔线上穿越湘天桥洞的火车，桥洞往西不远就是清水塘火车站。

　　那年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提倡自力更生，勤劳的母亲就在屋后草丛中修建了猪圈，养了一头小黑猪，记得猪圈没建好时，猪仔就在家里阳台上呆着，第一次看着萌萌猪，非常有趣。

　　我家还在阳台上喂养了兔子，兔妈妈自己拔毛垫窝准备生产，一窝肉红色的小奶兔让我们姊妹几个兴奋不已。

　　姊妹们很乐意打猪草、采兔草喂养小家伙们，我们常往东走，挎着筐，拿着镰刀，越过京广铁路去采去割，每每都有收获。

　　那时人都吃不饱，那有粮食喂动物，给厂领导的特殊供应是糠饼，可不是喂猪是人吃哦。

　　有天半夜，屋后我家喂养的猪突然嚎叫起来，有人偷猪，全家人都惊醒了，母亲披衣下楼喊捉贼，我们爬在二楼窗户口张望，只见父亲从储藏室衣柜抽屉里拿出手枪，对着窗外大声喝道：“快出来，不出来我开抢了”。吓得小偷落荒而逃。

　　从天桥路清水塘剧院右边往下走不远是清水塘火车站，这是个小站，在冶炼厂生活三区的西面，从这乘绿皮火车可去湘潭或长沙。

　　为响应政府“三自一包”的号召，11岁的我在母亲鼓励下，也做起了生意。我把收藏的连环画塞满书包，带到天桥路清水塘剧院对面的照相馆门前，摆开地摊，吆喝着：看小人书喽，两分钱看一本哦！没想到第一天竟然无本赚了三角六分钱，回来给母亲受到表扬，还得了五分钱硬币奖励。

　　可惜好景不长，摆了两天，父亲知道后，可能是觉得厂领导家属摆摊难为情，便竭力反对，我只好作罢。

　　记得1962年，同父异母的大哥哥志生结婚，与嫂子一同来株冶度假，我们一起去清水塘剧院对面的照相馆拍全家福，不知是谁，是何原因惹了小弟志同，他坐在地上哭着双腿乱蹬，死活不肯照，结果硬是没照成，非常遗憾。

　　株冶厂区位于生活区以南，弯曲的湘江北岸，那有时为亚洲第一高的烟囱，我只跟父亲进去过一次，但没啥印象。

图为株冶的厂工作胸牌。

　　图为12岁的笔者（后排）和小弟志同（前左）与姥爷赵顺合影。

　　1963年2月，母亲带我和7岁的小弟志同去张家口市烈属养老院看姥爷，没带八岁的大弟弟志明一同去，志明因此大哭了一场。

　　这年，记得株冶厂子弟与邻近化工厂的子弟聚众斗殴，还有人被打瞎了眼，一时闹的沸沸扬扬，株冶一帮小孩在住三栋的王守明、王理端，住一栋的李韶山等打架厉害的头儿带领下，冲锋陷阵，自我感觉得胜而归。

　　图为我在株冶的玩伴王守明同学。

　　王守明比我低一届，他给我挺不错的印象，是因他喜欢打抱不平，颇有仗义之气，后来在“动荡年代”中，不到十八岁的守明在去湘潭途中，在白马垅地段因车祸而离世，殊为可惜。

　　守明若在天有灵，得知还有位儿时伙伴在怀念他，他一定会感激，很欣慰。

　　雷锋，1940年12月出生于长沙，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株洲冶炼厂子弟学校闻风而动，这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赴长沙市青少年宫，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全班同学系着红领巾，带上干粮和水壶，一路高歌《学习雷锋好榜样》，那意气风发的模样至今难以忘怀。参观完雷锋事迹展览，在我幼小心灵中播下了“雷锋精神”的种子。

　　雷锋精神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精神；是忠于党和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是立足本职、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做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归根结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争做好事在哪个时代蔚然成风，雷锋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非常怀念那纯洁、朴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图为1963年进入株洲三中时12岁的笔者。

　　1963年8月，我在苦苦等待中先收到了株洲市第三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姐姐通知书没同时来，还以为没考上，她急的哭了，稍后得知自己考入了重点中学株洲二中，才破涕为笑。

　　我被编在三中学俄语的初35班，语文老师张赐恒，他教课文《落花生》、《梁生宝买稻种》等，都挺生动，激起我对语文的强烈兴趣。外语彭春生老师戴着一副满是圆圈厚厚的近视眼镜，眼睛突突的，给人印象深刻。对浓眉大眼，敦实身板的班主任兼体育老师宋振鹏记得最牢。

　　在35班，除了冶炼厂的小学同学危宏康、杨捍平、张庆华、贺熙林、赵舒眉外，能记住名字的还有易静野、苏律宾、李明广、刘安等。我个头较高，与留级男生苏律宾同桌坐在后排，苏同学是残疾人，柱着拐杖上学，但他很乐观，拖着一条腿还跟同学们打篮球，让我敬佩。个子小的女生易静野就坐在我这行第一排，她唇上人中两边汗毛较深，给我留下鲜明印象。

　　李明广也喜欢打篮球，身手敏捷，与我、捍平、宏康常在班上一块玩篮球；刘安的家在我上学时必经之路旁，我常招呼他上、放学同行。

　 图为2020年，我家在株冶生活二区4栋居住了三年的苏式筒子楼（楼龄67年）被拆除。　

　　我上学的路线是从二区四栋屋后向下，经过水塘南行，从刘安家门口路过，跨湘黔铁路线（现沪昆线），再上坡从北面大操场进校。

　　记得操场和教学楼东头是一座木板搭建的厕所，木板地面开凿出一排没有隔板的蹲位，底部就是粪池，非常简陋。令人尴尬的是，因厕所地势较操场低，从厕所屋檐下的缝隙可窥见男女生入厕，不知何时才改变了这不雅观的状况。

　　我在三中初35班只上完了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1964年春，55岁的父亲荣调至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我在初一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便转学到了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雅礼中学）。

　　特别记得，得知我要转学去长沙，同样喜欢篮球的危宏康同学告诉我，在长沙逢下雨时可不带伞，因为街头铺面都有宽宽的屋檐遮雨……

　　1964年4月，我离开株洲市三中，转入长沙市第五中学继续学习。

　　回想起来，在株洲的三年，是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学习雷锋好榜样》中的歌词内容影响了我的一生：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放到哪里哪里亮，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紧紧握住手中枪，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8日

忆吾青葱岁月勤学弈

　 图为1965年，在长沙市五中就读时年方14的我。　

　　1964年4月，我父亲由株洲冶炼厂调至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工作，我也由株洲市三中初35班(初一)第一学期转入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雅礼中学）初76班学习。

　　有色院理发室有位30多岁光头理发师何师傅，大家都背地里都叫他“何剃头”。

　　这小小的理发室是有色院象棋爱好者的云集处，长年棋局不断。我天天放学路过，看到弈者津津有味，不时还争得面红耳赤，便慢慢被吸引过去，觉得象棋好玩，为了早日战胜心中的英雄“何剃头”，我到有色院图书馆借来《象棋》月刊，打了胡荣华、杨官麟、蔡福如、孟立国、王嘉良、李义庭、刘殿中等国内一流高手的大量棋谱，棋力大有长进，由被让一个马到后手也能轻松击败“何剃头“为首的一批大人们。正当我决心打出有色院走向长沙市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

　　图为1965年，我（后排左二）在五中与同学们合影。

　　蒋振华是我初76班的同学，年龄比我稍大，他老家在湘阴，在五中寄宿。1965年第一学期的一天，我见蒋振华与隔壁同年级80班的同学在下黑白两色的“扣子”棋，一问才知道叫围棋，我边看边学，觉得比象棋好玩，就到有色院图书室借来上海出版的《围棋》月刊自学，除了学习围棋基础知识，也打刘棣怀、过惕生、陈祖德等的棋谱，还打过时为少年的范玖林、姜国震、魏昕、陈慧芳等被让子局的谱。

　　与此同时，得知有色院子弟在一中读书的刘群和在七中读书的欧阳振强也会下围棋，我们三人同住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5栋，经常放学后，先打一通篮球，再杀一盘围棋，好不惬意！

　　经过一段磨练，与蒋同学对局，由开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到分先可以玩玩了。记得我班林博中同学也是与我一起从80班开始学弈，可惜“史无前例”的动荡开始，学生停课，蒋振华回湘阴了，与林博中也失去了联系，为时不长的五中学弈也就此止步。

　　说来要非常感谢蒋振华同学，虽然他并未教我太多围棋知识，但是通过他让我认识了围棋，这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图为1966年第十期《围棋》月刊杂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在家逍遥自在，恰是下围棋的好时光。我在父亲单位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图书馆借了不少《围棋》月刊，不停地打棋谱，学了即用，与设计院的子弟刘群、欧阳振强等“疯杀”，通宵达旦是常事，不久，我们便打遍设计院职工无敌手，继而杀向社会寻找对手。

　　我在位于窑岭的曙光电子管厂杨总工程师家里，认识了前去对弈的一中易向凡和梁鹤年，方知天外有天。通过梁鹤年又认识了在长沙市十二中就读的杨云杰。

　　梁鹤年有个绰号叫“劣脑壳”，一说是他顽劣，因而获得；另一说是他脑壳长得有点歪（长沙方言“歪”的发音是“劣”）。

　　我没觉得他脑壳歪，倒是注意到他有个明显特征：局势不好要输时，从耳根开始红起，直到蔓延到耳朵乃至全脸红透。

　　那时我看他与别人下得多，自我感觉与他水平差距太大，梁鹤年也不屑与我这初学者下。

　　图为湖南围棋泰斗、梁鹤年的恩师郑定远先生。

　　比我小一岁的梁鹤年儿时师从全国围棋名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函授教师郑定远，1966年，郑老先生在“动荡时期”初受冲击跳楼自尽，梁鹤年便在长沙，在湖南一枝独秀，无人能敌。次强的杨云杰始终被梁在让先至让两子间徘徊，不得翻身。

　　图为我手持《围棋》月刊在打棋谱。

　　那时，我长棋的主要方法是看书打谱，再找比我棋力强者对局消化。我的特点是棋理强于计算，典型的“书院棋”而非“茶馆棋”，所以，应付复杂局势的能力较差，可往往比赛棋比训练棋下得好，胜率相对要高，也不知何故。

　　图为1968年，我（后排右一）与刘群（后排左二）、欧阳振强（后排左一）等与玩伴们合影。

有色冶金设计院子弟都是对着书本自学围棋，一中的刘群水平最高，我次之（差不了一先），欧阳振强再次，其他还有几位与我们差距就大了。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家中与棋友对弈。

　　梁鹤年的围棋水平的确让湖南棋友们佩服，也许是好下彩棋的缘故，他不大真心向棋迷传授棋艺，还有些小“套路”，让对手防不胜防。

　　有次，他提出要让我师弟张建辉9个子下，并赌自己胜，这把平时只能让3子的建辉气得不轻，赌注是一碗二角钱的面条。可开局前，梁鹤年忽然开出一个条件，要允许自己使用两把“飞刀”（即可以在任何局面下两次连走两手），建辉不知“飞刀”厉害，结果被梁鹤年杀飞了，高高大大的男子汉输棋后，竟然当着我的面，张开嘴“哇哇哇”大哭，可见对建辉刺激之大。

　　我因为从不下彩棋，梁鹤年就不愿意跟我下，有次我俩坐火车去杭州参加全国团体赛，梁鹤年在车上实在觉得无聊，主动提出不带“彩”，要让我4子下一盘，结果梁输了，他便提出还带彩再下一局，我顿时怀疑梁第一局是“放诱饵”，就坚持要下让3子局，我想即使输了，权当向专业棋手交学费呗，也就答应了梁，最终双方下成和棋，梁还要以同样“条件”下第三局，我以太累为由婉绝了。

　　这便是我与梁鹤年一生所下仅有的两局棋。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右)在家里与小弟弟志同下棋，观棋者是我姐姐杨冲。　

　　在我的影响下，大弟杨志明、小弟杨志同都学会了围棋，志明成长为业余4段，现任海南省围棋协会副主席。

　 图为张名世老师与师母合影。　

　　我认识张名世老师是1971年，那年，我结束了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河北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返回长沙城，重新拾起丢弃了二年多的黑白子。当时感到与梁鹤年、杨云杰等的差距拉大了。我从杨云杰、张建辉、韩祖新那得知有位叫张名世的老先生免费热心辅导年轻学弈者，便请梁鹤年带我上门拜师。

　　张名世先生住长沙市西湖桥姚家巷，拜师第一课是张老师让我四个子，我赢了。张老师很高兴，师母还留我吃了饭。之后一段时间，我经常去他家学弈。杨云杰也是张老师弟子，是我的师兄，云杰兄拜师比我早，从被张先生让九子开始，直到师兄分先胜了张先生，他们就再也没下过了。

　　后来恩师搬家到书院路火车南站附近的长沙市物资局宿舍，我又去了几次，直到被先生让先，我完胜后，就再也没与老师下过了。

　　1972年，我被长沙市东区(现芙蓉区)人民政府录用，因篮球打的不错，便被分到文化科任体育专干，这下如鱼得水，组织围棋比赛成为我名正言顺的本职工作。

　　在张老师鼓励下，我次年便组织了长沙市东区首届围棋赛，并请张名世老师担任裁判长，冠军罗敦辉，亚军罗如钟，笔者第三名，曹壮第四，周锡鹏第五，陈枝根第六。

　　这是文革中第一次由政府办的围棋赛，张老师那个开心啊，笑得合不拢嘴 。

　　1974年，在笔者和张名世先生的努力下，由市总工会、长沙东区体委联合主办的长沙市职工围棋赛在湘春路市工人文化宫举行，因我要参赛，便推荐恩师张名世任裁判长。

　　因为我是在湖南省体育行政部门工作且会下围棋的第一人，这个位置在张名世老师看来非常重要，他便教导我：你所在的工作岗位对发展围棋非常有利，你今后主要精力不是当个棋手下下棋，而是要多组织围棋比赛、活动，那样对湖南围棋事业贡献会大得多。恩师的一席话指明了我今后发展的方向，我调整了定位，这也是我放弃成为专业棋手，致力于围棋推广、组织工作的转折点。

　　这次比赛后，我就听从张老师教诲，基本不参赛了，主要精力致力于围棋的组织、宣传、推广工作。

　　后来手实在太痒，我就组织了四届只允许裁判员参加的长沙市“公正杯”比赛，我夺得第三届冠军，过了把”冠军瘾”。方丹丹是首届冠军，钟正泉是第二届冠军，滕军是第四届冠军。

　　回想起来，恩师张名世对我的围棋事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若有知，看到如今湖南围棋的大好局面，一定会笑掉下巴了。

　　图为我（站立者）组织的1973年长沙市东区围棋赛。

　　1974年11月17日至12月18日，长沙市职工围棋赛在位于湘春路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行（现为长沙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有110人参赛，我把已掌握的棋手基本都通知到了，这是湖南省历史上的第一次举行地市级围棋赛，如此多人数，可谓盛况空前。

　　18岁的陆军(陆礼楷之子)夺得冠军，梁鹤年亚军，杨云杰第三，曾学初第四，韩祖新第五，吉荣兴第六，前6名定为甲级棋手。第7名至20名定为乙级棋手，易向凡，张建辉，方丹丹，罗如钟，罗敦辉、李安琪和我等都被定为乙级棋手。这也是湖南省首次给围棋手评定级别，裁判长是张名世老师。

　　该赛分12个小组预赛，每组9-10人，前2名出线，我这组第一名是全胜的吉荣兴，我与陈式钧(绰号七豆腐)争夺第二名，他提出让我让给他，给我二角钱，那时候一碗面条就是二角钱，但被我拒绝了，我赢他后进入决赛，决赛获第11名，被定为长沙市乙级棋手，我自认为棋力在强4段与弱5段之间。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与棋友在我家中对弈。

　　杨云杰比我大3岁多，我俩同出自张名世老师门下，他拜师在先，棋力比我强，我一直甘拜下风。

　　我首次见到云杰兄是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7年，梁鹤年让两子胜了我的好友，长沙一中的刘群后，便介绍十二中的杨云杰和刘群下，地点就在文艺路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5栋三门三楼刘群家，因我住同栋中门，故记得很清楚。那盘棋刘群被杨云杰让先，刘群输了。

　　这里有个有趣细节：杨云杰当时头一侧有块疤痕无头发，同在一旁看棋的欧阳振强说我们以后就叫他“光洋(杨)”吧，我立即反对，对不熟悉且年长者不要乱起外号。

　　图为我的老师张名世（后排左三）担任裁判长，我（前排中）担任副裁判长，图为全体裁判合影。

　　1978年6月，在湘春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了长沙市围棋、象棋选拔赛，选出棋手组队参加湖南省第四届运动会。

　　图为省运会围棋赛会期间，笔者（左）与方丹丹、曾学初合影。

　　1978年8月5日至16日，第四届湖南省运动会围棋赛在岳阳市举行，11个地市的33名棋参赛。长沙、株洲、衡阳获团体前3名。长沙的杨云杰、梁鹤年、曾学初获个人前3名。张名世与李中节推荐我担任裁判长。

　　杨云杰与梁鹤年决战时，谁都认为肯定是技高一筹的梁鹤年夺冠，但长期在一起厮磨的杨云杰太了解梁鹤年的软肋了，开赛前用语言战术，几回合“斗嘴”就把梁鹤年心绪搞乱了。对局中，梁的意气压倒了理智与棋理，笔者目睹梁鹤年双耳通红败下阵来。

这也导致一个怪现象：棋界公认的湖南第一高手梁鹤年竟然没拿过一次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冠军。

　 图为1980年8月，梁鹤年代表云南队在乐山出战全国围棋联赛。　

　　梁鹤年在下围棋方面的确高人一筹，遗憾的是，上世纪七十代湖南没有围棋专业队，梁鹤年在长沙市西区房屋修建公司做“小工”，人才被埋没了。

　　第四届省运会后，先是梁鹤年，后是陆军自荐进入云南省围棋专业队，谋得一条能发挥特长的出路。

　　两强离湘后，我师兄杨云杰便成了湖南围棋第一高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后起之秀易和平、周定良崛起才被取代。

　　我（后排左五）在湖南省棋类协会第三次代表上当选为主管围棋的副秘书长，图为会后合影。

　　1979年12月，我作为长沙市的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一届湖南省棋类协会委员代表大会，主席是魏一峰，秘书长梁寅生，省棋协分工我负责抓围棋工作。

　　由此，我连续在湖南省棋协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见证了湖南围棋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自己热爱的围棋事业划上完美的句号。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9日

忆在汽修厂的青春往事

　　1970年至1972年，我正值19-21岁，风华正茂，不经意间，踏入工厂大门，经历了两年学徒工生活，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宝贵的历练。

　　半个世纪过去了，50年前的不少往事历历在目，久久萦绕在脑际，记录下来就不会留下遗憾。

　　图为1970年春，参军在株洲的大弟因公来长沙，与家人合影。前排左起：母亲赵立新、父亲杨林；后排左起：大弟杨志明、杨志存、小弟杨志同。

　　1970年初，我从下乡插队的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返回长沙。

　　记忆深刻的日期是1970年4月1日。那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

　　当时，姐姐杨冲和妹妹杨锋在“广阔天地”，大弟志明在株洲新兵训练，小弟志同在长沙市第十二中学读初三。我和父母及小弟围在收音机旁，聆听卫星发射出的《东方红》乐曲，着实为国家科技进步感到骄傲和自豪。

　　图为1970年，我到韶山接受“洗礼”时的留影。

　　父亲杨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抗日老干部，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与许许多多老干部一样，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剥夺了工作权，只有反省检讨的份。父亲工资由每月202元猛降到50多元，家中住房也由二室一厅一厨一卫减少至一室一厅，两家共用厨房、厕所。

　　1964年，父亲由株洲冶炼厂调到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先是暂住三栋，后搬入五栋中门二楼右边三室一厅，1966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被“造反派”勒令搬到对面二室一厅；不久，又被勒令腾出一间，我们家7人只让住一套间，另一单间先是一双职工结婚后用，住了二个月就搬走了；之后张中文叔叔和傅慧芳阿姨带张大接着入住，后张大又有了个弟弟；他们不知住了多久，张文叔叔带两个小女儿入住；直到父亲“解放”了，我们家才又恢复二室一厅居住。一直住到1980年，有色院落实中央离休干部政策，我们家才搬到对面三室一厅居住。那时候，幸而我姐、妹、大弟都在外地，否则一家七口两间房怎么住啊。

　　图为1970年夏，我在长沙桔子洲头留影。

　　父亲当时还未被“解放”，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这“黑七类”，是受管制的人群。我们作为子女的也从“红五类”莫名其妙的变成“黑七类”，受到歧视。

　　那时，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中，“走资派”的儿子国营单位无人敢要。这时，地处长沙市文艺路口的长城汽车修理厂招工了，这是个东区办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全厂不足三百人，但厂篮球队却是长沙市东区(现芙蓉区)冠军，可该厂条件差得仅有一块半边篮球场。

　　那场在轰轰烈烈的“动乱”中，有色冶金设计院的一帮家属子弟闲得无聊，在原八一篮球队教练窦伟指导下，球艺大长。有色院子弟篮球球队在有色院附近很有名气，我是主力之一，有"投篮机器"绰号，跑投，急停跳投是我的两项绝活。

　　负责招工的人事干部王淑文是湖南省建工局一位副局长的夫人，得知我篮球打得不错，就亲自上门说服我和父母。她最打动人的理由有三条，一是说厂里有一批篮球爱好者，是东区冠军；二是说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儿子张自维等一批未解放高干的子弟也在厂里，不会亏待；三是说闲也是闲着，不如先进厂，有好的去处随时可以走。

　　我和父母因此动心，便被作为学徒工招入该厂，工资每月18元。

　 图为1971年7月，我（左四）与进厂的学徒工们，在厂长赵星光（前排右五）带领下，到韶山参观毛泽东主席故居，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在故居前合影。

　　该厂位于现在长沙市韶山北路与解放路交叉处的西南，用钢筋弯成的拱门上，焊着用铁皮制成的七个大字：长城汽车修理厂。

　　进入厂大门是一段约二十米长的小坡，往右边一线依次是砖木结构的传达室、财会室、底盘车间、蓬套车间和喷漆车间；中间是木工车间、电工车间和钳工车间。

　　往左上坡就是半边篮球场，常停满待修的车辆，多数是解放牌、黄河牌卡车、嘎斯69吉普车、上海牌轿车等。

　　顺球场再往里走，便见到一间高大宽敞的钢筋混凝土厂房，这就是我的工作地——引擎车间。

　 图为我（右）与师傅彭治国（左）和学徒工蒋之捷合影。

　　我的师傅叫彭治国，约30岁，他还同时带了与我同时进厂的师妹廖清莲。与彭师傅同班组的另一位黄师傅则带了蒋之捷、易素德两位新学徒。

　　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儿子张自维的确也在厂里底盘车间工作，他年龄比我大，加上沉默寡言，我们没啥交往。此外，还有湖南省煤炭厅的一位姓傅的干部子弟也在该车间。不久，随着张平化书记被“解放”，张自维悄然离厂。

　　长城汽车修理厂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认为是“藏污纳垢”之地，其实是“藏龙卧虎”之处，回头看来真是人才济济，厂里有故事的能人太多，只是，在倍感压抑，人人自危的年代，各人都讳莫如深，深深隐藏以自保。

　　彭师傅其貌不扬，左眼有点斜视，却是大学毕业生，语言水平颇高，修车技术上乘。问起他的经历，他老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感觉是位很有“故事”的高人。

　　同时进厂的蒋之捷后来厂里被保送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做到了长沙市车辆管理所所长的位置。

　　图为我（右）与引擎车间的黄长生师傅在长沙清水塘纪念馆参观后留影。

　　记得刚进厂没多久，底盘车间发生一次惨烈事故，一名30多岁，叫徐申旦的师傅进入车底检查时，另一师傅不知车底有人，在驾驶室点火试车，底盘传动轴突然极速转动，将正在检查的徐师傅头部打裂，导致他当即死亡。对我特别好的徐师傅就这样意外走了，我至今怀念他。

　　图为我（中）与赵星光厂长（左）、邓建斌合影。

　　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虎林县中苏边界，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入侵。之后苏联扬言要对我国施行核打击。

　　毛泽东主席强调要突出备战问题，要准备粮食和布匹，要挖防空洞，要修工事。根据这些精神，1969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运动。

　　我们刚进厂的学徒工第一项工作就是挖防空洞，也是检验一下学徒们的劳动态度。洞口一处在厂内，一处在韶山路上。每人发了一套深蓝色粗布工作服，两双线手套，一双雨靴，幸而我在农村锻炼过，能吃苦，挖防空洞也不觉得累，表现挺好，不到半年，就被厂团支部书记曹德君亲自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给我注入了进一步积极要求上进的强大动力。

　　随后，厂党支部副书记、厂长赵星光勉励我继续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图为1972年，我在驾驶室留影。

　　技术上，我勤钻研，进步很快，深得师傅们喜爱。那时刮轴瓦是一项用刮刀刮的细活，技术要求高，搞不好就刮成了废品。将轴瓦装上，螺丝不要太紧，转动轴使其产生摩擦痕迹，拆下轴瓦，用刮刀轻轻刮掉摩擦痕迹，反复此过程，反复刮瓦，直至整个瓦片的接触面与轴摩擦后的痕迹完全吻合，呈鱼鳞状为最好，整个过程不能用油，比较费时费力。对这项技术，我在引擎班学徒中是最早达标的。

　　什么修化油器，镗缸等技术我都很快掌握了要领，能独立操作。

　　修好车后都要试车，我也就学会了开车，不过，非常时期，不需要驾照就可上路。记得每每修好车，就随师傅去东风广场试车，挺惬意的。

　　图为我在家里构思讲用发言稿。

　　1971年初，东区掀起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热潮，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人们的必修课。

　　我在农村插队时，有组织农民在田间地头学习的经验，正好辅导厂里职工学，也因此被评为长沙市东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到东区区委礼堂作了一次讲用报告，引起东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军代表彭松柏的关注，他了解我的家庭基本情况后，指示厂里把我作为政治学徒培养，由此，人的转折点又一次出现。

　　图为1971年11月14日，厂团支部组织全体团员到长沙桔子洲头过组织生活后合影。中排左二为笔者，后排左三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团支部书记曹德君，前排右三是彭再华。

　　厂领导非常重视区领导的意见，把我从引擎车间调到厂办公室搞宣传工作，写标语横幅、刻钢板印刷、出墙报、广播宣传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一时间把厂内宣传搞得有声有色。

　　与我同在厂办的还有一位叫彭再华的女师傅，她比我大四岁，钢板刻得不错，播音也挺好听的。

　　图为我在长沙市浏正街菜根香巷王立贤家中，为他和夫人拍的合照。

　　1972年7月，厂里又招进一名普工，到厂办接替我搞宣传，他比我大两岁，业务能力比我强，不仅字写得好，绘画非常棒，普通话也比我标准，还会唱歌，音色浑厚，非常美，特有磁性，更引人注目的是个比我还高，人也比我帅，是那类对所有成年女性都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美男子。他性格又温和，人谦虚且低调，堪称当时我见过最完美的男人。要说有啥瑕疵，就是他脸上右颧骨部位上有一块明显的黑色胎记，破坏了容貌，这点丝毫不影响我对他完美的感受，我从由衷佩服这位人才，他叫王立贤，后来调到东区革命委员会广播站做播音员，后升任站长，直到升至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位置退休。

　　后来，我才从厂长赵星光口中得知，厂里知道早晚我会被上调到区革委会工作，故提前物色了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的宣传工作。

　 图为我（左）与比我大的学徒工厉介福（中）、傅志忠同框。

　　我家离厂不到一公里，记得早在1966年，我从文艺路往西面浏城桥方向去五中上学的路上，时常迎面碰到一位美貌年轻女子，颜值不输当时的电影明星，我几乎每次碰见都自觉地瞥她一眼，但始终不知道她是哪个单位的，这事儿权当是遇到陌生路人，过去就算了呗，没想到她竟然成了我的同事，她叫周惠霞，要不是比我大四岁，在情窦初开的年代，我没准会勇敢的追求她。她在电工班工作，其父母都在长城汽车修理厂，我一直称她周师傅。“厂花”周师傅是一看就能让男人心动的美女，她最终被本厂与我同在引擎车间的简金林师傅追求到手，遗憾的是婚后不久周师傅患了抑郁症，我离厂后，听说她自杀身亡了，我得知后不胜唏嘘。

　　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年代，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的青年不可能早恋，否则“上进”就没戏了。到1972年，我姐姐、妹妹、大弟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按父母对姊妹们的要求，我已经是落后分子了，虽然同进厂的女学徒工中，起码感到有四人明显对我有“意思”，有的主动约我看电影，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有的老来我车间看我修车，有的干脆“露骨”表白，我虽心领神会，可入党前我是不敢或曰没有心思谈恋爱的。

　　长城厂学徒工中成功配对的有与我同进厂的厉介福与李毓华，他俩都在引擎车间，可惜他们结婚没多久，印象中不修边幅，个子矮墩墩的厉介福因车祸过早去世。

　　厂里有两位黄金辉，男黄金辉是年轻师傅，女黄金辉是与我同进厂的学徒工，她后来与厂里一位王姓师傅结婚了。新学徒工中，还有一位羽毛球打得不错，在蓬套车间，叫彭笑琳，她也嫁给了本厂师傅。

　　图为我在厂里是基干民兵，1971年在长沙树木岭靶场实弹射击，10发命中83环后留影。

　　1970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录取，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出来的学生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

　　我在1971年被厂职工们推荐时，要是坚持一下也就上大学了，可厂领导做工作让我放弃，理由就是我是区里点名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人选，不要辜负组织的关怀和信任，最终我放弃上学机会，由引擎车间的蒋之捷顶替我上了大学。

　　图为1972年，我（后左）与油漆车间瞿莲妹（前左）、王春香、邓建斌参观第一师范后留影。

　　在长城汽车修理厂的同事中，除了上述点到名的之外，现在能叫出名字的还有电工班苏云旗，我叫他“收音机”；油漆车间的大嗓门泼辣的黄淑华、温柔的上海姑娘瞿莲妹、老成的王春香；大个子徐智娟；美女唐梅凤、彭笑琳；蓬套车间和蔼可亲的孙秀群、轻声细语的胡建姣；一口龅牙的傅伟城；退伍军人王金龙、邓建斌；会拉二胡的龚德勤；长辫子、爱打扮且“文艺细胞”十足的张小莉；大方、微胖、爱笑的丁新艳；我五中同学刘征平的父亲刘册三；篮球队主力、头发卷卷的施德华；个头不高，灵活、快捷的后卫张湘斌；还有篮球队的中锋许云其，因身高被称为“许长子”，家就住在出厂门右拐一百米的韶山路上。

　　我是厂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大多数比赛都是在东区革委会篮球场进行，许长子打中锋，我右前锋，施德华左前锋，三剑客横冲直撞且配合默契，组织后卫张湘斌穿针引线，厂队打败东区各单位队无敌手，不久，我就被选入东区篮球代表队，依然打主力。

　 图为1972年12月，我与在部队的大弟志明（右）送小弟志同（中）参军前留影。

　　1971年7月《人民日报》一篇公告式文章引起全世界密切关注：基辛格来到北京，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这无疑是我国当年的“乒乓外交”起了作用。

　　可是，随后的“政治原子弹”却真正引发全球十级地震的“九一三”事件。

　　大约是当年11月中旬，我与厂领导和骨干一起，在位于韭菜园口的东区革命委员会礼堂，听关于“九一三”事件中央文件的传达，感觉就像听到晴天霹雳，目瞪口呆，大气都不敢出，紧张得双手直冒冷汗，以至于很长时间左想右想也想不通。说句实在话，至今我对此事件还未完全想明白，可见其心理冲击之大，心灵创伤之深。

　　这次事件之后，我对往后一切政治事件的震惊感都奇怪的消失了，对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有了深入骨髓的感受，也颠覆了我的政治常识，甚至改变了部分“三观”。

　　1972年9月5日，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惨案发生，以色列人质被杀，全球震惊，我却觉得与“九一三事件”比，是小巫见大巫喽，不过尔尔，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图为工人们在义务劳动，修建长沙湘江大桥一桥。

　　长沙湘江大桥1971年动工兴建，1972年9月30日通车运营，当时没啥大型建筑工程机械，全靠“人海战术”建成。

　　建桥期间，厂里经常组织职工去义务劳动，一干就是一天，饭都是自己带。那时基本上是肩挑土石方，我的腰细长，腰力不足，也就能挑个百十来斤，也算是为长沙市市政建设贡献了绵薄之力。

　　在长城汽修厂学徒过程中，厂领导赵星光、兰春泰、王金龙、王淑文等都热情教育、培养我；彭治国、邓正强、曹德君、黄长生、赵先勇、施德华、邓建斌、廖炳秋、龚德勤、孙秀群、黄淑华、彭再华、欧阳沛兰、刘贤智等师傅都很关心我，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让我不断成长起来，我心存感激，衷心感谢。

　　图为我（后排左四）与时任东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彭松柏（后排左五）和文化组组长周定安（后排左）、东区团委筹备组长潘培德（前排左四）等人，在区小学生运动会颁奖后，与获奖单位代表合影。

　　1972年10月，在我奉命到长沙市东区革命委员宣传组（现宣传部）报到，正式告别了工厂生活，进入政府机关，加入干部队伍，工资也由18元提升到了32元。

　　就此，我的人生又翻开新的一页。

　　末了，听说我离开十年后的1982年，长城汽车修理厂因市政建设需要而被拆除了，可我对长城厂的记忆永远也消除不了。

　　1973年6月，我又被调到区文化组任体育专干，之后，组织全区各项体育赛事成为我的本职工作。

图为上世纪七十代中期，在长沙体育馆举行完东区羽毛球赛后，我为长城汽修厂羽毛球队拍摄的合影。中排左一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曹德君，左二是彭笑琳，后排左一是王立贤、左二是袁绍安。

　　到1973年初，在我22年的生涯中，作过学生，当过农民，进过工厂，到过机关，就差没入伍了，因眼睛近视，体检过不了关，这辈子都无缘到部队“大熔炉”锻炼，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在汽修厂两年中，最大的收获是政治上趋于成熟：常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思考问题；渐渐养成遇事不盲从，独立思考的习惯；对政治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残酷性有了深刻理解；萌发了远离政治，专攻学术求建树的念头。

　　之后本人的经历屡屡证明，这两年的收获和经验都太宝贵了。

　　衷心谢谢了，长城汽车修理厂。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0日

忆“修地球”的蹉跎岁月

　　1969年至1970年，正值18岁刚成人的我，便经历了一场不由自主的大变革，被知识青年上山下的巨大洪流裹挟到冀中平原“修理地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53年前的不少往事恍若昨日，久久浮现在脑海，特记录下来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特殊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我闻讯赶到母校长沙市五中（现雅礼中学），但我们这批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已没有了升高中的任何可能，被告知在家待分配。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不久，长沙市五中领导权被工宣队接管。

　　那时，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都面临同样命运，所谓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部队，面向基层。

图为1968年12月，在家待分配，差一个月就满18岁的我。

　　1968年11月，我（后排右二）姐姐杨冲（后排右一）随长沙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去了湘西南的靖县，图为全家为她送行合影。

　　父亲（前右二）还因此到湖南省委礼堂，作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下乡务农的讲用报告。

　　初76班同学中的雷大军、李梦奇、赵洪、赵滨秦等入伍了，彭德普、余立良、杨建凯等农村同学回家乡务农，大批同学去了由学校联系的沅江县农场或分赴各地插队落户。

图为1968年12月13日，长沙市五中（雅礼中学）初76班同学上山下乡前，部分同学合影留念，后排左二为笔者。

　　我和同在五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的妹妹杨锋则由父母安排投亲靠友，1969年1月下到了河北省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插队。

　　之所以去完县农村，是因为我母亲与在株洲冶炼厂工作的王枫姨既是老战友，又情同亲姐妹，还是河北老乡。

　　我父亲老家在河北乐亭县，但祖父一干大家庭都是地主成分，倍受歧视。在那“极左”年代，对地主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敢去联系？我母亲老家在冀西北赤城县，地处贫穷、偏远山区，没有接受知青的条件，而王姨老家在太行山与冀中平原交界处，生存条件较好，故我与妹妹杨锋及庆华、亚平、富荣五人就落户到王姨老家。

两家父母们考虑更深远的是，鉴于上山下乡可能是长期的，甚至是一辈子的事，不能不为儿女婚姻着想，父母们私下商量的是：以后让我娶王枫姨的女儿庆华，王枫姨的儿子亚平娶我妹妹二清。当然，我们几个都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我们都成家后，母亲才透露出初衷。

　　张伟叔叔、王枫阿姨带着庆华、亚平来到长沙，与我和妹妹汇合，我们几个人从长沙乘火车直奔保定，就此告别了学生时代，向着北方，开始了未可知的全新生活。

图为王枫姨在株洲冶炼厂冶家中阅读。

　　我从长沙出发前，脑海里充满了期待和向往，那是因为从小受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梦想自己也能成为英雄，而即将去的地方是英雄辈出的革命热土，不能不让我憧憬。

　　南腰山村往东距保定市只有25公里。南腰山往北约2公里是位于太行山脚下的北腰山村，登上村后山顶，可远眺易县境内的狼牙山，那可是五壮士英勇事迹的发生地。

　　1938年10月，八路军115师骑兵营来完县创建革命根据地。自那时起，腰山便有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南腰山王氏家族的后裔。他们先后在保定各地学校上学，秘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少人加入了党组织。

　　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南腰山村也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与全国人民一起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抗战。

图为我特别喜欢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剧照。

　　完县是个小县，位于保定市西郊，太行山东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多山与丘陵，平原约占2/5，总面积700多平方公里，人口30万多。199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完县改名为顺平县。

图为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就发生在保定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完县腰山曾经是八路军、解放军的军事、后勤基地。

　　南腰山东边的保定是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活跃地，保定东南是《地道战》主要战场冉庄；往远点，是雁翎队和《小兵张嘎》的家乡白洋淀；还有《烈火金刚》的故事也发生在冀中平原。马宝玉等五壮士，高传宝、史更新、杨晓冬、魏强、张嘎等英雄人物铭刻在心，能在这片热土落户，怎能不让我热血沸腾呢？

图为我儿时珍藏的连环画《敌后武工队》。

　　记得18岁的我和16岁妹妹，还有株洲冶炼厂王枫姨18岁女儿张庆华、16岁大儿子张亚平四人一起乘火车到了保定（另一位父亲老战友的女儿李富荣稍后抵达），南腰山大队民兵连长六顺赶着马车到火车站接我们，头一回坐马车挺新鲜的，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很快就到了庆华的姨父张辛酉家。

图为姨夫张辛酉（坐者），后排左起：亚平、庆华、杨锋。

　　到大队部报到后，庆华和妹妹分到第一生产队，我和亚平分到第二生产队，小队安排六顺重点关照我们，大队则给我们几个人腾出一栋两室的平房居住。

　　我们几个干部子女从小在父母身边，备受呵护，如今独立在外，一切都要自理，还真不习惯。比如，大家都不会做饭，也不愿意做饭，怎么办？就每天“锤子剪刀布”解决，谁输了谁做，至于好吃不好吃也管不了哪么多，能熟了饱肚就行。

图为大队民兵连长六顺与他媳妇。

　　对劳动技能，我们更是一窍不通。冬季要给地里上肥，这可不像湖南农村都是肩挑，而是用独轮车推。我们用安置费买了辆独轮车，在院子周围练习。别说还真不好掌握，东倒西歪的老翻车，引得我们自己和老乡们哈哈大笑。

　　我们学习能力还算强，没多久，便掌握好平衡技巧，能推行自如了，受到社员们夸奖。

　　春耕时节我们学耪地，用长柄大锄锄草并翻松土壤，别看就往后锄再往前平的简单动作，开始怎么也连续做不好，我从笨手笨脚到能跟上社员们的节奏，那个开心劲就别提了。

图为妹妹杨锋肩扛大锄准备出工。

　　我们是秋收后才来落户，也没分到麦秸，烧水做饭都得用煤，记得都是队里派马车到完县县城拉煤，这是我最喜欢干的活，因为可以学赶马车呀。

　　学习中，得知马跑快走，时速约20公里，最快时速可达60公里，可连续奔跑100公里，真是具有名副其实的“马力”啊。

　　有一次拉煤途中，看到一具尸体倒卧在路边雪地，无人掩埋，我问六顺，才知道这是保定地区两派武斗“遗留物”，原保定是河北省省会，因1968年两派“武斗”仍不停，省会这才迁到石家庄。

图为2019年我（右二）重返南腰山村，六顺（右一）回忆起往事，兴奋不已。

　　那时，党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几个非常听党的话，坚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出工前，都要站在堂屋中，面对贴在墙正中的毛泽东主席画像，右手举起，挥动《毛主席语录》，虔诚地呼喊：“首先，让我们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觉得这还不够革命，便宣传并组织二队社员在地头开工前，也如此这般一回，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这样的活动组织起来并非难事。

图为亚平（立左一）与二队我们的好友王大平（立右一）等合影。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珍宝岛作战战斗英雄孙玉国参加了这届大会，破例到主席台与毛泽东等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握手，一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偶像，这一幕深深刻在脑海里。

　　我拿到报纸后，在田间地头给社员们读报，宣传党的九大会议精神，村里议论纷纷，说我们几个知青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吧。

　　其实，知青在村里并不受欢迎，本来土地就少，外来人还得分出一部分，谁会愿意呢？加上我们的一些“革命”举动也打破了大队里的“宁静”，大队负责人便找茬为难我们，排挤我们，还有人趁我们出工，到家里偷窃，甚至威胁赶我们走。

　　这些事情发生后，远方的父母都很为我们担心。随后，他们便按照国家的相应政策为我们办理了招工、参军、病退手续。我、庆华、亚平、李富荣先后离开了南腰山村，只剩下妹妹一人还在那里坚守着。

　　1970年，国家注意到了知青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大张旗鼓宣传知青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坚守阵地的妹妹也因表现优秀，被完县树为知青先进典型，先后担任南腰山大队党支部书记、腰山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团委副书记、河北团省委常委，并被推荐为中国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

　　妹妹还被推荐参加了河北省知识青年表彰大会，与邢燕子、侯隽等同台受表彰，妹妹的事迹被《人民画报》、《河北日报》等报刊广为宣传。

　　我本来是准备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扎根南腰山务农一辈子，谁知生了一场大病断了我的念想。

　　也不知怎么弄的，我竟然发高烧39度多不退，迷糊中出现幻觉，感觉又去“天堂”逛了一遭，神志也不清开始说胡话，病情趋于严重，只好病退回长沙治疗。

图为1970年回到长沙的我。

青年安置办公室的周、张两同志专程来长沙看望我，我（左一）与亚平（右二）陪他俩赴韶山参观毛泽东主席故居，图为我们四人在故居前合影留念。

　　我的知青生活虽然仅仅一年，但对一些人留下的记忆颇深：六顺和庄儿的关照，大平、二平的友谊，邻居玉书的帮助，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舅母无微不至照顾，都让我难以忘怀。

　　回想起来，到1968年，毛泽东主席果断采取了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瘫痪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

　　但是，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动荡之中，学生到了毕业季却难以分配工作。

　　怎么办？毛主席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生到工厂、到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令政府为难的就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再深入反思，从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发动和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已持续两年多，尽管领袖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但动荡和混乱却无法被有效制止。

　　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数百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社会动荡和混乱的局面才逐渐平息下来。

　　此运动到1978年止，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图为2019年7月，我（左二）和妹妹杨锋（右一）在五姊妹红色寻根之旅中，到南腰山村作了短暂停留，在王氏庄院旧址门前，与六顺（右三）等乡亲们合影。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全面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因此，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时代为我国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在蹉跎岁月中，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也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

　　在国家有困难的时段，知识青年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了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了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

　　“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特殊标签。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