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退休的我，疫情中呆在家里，很少出门。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忆五味杂陈的动荡年代
1966年至1968年，我正值15-16岁好年华，突然迎来一波“史无前例”的动荡，懵懵懂懂之中度过了莫明其妙的两年。
1966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突然间，一切都乱了常套。
“破四旧”是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它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席卷中国。
红卫兵则是大、中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迅速遍及全国。
“破四旧”首次出现在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长沙市五中（现雅礼中学）是湖南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创建地，军长是湖南省军区李副司令的儿子李政。
那时想要参加红卫兵都要被审查三代，三代必须是“红五类”出身，才予以接纳。我所在的初76班，首批红卫兵是雷大军、李梦奇、赵滨秦、赵洪等几位；因我被查出祖父是地主，就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我是通过在军部任职的李韶红、李韶山姐弟俩才得以入围，这姐弟俩的父亲李砚农是我父亲在株洲冶炼厂工作时的老同事，后任湖南省建工局副局长，姐弟俩很了解我。姐姐安排我在军部搞宣传，给我的任务是，凡有最高指示下达，必须第一时间在校园里，大街上贴刷宣传标语、口号。此外，为军部画游行抬用的巨幅毛泽东版画像，随军部红卫兵纠察队上街“破四旧”，那阵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翻出父亲保存下来的军装，扎上军官用的武装带，套上红卫兵袖章，着实“威风”了一阵。
五中老校长郭觉因受不了批斗冲击，含冤跳楼，倒毙在教学楼大门口西侧，宣告五中一个时代终结。之后，全校停课，进入大动乱时期。
1966年8月19日后不久，以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打成保守组织，随即被解散，我成了逍遥派，父亲摇身一变，成了“走资派”，我瞬间从天上被摔倒地下，归入“黑七类”，也就无资格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
图为1966年，我在长沙市五中时的学生照。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十六条”出来后，全国的红卫兵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大串联”，四处点火，八方扇风，目的是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把群众发动起来投入“史无前例”的运动。
8月12日左右，我在位于长沙五中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开了张介绍信，证明出身“革命干部”，成为五中第一批外出“革命大串联”中的一员。记得母亲给了我20元人民币，我就独自赴北京串联去了。那时，大串联坐任何车都免费，火车厢里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内，都挤满了头戴各式军帽，身着各式军装，都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那人数，那场面比如今春运壮观多了。
火车到保定时，上来一队戴首都红卫兵纠察袖章的学生，查验每个人的介绍信，没有出身证明的一律被赶下车，不准进京。
图为1966年，我身着父亲的将校呢军装拍的照片。
1966年8月19日，我在五一路长沙市委大楼门前，亲眼目睹了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大批学生静坐示威，要求打倒“走资派”市委书记孔安民。
红色政权保卫军随即出动“保卫省市委”，双方爆发冲突。
“八一九”事件后，以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被打成保守组织，随即被解散，退出“运动”，我成了逍遥派，父亲也莫名其妙的摇身一变，成了“走资派”，我瞬间从天上被摔倒地下，由“红五类”归于“黑七类”，也就无资格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
图为当时位于五一路的长沙市委、市政府大楼。
我第一次串联是1966年8月中旬去北京，第二次串联是1966年11月底去了南昌、杭州和上海。第一次到了北京大学，第一次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第一次游了杭州西湖，第一次逛了上海南京路、外滩、大世界。
记得在北京到了北大抄五花八门内容的大字报，到团中央参加“批斗会”；在上海是住在虹口区上海外国语学院接待站，到复旦大学去看了大字报，还特意去了人民广场附近，黄陂北路《围棋》月刊社参观。第二次串联基本上是游山玩水，免费旅游，母亲给带的20元钱花光光，还向接待站借了10元钱。
图为1966年，在家等分配的我和妹妹杨锋。
回长沙后，无所事事的我，便下围棋打发时光，我对照《围棋》月刊，不停地打棋谱，学了即用，与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子弟刘群、欧阳振强等，一天到晚“疯杀”。
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位于窑岭，有色院的大人们介绍我去该厂，挑战杨总工程师。在杨总家，认识了前去对弈的长沙市一中围棋高手易向凡、梁鹤年，这才知道天外有天。通过梁鹤年又认识了在长沙市十二中就读的杨云杰。
梁鹤年师从全国名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函授教师郑定远，1966年，郑老先生动乱中受冲击跳楼自尽，梁鹤年便在长沙，在湖南一枝独秀，无人能敌。
图为1967年，学弈才二年，16岁的笔者。
下围棋之余，有色院一帮子弟在原八一队教练窦伟指导下操练篮球，窦教练退役后分到了设计院下属的勘察公司工作。他球艺了得，既教我们技术，又教我们战术，使得有色院子弟篮球队在附近小有名气。我们曾战胜过曙光电子管厂、长沙勘察公司等成人队。
记得有色院子弟篮球队训练时，常常比在罚球线投篮，看谁进得多，谁投不进谁就准备自觉站在三秒区内挨球打。站位定在哪，由最后胜利者用篮球撞击篮板，球反弹落地后的点就是其站位，被惩罚者背向篮板站立，主罚者用篮球撞击篮板后反弹“砸人”。主罚者以此为乐，被罚者老实自愿受罚，非常有趣。不过，我经常就是那位主罚“操刀”者，久而久之，球伴们都怕跟我玩这游戏了。
图为1967年，我在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灯光篮球场训练。
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坐落在五一路的长沙的中苏友好馆。
图为“文革”中的长沙五一广场。
十年动荡年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八个样板戏都被拍成电影占据了老百姓的娱乐生活，与百花齐放的文革前影、剧作品比，显得非常单调，不过，精雕细刻的样板戏艺术水平的确高。
图为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老三届”毕业生闻风而动，掀起一股上山下乡热潮。
图为1968年12月13日，长沙市五中（雅礼中学）初76班同学奔赴“广阔天地”前的一次人数最多的合影，后排左二为差一个月便满18岁的笔者。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2日
上进的我枝柳铁建惹风波
1973年至1974年，我刚加入共产党积极求上进时，却在湖南怀化枝柳铁建惹出一场风波，
49年时光一闪而过，那年头三个月的“战斗”场景仿佛就在昨天，脑海里热潮澎拜，不吐不快。现把这段特殊经历记录下来，或许对后来人会有促进反思的积极意义。
1972年，“文革”中的东区政府叫东区革命委员会（现芙蓉区政府），位于长沙市韭菜园路与五一路交汇处东南转角，大门开在韭菜园路。
一进门是篮球场，右手是木工房和食堂。左边是传达室，有个原则性极强，不苟言笑的周娭毑在值守。沿着传达室外走廊向左依次是团委和广播站，走廊尽头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二楼地板是木质的，走在上面感觉轻微晃悠，这里面是区工业局和检察院。
大门正面是一栋公馆式的三层小楼，是原国民党中将李默庵的住宅。登上几级台阶，进门右侧是财务组，组长宋干非；左侧是秘书组，组长江契苏；再往里是卫生组，组长吴光庆；教育组，组长李友松。
办公楼左侧是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组、打字室、档案室；右侧是大礼堂、民政组、知青办等。
我刚报到时，区革委会只设各组、室，不久改为了科、室。区革委会由军代表、区武装部副政委彭松柏掌握大权，他胖胖的，一脸兜腮胡，好吸烟，头脑清醒，作报告水平较高，正是彭副政委选中我并拍板将我调入。
图为1972年底，22岁的我（左四）调入东区机关没多久，就组织了一次东区职工体育赛事，图为东区革委会军代表、东区武装部副政委彭松柏（左五）和东区革委会文化组组长周定安（左）为获奖单位颁奖后合影。
东区革委会领导有周玉清、温樾、郭开明等，都是结合进班子的老干部。文革尚未结束，他们心有余悸，行事都谨小慎微，生怕再次被打倒。
我先到二楼组织组报到，组长聂振武瘦瘦的，两只龅门牙格外醒目。他把我领进同楼层东头的宣传组，组长饶学先，还有个副组长黎怡先，组内有位个头高高、戴副眼镜的朱国清老师。
宣传组要的是笔杆子，我初中时的作文水平还行，文字功夫只能说过得去，但对机关公文写作套路很陌生，还得多学习、锻炼。
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联系媒体，写新闻报道。说真的，那时，怎么写新闻体裁文章，没一点底，只好看报纸学习，从最简单的消息写起，不懂之处常向同事请教。当我写的第一条消息由文字变成铅字登上《长沙日报》后，我像过年一样，别提多高兴了。
图为我为东区宣传组的同事们拍的照片：后排左起陈致强、蒋良敏、郑再；前排左起：黎怡松、朱国清。
也许是我文字功底还不过硬，也许是要发挥我的体育特长和组织能力，在宣传组没呆多久，便调到文化组，宣传组调入了戴眼镜的20多岁姑娘成竞。
新组建的区文化组（后改文化科）组长周定安，是原湘春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主任，我是进组第二人，为主负责抓全区体育工作。之后，同事们陆续调入，从区税务调来罗华元，为主负责文艺；从区公安调来胡曼芳，负责内勤并协助罗华元抓文艺；调入转业军人秦宏学协助我抓体育。
改文化科后，周定安被调离，来了科长刘绍邦，副科长诸梅彦，同时，下属二级机构文化馆成立，陆续从街道办事处调来李武扬负责舞蹈，莫应丰（那时尚未成名）负责文学，伍金辉负责图书馆，谢普负责音乐，何马兆负责美术，这是文化科人数最多的时期。
图为我与东区革委会机关同事们合影。后排左起：笔者、张贵德、张德辉、范林森、通讯员、通讯员；前排左起：李尚吉、刘绍邦、谭厚致、胡曼芳、诸梅彦。
1973年，我在东区文化科组织的第一项体育比赛是东区围棋赛，那是因为我熟悉围棋，估计参赛人数较少，简单易组织。通知下发后，有15人报名参加，我补单参加了比赛。采用单淘汰赛制，结果罗如钟第一，罗敦辉第二，我竟然得了第三名，第四名曹壮，第五名周锡鹏，第六名李祝双。这是湖南省内文革期间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围棋赛事，我报道出去后，长沙市的棋友们奔走相告，比赛期间，有的还找上门来观战。
这项赛事一直办到1988年我离开东区政府。之后，我陆续组织了全区职工篮球、乒乓球、游泳、象棋、拔河等多项体育比赛。
图为我（站立者）在1973年长沙市东区围棋赛。
1973年，在东区文化科时，我还兼摄影工作。图为在东区机关篮球场进行的东区职工篮球赛中，我抓拍的运动员突破上篮动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是东区篮球队的绝对主力，有“投篮机器”的绰号，有次在长沙锦新棉织厂与该厂队比赛，我一人独得83分，至今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图为我突破防守，低手上篮。
1973年11月，我（前排右三）组织的长沙市东区男、女篮球队参加完长沙市篮球赛后合影。领队秦宏学（前左四）、教练季国雄（前右四）。
图为1973年，长沙市东区乒乓球队荣获长沙市职工乒乓球赛团体冠军合影。后排左二李方，右二笔者；中排左三罗小珂，中排右二袁群英；前排左一彭度。
1974年7月，我（后排右二）带领长沙市东区游泳队参加完长沙市游泳比赛后合影。后排左一梅华，中排左起：文卫敏、周建国、杨威；前排左一罗小珂，左二王惠。
1972年刚到东区革委会时，我是共青团员，1973年初，东区团代会召开，我作为机关团员代表之一，当选为东区团委委员，书记潘培德，副书记彭业文，委员还有区公安局的谭培基、府后街办事处的李杰等。
从长沙市五中读初三时开始，我就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特别羡慕已是共青团员的班长、团支部书记杨建凯等，也递交过入团申请书，可因“文革”爆发而没了下文。
我加入共青团是1971年，在长城汽车修理厂，介绍人是团支部书记曹德君。刚到东区革委会组织组（部）报到时，组长聂振武就鼓励我政治要求上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没多久我就向区机关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那时，我背负压力，压力主要来自家庭。父亲1938年入党，母亲1943年入党，都是老共产党员了，他俩都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从小教育我们姊妹积极上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到1973年，我们五姊妹中，在农村的妹妹杨锋，在部队的大弟志明，在长沙港务局的姐姐杨冲都已入党，只有我和在十二中读高中的小弟还是党外人士，不由得有了紧迫感，倒不是我政治觉悟有多高，主要是不甘落后的劲头在不停地激励自己，自我加压。
1973年9月，我终于被批准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介绍人是我所在文化科的科长周定安和同事秦宏学。
入党宣誓是在东区机关办公楼一楼小会议室，那种神圣、激动、骄傲、自豪的混合感受至今记忆犹新。
“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每个党员的座右铭。这不，入党不久的我，按党的指示，旋即卷入身不由己的“政治漩涡”。
图为1973年7月，政治上要求上进的笔者在东区图书馆读《列宁选集》。
1973年，世界经济在飞速发展，中国正处在动乱的“文革”后期。
那时，若想加入共产党颇为不易，要接受党组织的严格考察、考验，只有各方面优秀分子才会被吸收入党。
新党员都有一种光荣感、自豪感，入党后政治、工作热情空前高涨，都想争作贡献。按那年代的政治标准，我属于根红苗正，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梯队干部。
正当我踌躇满志，决心以出色成绩回报组织的培养、器重时，一场猛烈的风暴平地而起，成为我人生的又一转折点。
1974年初至同年6月，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迅猛展开。
我作为一名新党员，自然而然坚决听党的话，自觉积极投入这场运动。
1974年春节过后，东区区委组织部部长聂振武郑重找我谈话，正式交给我一项光荣任务：到枝柳铁路建设长沙指挥部带学生修铁路。
聂部长介绍说，这是市委根据省委的统一布署，有计划的培养年青干部的举措，故区委研究认为你符合条件，这是对你的考验，也是锻炼的极好机会，希望你能把握好。
聂部长还特别强调，到了铁建单位，要积极投入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新党员、年轻干部要在政治运动中经受党的考验，锻炼成长。
接受任务后，3月1日，我很兴奋地赶赴怀化，到铁建长沙分指挥部报到。
分指组织部门向我简单介绍了有关情况，重点介绍了分配我前往工作的23连，说23连的是学生大多是湖南省商业系统干部、职工子弟，都刚出中学校门不久，很单纯，很好带，要注意发现其中的好苗子予以培养。
对修铁路的艰苦环境我早有思想准备，也曾有过近两年的知青插队落户经历，对累与苦不大在乎。对于即将面对比我小5岁的，刚踏入社会的学生群体，我也有信心带领好，因为我是挺受青年人欢迎的文体干事嘛。
长沙分指23连是由城市待分配的高中毕业生为主组成的特殊铁建队伍。上路时，他们大多十七八岁，刚刚离开学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是名副其实的“娃娃兵”。
“娃娃兵”们和他们家长大都认为，修铁路毕竟是临时性任务，修完后肯定会分配工作，不像“上山下乡”到农村，可能一辈子务农。他们正是有了这一股“原动力”，才安下心来修路。
图为1975年，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七营23连全连在靖县合影。
按照军事地理区分，我国的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南、西北地区为三线。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1964年秋季开始，三线地区便拉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序幕。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我边境地区，制造了珍宝岛等事件。中苏之间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出于对战争危险性的严重估计，一度因文革影响而滞缓的三线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再次掀起了高潮。
枝柳铁路北起湖北枝城，南到广西柳州，全长855公里，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战备工程。
枝柳铁路湖南段全长583公里，分给长沙分指挥部的第一期任务是修筑怀化段，从竹田到牌楼约6.5公里的路基。
1973年2月，湖南省召开了全省应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同意长沙市“安排去三线修铁路两千人”。
根据这一安排，1973年3月起，由长沙市知青办统一组织，从省直和中央部属在长单位的干部职工子弟中，动员和推选出500名左右应届高中毕业生，组建成长沙铁建分指挥部21至23连。
1973年6月16日，23连到达筑路工地——怀化市中方县竹田乡大溪湾。
我是23连进工地9个月后才报到的，记得是谢连长和杨国建战友为我引路，接我从分指挥部步行前往23连驻地，我看了看母亲专为我此行买的瑞士表，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才到23连连部。
令我感动的是，战友们早就在连部为我铺好了床，是铺的稻草。
谢连长向我一一介绍了带队的叶指导员，何副指导员、黎副连长等干部，还特别介绍了学生团支部书记廖纯华，学生副连长谭密林、尹建新，连队学生文书廖莉亚等。
我当晚就要了全连的花名册，开始熟悉，并努力背下来。第二天，在谭密林、尹建新领引下，到各排、班转了一圈，初步认识了周江、王力为、张曼平、曹维国等学生干部。
因去女宿舍不方便，加上连部分工女学生由何勇副指导员管理，以至于对男生的印象明显深于女生。
在男生中，又对张曼平、罗浩、查小东、邹祖惠、侯世平、李进等有文体特长的活跃者印象更为深刻。
记得不久我就用23连人员名字创作出一段快板，如“…苗春莉，有气力，于纪才，放肆抬，…”等台词，在连队晚会上献演，一下子就吸引了战友们的注意。
我的篮球打得不错，技术都是五十年代八一黄队的老教练窦伟传授的，来连队之前，曾是长沙市东区代表队主力，绰号“投篮机器”。还是篮球一级裁判员，这些特长在连队有了用武之地，乐于组织学生们工余进行篮球赛，与爱好篮球运动的战友打得火热。
通过这些努力，我迅速与战友们打成了一片，取得了大家的认可，为开展之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那时，修筑铁路路基主要靠人工肩挑背扛。用竹箢箕装土，担到打好的石灰线内，堆到高度约20-30公分，再由直属连队的师傅开着履带式拖拉机把土压扁压紧，一遍又一遍，一层又一层，直到将山沟和凹地填满，形成平整的路基，再在路基上铺上道渣、枕木和铁轨，这样就完成了一段段铁路。
工地上的技术活则是用炸药爆破，开山采石、取土，打好炮眼，装填炸药，然后引燃爆破。爆破完，山崖上会留有悬石和浮石，需要人工上去清除；如果有炸点未响，则要排爆。这些活需要胆大心细和专业技巧，在直属连队师傅带领和指教下，爆破班的战友都熟练掌握了这些技术。
图为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七营21连的战友在工地打炮眼。
那时全是人力施工，爆破后全靠手握工具挖，用肩挑，共产党员和干部是必须要带头吃苦的，我还是经过下乡锻炼的知青，但修路的劳动强度大大超过了我干过的农活，担了一天石头下来，肩膀红肿，动都不想动，疼得不行第二天也必须咬牙坚持担，决不能当孬种。
那时男战友挥汗如雨，拼命苦干就不说了，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女战友，与男战友同样的劳动强度，像学生女干部尹建新带头奋战，颇有小老虎劲头;咋咋呼呼，雷厉风行的廖纯华，身材高大的苗春莉，身材娇小的黄进学，皮肤偏黑的伍年芝，还有胡丽湘、康惠兰、王辉明等战友，印象都深刻，她们特别霸得蛮。女子排还与男生排每每展开劳动竞赛，每次都热火朝天，每个人都不甘落后，真是既可爱又心疼她们。
回想起来，23连给我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纯洁、朴实、好学、上进，能吃苦，敢拼命，情深，谊长……
正是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把战友们凝聚在一起，值得我们一辈子守候与珍惜，也希望能传承给后代。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在23连，还孕育出了爱情的结晶，祝福邹祖惠/刘玲玲，敖忠宇/夏以建，我好生羡慕，23连优秀女战友太多太多，如果再给我多点时间，没准风华正茂的我也能有所收获呢。
在23连有个遗憾：酷爱围棋的我竟然没能与会下围棋的黄长泰、杨松手谈过一局，当时的确不知道他俩也会下围棋。
记得我刚到23连时，因腰细肩不能挑重担，一天8小时劳动下来，腰酸腿痛，痛苦不堪。但作为带队干部，必须吃苦在前，只能咬紧牙关硬挺。
我手磨出血泡，肩膀磨破皮。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好在先前在河北农村干过，在汽车修理厂炼过，劳动效率提高很快。
连队生活是艰苦的，高强度的劳动与艰苦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反差强烈。连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人每月津贴26元，其中伙食费15元，零花钱11元。粮食每人每月定量45斤还行，副食和蔬菜却难以保证。生活物资主要由长沙市供应，每人每月0.25公斤食油，0.25公斤猪肉，干菜、海带成为常备菜。
为了改善生活，连队成立了蔬菜班，自己养猪，自己种菜。
我在长沙东区机关是文体干部，特别注意丰富连队精神生活。我连队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写了快板和三句半参加表演；我连还建有简易篮球场，连队的文体生活非常活跃。
图为长沙分指挥部直属连队的女战友在推翻斗车运石料。
我一直没有忘记党组织赋予的使命：把“批林批孔”运动之火点燃。
经过10多天认真思考，我找到了突破口。
谭密林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干部，思想进步，有主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处处带头，在学生中很有威信。
我把自己对运动的整体构思全盘亮给他，没想到一拍即合，一双手由此紧紧握在一起。
艰苦的修路之余，我通宵达旦，起草了引发“强烈地震”和“燎原烈火”的大字报：《大方向错定了》。我与谭密林署好实名，于3月21日在长沙分指挥部驻地贴出。
在这篇大字报出来前，长沙分指挥部驻地也有人零星贴出了几张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批林批孔运动在此显得冷冷清清。
这篇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大字报为何能引发轰动效应呢？
《大方向错定了》的主要论点是：认定修铁路不是上山下乡，省市有关部门说修铁路属于上山下乡是背离了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方向，是逃避上山下乡运动，因而大方向错定了。
如果仅仅是这个观点，还不足以引起轰动，关键在于，既然修铁路不是上山下乡，那这批学生去向何在？
《大方向错定了》提出：修完铁路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正是这一提法捅了马蜂窝，严重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学生及家长们毫无思想准备，按预定计划，这批学生修完铁路就会推荐上大学或安排工作，绝没有上山下乡之说。
大字报影响力持续发酵，学生与干部人心浮动，分成两派用大字报展开大论战，“批林批孔”运动的火被我和谭密林点着，熊熊燃烧起来。
图为1974年6月，23岁的我（右）即将离开23连返回长沙东区革委会前夕，谭密林、杨国建（左）与我合影留念。
图为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七营二十三连三排九班战友们的风采。
随后，问题也来了，除23连外，其余连队一批人无心修路，还有的溜回长沙，修路进度一度受到影响，长沙分指挥部非常为难。
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吗？现在“革命”起来了，生产怎么还下降了呢？长沙分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决定“灭火”，分指挥部组织找我谈话，让我停止论战。我实在想不通为何组织出尔反尔，我有足够的理由驳回让我停战的指令。
《大方向错定了》之二、之三、之四接连贴出，火越烧越旺，矛头直指当时湖南省委安排学生修铁路的策划者、组织者，有关方面领导坐不住了。
上级便下令紧急将我召回做工作，我很不服气，在父亲带领下，到位于五一路的市政府大楼，与当时的长沙市委书记张厚理论，张书记称此事不是长沙市的决策，你们去省里反映情况吧。
接着，父亲又带着我到了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孙国治的家里，当面求说法，那时我年轻气盛，刚进机关不久，根本不了解机关的行事风格和潜规则，言辞激烈，当证实了省委的确是准备安置这批修铁路的学生时，我更坚信自己观点是正确的，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孙国治无可奈何对父亲说了句：“你得好好管管你这儿子了。”
省、市有关领导都说服不了我，只好采取组织措施，6月20日通知长沙市东区区委将到“三线”还不到四个月的我紧急召回。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历时半年的“批林批孔”闹剧，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干预下被叫停了。
我与一大批听从最高指示，服从党领导的普通党员也就偃旗息鼓，马放南山了。
短命的“批林批孔”运动对中国社会没有进步意义。幸而毛泽东主席及时察觉运动走偏方向，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成功拨乱反正。
我经历了这出闹剧，和由这场闹剧惹出的“风波”，回顾动荡岁月中反复无常的政治争斗，我深深感到自己政治上太幼稚，有股被愚弄的感觉。最大收获是政治上吃一堑长一智，渐渐走向成熟，并由此下决心远离政治斗争，专攻学术——围棋。
也正是从这一转折点起，我为湖南围棋呕心沥血，奋斗了48年，屡有建树，十分开心。
图为我父亲杨林，因为父亲支持我的观点，我才有据理力争的勇气。
我因东区党组织“锻炼新党员”的政治因素来到23连，又因积极参加运动而惹出政治风波离开23连，如今回忆起来真是无奈又无趣。
但是，23连连队和战友们留给我的全是美好的记忆，我在与战友们劳动、生活、学习、娱乐中非常开心，度过了难忘而充实的三个月。
回首在枝柳铁建短暂时光，有几点深刻的体会：
一是在三线修铁路很有必要。当时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并威胁对我国动用核武器，展开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是国防的需要，战友们为国防建设贡献了青春和力量，必须肯定。
二是“批林批孔”闹剧干扰了三线国防建设。1973年至1975年，全国正处在文革动乱时期，极左思潮还笼罩华夏大地，专心抓生产建设被视为右倾，“四人帮”企图搞乱三线建设，幸亏毛泽东主席紧急刹车，才未酿成大祸。
三是应届毕业生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是国家的损失。修铁路的战友是否知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没有了继续读大学深造的机会，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与无奈。
四是对于初踏社会的铁建年轻战友来说，二年多的修路经历价值很大。结识了战友，丰富了阅历，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作出的贡献就是其价值所在。
五是就我个人而言，这场风波让我彻底警醒，深刻认识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养成了遇事独立思考的习惯，转而集中精力专攻学术，也才有了在围棋方面的突出建树。
除此之外，因为每位战友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尽相同，下路后的经历也各异，对三线铁建这段经历认识很难完全一致，这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珍惜这段在艰苦环境中建立的纯真友谊和感情，这才是战友们今生今世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末了，对因各种原因辞世的杨国建，贾新民，吳钟铎，高建伟，张洪峰，熊力，胡丽华，刘代瑜等战友表示深切怀念，他们永远与23连同在。
图为我与23建学生副连长谭密林战友离别时，密林送给我的笔记本，并题词留念。
至1974年7月，长沙分指挥部建成枝柳线怀化段竹田至牌楼6.5公里的路基，完成土石方60多万立方，这里洒下了23连全体战友的心血和汗水。
随后，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转战靖县，一年后，从1975年9月起，各连队有计划、有步骤地陆续下路，下路之前，有的战友经推荐，到大学或中专学习；回长沙的战友，很快被全部分配到长沙市第二轻工业局、第二商业局等所属单位工作。
图为枝柳铁建所发的笔记本。
图为建成通车后的枝柳铁路怀化中方段竹田隧道。
2018年6月14日，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办公室工作人员电话告诉我，有位自称是你的老战友找你，等她发来信息一看，原来是枝柳铁建23连二排长周江，真是喜出望外。
6月15日下午的遭遇更是神奇。
我在外办事出来，边玩手机边登上公交车，准备参加在时空大厦召开的23连45周年庆典工作会。
车到窑岭南，我以为到了黄土岭南，下车后发觉错了就赶紧换乘104路。
车至长岭南时，随意往站台一瞥，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脸庞跳入眼帘：谭密林，我的亲密战友。当密林登上车的哪一刻，我顾不得在公共场所保持矜持，大声喊到：谭密林。密林闻声一眼认出我，我俩不顾一切热聊起来。
当车从曹家坡站驶出后，聊得火热中的谭密林突然呼叫起来：“廖莉亚！”我一抬头，与莉亚近距离打个照面，三人如此巧遇在一辆公交车上，只能说是上天的刻意安排。
攀谈中，了解到密林住原长沙兵站附近，莉亚住省水利厅，我在文化宫，尹建新在湖南化工设计院，胡丽湘住窑岭鸿铭中心，都在韶山路一条路上，南北相距也就一公里，真近啊！
工作会上，团支书廖纯华汇报了筹备工作情况，与会者都感受到了她与周江、胡丽湘、刘小兵等战友辛劳或慷慨的付出。
次日，尹建新自驾送我、密林、莉亚、丽湘去和道源五星山庄，一下车我就认出了站在会场门口与其他战友攀谈的查小东，因为他是文体积极分子，住在原文艺路原省政府大院，与我住的长沙有色冶金研究设计院仅一路之隔，在记忆中偶有相见，加上其姓氏太少见，且几十年来相貌没啥变化，故记得很牢。
图为2018年，67岁的笔者与战友谭密林（左）再相逢。
2018年6月16日，时隔45年时，枝柳铁建长沙分指第二十三连建路四十五周年纪念庆典在长沙举行。
岁月冉冉，时光如梭，转眼23连的战友们都步入老年，但在聚会时却感觉不到老气横秋，见证的是女战友们花枝招展，芳华再现;男战友们朝气蓬勃，风采依旧，23连仍然是生机勃勃的优秀团队。
步入庆典会场，疑似踏进婚庆殿堂，宽敞明亮的大厅布置得富丽堂皇，穿过镶满玫瑰花的吉祥拱门，踏上铺就葵花向阳图案的T台红地毯，但见整个舞台装扮得热烈、喜庆、大气。
会标高悬在舞台上方;两条反映全连战友心意的竖幅张挂在舞台两侧。
右幅：二十三连凝聚青春奉献说干就干三线会战此生无怨无悔。
左幅：四十五载聚会说来就来战友重逢激情再燃当年芳华依然。
一面火红的巨幅连旗张开笑脸在门口迎接络绎不绝的战友，正是这面凝聚着青春与汗水，深情与厚谊的英雄战旗，召唤着四面八方的战友。
在连旗上签上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为自己是优秀的23连一员感到骄傲。
在与战旗合影的那一刻，脑海里不断闪现挥镐破石，挑担如飞的热烈画面，接连叠映战友们年青的脸庞…
负责签到接待的战友是欧向群，记得她还有个同胞姐姐欧向真，记忆中，23连还有一对姐妹叫樊西和樊和平，但人脸真的对不上了。
战友们陆续抵达会场，很多人多年后再见非常兴奋，左一群，右一堆，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在战友们心头…
瞧，那不是高大的苗春莉吗？那不是娇小的黄进学吗？还有皮肤显黑的伍年芝、气质特别的王辉明等女战友因有特点，我都一眼即可认出。
其他女战友除了接触多点的廖纯华、尹建新、廖利亚、康惠兰等连排干部以及胡丽湘、王莉等外，其他虽名字大多还记得，可就是与人对不上号喽。
男战友中，张曼平二胡拉得棒，担任开福区文体局领导时与我工作有交往，挺熟悉。邹祖慧篮球打得不错，曹维国管伙食，后来又与我在公安的朋友们熟悉，侯世平画画不错，印象都挺深刻。
约半数男战友只要说出姓名，我脑海里就会跳出其年青时的面容，并迅速比对成功，像赵晓琨、裘明凯、黄跃、颜永谊、李进、李亚辉、敖忠宇等莫不如此。毕竟40多年了，各人历尽风霜，变化太大，这次见面之前，走在路上也不敢相认。
图为笔者与23连女战友们大合影。
图为2018年6月16日，时任一排长的张曼平（右）与笔者喜相逢同框。
其实，严格算来，这是25年后大多数战友再相见。
早在1993年，我已从东区政府调入新建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担任文体部部长。廖纯华找到我，请我支持23连建路20周年纪念活动。
我二话不说，坚决支持，免费提供会场，并亲手书写会标横幅，还为部分战友提供了卡拉OK、跳舞等服务。
25年来，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庆典活动也有条件“高大上”了。这次由于有了刘小兵资助，庆典活动又提高了档次。
在此，祝愿23连战友们多加珍重，健健康康光临2023年23连建路50周年庆典。
图为笔者与23连连排干部合影。
作者：杨志存（时任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七营二十三连副连长）
2022年4月13日
鱼塘街，悲喜交加的岁月
1975年至1976年，我作为长沙市东区政府工作组成员，在东区解放路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蹲点”，其间收获满满，且悲喜交加，是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
回忆录写到1975年，47年前的一幕幕不断在眼前叠映、闪现，回味无穷……
图为1975年，24岁的笔者。
1974年7月，23岁的我由怀化枝柳铁建23连回到东区革委会文化科后，潜心抓好自己的本职体育工作，率先组织了东区职工乒乓球赛，从中选拔选手组成了东区乒乓球队，在东区机关食堂展开训练，准备参加长沙市的比赛。
男队员有李方、彭度、梅华，女队员有罗小柯、袁群英，我担任领队，为了提高球艺，我还于1975年春，带队去武汉观摩全国乒乓球赛，全队队员相互间逐渐加深了友情。
但是，万万没想到，区乒乓球队一对男女队员却上演了一幕爱情悲剧。
男主角叫李方，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市乒坛名将、东区乒乓球队男子一号主力，时年22岁，是东区红光卡具厂工人，一表人才，是典型的美男子，性情温柔，母亲是小学教师。
女主角罗小柯，女队一号主力，时年25岁，是东区大众无线电厂工人，圆圆脸庞，尤其是一双大眼睛格外迷人，性格稳重。俩人在乒乓球队的恋情比较隐蔽，以至于出事时，让全队大吃一惊。
出事那天，李方的母亲告诉我，李方已自缢身亡，要找罗小柯问责。我十分震惊，出于保护队员，我向其母简单问了问情况就急忙找罗小柯了解实情。
小柯哭成了泪人儿，为防再发生意外，我赶紧让女队二号主力袁群英守住并安慰她。
原来，当李方向母亲征求意见时，其父母都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罗小柯年龄比李方大，李方说服不了母亲便做出傻事，以死抗争，于是出演了因父母干涉而导致的爱情悲剧，令人唏嘘。
经此变故，东区乒乓球队丧失主力，实力大减，男队由长沙市各区、局乒乓球赛团体冠军队跌出前六名。
图为1975年，我（后左四）带领长沙市东区乒乓球队赴武汉观摩全国乒乓球赛后，在武汉长江大桥边留影。后排左三李方、左五梅华、左七彭度；前排左二袁群英、左三陈志红、右一罗小珂。
1975年，东区革委会卫生科由卫校分配来一小伙子，年龄比我小点，个头与我差不多，浓眉大眼，男子汉味十足，因他也喜欢打篮球，我们就常在一起玩，渐渐聊得挺投机，发展成一对形影难分的“油盐坛子”。他叫章湘伟，成为我在东区机关无话不谈的最好朋友。他似乎比我成熟，也很稳重，记得位于浏正街的东区医院招收了一批医护人员，其中不乏漂亮姑娘，每逢东区机关与东区医院篮球赛时，这支青春靓丽的拉拉队便出现在机关球场，引起我和湘伟关注和议论，我俩还时不时相约去东区医院看望篮球队主力小安，实际上是“窥探”姑娘们，每每心情很愉悦，那时我们都还单纯，懵懵懂懂，最终也都没有“爱”的结果。
图为东区医院的姑娘们在排练文艺节目。
1974至1975年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天津小靳庄的新闻、通讯、诗歌等，推广小靳庄的经验。 小靳庄便因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全国。
小靳庄这个不到两百人的生产队，居然产生了二十个诗人被重点培养，三十人的文艺宣传队日夜排练，时刻整装待发，准备演出。
那阵子，模仿小靳庄十件新事，人人学唱革命样板戏，个个讲革命故事，人人创作顺口溜、三句半，风靡一时。
东区革委会在全国学习小靳庄热潮影响下，指示由秘书科牵头，文化科为主打，组成工作组，下到解放路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先行试点，搞出一个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再以点带面，向全区推广。
我和同科的胡曼芳、罗华元都被选入工作组，进驻鱼塘街居委会，发动居民开展文化活动。
胡曼芳年长我六、七岁，相貌端庄，气质佳，穿着很得体，一般不大喜欢交谈，给人冷面孤傲的感觉，我俩同事间关系挺好的。罗华元比胡大姐年龄要大点，个头矮小，一脸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眼睛特别有神，能说能写，工作能力较强，我们三个人合作很愉快，他们都叫我“小杨”，这对“大哥大姐”都挺关照我的。
图为1976年，东区政府文化科成员参观浏阳县文家市后留影。后排左起：谭厚致、刘绍邦、笔者、罗华元；前排左起：聂婆婆、胡曼芳、诸梅彦。
鱼塘街位于长沙市中心，南临解放路，西连黄兴路八角亭，东通蔡锷路，北傍五一路，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居民密集棚户区。
那时，麻石铺路的小街小巷密密麻麻，路两侧尽是低矮的木板屋，砖木房。居委会办公室在一栋二层的木屋中，既是办公地也是手工作坊，屋内有好几台压塑机，从漏斗加入塑料颗粒，由机器慢慢加热熔化塑料，再手工从模具中压制小塑料制品。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长沙市鱼塘街。
居委会女主任叫吴石明，约40多岁，矮胖胖的，人很朴实、善良，她有两个女儿，家住后鱼塘街二间光线昏暗的木屋，我是她家的常客。
居委会还有一大批诸如姚外婆、王娭毑等50岁以上的婆婆姥姥，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她们发动、组织起来，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对于文化低、毫无文艺细胞的她们来说，这的确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儿。
区工作组成员分头挨家挨户摸底、宣传、动员，开居民大会发动，渐渐打开了局面。
图为鱼塘街居委会主任吴石明。
我根据鱼塘街的历史与风情，创作了大量诗歌、顺口溜、三句半、快板，指导婆婆姥姥背诵，帮助她们排练，组织她们在街头巷尾演出，搞得热热闹闹。
看着婆婆姥姥披红戴绿，化妆抹红，或扭来扭去，或用长沙普通话念台词，或敲锣打鼓的认真劲儿，笑得前俯后仰，把这些从未登过台的婆婆姥姥塑造成这般模样，敢于在大庭广众中演出，总算是完成了任务，要说艺术效果嘛，那就免提喽。
别说，在鱼塘街还真藏着一条艺术“大鱼”，那就是湖南花鼓戏大师、《刘海砍樵》的原始主演，刘海哥的扮演者何宗保先生。我把他给请出来为妇女们排戏，演得还真有模有样。
1975年底，我们在东区革委会礼堂组织了一场鱼塘街文艺宣传队汇报演出，包括吴石明主任在内的一大批婆婆姥姥登台演出，引起轰动，全区街道学习天津小靳庄的热火就此被点燃。
图为我（后右）与吴石明（前右）和她的的大女儿（中左）、小女儿（前左）以及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的周天然（后左）合影。
1975年下办年，各地又兴起办“社会主义大院”的热潮，根据东区区委指示，区工作组转而在鱼塘街开展办“社会主义大院”的试点。
所谓“社会主义大院”就是打破户与户间的壁垒，增加人际间交流，形成团结助的和谐氛围，通俗点说就是通过“大串门”传播精神文明。
那时，城市街道很少有高楼，绝大多数是平房。往往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站，淘米、洗菜、刷锅、洗碗等大多都要排队。平房方便，没有楼层和防盗门阻挡，邻居端着碗，可边走、边吃、边聊，吃饭串门两不误，人情味十足。
在鱼塘街，一到夏天，各家都把竹板摆到街道上纳凉，喜欢串门的索性在自家门前拉出一盏电灯，摆上一个方桌，拿出两副扑克开打，围观者众。
东区区委在鱼塘街进行办“社会主义大院”试点，就近分片成院，选举产生院长，有组织的开展文体活动。
如今，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普及，逢年过节礼节性“串门”，也大多被短信、微信所取代。尽管网络问候同样是拜年，但比起“串门”面对面来，人情味则寡淡了许多。
图为鱼塘街社会主义大院七院组织的“图书室读书心得汇报会”。
1975年6月18日，长沙市东区区委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到武汉硚口区汉正街，参观学习办“社会主义大院”的经验，图为我与参观团在武汉长江大桥边合影，第三排左五是笔者。
在那段紧张劳累但“火热”的日子里，我还经历了一场似是而非的“初恋”。
居委会有个青年专干叫罗宜成，22岁，身材瘦瘦，娇小，她患有高血压病，常头昏，属于病退青年在居委会留用那一类。
小罗形象普通，开始我还没怎么注意，后来发现她埋头苦干，不讲闲话，工作认真负责，交办给她的工作都能出色完成，而且能与婆婆姥姥们打成一片，关系还挺好，颇受区委工作组的好评，我也就多关注了她。
渐渐，我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特别，充满了柔情蜜意，还不时泛起红晕，弄得我也有了些许心慌意乱的感觉，慢慢还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悦感受。
她主动邀请我去她家作客，甚至大方到主动叫我手持水瓢淋水，协助她洗头发。说实在话，我长这么大，还真没为一位姑娘如此近距离服务过，握水瓢的手不由自主颤抖，感觉很不自在。至今回想起来，竟然还能体会到当年的那种尴尬。
更奇怪的是，她总愿意与我在一起行动，尤其是加班工作晚了，在居委会办公室，我不回家她也不走，老喜欢陪着我。渐渐，周围人都似乎看出点什么，不时冲我诡谲一笑。
图为后排左一是罗宜成，前坐者是吴石明主任。
罗宜成是位好姑娘，我对她的确有好感，但我的底线是：作为刚入党不久的年轻党员，不能早恋。只好努力克制自己不越线。
终于，吴石明主任向我来挑明了，说是罗宜成喜欢我，问我的意思如何。说实话，当时虽然春心有些萌动，还是没有想谈恋爱的强烈冲动，主要还是怕过早谈恋爱影响工作和进步。此外，小罗并不是我有爱感的那类女性，也没有一见倾心的感觉，只是不反感吧。
我向吴主任明确表达了现在不想谈的意愿，没想到她竟然长叹一口气，连忙说，小罗身体不好，有严重高血压，我看也不适合。
后来，姚外婆对我说，吴主任想收你做女婿，我这才明白吴主任那声长叹的含义。吴主任是一番好意，可她大女儿正在读高中，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来听说，吴主任选择了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的周天然做了女婿。
可能是吴主任向小罗转达了我的想法，罗宜成之后见了我明显躲闪，疏远，渐渐也就回归正常了。
我俩手都没碰过，没一起看过一场电影，也没有发出任何言语表达“爱意”，也没互赠那怕一丁点礼品，只是一切尽在两对眼神慌乱交换，两对脚彼此靠近而不想远离中，这也许就是“似是而非”吧？
图为在东区政府办公楼前，我与鱼塘街居委会主任吴石明合影。
1976年1月8日，东区工作组正在鱼塘街居委会开会，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会议顿时休止，会场哭声一片，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1月15日，北京追悼大会那天，鱼塘街居委会和区工作组在所设周总理灵堂前同时追悼，我主持追悼仪式时泣不成声，感觉从来没有如此悲痛过，我对周总理的崇拜与敬仰发自内心深处，怀念泪水不断涌出。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我没有如此强烈悲痛的感觉。
7月28日深夜3时，冀东地动山摇，唐山大地震爆发，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地震持续约23秒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
我的9岁侄儿亦坤和11岁侄女亦男都死于非命，嫂子被砸成重伤，大哥因在外地出差而躲过这一劫难。
一时间，举国悲哀，谁知，还有一次大难正在逼近……
1976年9月9日，下午三时，我正在中山路新华电影院看电影，放映途中，影片中止，银幕后的喇叭里突然通知：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接着，放映继续。到了四点，电影再次中断，喇叭里响起低回的哀乐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共中央……沉痛宣告，……毛泽东同志逝世。
听罢，我只觉得脑袋翁翁作响，人傻傻的呆着，影院里响起抽泣声，我默不作声走出影院时，感觉秋风顿起，落叶飘零……。
东区区委为毛泽东主席设置了灵堂，安排我做司仪，接待人民群众吊唁，我带着哭腔一遍又一遍重复：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伟大的……三鞠躬……。
图为东区团委组织团干部到韶山缅怀毛泽东主席，前排右一为笔者。
我臂戴黑纱，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肃立悼念。
这一年10月，全中国迸发出被压抑已久的巨大能量，骄横跋扈的“女皇”，阴险狡诈的“军师”，穷凶极恶的“棍子”，无德无能的“草包”束手就擒，人民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期待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图为东区文化科正积极筹备欢庆演出，我们分头到基层单位去挑选节目，我在东区医院审看节目并拍摄照片。
在党中央领导下，结束了“十年动乱”，迎来了拨乱反正，举国安定团结的新时代。
各项工作都逐渐走上正轨，图为26岁的我（前排左）策划了东区首届街道运动会，在浏正街小学举行，获得圆满成功。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4日
忆在东区政府的铭心往事
1973年至1988年，我在长沙市东区人民政府机关工作了15年，其间付出了很多心血，收获满满，谱写了一段青春奋斗战歌。
现回眸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往事，与读者朋友们分享，希望能带给你们深层次的思考和感悟。
1972年10月我被调入长沙市东区革委会（东区政府）后，先后在宣传组、文化组、文化科、体委、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工作过，工作能力有大幅提升，对我帮助较大的是文化组长周定安、文化科长刘绍邦，体委主任潘培德。
刘绍邦是位很有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已满头银发，据说解放前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文革”时支持了造反派，是所谓“亮相干部”，一度被冷落。
刘绍邦恢复工作后担任文化科科长，与曾是“文革”保守派的女副科长诸梅彦是观点相左，俩人经常因积怨针锋相对，当兵的怕就怕直管领导不合，夹在其间很难受，我不选边站，工作中他俩意见不合拍时，常常不知听谁的好。
图为1976年，东区政府文化科成员参观浏阳县文家市后留影。后排左起：谭厚致、刘绍邦、笔者、罗华元；前排左起：聂婆婆、胡曼芳、诸梅彦。如今46年一晃而过，只有胡曼芳和罗华元尚健在。
工作能力上诸梅彦明显不及刘绍邦，但诸喜欢打小报告，与区领导关系好，搞得刘绍邦开展工作艰难，区领导下来调查，我不带偏见，就事论事，谁对支持谁，但多数时候是诸胡搅蛮缠理亏。
其实，我对诸的印象还行，只是觉得她心胸狭窄令人不快。刘、诸两人矛盾不可调和，最终刘被诸排挤出文化科，而诸想接任科长的愿望也落了空，组织上安排大同小学校长伍志群接任文化科长，结果诸与伍的关系也不融洽，诸不久被组织调离文化科。
文化科的同事罗华元，年近不惑，个头不高，双目虽小却炯炯有神，充满智慧，一看就是精明强干之人，他对我文字能力提高帮助很大，是我敬重的兄长，与这样有才干的同事共事真是三生有幸。
同事胡曼芳，容貌靓丽，那时不到30岁，人很会打扮，衣着总是精精致致的，气质冷傲独特，是公认的东区政府机关“一枝花”。她比我年长七岁，双峰县口音很重，是位与我挺合得来的大姐，如果她未婚且年龄合适，没准我会勇敢追求她。我俩，还有罗华元，三人工作上配合非常愉快、默契。
之后，与文化科合署办公的文化馆陆续调入舞蹈专干李武扬、美术专干何马兆、曲艺专干刘谢甫、图书馆专干伍金辉，我与他们个个和睦相处，工作相互支持，都是很好的同事。
图为1977年，我与文化科及文化馆的同事合影，左起：伍金辉、李武扬、笔者、伍志群、刘谢甫、胡曼芳。
作家莫应丰曾在1977年下半年调入东区文化馆任文学专干，与我有大约有几个月的同事关系，那时莫年近40，不爱多说，不大与同事们交往，只顾埋头创作小说。他1978年调至潇湘电影制片厂任编剧，1979年出版了著名长篇小说《将军吟》，荣获首届矛盾文学奖。
图为我在东区文化科的同事、湘籍作家莫应丰。
在文化科，我还兼任摄影专干，拍摄了大量文艺、体育照片，摄影水平不断提高，并掌握了暗房技术，自己冲印、放大照片。科里没有暗房，我就晚上在自家厨房，遮住窗户当暗房使用。
图为我在使用文化科购置的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相机。
那时期，我擅长体育动态抓拍，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瞬间，拍的跳高过杆，篮球盖帽，腾空跳水，快打乒乓球等作品参加了湖南省和长沙市体育摄影展览，1983年11月，我被接纳为中国体育记者协会体育摄影学会会员。
图为我抓拍的篮球“盖帽”在《体育报》发表。
那时，我工作量满满，特别忙，经常顾不上吃饭。文化科每年都组织全区文艺会演，组建街道图书室，举办街道运动会、幼儿运动会，协助区教育科组织小学生运动会和单项体育比赛。体育方面我唱主角，文艺方面唱配角，虽忙得团团转，但对我各方面工作能力提升都很大。
在东区政府机关，我（左一）与几位年龄相近的同事成为很好的朋友，图为与张贵德（左二）章湘伟（右二）、李尚吉（右一）在东区政府办公楼边合影。
后来，根据上级要求，体育工作内容从区文化科分出，成立东区体委，东区团委书记潘培德改任体委主任，我和刚到文化科不久的陈志恩被分到体委。
潘培德是位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年轻人，书法不错。他对区里很多领导都看不起，不仅从来不会吹牛拍马，反而经常发表意见与区领导相左，被认为是区机关第一“刺头”。
记得区体委刚成立时无办公用房，仍与文化科合署办公，房屋年久失修漏雨，潘培德多次向区领导要求修房未果，竟然把办公桌搬到机关篮球场中圈孤内“办公”，给区领施加压力，让领导大为难堪。虽说这招很有效，问题是解决了，但从此潘纵然能力再强，也得不到提拔，反倒被安排到区政协一虚位呆到退休。
那时，对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些处理人际关系的所谓“潜规则”或“套路”，看来潘培德与我一样，都疏于了解，故吃了苦头还莫明其妙。这其实都是政治上欠“成熟”的表现，不在机关长期浸润熏陶，不深谙其中为人处事之奥妙者，最终都会被大浪淘沙出局。
区体委就三个编制，同事陈志恩比我年长三岁，待人诚恳，工作踏实，我俩关系不错，配合也很默契。
图为我（后左一）和东区政府机关同事们合影。后排左三潘培德，后排右一陈志恩。
1976年，我担任东区政府机关团支部书记期间，遇到了一件既尴尬又铭心的事。
区机关中招进来一位二十出头、长得挺漂亮的女小X，她工作不错，是团支部发展的对象，她对我颇有好感，我也能读出她目光中的含义，但那时我已有女友，只是为了避免领导认为我“早恋”影响不好，没有公开，我也就不可能再对她有非份之想，只想守住底线，始终保持距离就行。
可没想到，小X父亲病重，催促其抓紧婚姻大事，她便主动约我表明了心迹，自信的她万万没想到是被婉拒的结局，便大哭一场，弄得我非常尴尬。
我由衷感谢她看得起我，可我不能违规啊，小X愿望很美好，只是我俩无缘无份。
这时，我不得不向组织坦白了自己已有对象的情况，请组织出面帮助做好小X的思想开导工作，这才让她解除误会，心情渐渐平复。
图为1976年25岁的笔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区政府机关又招入几位年轻人，其中区广播站两位男、女播音员颇引人注目。
女的叫贾安芳，人长得很不错，特爱打扮，那时就她敢穿刚流行的喇叭裤在机关内飘来飘去。所谓喇叭裤，因裤腿形状似喇叭而得名。它低腰短裆，紧裹臀部；裤腿上窄下宽，从膝盖以下逐渐张开，裤口的尺寸明显大于膝盖的尺寸，形成喇叭状。大喇叭的裤脚口，有的竟在30厘米以上，穿着后像扫帚扫来扫去。那年头，穿喇叭裤是时髦的象征，可在严肃的政府机关却显得离经叛道。
为此，我这团支部书记还被区领导召见，要求我告诫小贾，在机关工作穿着要注意格调和影响。我找她谈过，小贾很有个性，依然我行我素。
男播音员叫王立贤，很有才华，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同事。他由我原单位长城汽车修理厂调入，是公认典型的美男子，才华横溢，绘画特棒，羽毛球打得不错，尤其声音富有磁性，虽然他右颧骨上有块“胎记”，丝毫不影响他成为男版“万人迷”。
图为笔者在长沙体育馆为长城汽车修理厂羽毛球队拍的合影，后排左二为王立贤。
王立贤后任东区广播站站长，多才多艺的他，多年后升任东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图为笔者在浏正街菜根香巷为王立贤夫妇拍的合影。
1982年，性情直率的潘培德被调离区体委，主任由育才小学体育老师季国雄接任。我对季老师太熟悉了，1973年就请他担任过东区篮球队教练，由于工作关系，我还经常抽调他来做各种区体育比赛的裁判工作，关系很密切。
那时提拔干部开始注重学历，我这只有初中学历者，即使能力再强也提拔不了，区委只好从基层体育老师中物色人选，当区组织部征求我体委主任人选意见时，我毫不犹豫推荐了季国雄老师。
好在区政府给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提供了深造的机会，我得以不脱产读干部速成高中，记得是在复兴街的育华小学上夜校，语文老师是讲师团的夏普，学识渊博，能说会道，让我受益匪浅，仅一年，通过考试，我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我在东区体委，从事属于体育项目的围棋宣传和推广更加名正言顺，完全是本职工作，因而得到两任区体委主任潘培德、季国雄的支持，他们都同意把围棋作为东区体育特色和传统项目来培养。
图为1983年，季国雄（中排右一）接任东区体委主任后不久，我（中排左一）在东区银杏大厦五楼组织了湖南省第一个儿童围棋赛，图为赛后合影。
图为1988年11月，我（中）与前东区体委主任潘培德（左）、同事陈志恩在宁乡县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前合影。
与季老师成为同事后，接触久了，对其了解也随之加深。季国雄是与潘培德完全相反的类型，他不善言辞也不能写，性情表面温和、城府却极深。他善左右逢源，我虽看不惯这类阿谀谄媚之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能适应机关“潜规则”的能力”。每次区体委的报告、年终总结等文稿都是他让我起草，然后原封不动抄一遍，按理说署上东区体委的名也算正常，可他却署上自己的名上报，令我哭笑不得。
最令我反感的是，季国雄以工作忙为由，竭力反对我读电大，为此让我得罪了当时的区长陶知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举国刮起一股读大学拿文凭的热潮， 我向区政府递交了脱产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申请，很多同事都获得批准，我却迟迟不见回复，便找到同住在二里牌2号东区机关宿舍的陶区长询问，陶知白回答很官腔：“我们经过研究，不同意你脱产读电大。”我问：“为什么？”陶答曰：“工作需要。”我一听，强压火气冷静却坚定回了一句：“我非要去读你怎么办？”陶瞬间被激怒了，大吼：“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领导说话？”我也火冒三丈，对陶大喊：“怎么了，你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谁让你对人民这么盛气凌人的？”陶知白竟然被我噎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陶夫人赶紧打圆场说：“小杨说得对，你冷静一下。”陶知白这才道出实情：“是季国雄坚决反对你上学，我不和你说了，你找他去吧。”
我扭头就走，立马找到季国雄论理，我知道他内心的“小九九”，便直言不讳对他说：“你不用担心，我毕业后不会呆在东区体委，对你的位置不会有威胁。”季国雄见我如此表态才松口，同意我半脱产读电大。
图为1985年7月，聂卫平和马晓春在银杏大厦五楼比赛后，我（后右三）和季国雄（后左三）在芙蓉宾馆与他们合影。
我读的是电大新闻学专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非常紧张，区政府领导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有别的考虑，1985年把我由区体委调到东区劳动服务公司任党支部书记。经理刘学铨，人非常好，长得有点像影星赵丹，他全力支持我读书，每逢考试前都主动安排我全脱产复习，我非常感激他。
说是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实际上就是机关招待所，设在银杏大厦五楼，有30多张床位，也对外营业，员工有20多位，大多数是年轻人，充满朝气。
在东区机关劳动服务公司工作了两年，工作比在东区体委简单、轻松多了，心情也很舒畅。
1986年，因区体委缺人，没合适的人选，季国雄又把我要回了区体委，支持我半脱产读电大，到1988年8月，我顺利完成毕业考试，拿到了大学专科文凭。
这时，我的心思已早不在东区了，皆因我在长沙市乃至湖南省围棋界已打下坚实基础并打开了局面，希望能到更高的层次谋求围棋事业发展。
实事求是评价季国雄，虽然他领导工作能力确实不咋地，但对围棋工作还是挺支持，后来也支持我读电大，对此我心存感谢。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季国雄老师不满50岁就病逝了。
图为我在东区机关劳动服务公司期间，组织员工到长沙烈士公园搞活动。后排右四是笔者，后排左三为刘学铨经理。
图为1986年，我在东区政府机关劳动服务公司任党支部书记时，在东区银杏大厦工作。
我在东区政府机关工作的15年间，还发生了许许多多值得记录的逸闻趣事，笔者计划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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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5日
回眸围棋由爱好成事业
1965年，14岁的我在长沙五中（雅礼中学）初76班读初二时，第一次接触围棋，文革逍遥中看《围棋》月刊自学，1970年拜湖南围棋元老张名世老师学弈，棋力提高很快。
那时，围棋对我来说，仅仅是业余爱好之一，并没有当作事业来追求，去奋斗。
图为我在家中对照《围棋》月刊打谱自学。
1972年，21岁的我进入长沙市东区革委会（现芙蓉区政府）机关，次年就提议主办了东区围棋赛，有15人报名，后我补单加入，得了个第三名，此赛虽然只有16人参加，却是湖南省“文革”时期官办的第一个围棋赛事，在湖南围棋运动发展史上意义很大。
图为1973年，我（站立者）在东区围棋赛中。
1974年，是我人生重要转折点，这年7月，短命的“批林批孔”运动被叫停，我从湖南怀枝柳铁路建设长沙分指挥部七营二十三连返回长沙市东区革委会，刚入党一年，23岁的我调整了事业主攻方向，下决心远离政治是非，潜心专攻学术，选择自己爱好之一的围棋作为奋斗目标。
那时，区文体机构没分家，我在东区政府文化科任体育专干，把围棋作为重点发展项目名正言顺。
图为1974年9月，长沙市东区围棋队迎战来访的株洲市围棋队。
由怀化铁建返长后，立即赶往西湖桥彭家巷拜见了我的围棋老师张名世，张老师鼓励我转型，指出重点不是自己下好棋，而是要利用现有的岗位，多做推动围棋事业发展的工作，这样比单纯做棋手作用更大。恩师给我指明了努力方向，更坚定了我把围棋作为此生奋斗目标的决心。
张老师和蔼可亲，教学不仅分文不取，还经常留学生在家吃饭。
那时，张老师还教导我，要以东区为基地，把长沙市的围棋活动也带动起来，并告诉我，位于湘春路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开辟了棋室，长沙市的围棋高手都在那里下棋，让我多去看看，了解情况。
也许是“老天”助我，恰巧我的入党介绍人、时任东区文化科科长的周定安，就是前长沙市工人文化宫的主任。周科长少言寡语，工作经验丰富，喜欢身教，常手把手指导我。周科长带着我去了文化宫，介绍我认识了文化宫体育组组长李中节，李组长比我大二十多岁，我就一直尊称他为李大伯，李大伯也由此成为我推进围棋事业中的“贵人”之一。
图为我的恩师张名世与师母合影。
当即，我就提议办长沙市围棋赛，李大伯满口答应，让我起草竞赛规程，因文化宫属于工会系统，他特别提出赛名要加上“职工”两字。周定安科长主动提出办赛经费由文化宫与东区文化宫分摊。
说干就干，文化宫发出竞赛通知后，我便让所有相识的棋友相互转告这一喜讯。
宣传发动很有成效，1974年11月17日至12月18日，长沙市职工围棋赛在位于湘春路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行（现为长沙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举行，有110人参赛，这是湖南省围棋史上第一次举行地市级围棋赛，如此多的人参赛，可谓盛况空前。
18岁的陆军(陆礼楷之子)夺得冠军，梁鹤年亚军，杨云杰第三，曾学初第四，韩祖新第五，吉荣兴第六，前6名定为甲级棋手。第7名至20名定为乙级棋手，易向凡，张建辉，方丹丹，罗如钟，罗敦辉、李安琪和我等都被定为乙级棋手。这也是湖南省首次给围棋手评定级别，裁判长是张名世老师。
该赛分12个小组预赛，每组9-10人，前2名出线，我这组第一名是全胜的吉荣兴，我与陈式钧(绰号七豆腐)争夺第二名，他提出让我让给他，给我二角钱，那时候一碗面条就是二角钱，但被我拒绝了，我赢他后进入决赛，决赛获第11名，被定为长沙市乙级棋手，我自认为棋力在强4段与弱5段之间。
图为我成长道路上遇到的“贵人”彭松柏（左五，东区革委会军代表、东区武装部副政委）和周定安（左六，原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主任、东区文化科科长、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75年至1976年，我身不由己，被东区区委抽调进入区工作组，下到解放路街道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蹲点”，开始“学习天津小靳庄”及学习武汉汉正街“办社会主义大院”试点工作，也就没时间和精力顾及围棋事业发展了。
1977年，得知湖南省第四届运动会将于1978年在岳阳举行，李大伯与当时在湖南省体委竞赛处的曹运棠老师是老朋友，李大伯带我和张名世老师拜访了曹老师，终于将围棋和象棋争取成为第四届省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正是这一行动，将湖南省围棋运动大大推进了一步，各地市体育部门闻风而动，纷纷举行选拔赛，组织队伍报名参赛。
图为1975年，我（后右一）与解放路街道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主任吴石明（前右一）等合影。
1978年6月，在湘春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了长沙市围棋、象棋选拔赛，选出棋手组队参加湖南省第四届运动会。
图为老师张名世（后排左三，担任裁判长）和我（前排中，担任副裁判长）与全体裁判合影。
1978年8月5日至16日，第四届湖南省运动会围棋赛在岳阳市举行，11个地市的33名棋参赛。长沙、株洲、衡阳获团体前3名。长沙的杨云杰、梁鹤年、曾学初获个人前3名。张名世与李中节推荐我担任了裁判长。
杨云杰与梁鹤年决战时，谁都认为肯定是技高一筹的梁鹤年夺冠，但长期在一起厮磨的杨云杰太了解梁鹤年的软肋了，开赛前用语言战术，几回合“斗嘴”就把梁鹤年心绪搞乱了。对局中，梁的意气压倒了理智与棋理，笔者目睹梁鹤年双耳通红败下阵来。
这也导致一个怪现象：棋界公认的湖南第一高手梁鹤年竟然没拿过一次湖南省和长沙市的冠军。
图为赛会期间，笔者（左）与方丹丹、曾学初（右）合影。
通过这次湖南省围棋赛，我认识了湘潭张建国、株洲李大江等一批棋手，摸清了省内各地开展围棋活动的基本情况，也了解了各地水平高低，开始萌发了组织队伍参加全国围棋赛的念头。
这届省运会期间，李大伯与我向省体委竞赛处孙处长、吴副处长建议成立湖南省棋类协会，更有力促进棋类事业发展。
那时，我所在的东区政府已将体育工作从文化科分离，单独成立了体委，我也就成为全省体育系统机关内唯一会下围棋者，加上“根正苗红”，因此得到了省体委的重用。
李大伯人非常朴实，工作扎实，待人诚恳，挺有能力的，就是做事谨小慎微，后来听说他是旧中国旧政府的留用人员，就可以理解其处世态度了。他因历史遗留问题得不到重用，我为敬爱的李大伯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却无力改变。
图为1980年，观摩完全国围棋联赛，我与李中节大伯在峨眉山报国寺前留影。
1979年12月，28岁的我作为长沙市的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一届湖南省棋类协会代表大会，主席是魏一峰，秘书长梁寅生，后来才知道梁寅生老师竟然是我父亲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的老战友，按辈分我得叫他“梁叔叔”。
因为第一届省棋协委员中，只有我懂围棋，故省棋协分工我负责具体抓围棋工作。
每一个成功的人士都经历过高人的开悟或指路。若解决人的智慧和觉悟及方向等人生关键问题，是需要有高人指点的，张名世老师就是我遇到的高人。
人的成长和追求成功过程中，总会出现若干次拐点。这时候，若能得到贵人的真心支持帮助，就容易柳暗花明。
至此，在我前期成长过程中，除了自己确定目标，努力打好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遇到一位高人三位贵人鼎力相助，他们是：我的指路高人、围棋恩师张名世；看中并选调我进入东区革委会机关的彭松柏，我的入党介绍人、文化科长周定安，积极培养并推荐我进入省棋协的李中节。如果没有他们四人中任何一位的助推，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四位前辈都先后驾鹤西去，我感恩之余深深地怀念他们。
我（后排左五）在湖南省棋类协会第三次代表上当选为主管围棋的副秘书长，图中有梁寅生（三排右一）、李中节（二排右五）、李昆仁（二排右三）、曹运棠（二排右一）、易向凡（四排右二）、杜吉士（三排左一）、骆忠杞（三排右二）等。
回眸围棋人生，我1989年被国家体委批准为围棋国家级裁判，1979年至2020年，曾任湖南省棋类协会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围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围棋协会副主席。
1972年起从事围棋推广和宣传工作。1982年创办湖南省第一个少儿围棋班，1987年创办长沙市青少年棋类运动学校任副校长，1997年开办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围棋班，先后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吴新宇、朱毅、黄奕中、蒋蔚、马如龙等围棋职业棋手。 是世界围棋冠军罗洗河进京的推荐者。
图为1982年，我创办了湖南省第一个少儿围棋班，为第一期学生上课。
1981年起，担任领队或教练，多次率湖南围棋队参加全国比赛。
图为1983年，我（后排左一）带湖南队在杭州参加全国围棋团体赛。
笔者担任第1至14期湖南省围棋裁判员学习班主讲，为湖南培训了8位国家级围棋裁判员和288位围棋一级裁判员。
图为1990年，我（前左二）担任湖南省第一期围棋一级围棋裁判员学习班主讲，与学员合影。
我336次组织并担任湖南省和长沙市围棋赛裁判长或仲裁委员会主任；71次任全国围棋赛正或副裁判长或仲裁；12次担任世界围棋赛事裁判员。1989年被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优秀裁判员”称号。
图为1991年，我担任全国围棋团体赛副裁判长时留影。
笔者所著20余万字《聂卫平马晓春争霸15年》完整概括了当代中国围棋最高技艺，准确记载了中国围棋进入世界顶尖水平的过程。
我所著60余万字《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中日12年擂台大比武全景，全面反映出当代中日围棋整体水平，真实记录了中国围棋赶上超越日本的艰难、辉煌历程。
笔者是多家媒体的特约记者或通讯员，1972年5月至2020年12月的48年间，所写围棋文章被《体坛周报》《围棋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长沙晚报》《羊城晚报》、新浪网、红网、弈城网、弈客网、湖南省棋协网等各级媒体采用13426篇，其中评论文章3341篇。
我撰写的重要文章1994年至2003年共10篇《中国围棋综述》依次载入由中国围棋协会主编的1995至2004年版《中国围棋年鉴》。
在中国围棋界、新闻界，我率先提出:“七小龙”、“小虎”、“豹一辈”、“群狼”等宣传概念。
从1980年起，我拍摄了中国围棋各个时期的比赛及棋手照片近14000多张，留下珍贵影像。
图为1980年8月，在四川乐山全国棋类联赛上，我拍摄的聂卫平对局照片。
我的传略被收入《当代中国著名教练员裁判员大辞典》《当代湘籍湘版著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等丛书。
2007年，荣获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棋类协会颁发的“三棋推广奖”；2009年，经读者投票，被湖南省体育局、《湖南日报》社评为“湖南民间体育十杰” 之一。获2016—2017赛季城市围棋联赛最佳传播人奖。
从1965年自学围棋，到1979年负责湖南省棋类协会围棋工作，我用14年光阴完成了从爱好到事业的转变，我的人生也由此确立了奋斗目标；又经过42年努力，至2021年，在围棋事业上取得丰硕成果，非常欣慰和满足，也值得骄傲与自豪。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8日
80年围棋国手荟萃乐山
1980年以前，湖南围棋没有政府部门建立的围棋行业协会来组织领导，官方也一直没有与中国围棋协会接轨，基本上是任围棋在民间自发开展。
1980年在乐山，29岁的我见证了湖南围棋有组织的走向全国，迈开了重要的第一步。
从此，第二步、第三步……，湖南围棋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前进了。
图为1980年8月25日，我在全国棋类联赛赛场之一的“东坡楼”前留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围棋已长期被日本围棋压制的动弹不得，一股压抑的气氛笼罩中国棋坛。陈祖德、聂卫平等当打之年的国手都憋了一口气，立志打翻身仗；马晓春、刘小光等年轻国手正在崛起中。
在此背景下，1980年8月全国棋类联赛在四川乐山打响。
1979年12月，湖南省棋类协会协成立后，领导分工让我抓围棋项目，抓象棋的是湖南省老将李定一，李老是象棋、围棋双枪将，象棋获得过湖南省冠军，但围棋水平一般般。
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体育组组长李中节是我和李定一进入省棋协的推荐人，他让我和李老分别拿出1980年度围棋、象棋工作计划。我和李老商定的第一个计划是组织观摩团到全国棋类联赛现场学习，目的是与中国围棋协会、中国象棋协会取得联系，挂好钩，查找湖南与全国棋类水平的差距，寻求湖南省棋类运动发展的良方。
1980年8月，湖南省棋协批准了计划，选派了我和长沙李中节、李定一、张建辉、李安琪，株洲李大江、罗忠才、湘潭王欢儒、颜应坤等湖南围棋界、象棋界骨干赴四川省乐山市观摩全国棋类联赛，迈出了湖南围棋、象棋有组织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图为1980年9月4日，我在赛地乐山凌云禅寺门口“定格”。
在乐山市城东凌云山，世界著名的乐山大佛就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的岩壁上，为弥勒坐像。据说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历时90载才完工。乐山大佛高71米，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石刻佛像。
有趣的是，联赛围棋部分赛场设在凌云山顶四面通风的亭榭回廊之中，江风习习，落子之余，放眼眺望渔舟点点，心旷神怡啊，这是我印象最为深刻，别具一格的围棋赛场。
图为我与著名的乐山大佛“咔嚓”了一幅。
让我兴奋的是，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中国棋坛大批国手：首次击败日本九段的陈祖德，在位全国冠军聂卫平，当打之年的名将华以刚、罗建文、黄德勋、沈果荪、孔祥明，以及后起之秀刘小光、马晓春、邵震中、杨晖等。还有仰慕已久的象棋界传奇人物杨官璘、胡荣华和风华正茂的吕钦。
那时，长沙市东区革委员已恢复东区人民政府的名称，我所在的文化科调来了新科长，他特别爱好摄影，科里添置了当时国产最好的海鸥牌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我带着它在乐山拍摄了国手大量对局照片，如今这批黑白照片显得分外珍贵。
图为陈祖德老师在乐山比赛中，坐在其身后观战的为笔者，我左边的是长沙李安琪。
更可喜的是，湖南观摩团被允许近距离观战，与现在不让棋迷观赛相比，显得特别人性化；不过，此举对棋手的不利影响有多大未可知。
陈祖德是1964年、1966年、1974年三次获全国围棋锦标赛冠军。还是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特别是1963年和1965年，他受先和分先分别战胜日本杉内雅男九段和岩田达明九段，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击败日本九段的棋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打过他的很多棋谱，感觉力大无穷，招法非常犀利，令人佩服。
聂卫平评价：70年代我的棋也很嗜杀，一般的棋手都不在话下了。但一碰到陈祖德我就软了，因为他比我更强大，更凶猛。我碰到他，就像棉花遇到了钢板。
这我是第一次见到陈祖德老师，我守在他身旁观战，对局结束后，我抓住机会自我介绍是湖南棋协的杨志存，前来观摩学习，请陈老师指导湖南围棋如何开展。
陈祖德老师高兴地对我说:“湖南围棋要搞上去有二条，一是抓紧培养少儿棋手；二是组队参赛全国赛。”我牢牢记住了陈老师的教导，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湖南围棋抓起来，搞上去。
那时，36岁的陈祖德外表看起来微微发胖，显得儒雅。可是，病魔正在吞噬他的身体，比赛完后，同年9月14日，陈老在成都吐血，经确诊是胃癌，真是万万没想到。
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围棋最高水平曾是全国一流，湖南围棋泰斗郑定远1958年在广州荣获全国围棋个人赛第五名即是例证。图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郑定远先生。
图为1980年在乐山，26岁的梁鹤年代表云南队出战全国围棋联赛，获男子丙组第二名升至乙组。
郑定远先生所带的唯一弟子是梁鹤年，自1966年郑先生逝世后到1978年，梁被公认为是湖南围棋第一人。
1978年，湖南省第四届运动会围棋比赛后，因湖南省没有围棋专业队，梁鹤年便自荐加盟云南围棋队，随后，湖南另一位高手陆军也进入云南队，湖南围棋瞬间就与全国最高水平拉开了距离。
图为26岁的聂卫平在比赛中，其身后站立着的观战者为株洲李大江（右一）。
8月下旬的乐山，正值盛夏，那年代，公共场所很少有空调，大多是吊扇转啊转的，如果赛场安排在室内，那的确不好受，把赛场放在四面通风的亭阁回廊中，真是明智之举，有自然“空调”，棋手们甚至连折扇都懒得摇。
我的另一偶像是如日中天的聂卫平，他是1975年、1977年、1978年、1979年四次全国冠军，并在1979年夺得第一届“新体育”杯，特别是在1976年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他战胜当时日本超一流选手石田芳夫九段等，以6胜1负的出色战绩震惊棋坛，当时的世界围棋第一强国日本称他为“聂旋风”。1975年至1979年可称之为中国围棋的“聂卫平时代”。
图为刘小光在比赛中，观战者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体育组组长李中节（右二）、长沙棋界象、围棋双枪将李定一（右一）。
当时，中国围棋两强陈祖德、聂卫平被新秀马晓春、刘小光、邵震中三剑客猛烈冲击，赛前被认为最有可能登顶的浙江马晓春虽然最后一轮赢了河南刘小光，因比小光多输了2局而与冠军失之交臂。
初见河南队19岁刘小光，给我的印象是瘦高瘦高，脸庞棱角分明，给人刚毅的感受，是典型的北方硬小伙。
刘小光首胜陈祖德，次克聂卫平，赢了两位前全国冠军的围剿之后，愈战愈勇，连胜罗建文、华以刚、邵震中等名将，第六轮不敌黄德勋，谁知从第七轮开始又是四连胜，勇挫李钢、李青海、陈嘉锐、宋雪林，9胜1负提前一轮夺得冠军。
图为16岁的马晓春在比赛中，观战者是我的师弟、长沙张建辉（左）和株洲李大江。
浙江队16岁的马晓春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细高个，走起路来飘然飘然的，一副江南少年才子的形象。
马晓春前四轮同样连胜宋雪林、陈嘉锐、陈祖德、聂卫平，与小光齐头并进，之后却接连败给罗建文、华以刚、邵震中，虽第八、九轮连胜黄德勋、李钢，无奈第十轮又憾负李青海，已失去争冠的可能，马晓春在最后一轮纵然勇胜已提前夺冠的刘小光，为时已晚，遗憾的以7胜4负获亚军。
图为四川队25岁孔祥明在比赛中，长沙李中节（右）、李定一在观战。
孔祥明是中国围棋一代女中豪杰，曾三次荣获全国女子个人冠军，她在中日对抗赛上横扫日本女棋手，被坂田荣男赞誉为“中国的女吴清源”。孔祥明是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女棋手，当时为中国女子围棋第一人。
孔祥明第五轮击败主要对手杨晖后，积分一度领先，不料第七轮与何晓任同室操戈，竟遭败局，9胜2负屈居亚军。
图为上海17岁的新秀杨晖（右）与四川张成华对垒。后站立观战者是湖南观摩团的李中节（右）、李定一。
女子组新秀杨晖向孔祥明发起了有力的冲击。孔祥明第一轮就输给金茜倩，杨晖则四战全胜，第五轮与孔祥明狭路相逢，此战事关夺魁，杨晖一招不慎，孔祥明执白中盘告捷，凭小分优势一度跃居榜首。杨晖却并不气馁，调整心情，居然连战连捷，最后以10胜1负荣登榜首。
在乐山，中国象棋联赛同时进行，图为顶尖象棋名将广东杨官麟（左）斗上海胡荣华。
图为1980年，我（左）与株洲李大江（右）、罗忠才（中）在乐山同框。
全国棋类联赛8月24日开赛，9月6日结束，围棋比赛各组均采用升降制，各升降三人，每组均为单循环赛十一轮，男子为四个组，女子两个组，男子甲组和女子甲组均取前六名为当年全国比赛个人名次。
男子甲组第1至第12名依次是：河南刘小光、浙江马晓春、上海陈祖德、江苏邵震中、上海李青海、上海华以刚、黑龙江聂卫平、四川黄德勋、福建罗建文、江苏李钢、广东陈嘉锐、四川宋雪林。
女子甲组第1至第12名依次是：上海杨晖、四川孔祥明、四川何晓任、上海芮迺伟、浙江金茜倩、浙江朱菊菲、上海华学明、四川张成华、山西郭鹃、黑龙江牛力力、上海马亚兰、福建张璇。
回湘途中，路过成都，我（前中）与湖南赴全国棋类联赛观摩团部分成员留影。
图为长沙张建辉（前左）、湘潭王欢儒（前右）、株洲罗忠才（后左一）、株洲李大江（后左二）、长沙李定一（后右二）、湘潭颜应坤（后右一）。其中李定一、王欢儒、张建辉三人已仙逝。
1980年9月，全国围棋联赛结束后，我和湖南省棋类协会观摩团团长李中节（左）先生去了峨眉山观光，图为我们在报国寺前留影。
回长沙后，我向省棋类会递交了“关于观摩全国围棋联赛的报告”，并遵照陈祖德老师的意见，提出组队参加1981年全国围棋团体赛的建议，积极迈出了湖南围棋走向全国的第二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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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9日
围棋湘军全国赛铩羽而归
1981年至1984年，湖南是纯业余棋手组队与各省（市）体制内专业围棋队较量，湘军惨败可想而知。
倍受刺激之余，感觉湖南围棋沉在“谷底”的我没有气馁，反倒看见了广阔的上升空间，更激发出打翻身仗的勇气和斗志，我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1979年12月，湖南省棋类协会成立后，分工让我负责抓湖南围棋工作，我认真思考：湖南围棋事业要发展，必须先有长远规划，然后一步一步逐渐完成。
1980年，到全国围棋联赛观摩学习，与中国围棋协会挂钩，结识国手，是迈开第一步，开了个好头。
接下来第二步也必须要做，即组织队伍参加全国赛：试水、摸底，找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知道湖南围棋水平肯定比全国一流水平差，但究竟差多少，心中没底。
1980年，曾是湖南围棋第一高手的梁鹤年加盟了云南队，在全国围棋联赛打男子丙组，获第2名晋升到乙组，按参加男子甲组和乙组的人数排列，梁大约排在全国20名左右。
据梁自称，“文革”期间，曾扒火车去北京找聂卫平下棋，分先互有胜负。据此估计，1980年处在巅峰时期的聂卫平顶多让梁鹤年一先，而梁可以让湖南第二高手杨云杰两子；不过，1978年在湖南省运会围棋赛，却是杨云杰分先战胜梁鹤年，梁屈居亚军，据此看来，他俩差距也不是特别大。
梁鹤年1978年加入云南队，1980年1月便率云南队访湘，在长沙市湘春路工人文化宫与湖南8名业余豪强车轮大战，梁当时在全国已小有名气，绰号“野力”，也就是行棋招法野，蛮力大，他与聂卫平关系不错，是国家围棋少年队助理教练人选。梁鹤年分别让长沙高手2至4子，梁5胜3负。
长沙伢子梁鹤年与陆军先后离开湖南后，湖南围棋水平陡降了一大截。
我请梁鹤年预计，湖南组织队伍参加1981年全国围棋团体赛成绩会如何。他毫不犹豫地说：背榜。然后补上一句：湖南一个队都赢不了。
这个回答让我挺不服气，我想，在棋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差两子间对垒，下手也有可能翻盘，怎么就匆匆断定湖南会倒数第一呢，你梁鹤年的确比杨云杰强，也确实比崭露头角的陆军好，可为什么1978年两次败阵，先后丟失了长沙市和湖南省围棋冠军头衔呢？
1980年，很多省（市）都有围棋专业队，湖南没有，我只好在业余棋手中挑选棋手组队。
我采取指定和选拔棋手相结合的办法来组队。当年3月，在长沙举行了湖南省围棋选拔赛，长沙、衡阳、湘潭等地的21名棋手参加了选拔，易和平、韩祖新、张建辉、周定良获前四名。比赛是省体委委托长沙建筑涂料厂承办的，参加全国赛的经费也由该厂赞助，该厂厂长莫克锐是位超级围棋迷。
我的师兄杨云杰时为湖南省围棋冠军，是当然人选，可我与长沙矿山通用机械厂联系调人时，却遇到麻烦。杨云杰时任厂子弟中学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教学任务重，没能抽动，非常遗憾。韩祖新当时在长沙市东区东风制药厂工作，我与厂里联系抽调人也没同意。
我师兄曾学初是省运会围棋赛季军，被指定入选，加上选拔出的师弟张建辉和新秀易和平、周定良，组成了纯业余的队伍。既然是湖南省队，就还得考虑照顾到面，开始是准备挑选株洲李大江担任教练，可他也抽调不出来，这才抽调湘潭张建国任教练。
这是当时湖南省内能抽动的棋手组成的最强阵容了，赛前所定目标是不“背榜”就算完成任务。
图为1981年，30岁的我和湖南队教练张建国在全国围棋团体赛期间，于洛阳龙门石窟参观时留影。
阔别23年，湖南队终于重返全国赛，上次是1958年，湖南围棋泰斗、长沙第一师范郑定远先生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围棋个人赛，击败了王幼宸等全国名将，获得第五名。
这次，我安排易和平打第一台，与全国冠军刘小光所在的河南一队遭遇时，易和平开局不久即吃住刘小光一个大角，小光面色严峻，头冒冷汗。若对手是专业棋手，小光大概就投了。我观战时激动不已，边看边写稿，就等爆大冷门发出了。小光力大，开始搅局，硬是活生生逆转成功。但赛后小光还是遭到教练黄进先老师的严厉批评。
图为湖南周定良勇胜青海郝英才棋谱。
此番，湖南队最终平了由刘新房、刘平房兄弟还有其妹妹等的纯业余青海队，与由马石、王洪军、王海钧等组成的河南专业二队握手言和，湘军仅二平名列倒数第一，不幸被梁鹤年言中。
对此惨败，我虽然有点心理准备，但看到差距如此之大，还是感到汗颜，深受刺激。
图为青海刘新房勇擒湖南曾学初棋谱。
1982年全国围棋团体赛在北京举行，我不好意思再向省体委申请参赛，就没报名。决心强化训练，卧薪尝胆，尽快提高再参赛。
同时，我意识到，如果仅仅靠现有棋手，湘军很难翻身，重点抓好少儿棋手的培养才是崛起之计。
图为1982年3月17日，在北京，全国围棋团体赛期间，10位棋手获得了国家体委首批颁发的段位证书：陈祖德、聂卫平、吴淞笙三人九段，王汝南、华以刚二人八段，罗建文、沈果荪、黄德勋三人七段，孔祥明六段，何晓任五段。
1981年全国围棋团体赛湘军“背榜”，让我看到了巨大差距，便开始实施第三步计划，与兄弟省专业棋手（那时没职业棋手的概念）交流，以提高现有业余棋手水平。
1982年，我组织湖南业余围棋队赴武汉，与湖北省专业队交流训练比赛，原计划比4场（让先），前3场均2比2战平。邵福棠见一场未胜，尤其是头号主力阮云生也输了棋，就取消了第4场比拼。湖南队杨云杰3战全胜，当是湖北队是阮云生、刘乾利、刘力、龚涛专业棋手等出阵。
这次交流活动犹如一剂强心针，提振了湖南队士气。与纯业余的湘军打平后，湖北棋手遭到了教练邵福棠的严厉批评。
1982年7月，我被湖南省体委授予围棋一级裁判，也是湖南省首位围棋一级裁判。
图为1982年，湖南队在武汉合影，前排左起：曾学初、杨志存、周定良；后排左一易和平，右一杨云杰。
1981年4月30日至5月12日，湖南省象、围棋比赛在长沙市省第一招待所举行，长沙市几位主力因参加全国围棋团体赛而缺席，结果男子冠、亚军被衡阳胡衡生、唐小平夺得，长沙陈式琪仅获季军，胡衡生和唐小平由此引起我关注。
1980年4月，湖南省围棋赛在岳阳举行，12个地、市的28名棋手参赛，长沙队获团体冠军，长沙周定良13战全胜夺魁，易和平获亚军。
1981年，长沙市棋类协会成立，办公地点设东区体委我的办公处，市体委骆忠杞任主席，李中节任秘书长，笔者任分管围棋的副秘书长。
八十年代初、中期，以长沙棋手为主的湖南队与湖北、云南等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围棋交往较多，几乎每年都有3、4次。
1982年，我带湖南围棋队再赴武汉，与湖北围棋专业队交流赛，图为湖南队在武汉参观武昌起义纪念馆后合影。
湖北女队那时期的棋手有李扬、幸佳，还有一位业余棋手叫刘红，这几位都是大美女，故印象深刻。李扬被称之为当时棋界第一美女，幸佳个头高，后来被著名国手刘小光“抱得美人归”，刘红则是那类娇小可爱的姑娘。
1982年，我组织湖南棋手赴武汉，与湖北省棋手训练、比赛。
图为：前排左起：方丹丹、吴真、易和平；后排左起：曾学初、杨志存、周定良、杨云杰。
1983年，全国围棋团体赛在杭州举行，我第二次组织男、女队出征。笔者担任领队，长沙韩祖新任教练，男棋手是长沙的杨云杰、曾学初、易和平、衡阳胡衡生;女棋手是长沙方丹丹、刘双红。
图为湖南围棋队在杭州西湖区云林禅寺门前合影。
1983年在杭州全国团体赛，湖南队易和平（左）与河南一队刘小光交手。
湖南杨云杰（右）与湖北队在较量，在旁边观棋者是湖北队刘乾利。
湖南女队刘双红（右）与青海队刘金萍（左）交锋。
湖南女队方丹丹（左）在1983年杭州全国团体赛中。
图为我（立右）和株洲刘铁宏（立左）在赛场观看湖南队曾学初比赛。
1983年4月12日，在杭州的全国围棋团体赛中，聂卫平力克马晓春的场景被我拍到，那时赛场管理挺松，观战棋迷里三层外三层，我到二楼才拍全。
1983年全国团体赛湘军排名前进了，虽然没有再背榜，还是处在下游，女队成绩比男队稍好。
图为笔者在杭州赛场俯拍的全国围棋团体赛对局场面，两棋手与裁判组成了“三角”稳定画面。此照片入选了湖南省体育摄影展览。
图为广东女队敖立婷在比赛中全神贯注，用右手食指轻触下唇，莫非是在寻找吃棋方案？
我拍摄的此幅照片参加了湖南省体育摄影展览，获得三等奖。
图为安徽队主力王汝南八段在对局中遇到麻烦，撑住额头苦思对策。
如日中天的聂卫平九段在1983年全国围棋团体赛上的雄姿。
1983年，马晓春是中国棋坛最耀眼的新锐。图为我在杭州全国围棋团体赛所摄的珍贵画面。
1984年，全国围棋团体赛在石家庄举行，33岁的我第三次组织湖南男、女业余队参赛。领队还是笔者，男棋手是衡阳胡衡生、长沙易和平，周定良、韩祖新，女棋手是株洲周建萍、衡阳姜露芳。
遗憾的是，湖南男、女队成绩依然处在下游。
五年前自荐去云南队的梁鹤年因对云南队教练徐纪祖承诺解决其的教练问题迟迟未兑现而不满，加之与妻子周西平两地分居的难处，便回湘活动，联系调回事宜，并着手筹建湖南围棋专业队。
在石家庄期间，梁鹤年与我第一次商量此事，梁希望我加快培养少儿棋手，尽早往即将成立的省围棋专业队输送人才。
图为比赛之余，湖南队在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白求恩塑像前合影。前排左起：胡衡生、周建萍、姜露芳、韩祖新。后排左起：易和平、周定良、杨志存。
在这此比赛中，笔者当了一回“爱情”信使。有位上海籍国手看上了湖南队女棋手姜露芳，托我为其递情书，我愉快完成了任务，遗憾的是姜称已有男朋友，这等好事终未成功。
图为湖南女队周建萍与姜露芳（右）在石家庄。
图为1984年，参加全国围棋团体赛的湖南队出发前，主力之一易和平（左）到我家中商量比赛有关事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叶，湖南围棋整体方起步，由于底子太差，尚无力与其他省（市）竞争；但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有韧劲，有情怀，一旦认定目标，就会百折不回，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既然湖南围棋大潮将我推上浪尖，我就要在大风大浪中挺立，弄潮中，欣赏那盛开的雪浪花。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20日
湖南首个少儿围棋班破土
1982年，刚满31岁的我在长沙市东区体委工作，创办了湖南省内第一个少儿围棋班，开了湖南少儿围棋官方培训的先河，一共办了五期，亲自义务教学，培训学生近200人，出了吴新宇六段、朱毅五段、黄奕中七段三位职业棋手，辛劳办学，付出心血结出硕果，为湖南围棋打翻身仗作出了贡献，倍感欣慰与自豪。
1981年，湘军在全国围棋团体赛名列倒数第一，深深刺激了我。我强烈意识到，"鸡蛋"般的湖南业余队去碰撞石头般坚硬的各省专业队，根本不是对手。
痛定思痛之余，我感到仅靠现有的成人棋手，湘军难有翻身之日，便决定实施陈祖德老师给我的第二个“锦囊妙计”：培训棋童。由此创办了湖南省内第一个少儿围棋班。
1981年，我所在的长沙市东区政府文化科一分为二，而立之年的我被分在东区体委工作。
那时，中日围棋擂台赛尚未打响，围棋还是体育项目中小众之小众，绝大多数国民都不知其为何物，更谈不上关注了。
我除了自己酷爱围棋，更多的是憋足了一股气，下决心为湖南围棋“翻身道情”奋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展少儿围棋培训的也就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少数大城市，湖南是一片空白。
图为第一期东区少儿围棋班的师生在育才小学少年科技楼前合影。中排左起：张祖尧、易和平、曾学初、杨志存。
我选择了位于东区文艺路的育才小学创办围棋班，考虑一是离我家不到500米，二是该校是全省重点小学，三是生源大多来自湖南省政府机关大院和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大院，学生素质较高。
我先找了东区教育科李友松科长，请他帮助联系育才学校，取得校长支持后，我马上到该校先找到体育老师卢建芳，提出选择一个三年级的班招生学围棋。我当时顾虑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太小，理解能力差，成材周期会更长。
卢老师非常积极、热情，立马介绍我认识了张祖尧特级教师，说以她的班为基础招生相对容易，两位老师二话不说，第二天便投入招生工作。
那年代，我根本没有“盈利不盈利”的念头，不收一分钱学费，义务教学自然得到学校、老师、家长的支持，招生很顺利。
图为我在为第一期东区少儿围棋班的学生们上课。
师资好解决，我亲自任教。
筹备教具遇到困难。当时没有教学用的大棋盘，我就请东区政府机关木工做了一块，自己买了桶绿油漆刷好，然后用油画笔蘸着白油漆画纵横十九条线，最后把361颗钉子钉在交叉点上，再把钉子大头用钳子剪断，教学时挂棋子用。
棋子哪来?我找了在长沙风机厂工作的朋友周林向，他收集了厂里废弃的边角余料，用冲床冲出中间带眼的圆圈，我再把两面分别刷满黑色、白色油漆，一副大棋盘教具就这样诞生了。
时任东区体委主任的潘培德积极支持办围棋班，学生练习用的小棋具都是东区体委出资，我去五一路文化用品商店购买的，是玻璃围棋，带个纸棋盘。为了耐用，我又买了蓝色和绿色的塑料棋盘。教材使用的是四川蜀蓉棋艺出版社发行的 《围棋》。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1982年1月13日下午，由长沙市东区体委和东区教育局联合创办的首期东区少年儿童围棋班在育才小学正试开学，我用讲故事的方式，绘声绘色给学生上了第一课“围棋运动简介”，学生听入了迷，下课后围住我不让走，非得马上就学，我也由此得到班主任张祖尧老师一个劲的夸赞。
湖南省围棋史上第一个少儿围棋班破土而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图为1982年夏，东区少儿围棋班第一期师生合影。中排左四康兆平、左五卢建芳；后排右一杨志存。
因是湖南省的首个少儿围棋班，意义重大，敏感的《长沙晚报》率先于1982年1月16日率先报道，4月16日又发了《棋苑新苗》的通讯；《湖南体育报》(《体坛周报》前身)1982年2月3日和4月18日两次予以报道。
图为笔者发在《长沙晚报》的报道。
第一期招收了24名八、九岁学生，寒假每周学习5次，开学后每周二次。不仅不收学费，连教材和棋具都免费提供，张祖尧老师是学校教学班班主任，我任围棋班班主任兼主教练，后来还请了湖南名将曾学初、易和平偶尔来做实战教练。当时住在我家楼上唐工程师的儿子唐文浩也参加了，还有席昱、黄烨等优秀学生。
图为笔者和《长沙晚报》记者赵文健联合采写的通讯《棋苑新苗》。
育才小学环境幽静雅致，红楼，小亭，水池，回廊，花圃，草园，恰似一座江南袖珍园林。我在如此美好环境里任教围棋，真叫那个赏心悦目，神清气爽。
图为我在育才小学辅导第一期东区少儿围棋班的学生。
刚开课半年内，学生水平不低，高水平的实战老师曾学初和易和平无用武之地，我便另请了广州铁路分局长沙电务段退休干部康兆平担任实战教练，专门与学生对局，消化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后来又邀请长沙冷冻加工厂退休工人曹盈武担任实战教练。
康老系广铁电务段工程师，解放前是国民党电讯工程技术员，后因这段历史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家住长沙市蔡锷中路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旁一处简陋的平房。康老酷爱围棋，在家中开了棋室，虽只能摆下四桌棋，且空气极差，却棋客盈门，每位只收2角茶水费。
1983年第二期东区少儿围棋班时 ，我授课，康老、曹老义务带学生实战训练。康老每次都风雨无阻，一颠一颠地步行到文艺路育才学校带学生训练；曹老则骑辆破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他俩从来都比学生早到，两老特别喜欢小孩，指导棋童乐不可支，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乐。
康老是解放前的大学生，从事译电工作，因所谓历史问题，加上性情耿直，在单位受排挤。在少儿围棋班，酷爱围棋的康老有了用武之地，整天乐呵呵的，与学生们不辞辛劳的义务下了大量指导棋，促使学生进步，功不可没。康老还是围棋一级裁判，生前参加了在长沙举行所有围棋比赛的裁判工作，他原则性特别强，一直是我宣传、学习的榜样。
图为康兆平老师指导黄烨下棋。
东区少儿班第二期出了两个高才生，第一个是吴新宇。
1984年3月，长沙市围棋定级赛在明德中学举行，时年不到10岁的吴新宇父母都是明德中学的老师，吴新宇在赛场看着看着就入了迷，恰好康老在当裁判，发现了这个专注围棋的苗子，便告诉了我。几天后，我到康老在家里开的棋室观察新宇，并授6子测试他，觉得自学入门的新宇的确是棵好苗子，尤其是他对局与观棋时的专注神态打动了我，认定是可塑之材，当即决定吸收其进入第二期东区少儿围棋班。
在班上，新宇绞尽脑汁也胜不了比自己小四岁的施瑜，刺激得新宇发奋。他一头埋进康老的棋室，与成人"疯杀"，棋力速长。小小吴新宇对局几天后，还能复盘，让我惊讶不已。吴新宇性情沉静，少言寡语，但下棋很"鬼"，我也经常被他偷袭得手。
学棋一年，新宇便在东区围棋赛中战胜长沙市第六名，引起轰动。学弈二年后，新宇在湖南省围棋选拔赛中，一举击败湖南省冠军易和平而成名。之后，他被选入湖南省围棋队深造，在1985年全国少年赛获第5名，定为专业初段。陈祖德对新宇评价:这样小的年龄能下出这样的水平是不容易的。
学棋三年，新宇便夺得1987年全国少年冠军，成为湖南围棋史上第一位全国冠军，也是是东区少儿围棋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我的心血没白费，倍感欣慰。
图为1983年，东区少儿围棋班第二期高才生10岁吴新宇在训练中。
图为我采写的通讯《小小智多星——记我市小棋手吴新宇》。
1986年2月28日，我在《长沙晚报》发出特写：《看围棋小将吴新宇挫败全省冠军易和平》。
1983年初，第二期东区少儿围棋班招收了5岁施瑜，这是第二个高才生。其父是湖南省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员，住在小林子冲，我对施瑜下的功夫最大，经常去他家重点辅导，皆因为他领悟能力极强，进步神速，是天份高的棋童，棋艺方面大有发展前途，特别惹人喜爱；施瑜身体孱弱，经常感冒流鼻涕，可都阻挡不了他上围棋课。
学棋一年后，1984年，施瑜6岁时，在长沙市东区围棋赛中便击败成人棋手，被《长沙晚报》誉为神童。施瑜除了上课，整天就在康老家的棋室疯杀，一年功夫就达到业余2段水平，一般成人纷纷败北 ，7岁的施瑜参加东区围棋赛竟然获得第六名，轰动赛场，引发媒体追踪报道，并引起中国围棋界高层注意，施瑜与吉林王治国，贵州刘锟鹏，上海常昊一起被誉为最初的中国围棋"四小天王"。
图为1984年，我拍摄的6岁施瑜在比赛中的神态。
当时衡阳籍的省冠军胡衡生得知我办了少儿围棋班，便介绍他的学生罗洗河来长沙找我。其父带6岁罗洗河两次来东区少儿围棋班“挑战”，都输给了比自己小一岁施瑜。父亲带洗河来长沙就住在我家，我那时让洗河6个子测试他，感觉洗河反应特快，棋感挺好，就是好动，你要落子慢了，他就环顾左右不安分了，洗河在我家床上翻滚嬉闹，把棉被都踢出个窟窿，我记忆犹新。
那时，陈祖德老师在《体育报》呼吁发现和培养棋童，我看见后，积极响应陈祖德老师号召，推荐施瑜、罗洗河进京面试，那时施瑜棋力可让洗河二子。遗憾的是，施瑜母亲放心不下年幼且多病的儿子，放弃了这难得的深造机会，殊为可惜。施瑜父亲不久调到江苏昆山化工厂，施瑜在江苏继续学弈，名声一度大噪。
陈老让9子测试洗河后，非常喜欢这个棋童，本来想自己带，无奈他正与“癌魔”作斗争，无精力指导，便推荐给自己的老师过惕生。岂料洗河太好动，过老管不住，退回给陈老，陈老便将他转交给罗建文老师带，洗河由此成为罗老的“内弟子”，走上了与施瑜不同的人生之路。
图为我所拍摄的儿时罗洗河在比赛中。
1983年1月，由长沙市东区体委在本体委办公室内主办了一次儿童围棋赛，参赛的15名棋手全部来自东区少儿围棋班。这是湖南省内的第一个由官方主办的儿童围棋赛，意义重大。
图为我（中排左）担任裁判长，康兆平（中排中）担任裁判员，中排右是时任东区体委主任的季国雄。
图为1984年，我（前左四）与东区少儿围棋班第三期学生在东区体委我的办公室内合影，前左五是实战教练康兆平。
图为1985年，我与东区少儿围棋班第四期学生在五一中路小学合影。
图为1985年，我在东区五一中路小学，为东区少儿围棋班第四期学生上课。
1982年至1985年四年间，我业余时间的精力几乎都花在备围棋课和指导学生训练上，恨不得每天都能看到学生进步，也巴不得每期都能发现有下棋天分的学生，辛劳耕耘终于收获成果，觉得挺值。
1985年至1988年，我因半脱产读电大，就请方丹丹老师接替上围棋初级班大课，请易向凡老师和我的师兄杨云杰老师负责中级班教学，我依然担任东区少儿围棋班班主任兼教练，负责招生，抽空对学生实战训练，一直到1988年底，我被调到新建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东区少儿围棋班才停办，少儿围棋培训基地也随之转移到长沙市工人文化宫。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