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少勇，男，1951年1月27日生，河南省焦作市孟州上口村人，《焦作日报》高级记者，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河南省优秀宣传干部、焦作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采写新闻作品数百万字，获奖近200篇，首写新闻人物谢延信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

　　邓少勇一生调动多次，下乡知青生涯5年，煤矿工作5年，电力行业工作7年，底层17年工作奠定了他的人生基调。1983年，邓少勇33岁，离开企业到《焦作日报》服务27年，退休后被聘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工作6年，记者生涯共33年。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参与了吴金印、李文祥、杨正超、史来贺、马俊欣等全国英模和南水北调的采写。出版有《时光从指尖流过》《心情告白》等散文集。

人物经历

退休改变了我的命运

作者：邓少勇

更新于 2023年04月02日

（退职当天先换车）

　　2006年，焦作市宣布正县级干部55岁、副县级干部53岁一刀切，退居二线。我从一个不疼不痒的焦作日报社工会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

　　我还好，就是个写文章的，转换成为焦作日报第一批“首席记者”，最后写的一篇稿子《33年的承诺》，评为当年焦作十大新闻，颁奖词：“这篇通讯引起轰动效应。”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谢延信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和”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随后，报社在《焦作晚报》为我首次开了个人专栏《少勇随笔》，一周一期，经营两年，最后出本散文集《心情告白》。

　　后来，由于采写谢延信被人民日报河南分社采编部主人曲昌荣报告分社社长把我聘用在报道组，在河南分社呆了6年多，主要还是以写人物通讯为主，也参与一些例如南水北调等重大采访任务。

　　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期间，按协议，见报名字是该报正式记者，我们只拿稿费，千字千元，十年前一字一元，还是可以的。分社也要求我们自由选题，但是我从来都是坐等任务。我曾经说过，在《焦作日报》我是只为名、不为利，到人民日报河南分社，我是只为利、不为名。

　　到人民日报河南分社写的第一篇人物通讯是当时周口市纪委书记杨正超，一炮打响，得到中纪委和报社好评，从此奠定了我在分社写人物通讯的基础，那几年，只要登在人民日报的河南人物全部有我的参与。

　　以前我从来不私下给别人写文章，曲昌荣开导我：自己劳动所得不丢人。于是我除了任务之外，也给不能见报的名人写点东西。他为我介绍的第一个人物是一个五星级景区的董事长，在那里住了三天，3000字，写成后得到这位企业老板的夸奖，给了5000元。人民网河南频道一个记者推荐我写一个郑大一附院的医疗专家，3000字，这个专家大为赞赏，给了3000元，再后来，开始给一些企业家写传记。

　　2006年我彻底离开职场，除了还写一些传记，我开始写我的父亲。我父亲43岁英年早逝，他参加过抗日部队，做过地下工作，也曾经脱党，第二次参加革命。我经过50年的沉淀和收集资料，写成了《我的父亲》一文，用我的心血为我父亲的人生做了客观回顾。此文网络阅读12万以上，《焦作晚报》五集连载，史学专家由此回顾了我父亲历史足迹，我父亲的学生、修武县一个副县长也写了回忆我父亲文章。

　　对待写作，我有我的宗旨和底线。协商过的写作报酬，那就按协议办；是商业文章，那就按合同办；是慈善活动，那就按义务办；是公众号文章，那就按人家章程办。

　　我在为人民日报河南分社打工5年时，我们报道组集体转移到人民日报属下一个网站，我无意参与，主动脱离该部门，那几年我还有60000多字的文章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见报，我申请按协商过的方法办理，最后给我报了5万元。给一些自媒体公众号写稿，人家开宗明义没有稿费，你就不要想钱的事，人家规定打赏一半给个人，我也收过10元8元的，最低一次打赏一元，公众号给我发了五毛钱。在《今日头条》打赏的1000多元，我在2020年赠送给了湖北一贫困学生，在《美篇》打赏的1000多元钱，我把自己在美篇的文章做成了三本美篇书。

　　离开职场后，也有一些人请我写文章，给的再多我不写，眼缘对我很重要，但是有些是必须写，还得认真写。我的老东家《焦作日报》要写企业家系列报告文学，每篇一万多字，东家每篇给5000元，后来《焦作晚报》再次给我开专栏《老记说书》，东家让我自己报稿费，是这个平台把我抬起来的，不敢造次，但也为了自己的面子，自报千字百元，社长说这个报价真不多。我接了这个活不久，我半个世纪的最好朋友的一个弟兄搞企业发了小财，想光宗耀祖，请我写自传，

　　但我接了报社的活，钱比自传少十倍，但是我少要钱也要人品和感恩的心。后来这个企业家到郑州找到我，定金拍桌上，我还是给报社写了两个月画上了句号。给报社写了近十万字，稿费八千多，报了一千多元的税，到手7165.81元。

　　有个部队到郑州和我讨论稿件，问我付多少咨询费，给部队服务是我的荣幸，一分不要，人家硬是按部队规定，给了800元。由于双方都诚恳，现在关系特好。

　　退休后有事做，很充实，精神、物质双丰收。在郑州选了个宜居的郊外社区，空气新鲜，植被丰富，远离尘嚣，净心养生，朋友见面都说现在的气色比在职时好太多了，我自己也感觉现在是人生最好的时候，退休真好。

正气无形惠人生

作者：邓少勇

发布于 2019-08-23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正气无形，影响你我。

　　人生匆匆，毫不留情；人生多情，留于往事中。

　　当人与人插肩而过时，你或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他对你的一个言行会影响到整个人生。

　　影响他人者如春风拂过，他本人可能浑然不知，也许早已忘的无影无踪， 但是被影响的你却时不时打开记忆之门，沉思于感动中。

　　我的人生，多有贵人如影随行，伴我终身。

　　我鲜于表达，但我从未忘记。

　　我15岁踏入社会，在修武县人民医院当护理员，一年之后，政府为完成下乡知青任务，把我拿出来充数。

　　我忽然从事业单位又去当农民，那种心里落差不可名状。迷茫时，一位对我很好的护士姐姐给我留言:愿你像片浮萍，它虽然无根，只要有水，漂到哪里都会生存。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它让我发愤图强，明白路在自己脚下，我一辈子靠自己走对了人生路。

　　我们知青点附近农村，一对右派夫妇被发配这里。男的是我父亲生前的老同事，极有才华，但他那时却干着最卑微的工作，每天挨家挨户为农民打扫厕所，生存环境比我差，但他挑着茅粪哼小曲，压力之下坦然面对。给他聊天，他那朗朗笑声给我注入了无穷强心剂，他对生活的态度让我在艰难困苦中坚定了人生信念。

　　支工煤矿后，一位劳资科科员了解我有写作能力，想办法让我让我进了机关，在我有机会外调时，他给了我关键的帮助，他没图我任何报答，他让我知道人心向善的道理。

　　到电力战线后，我发表了几篇小说，被《河南电力报》一位编辑青睐，借去办报，我因为有此经历被《焦作日报》当作人才引进，从此开始媒体人生，这位编辑是我人生的贵人。

　　每个阶段都有贵人相助，是我人生幸事。

　　由此及彼，感恩戴德。我学好人，树正气，无形中也有过影响他人的故事。

　　年前一位素不相识读者微信留言:你记不得我，我不会忘记你，您的人品和文品影响了我一生。

　　有个通讯员，20多年前我编发了一个他的稿子，这是我的本分，他却记在心里。不久前他获得我的微信后留言:当时您到塔南路焦作计量所采访，我给您了一篇有关焦作矿务局计量节能稿，您给修改加工后，在焦作日报头版中部发表，单署我的名……这种美德，至今感染教诲着我。

　　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了。

　　有一个当过某市市委副书记，至今还在省直领导岗位上老同志告诉他的妻子，邓老师是我人生转折的恩人。其实我知道这里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运气成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字人才奇缺，当时他是企业写材料的，我去采访，他真的是给我掂包，我写成稿子就署了俺俩名字，我随手把稿子寄给《工人日报》也发了，那个时代在大报发篇文章是个很耀眼的事，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看到后把他调了过去，一路走过，进入厅局级。

　　过去的合作者，后来进入厅局级领导的也不是三个两个，有省直正厅长，有市级四大班子的，他们都是笔杆子，但我可以这样说，凡是合作的稿子全部是由我执笔。

　　这些人中有人会记得我，说我是他“人生的标志性人物”、“有重大帮助的哥们”等等。

　　一位大学校长给我留言，30年前受我影响想当记者，后来却走向仕途。

　　这位校长说的“受我影响”我非常清楚，他那时在一个县政府工作，因为对某个决策有看法，约我去面谈，我跑几十公里找到他，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密谈。后来，他靠才华调到市里，当了相当级别的领导，又转到高校当了一把手。他换过多个衙门的办公桌，受过无数巴结奉承而仍没忘当年，乃君子也。

　　我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只管按自己良心做事，不计后果，也可能这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无形中影响了他人。

　　一位认识数十年，交往却不多的通讯员给我留言:在人生、写作等诸多方面，您都是我们的楷模！还有一个企业职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喜欢我的文章，每年春节给我发贺卡，坚持20年，至今我们没见过面。

　　我写文章对他人的影响谬赞太多，我受之有愧，绝不敢当，但我有立身做人的要求。我曾经受人恩惠，就要学人品德。学人品德，就要身体力行，感恩别人要砥砺德行，激励自己要保守情操。

那个年代好人多

作者：邓少勇

发布于 2019-11-06

　　建国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是中国民风最纯朴时期。

　　我12岁那年，在修武县二中任教的父亲44岁英年早逝，寡母带着4个学龄孩子，度日如年。我在收秋时掂个篮子去玉米地“捡漏”，路过父亲曾经工作过的修武一中教师食堂，一个炊事员偷偷给我塞了两个白蒸馍。

　　我除了秋麦两季到农田拾荒，还要打点零工。

　　13岁那年卖冰棍，冰棍批发2.3分，卖3分，一天卖100支挣7毛钱。如果一天剩几根没卖完，一天算白干，甚至要倒贴。

　　有次阴天，冰棍还有20来根开化，我急得掉泪，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给我一元钱全买了，送给了跟着我起哄的一群孩子。

　　人家卖冰糕的用的是冰糕桶，我是木箱子里外放棉絮，太容易化，干不成，只干一周左右。

　　那时秋收有秋假，我去南后街的食品厂打工，做手工月饼，有个豫剧演员下放到食品厂，大姐手把手教我做月饼，一套工序我很快掌握，第二天我就由原定每天6毛钱提高到了8毛。

　　14岁那年暑假，我去离县城十来里地的农科所打工，只干了三四天，我的腿被蚊子叮咬我挠化了脓，我就用布条扎住仍然上工，在那里当技术员的孙永福大哥给我上药，让班长给我分配轻点的工作，我暑假结束回去前，永福大哥还送我一件府绸短袖衬衫，中秋节进县城还送我一斤月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件绸衫、一斤月饼是多大的情义啊！

　　我15岁初中毕业去修武县人民医院当护理员，一年后又被当做知青下了乡。医院一个家庭十分困难的同事，为了省下清早和晚上两顿共一角左右的饭钱，每天骑自行车从修武县往返与将近20公里的武陟县老家。但是我只要从知青点回县城，他必定会请我在食堂用餐，我们每人两个馒头一碗粥，再加上3分钱的萝卜丝，心情却异常温暖。

　　那个时期是我人生最困难时期，但是，那个年代处处有好人，好人就在我身边。

修武县首批“土著知青”始末记

作者：邓少勇

更新于 2019-10-16

(1968年欢送知青罗旦森、谢顺心参军。除了几个农场职工，知青有:赵苏亭、何金山、李秀琴、赵建新、赵顺新、张凤梅、张荷花、罗旦森、丰寸玲、牛蒙恩、卢新国、谢顺心、邓少勇、刘？。吴二妮、史和平和宋？三人有事缺席。）

　　2018年我为《修武政协文史资料》和修武县作协的文学公众号《百家岩》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云台山，我是你成名的见证者》，一篇是《我家和修武一中的三代情缘》，都很幸运分别刊登在《百家岩》平台上，并被收录进第34辑《修武文史资料》。今年年初，修武县政协文史委的王保成同志给我寄来几本《修武政协文史资料》，我欣喜若狂。

　　我出生于孟州，从小在修武长大，21岁才离开修武，对修武的感情犹如树对根的情意，读起修武文史资料似春风扑面，亲切如昨。在第33辑《修武文史资料》，我看到李金香老师写的《修武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末》，文史谈到，首批知青是1964年，接收的新乡、焦作120名知青，最终集中安排到葛庄公社二十里铺大队。1965年修武县又接收36名开封知青，安排在了马头山林场。然后李金香老师的文章直接衔接到1968年，全国大批量知青下乡及以后的下乡史。

　　其实，这段记述割裂了一段知青下乡史，那是在1966年，那年修武县还安排了一批下乡知青，只是由于这批知青人数少，影响不是很大，没有引起知青史学专家注意。但这是修武“土著知青”的首批，在修武县知青史上应该留下一笔。

　　我就是那批下乡知青之一，虽然时空跨越了半个世纪，但我对一些基本情况仍然记忆犹新。

　　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年，当时国家有1200万人需要安置，但是安置能力只有500多万，于是有关领导说，一部分人要安排到农村。那是1966年的酷暑时节，此事像盛夏的疾风暴雨，为了完成任务，全国一些地方“急就章”，很多人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做梦一样“中了彩”。我们修武那批一共17个人，一半以上都是已经参加了工作后又被安排下乡的。

　　例如我已经在修武县人民医院工作了一年，有的是在国营饭店的，还有县剧团的等。

　　因为时间紧、任务急，我们接到通知就到县招待所报到，大约一个星期后就被敲锣打鼓地送出了城。

　　我们本来是被安排到王里长屯村焦新公路路南新建的良种场，可是那里的房子还没完工，当晚让我们住到了裕国庄小学教室，第二天又把我们分到农民家暂住几天。

　　良种场房子盖好后，墙还是湿的，我们就搬了进去。从此我们就在良种场安了家。

　　我们和王里长屯只有一条公路相隔，距十里铺有二三里地。由于新乡知青安置的地方是二十里铺村，史称二十里铺青年队，为了区分方便，我们就叫十里铺青年队。

　　说是青年队，实际上我们住的是良种场的房，种的是良种场的地，吃的是良种场的食堂，行政也属于良种场代管。支部书记杨金仁、场长杨国政，给我们知青专门配了个带队干部，是县供销社的，我们叫他老焦。我们如果有什么具体问题，则由县知青安置办解决，例如谁有个病，谁有特殊困难需要个补助等。当时安置办主管好像叫康秀荣，是个认真负责有同情心的大姐。

　　在知青下乡的大环境里，我们依附县良种场，各方面要比1968年以后大批下乡知青的条件要好。

　　1968年，我的人生又发生了变化。

　　当时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甘肃日报》一个记者到所属会宁县采访，与一个50多岁的市民王秀兰交谈时，她对知青上山下乡反应积极，并且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此言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加赞赏，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整版刊文，鼓励城镇居民向王秀兰学习，不在城里吃闲饭。

　　之后，我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到农村落户。我当年已经18岁，义不容辞离开条件相对较好的青年队，随他们到李万乡仇化庄落户，担当起领家重任。

　　我们青年队还有一个叫牛蒙恩的，和我一起随家里落户到仇化庄。后来他分配到铁路，我支工到煤矿，这是后话。

　　我的母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落实政策又回了城。

　　我在修武青年队呆了两年多，离开后和其中个别人有过联系。一个是张荷花，她分配到焦作，和我一个同学结婚，我们曾经相聚；还有参军回来的罗旦森，我们曾经的青年队队长，和同在一个青年队的队友结婚，两人生的孩子不幸残疾，到焦作治疗时曾经得到我的帮助；再就是分到修武豫剧团又下乡的吴二妮，也是到焦作工作又联系上的。

　　其他人虽然失联了，但我了解过青年队后来的情况。

　　我们那批17个知青，除了牛蒙恩，还有两个1968年参军入伍，退伍后在县里安排了工作。剩下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分别分配到新乡、焦作和修武就业。

　　至此，修武县首批“土著知青”历史任务完成，十里铺修武县青年队寿终正寝。

我的矿工情怀

作者：邓少勇

发布于 2019-08-26

　　1971年11月，我结束了知青岁月，支工到中马村矿。

　　我们这批进矿知青成分复杂，很多属于“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弟。

　　“可以教育好”在当时是个标签，是黑帮、右派、历史反革命、臭老九和地富子弟的代名词。

　　说实话，矿工并不是知青特别向往的职业。但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弟急于脱离农村，是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自愿去到煤矿的。

　　中马村矿是前苏联支持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依靠自己的智慧，达到了可以开采的条件，当时急需大批矿工。我们100多个各地知青汇聚于此，一下提升了这个矿的职工素质。而且我们这批知青人才济济，百分之百的初高中生，基本全是老三届。

　　后来改革开放后，这批人大部分调到了其他企业，也有做教育、做公司和进政界的。

　　我到焦作日报10年后担任工交部主任，我知道我们那批知青有几个笔杆子，其中一个叫程春福的进了马村矿中当老师，后来又到机修厂宣传部负责新闻报道。我知道他的水平，想办法借到报社给我当工交版的编辑。我给柴国庆总编建议了给他的工资数字，那批编外人中他是老大，工资最高。

　　两年后情况有变，编外全退，我部有俩。我跑到郑州找正在学习的柴总。他说压力太大，编外全辞，其中还一个副县长的老公都不留。

　　我死缠烂打，他让我留一个，我只有留年轻学生，送春福走。

　　留下的这个年轻的现在接替我的位置，担任了经济部主任。

　　我为了给程春福一个交代，专门去矿务局找曾经的矿友张生赋，他是局党委副书记。我介绍了程春福的水平，推荐程春福担任《焦作矿工报》副总编。生赋也答应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矿工报没去成，生赋安排春福当了矿务局工会生产部副部长，后来提拔他担任了工会办公室主任。

　　我们那批知青最令人唏嘘的是颇有威望的一个大哥。他为人真诚且有大哥风范，我们叫他“万山大哥”。他父亲是大学教授，被打成黑帮，他弟兄俩都进了煤矿。

　　“万山大哥”找了个焦作纺织品公司营业员结了婚，女方也是知青，感情好的不得了。

　　以“万山大哥”的学识与水平，他很快脱颖而出，调到了矿务局中学，连续评为模范教师，在1985年青天河翻船特大事故中，150余人落水，113人遇难，他和市里很多十几岁的优秀学生再也没有回来。

　　十年后，我们那批人90%都离开了煤矿，留在矿里的大约还有十几位。

　　我在煤矿工作5年多，从心里感念那段岁月。

　　前段时间我看到平顶山香山矿录制的家人盼亲人安全升井视频，泪目。

　　矿工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焦作是高瓦斯矿，1975年，演马村矿难，一次死亡42人。我所在的中马村矿，也曾经有几次矿难。1978年瓦斯爆炸，24位矿工弟兄遇难。和我同一天进矿的一个弟兄为此少了一条腿。1989年又发生一次瓦斯爆炸，死亡14人。2018年5月14日中马矿再次出现事故，4位矿工身亡。

　　我对矿工家属的心情感同身受，对矿工弟兄的感情血浓于水，所以我写的矿工的稿子格外用心。写丁百元、谢延信、吕茂盛等矿工代表时心带情感，倾力而为。

　　我为《焦作矿工报》采写创刊40周年的消息格外用心，第一次采用散文式写法，字字推敲，句句入情，当天宴会，焦作日报老总李介人和矿工报蔡总高度评价并互相敬酒，感慨年庆消息写的如此出彩实在难得。

　　我们是1971年10月进矿的，100多人搭配一些老矿工成立了一个采区，取名采三连，区长是文革时期群众组织头头，后来选入矿党委常委，姓常，后来还是因文革问题被处理了。

　　煤矿一线有风险，甚至有凶险。我在采煤一线干了不到两年，刚刚下井一个多月就出了工伤，以后又发生五六次工伤，最严重的那次右手食指被煤矸石砸碎一截骨头，我坚持不截指，缝了二十多针保住了全指。

　　后来我到中央医院照顾一个截肢工友，1973年被调井上，到供应科为井下供应石料、木料等材料。

　　因办版报我的文字能力初现，被支部书记李士让重视。

　　1974年我又调到生产组地质测量科，带过矿院学生，后来还被聘为矿院的“工农兵教师”。

　　我和煤矿感情隐藏在心，退休了，有空了，一个人悄悄又溜进中马矿。

　　前苏联留下的几大标志性建筑没变。

　　礼堂没变。

　　看到礼堂，让我想起过往。这里是我当时的精神支柱。各种演出让我那时的孤独中有了感情寄托。

　　那个时候每个矿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篮球队，都急需文体人才。当年去招工的就是矿宣传队饰演《沙家浜》“郭建光”的同志。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文体人才的朋友，我突然想起在建设马鞍山水库时有个一块搞宣传的小谢，他原来在豫东一个县剧团工作，后来剧团解散，他夫妇俩落户到修武农村。他不仅会唱，而且还会前空翻，也会小番。

　　我一提，招工的像打了鸡血，立马让我去找小谢。小谢当然愿意“吃皇粮”，只是这次招工对象是知青。中马村矿为了带走小谢，颇费了功夫。最后以特招解决了问题。

　　小谢进矿后成了名人，《智取威虎山》饰“李勇奇”，《红色娘子军》饰通讯员“小胖”，只要有翻跟斗的，他先出来翻一气，到后台赶快换一套行头，再返场翻一次，中马宣传队有他而增色，业余剧团有个如此人才是很主贵的。

　　还值得一提当时的“铁梅”、“阿庆嫂”扮演者叫小孙，她姐姐大孙在矿图书馆工作，在难见女人的矿区，这漂亮的姐妹俩很吸眼球。

　　有一年我去矿务局采访，恰好碰到我矿饰演现代戏“柯湘”的小李。她当时也很红，热聊起来，她后来嫁到市区，夫唱妇随她也调到了市区。

　　我笑着告诉她，你可是中马村矿矿工心目中的大众情人。我宿舍隔壁的一个信阳人为你差点得了相思病。她调侃我，你想了吗？我说，我不敢想。

　　还有个花絮值得一提。

　　1993年，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到焦作考察，我要随行采访。

　　朱总理来的前一天，我和矿务局领导班子座谈，做前期准备。

　　采访结束，我的那个进了矿务局党委班子的矿工弟兄张生赋还给我开玩笑：党委7名常委集体给你“汇报”工作，这个规格不低吧。

　　我笑着回答，是我沾了朱总理的光了。

　　食堂没变。还是老样子，只是有了新的外包装。

　　看到食堂，让我想起刚刚进矿时吃上大米饭、白蒸馍的满足。

　　煤矿食堂的伙食还是非常丰富的，中马村矿食堂宽敞明亮有序。当时矿务局系统有几个矿因有特色而驰名，其中就有一句“朱村矿的姑娘，中马矿的食堂”一说。中马村矿是前苏联设计标准，食堂气派，全局有名。

　　朱村矿临近中站区，是历史老矿，招的女工相对时尚漂亮。

　　进得食堂，看到开设的几个窗口都没变，顿时亲切万分。

　　澡堂基础没变，只是又加高了一层。

　　煤矿的澡堂大而多池，出井口就可以进更衣室换洗，很人性化。

　　还有，主井和副井的天车没变。

　　机关南北两幢长廊办公室没有变。

　　我在煤矿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这里工作的。

　　宿舍没变。我曾经就住这个房间。

　　建矿70年，这么多主体工程没变，虽然后来都经过了修缮，但还保持原样，这从一个侧面也看到前苏联的设计理念和工程质量。

　　我在煤矿最后几年境况顺利，到供应科后因写墙报被支书看好，我觉得李士让书记对我有知遇之恩，回到焦作工作，听说他去世了，我还特意找到他家，送了礼品，掏出口袋仅有的300元钱塞给他家属，尽了我一份心意。

　　1976年我调往省电建三处。

　　出矿山，进深山，改行建电厂，虽然从此离开煤矿了，但是那份煤矿情我会记一辈子。

(穿着煤矿工作服进北京，回来不久离开煤矿。）

灰暗的日子是财富

作者：邓少勇

发布于 2019-08-30

　　人的一生有高峰有低谷。

　　人生得意时光快，人生低潮最难熬，刻骨铭心总是那最灰暗的日子。

　　我最灰暗的日子是人生最美年龄，我的18岁。

　　我16岁上山下乡，我们17个人的青年队附属到县良种场。搭人家的伙，种人家的地，受带队干部和良种场双重领导。

　　那乡下得还算没受罪。

　　我18岁那年，刮出一股风，要求城市市民“不在城里吃闲饭”。

　　我家剩50多岁的小脚老娘和年幼的妹妹和弟弟，完全没有下乡的条件。

　　因没门路，被“光荣”中标。

　　他们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农村，几乎无法生存。

　　我18岁了，是男子汉了，在家庭最困难时，我必须挺身而出，选择责任和义务。

　　我毫不犹豫放弃了还算安逸的青年队，带全家到县西一个陌生的农村落了户。

　　到农村后，说我们是农民，但我们无房，需要“串房檐”，一家人分开借住在两户农家。

　　说我是下乡知青身份，但没有村里其他知青的待遇。

　　下地劳动需要劳动工具。我们挣的工分还需要添置铁掀、锄头、镰刀、草帽……

　　一年全家收入刨去各种费用只有100多元，再刨除买必须的生产工具。

　　一家四口……

　　这是经济状况，比经济更难受的是政治歧视。

　　家庭出身像一个枷锁，富农成分，我父亲是“叛徒”，在农村低人一等。

　　日子实在不好过，就约同村一个知青扒火车去首都北京寻求精神寄托，无票在邢台被抓，同行伙伴没事，我被村里组织批斗。

　　18岁的我已经抱定“视死如归”决心，昂首上台，冷漠应对，竟动了农民兄弟的恻隐之心。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反动”到哪里啊！何况我干活不惜力，大家对我还好，批斗会只有三两个人鼓噪，最后不了了之。

　　郁闷、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

　　还要负起家庭责任。

　　那日子……

　　想好好表现，争取机会。

　　一次仓库失火，我勇敢扑救，结果连个口头表扬都无份。

　　失望、无望、绝望……

　　多少次夜晚坐在村头看焦作市的灯光，不知何时成其一员。

　　从18岁到21岁，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1000天，度日如年。

　　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也让我骨子里产生了叛逆。

　　我所在的村子在当地以打架驰名。他们不是尚武，是善摔跤，而我从小就不安分，喜斗。

　　到这村后，别说20多个知青中无对手，就是和农民交手也是赢多输少，和村干部唯一成朋友的是民兵连长，这也是因为“不打不相识”，他败的服气。

　　就是因为我“兔子急了还咬人”的性格，想欺负我家的人也得掂量一下。

　　和村里好斗而没交过手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最霸气的二蛋，一个是我的邻居。

　　那个最负盛名的二蛋还是有了遭遇战。

　　因送我一块肉而相交半个世纪的朋友是我村知青，比我小两岁，那时侯是一米六几的小屁孩。我被派去上山打白矸为村搞副业时，他去看我，晚上因一句话惹恼那个二蛋，他驴脾气一上来就想揍我哥们。我毫不犹豫从乘凉的平房跳到地上，问他想干什么？同时拉开了架势。

　　同伴们劝架，他也怕万一敌不过我丢面子，就坡下驴。

　　这个二蛋也是心直口快之人，没啥心眼。可惜就是那次打白矸出了工伤，正壮年时离开了人间。

　　还有那个没过招的邻居，在我刚刚去煤矿支工不久，他就对我妹妹呵斥甚至想动手打我妹妹。有人当天就到煤矿送了信。

　　我怒不可遏，刻不容缓回了村。

　　那时很多村民都在嗮场。我直奔他而去，他一看不对，估计内心也在挣扎，打翻我他不是多有面子，要是让我打翻他，他可是丢人了。

　　于是赶快迎到我面前，认错道歉。

　　此一战也没打成。

　　那时知青开始返城，下煤窑的工作想去的不多，我去。

　　下煤窑，地下300米，采煤工，有时候需要爬着进工作面，我却感觉进了天堂，因为可以吃大米饭、白蒸馍。

　　村干部说，小邓就像飞出笼子的鸟，天高的很，看他飞的咋样了。

　　灰暗的日子是财富，我学到了很多人生哲理，对我一生受益匪浅。我发愤图强，一个爱打架的野孩子最后进入文人队伍，成了高级记者。那个要挨打的哥们又蹿了20公分，成了一米八几的“傻大个”，后来当了公务员，我俩还都挤进了副县级，戴了个小乌纱帽。

　　那哥们娶了个红二代，经常考察国外，可牛叉。

　　我感谢那段灰暗的日子，它让我懂得了真善美。

　　当我采访遇到不落忍的对象，会不自觉的把我兜里的，塞到对方兜里。

　　当我被普通人的平凡事感动后，我会尽量把这个感动写到报纸上，以期改变他们的处境。

　　那段灰暗的日子也让我学会感恩，在我或者我家落难时，凡是帮过的，我无一遗漏做了回报，包括那个村里的农民朋友。

　　灰暗的日子是磨难，也是财富。

北上广记忆

作者：邓少勇

发布于 2021-07-06

　　1977年广州越秀公园五羊雕像留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开卷有益，出行开眼。

　　我读书有了立身之本；我出行而心门大开。

　　读书靠坚持，出行靠心劲。

　　我的北上广首行充满故事。

（）17岁蹭票进北京

　　我15岁已经上班，在修武县人民医院当护理员，16岁因为家庭出身，充抵下乡知青名额，下到一个农场。

　　苦闷之极时，恰巧当年我们农场要为各村培养农业技术员，一名郑州女学生好像也是为了躲文革冲击，回到修武原籍，被村里派去学习。大家年龄相当，前途迷茫，对未来充满向往。

　　1967年底，她觉得躲过了风头，回郑州了。

　　她是铁路子女，每年有铁路家属乘车免票，给我写了一封信，告知她要和一个女同学结伴去北京，知道我还仗义，想让我一起去，好有个照应。

　　喜从天降，我求之不得，按约定时间提前一天到了郑州。

　　她家在蜜蜂张，好多都是铁路职工，我记得她家在一排排的排子房里，屋子后墙打通又接了一个窝棚，当晚我和她弟弟住在窝棚里。

　　到郑州后我激动的不得了，到大城市了，尽管当时郑州铁路西还没啥重要建筑，可我还是觉得郑州真大啊！

　　我从小不安分，12岁学会骑自行车，个子小坐不了座上，就跨着大梁骑到20公里开外的焦作，六十年代初的焦作火车站就是现在的北站，市区也就新华街那一片，但我还是感觉开了眼。

　　后来16岁下乡后去了新乡，更感觉天外有天，平原商场就看的眼花缭乱。

　　这次到了省会，还能去北京，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竟这么神奇的落到我的头上。

　　那个时代从郑州到北京坐慢车需要十几个小时。我们按计划坐下午的车，次日天亮前到北京，住不起旅社，在北京玩一天，当晚回来。

　　大约是凌晨5点左右到北京，我们下车就坐第一班公交去天安门，在朦胧中看到天安门，激动的心就要跳出来了。

　　那个时代宣传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天安门是毛主席国庆检阅的地方，神圣的不得了。

　　等到天亮，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游了园，到王府井逛了商场，带着对首都崇拜的满足，当晚回到河南，在新乡我下车，她们俩回了郑州。

　　那年，我们仨都是17岁。她们一个叫秀花，一个叫秀荣，从此后我们天各一方，再没谋面。

　　大约是1973年左右，我已经支工到煤矿，突然收到秀荣的信，说通过焦作亲戚得知我在煤矿，写封信试试。在信里说秀花1968年也下乡到信阳，1972年支工到明港一个企业，在当地结婚。她在郑州二砂工作，也结婚生子，对我们少男少女一起去北京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立即回了信，还希望她们两家结伴来焦作玩。

　　大概是各自有了家庭，事务缠身，从此断了联系，但是初次进京的经历一辈子难忘。

　　后来去北京成了家常便饭，退休后还专门在京租房住了三个月，每次进京我仍然会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北京首秀。

　　遗憾的是，和秀花、秀荣一别就是一生。

（）18岁上海历险记

　　北京一趟把自己的心跑野了，向往走一趟“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

　　十个月之后，我怀揣仅有的20多元钱就去闯上海了。

　　当时郑州到上海的慢车全票价是13元左右。我手里的钱连来回车票都不够，我先买个站台票上车，混到徐州后补了一张到南京的票，在南京下车后找在那里当兵的朋友玩了一天，又买站台票混上车，过苏州又补到上海，两次大约花了七八块钱。

　　到上海后，当然要先去南京路，外滩白渡桥，人民广场最有名的地方玩，还到大世界专门看了神秘的哈哈镜。

　　1970年第二次去上海留影

　　晚上就住火车站的候车厅，第二天就在西藏路、四川路、淮海路盲目转。

　　在上海第一次知道最便宜的面条叫阳春面。

　　我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清早是豆浆油条，下午两碗阳春面。

　　那个时候刚刚时兴尼龙袜，我唯一的一双尼龙袜已经磨出了洞，在上海可以用相似的尼龙边角料黏贴袜洞。

　　下午三点左右，我准备吃面后取回袜子要回程时，一摸口袋，大惊失色。我剩下的十几元钱全部被扒手偷走了。

　　当时脑袋一片空白，仅仅几秒时间，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回家。

　　我清早吃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已经间隔六七个小时，肚子饿得吃不住劲才去吃饭，丟了钱，这下要饿着肚子回河南，怎么混上车是当务之急。

　　我赶到火车站，在进出站口认真研究旅客进出站的规律后，利用旅客出站时我逆行混进了站。认准当晚上海去乌鲁木齐的那趟车，因为当时只有那趟车直接到郑州。

　　我已经经不起再转车的折腾，饥饿和身体状况没有其他选择。

　　我在暗处等到那趟车旅客进站，在列车员集中精力检票时，我顺窗跳进车厢。旅客对号入座，我等车开行后，仔细扫视车厢，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坐个三人座位，我过去半个屁股坐下。车一开就查票，我赶紧往厕所躲，侥幸躲过第一次。

　　我又坐回那个位置，那俩夫妇看我一眼，问我去哪里，我说去郑州。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六十年代初支边新疆的上海青年，已经8年，这次是回沪看望父母，回去要坐三天三夜火车，怕孩子受罪，就给三岁的孩子买张半票占个座位。同是知青，同病相怜，我说了自己遭遇，他们深表同情，一路上又查两次票，他们掩护我过了关。

　　还给了我半截甘蔗，那半截甘蔗是我此生最佳美食，我嗓子里像有一只手，没嚼两下，肚子带渣接收。

　　我到郑州已经精疲力竭，给那俩知青夫妇道个谢，也没要人家联系方式就下了车。

　　没出站，等到黎明，坐上郑州到长治的列车，到修武县下车，直接找到县医院我的朋友，有气无力简单诉说了情况，朋友直接让人给我扎了吊针。

　　这次上海之行让我记忆一辈子。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去新疆出差，看到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商店的营业员，景区的讲解员，很多都是上海知青的第二代，想起那俩上海知青夫妇，感慨万千，他们那批上海知青真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啊！

　　出于心存感激，我对上海知青后代情有独钟，采访遇到一个新疆经济报一个记者，他也是知青第二代，我就把会议纪念品送给他，还请他参加我们丰盛的宴会。

（）曾经的引领在广州

　　第一次去广州已经是京沪行十年以后的事了。

　　19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但是广州已经融入港澳文化。

　　我的好友是最后一届被保送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到华南工学院读书。此时我已经从煤矿调到河南省电建系统，奉命建设代号“480”的战备电厂，保卫科计划增加一台照相机，闻听我在广州有关系，希望我出面购置。

　　其实就是一个在广州读书的学生，但是我太向往去广州了，也知道我好友的几个同学神通广大，应该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我的好友也积极撺掇我去，说到了再想办法。

　　我带了一部旧相机做参考去了广州，广州比我想象中还要神奇，男女居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饭店吃饭居然可以先吃再结账，街上居然不时出现洋面孔，还有我在越秀公园竟然看到了男穿喇叭裤，女穿高跟鞋，我为了拍张照片，以俩男女青年做背景，还请路人为我留下了这个有意义的照片。

　　亮点在背景，男喇叭裤女高跟鞋。

　　那个时候听说广州有三大立体电影院，除了珠江沿岸，还有海珠广场、沙面和中山纪念堂周边。一到晚上，那几处风景如画，男女搭配，甚至大家紧挨着背靠背各自为战，自己亲热，旁若无人。也听说在沙面次日环卫工人会扫出很多避孕套，那就不知真假了。

　　从内地极端的保守到广州极端的开放，让我大开眼界，我买了两盒走私外国烟，在北京路小巷私人手里买了几盘翻录磁带，在二手市场买了把可以折叠的太阳伞，回到河南后被人羡慕的不得了，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

　　那次到广州与北京路一家照相器材公司签定了合同，一个月后又去广州取了货。我在单位成了广州通，至此以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改革开放进程加速，新玩意都会首先在广州出现，再辐射全国，广州俨然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我多次到广州为工友带货，只要给我贴补路费，我就会专门为某个人专程跑一次。电视机、录音机、计算机我都带过，后来我的好友毕业离开广州后，我仍然多次去穗，直到1985年之后内地市场接轨。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去广州要住最便宜的旅社，甚至是大通铺，我在海珠广场看到广州宾馆出入的富人，羡慕嫉妒恨，发誓以后发达后一定要进去住一夜。

　　新世纪之初，我把车直接开到郑州机场，专门去趟广州，就为实现自己的誓言，结果到了广州宾馆后，发现它已经没有那么富丽堂皇了，周边又增加了更好的宾馆，我找了落成不久的国际四星级华厦大酒店，也不想逛了，就在酒店窝了三天。

　　广州已经没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了。

　　回望足迹，它是我个人的足迹，也是国家足迹的个人体现。

　　后来，我的足迹遍布全国。祖国，也越来越好！

今生注定写文为生

作者：邓少勇

更新于 2019-10-16

　　我小时候就对文字感兴趣，三四岁爸爸教我识字，小学三年级就似懂非懂看小说。

　　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此时开始我与文字结缘。

　　11岁父亲去世，家里塌了天，我开始厌学，唯独对小说入迷。

　　看书多了，就有编故事的想法，好像冥冥之中我与文字有缘。

　　现在回忆人生的多次交集，一次、两次、三次……不管多么自然或者奇特，多次因文字改变人生，偶然中有必然，命运推着你前行，直至由业余走到专业，注定这辈子文字是我的必走之路。

(我的父亲是我的文字启蒙者）

(）一篇作文显天份 小荷初露尖尖角

　　高小毕业考初中，作文题是《麦收记》，我编了个和农民比赛割麦子，手被镰刀割烂，轻伤不下火线，获得作文满分。

　　小学老师给下届学弟学妹树为榜样，刻蜡版油印几百份，列为范文。

　　这是我懵懵懂懂第一彩。

(）偶然之中上红榜 不是刻意自偏科

　　到初中后，几乎无心上课，浑浑噩噩不知所以，完全是应付状态，唯有精神寄托就是看小说。

　　放暑假时帮县图书馆给图书贴标签，遨游在书的海洋，那是我最惬意的时光，可以随便挑图书，可以把图书带回家，可以灯通宵达旦与书中人物对话。

　　初二的一天，教导处楼前贴出一个“红榜”，学校在高初中学生作文里选出十几篇优秀作文张榜公布，我的一篇作文名列其中。

　　这二次中彩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我有点文字天赋，也没有分析到是我看小说的积累，但此时我确实已经阅读了国内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

(）进入社会求生存 寻书读书为慰藉

　　初中毕业，我在医院当了一年护理员又被光荣上山下乡，5年后支工到煤矿。

　　在煤矿那么艰苦也没忘读书。

　　心情好与不好，只要有书看就踏实，不管啥书，是书就行。

　　那时看的书种“眼花缭乱”。1966至1976，文革十年，找书难。只要是书，拾到篮里都是菜。除了小说，那个时候看过评书、评弹、快板、歌词、影评、剧本、甚至大批判文稿……

　　到煤矿后，因工伤调到供应科，各单位办墙报，科里让大家写稿，我的一篇文章被选中，就把我抽出来帮助办墙报，支部书记发现了我的文字能力，把我调整到木料场干轻松的工作，以后元旦、五一节、七一党的生日、国庆节、春节的墙板我成了主力军。

　　这是我因为文字人生改变的一个开始。

(）一次申诉出文采 因祸得福被启用

　　1976年我调到省电力单位，1980年，多年的工资标准开了口子，我的工龄占很大优势，但名单没我。我写了申诉书越级送给单位领导，工资问题没解决，单位主管的副总经理说没想到我的申诉有理有据，清晰明了，工资已经无法变动，但你展示了文采，调你去行政科当办事员吧。

　　到行政科写的第一份文字材料是资金申请报告，我记得只写了四五句话，大概意思是，因为什么项目需要资金多少，没有穿楦带帽，直接了当说明原因，深得上级欣赏。

　　当办事员时住平顶山农村坚持读书学习。

　　这样的形式获得这样的机会，让人不知该庆幸还是该苦笑。

(）一句话让我始行动 一篇文让我被青睐

　　我在行政科当办事员，除了工作，我就在办公室看书，我的科长年轻时也是文艺青年，看我天天埋在书本里，就劝我向报刊投稿。

　　他的话让我蠢蠢欲动。

　　我写第一篇小说时，不知道该写多少字，不知道该向哪里投。

　　我记得第一篇小说叫《小舟撑出绿荫来》，大概意思是励志向上、只要努力就有收获的主题。投给了我们行业报《河南电力报》，用了整整一个版。

　　随后又寄去一篇，副刊编辑程志鹏老师给我写信鼓励，说河南电力人才济济，我的文字焕然一新。

他请示总编把我借到报社。

　　被借到《河南电力报》，就是现在的郑州绿城广场。

　　《河南电力报》是全国第一家电力行业报，基本编制四五个人，先后在全省电力系统借人帮助办报，我是要准备正式调进的候选人，只是机缘巧合，我的一篇小说在《焦作日报》创刊时被采用，双方谈了一小时，双向选择结束，阴差阳错，我进入老家媒体。

　　走入文字专业，省火电一公司行政科李科长推了我一把，《河南电力报》程老师是我的伯乐。

(）冥冥之中有必然 我的此生文字缘

　　1983年到《焦作日报》当记者，开始专业文字工作，由于多年的读书积淀，我具有综合文字能力，逐步奠定了我在报社的位置，多次获奖，成为高级记者。

　　为《焦作日报》服务27年。

　　后被聘人民日报河南分社6年，也由于写稿站住了脚。

　　我由业余到专业到文字自信，一辈子和文字有缘，这就是我的命。

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时参加集体采访

　　在人民日报河南分社期间，曾经参加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全国总工会等组织的央媒集体采访。执笔人民日报特大头版头条关于南水北调和人物典型残疾检察官马俊欣的采写（都是6000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