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存，河北乐亭人，1951年1月12日出生，1989年被国家体委批准为围棋国家级裁判，1979年至2020年，曾任湖南省棋类协会委员、常委、副秘书长、围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围棋协会副主席。

　　1972年起从事围棋推广和宣传工作。1982年创办湖南省第一个少儿围棋班，1987年创办长沙市青少年棋类运动学校任副校长，1997年开办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围棋班，先后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吴新宇、朱毅、黄奕中、蒋蔚、马如龙等围棋职业棋手。是世界围棋冠军罗洗河进京的推荐者。

　　1981年起，担任领队或教练，多次率湖南围棋队参加全国比赛。

　　担任第1至14期湖南省围棋裁判员学习班主讲，为湖南培训了8位国家级围棋裁判员和288位围棋一级裁判员。

　　336次组织并担任湖南省和长沙市围棋赛裁判长或仲裁委员会主任；71次任全国围棋赛正或副裁判长或仲裁；12次担任世界围棋赛事裁判员。1989年被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优秀裁判员”称号。

　　所著20余万字《聂卫平马晓春争霸15年》完整概括了当代中国围棋最高技艺，准确记载了中国围棋进入世界顶尖水平的过程。

　　所著60余万字《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中日12年擂台大比武全景，全面反映出当代中日围棋整体水平，真实记录了中国围棋赶上超越日本的艰难、辉煌历程。

　　是多家媒体的特约记者或通讯员，1972年5月至2020年12月的48年间，所写围棋文章被《体坛周报》《围棋报》《湖南日报》《潇湘晨报》《长沙晚报》《羊城晚报》、新浪网、红网、弈城网、弈客网、湖南省棋协网等各级媒体采用13426篇，其中评论文章3341篇。重要文章1994年至2003年共10篇《中国围棋综述》依次载入由中国围棋协会主编的1995至2004年版《中国围棋年鉴》。

　　在中国围棋界、新闻界率先提出:“七小龙”、“小虎”、“豹一辈”、“群狼”等宣传概念。

　　从1980年起，拍摄了中国围棋各个时期的比赛及棋手照片近14000多张，留下珍贵影像。

　　传略被收入《当代中国著名教练员裁判员大辞典》《当代湘籍湘版著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大辞典》等丛书。

　　2007年，荣获湖南省体育局、湖南省棋类协会颁发的“三棋推广奖”；2009年，经读者投票，被湖南省体育局、《湖南日报》社评为“湖南民间体育十杰” 之一。

　　获2016—2017年赛季城市围棋联赛最佳传播人奖。

　　2020年中国围棋协会围棋师资培训专家讲师团成员（第一批）。

　　2022年7月担任美篇“围棋棋友俱乐部”美友圈管理员。

杨志存的《回忆录》

（一）

1、一位50后的学龄前记忆

2、瑶岗仙，我的青春活力显

3、忆吾青葱岁月勤学弈

4、忆吾青葱岁月勤学弈

5、忆在汽修厂的青春往事

（二）

6、忆“修地球”的蹉跎岁月

7、忆五味杂陈的动荡年代

8、上进的我枝柳铁建惹风波

9、鱼塘街，悲喜交加的岁月

10、忆在东区政府的铭心往事

11、回眸围棋由爱好成事业

12、80年围棋国手荟萃乐山

13、围棋湘军全国赛铩羽而归

14、湖南首个少儿围棋班破土

（三）

15、围棋湘军新苗茁壮成长

16、我为聂卫平马晓春当裁判

17、忆应运创办“九星杯”赛

18、忆擂台英雄群体来湘热战

19、忆八十年代湖南围棋逸闻

20、弈苑杯，我的情怀我的爱

21、精心打造围棋裁判队伍

22、围棋国手“闹”长沙

（四）

23、规模最大全国围棋团体赛

24、弈苑厅，弈战勤，弈友情

25、上学写作忙围棋互助互促

26、晚报杯，围棋湘军来了

27、与外地围棋交流五彩缤纷

（五）

28、在“下海”动荡中谋发展

29、1994年围棋国手战长沙

30、1995年围棋报道呈井喷

31、1996年我的处女作问世

32、1997，围棋群英荟萃成都

（六）

33、回望抢救湖南围棋队

34、湖南围棋实战教室诞生

35、忆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

36、吾首次出国竟然是缅甸

37、合肥，忆晚报杯刘钧登顶

（七）

38、忆第十届晚报杯战沈阳

39、祖国的宝岛台湾，我来了

40、忆嘉义、台南、高雄行

41、吾在台湾最南端观光

一位50后的学龄前记忆

　　公元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肺炎席卷世界，至今尚未退去。

　　已退休的我，疫情中呆在家中，很少出门。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1951年至1957年的七年间，是我的学龄前时期，那时年幼无忧无虑，从二岁记事开始，记忆力反而比读书后更清晰，这恐怕要归功于儿时脑细胞飞速增长了。

　　把至今都抹不去的记忆变成文字储存，才能成为真正永久的记忆。

图为2022年已满七十一岁的笔者。

　　1950年10月，怀着我五个月的母亲赵玉珍时任张北县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此时，朝鲜内战已爆发三个多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公元1951年1月12日，中国农历是1950年腊月初五，在志愿军胜利打完第三次战役，把美军赶回三八线并占领汉城的背景下，我呱呱坠地了，生肖属虎，属于“虎尾”。

　　出生地是现河北省张家口市所辖的张北县，该县在张家口北边，称之为“坝上”。

　　所谓 “坝上”地区，泛指北京以北100公里到张家口以北100公里，自西向东，地势陡然升高的草原、丘陵地带。张家口市的张北县就属于“坝上”区域。

　　当时，我父亲杨林任察哈尔省察北军分区副政委。察哈尔省，建于1912年，是民国时期省级行政区。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根据察哈尔特殊的地理环境，如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等原因，经原察哈尔省军区司令员王平将军的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原察哈尔省所辖雁北专区、大同市及察南专区等划归山西省；察北、察南16县改为张家口专区，连同张家口市、宣化市归属河北省管辖。

图为1951年时的父亲杨林。

　　1951年，时年29岁的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在察哈尔省察北军分区司令部卫生所任政治指导员。

　　母亲说，我是早产儿，出生时未满八个月。我努力追寻儿时记忆，最早的模糊印象是我牙牙学语时，父亲让我叫“爸爸”，我老是发音成“大大”。

　　之后，蹒跚学步，我穿个开裆裤，臀部挂个“屁股帘子”挡风御寒，隐隐约约记得是黑底起小白花的“帘子”，用棉带系在腰间，遮住臀部。印象最清晰的是我在卫生所门口，母亲鼓励我慢慢连走带爬登台阶的那一幕。

　　我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首歌部分歌词和曲调记得非常牢的几句是：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后面的歌词就记不全了。这首歌是爸爸教我唱的，记得那时我被这首歌“狂轰滥炸”，给包围了，想不记住都不行。

图为1952年时的母亲赵玉珍（后改名赵立新）。

　　1953年1月，母亲在华北军区第一文化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位于河北省高阳县， 该县地处华北平原，位于保定市东南部，距离北京、天津、石家庄各为150公里，北边紧靠白洋淀与安新县交界，当时和现在都归保定市管辖。

　　建国初期，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战士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近70%，其中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30%，母亲就是文盲，出身雇农，从小做童养媳，没上过一天学。

　　建国后，军队开始有计划的普及中小学教育，在全军掀起了文化学习高潮，母亲就是在此背景下，30岁才读速成小学。

图为1951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六个月的我，母亲用手在后面扶着我才勉强坐稳完成拍照，这也是我人生第一照。

　　母亲带着两岁的我学文化，印象深刻之一的是我得了腮腺炎，疼得直喊叫，母亲说我不是“哎哟、哎哟”叫唤，而是“哟哎、哟哎”地发声，声声让母亲心疼。更让我害怕的是打针，看到穿白大褂的就哭，打的叫盘尼西林，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消炎的“青霉素”。

　　儿时记忆中的第一部电影是《白毛女》，牢牢记住了喜儿扮演者田华和黄世仁扮演者陈强的形象。

　　这些情景是1953年之前，也就是我三岁前的全部记忆了。

图为1952年，一岁多的我（右）与二岁多的姐姐第一次合影。

　　1953年，父亲调任华北军区后勤部任宣传部副部长。我们家在北京市猪市大街住了没多久，就搬到东单东堂子1号。

　　猪市大街那边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房，同父异母的哥哥杨志生从冀东乐亭县老家来北京读中学，住在二楼，我上楼梯找哥哥玩时，要爬着上阶梯，感觉那楼梯又高又长，现在想起来是我当时太矮的缘故吧。

　　比我大一岁的姐姐杨一清被母亲从宣化县奶妈那接到北京，由此我才第一次感觉到还有个姐姐。姐姐和我被送进华北军区七一幼儿园，我在小班，姐姐在中班。我在幼儿园生活没多久，也就没啥印象深刻的事儿。

图为1953年，我（右二）与母亲、姐姐（右一）、妹妹在北京留影。

　　东单东堂子1号是座四合院，记忆中院内有一口带盖的水井，印象最深的是：一天雨后，我在灰砖墙根第一次见到蜗牛，用小草触碰它的触角，触角就会缩短，非常有趣，用手捏住蜗壳提起时，可明显感觉到它腹部贴墙的粘性。

　　1954年5月，大弟弟志明在北京出生了，因为他太小，我俩没啥互动，印象不深。

　　在北京期间刻骨铭心的一幕是“大华打碎茶碗”。1954年下半年，母亲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待分配，我们一家移居华北军区大华招待所，该招待所位于西单大华饭店内，进门左、右侧各有一排房间，正面黑咕隆咚的，隐隐约约也有一排房间。爸爸说，如果谁不听话，调皮捣蛋，就会把谁塞到小黑屋“关禁闭”，故一提到小黑屋，姐姐就很害怕，我那时可能还没有“怕”的感觉，畏惧感是啥？脑海中一片空白。

　　一天，我和姐姐在家，我口渴想喝水，姐姐就爬上凳子去拿柜子上的茶碗，一不小心，茶碗由柜子上掉下，瞬间四分五裂，姐姐闯了祸，觉得可能会被关进“小黑屋”坐禁闭，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我望着泪流满面的姐姐，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她，还懵懵懂懂感到奇怪，姐姐为啥大哭呢？发生这事后，我才在记忆中确确实实感到了姐姐的存在。

图为1954年秋，全家在北京合影。后排：同父异母的哥哥杨志生；中排左起：母亲赵玉珍、妹杨二清（后改杨锋）、父亲杨林；前排左起：弟志明、笔者、姐杨一清（后改杨冲）。

　　1954年，3岁多的我在北京留影。

　　1955年，父、母亲随军南下，到华北军区第三文化学校待分配，这所学校位于河南省境内一个叫大明园的村镇，我们暂时居住在老乡家中。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屋檐下看到了燕子和它们衔泥垒起来的窝，觉得很有趣。那时，对周围没见过的一切都感到新鲜，都想探个究竟。

　　部队乘火车沿着京汉铁路继续南下，到达汉口长江北岸。那时，还没有武汉长江大桥，火车车厢被一节节分开，驶入铺好铁轨的轮渡，分节运送过长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江面，在车厢内望着窗外波光粼粼的江水，灯火阑珊处、深宵时分，那生动的一幕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记不得是1955年哪一天了，部队到达目的地——长沙县黑石铺，华北军区第三文化学校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父亲担任副校长。父亲在当时解放军干部中文化程度算高的，他1938年参加革命前在中等师范毕业，担任小学教员，如今当个副校长还是蛮胜任的。

　　我家被安排在西校区一栋红砖平房，一共有三户人家，左边是王副政委家，右边是张校长家，北面房后有一排低矮围墙，5岁的我翻墙出去不是难事，墙外是农田，远处散布着农舍。家的朝南那面是一片低矮的茶树林，左边一条水泥路通向校广场等处。

　　当时，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多生多育，朝着生五个就授予“英雄母亲”的光荣称号迈进。因为五姊妹都小，姐姐最大6岁，小弟刚出生，母亲就退伍在家带孩子，还请了一位保姆，约40岁，我们叫她“裴阿姨”，父亲1958年转业后就再也没见着她了。

　　在工程兵预校我印象最深的事是给刚出生的小弟弟起名字，1955年8月19日弟弟出生后，父亲也就是随便跟我说说，让我给弟弟起个名字，我随口道，叫“杨钢笔”、“杨手套”，爸爸说那哪行，你们是“志”字辈，名字中间要有个同志的“志”字。我平时也听父母亲说过这“同志”词语，但并不知其含义，我突然灵机一动，信口说，那就倒过来叫杨志同呗。父亲可能觉得这名字含有志同道合的意味，当即拍板：好，就叫杨志同。由此，小弟弟在我记忆中就有了第一次深刻记忆。

　　图为1956年，我们五姊妹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合影。后排左起：姐姐杨一清、5岁多的笔者；前排左起：小弟杨志同、大弟杨志明、妹妹杨二清。

　　在工程兵预校，还有几件事记忆深刻。每天清晨，预校正门广场都要升国旗，每当国歌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我们姊妹几个除小弟外，都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本正经的立正，向着国旗的方向敬礼，这就是父母亲对我们早期政治教育的结果。

　　离黑石铺不远的地方有座大托铺军用机场，父亲有时带我们姊妹登上附近的九峰山头，观看战斗机起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对这“铁鸟”非常好奇。

　　我家在西校区，出了预校正门，横过新开铺路就进入了东校区，左侧坡上是俱乐部，一位叫王兆虎的叔叔是电影放映员，他约20多岁，长得浓眉大眼帅气。记得一部叫《刘巧儿》的电影是1956年在预校观看的，我记住了片中的平剧主演新凤霞，其中另一位主要演员赵丽蓉却是以后才知道的。还有一部《扑不灭的火焰》是看过印象最早的战斗故事片。

　　遗憾的是，王兆虎叔叔1957年被打成所谓“右派”，开除了军籍。俱乐部旁边是军人服务部，有一位姓肖的女服务员让我记忆犹新，那时她约30多岁，与母亲年龄差不多，还都烫卷了头发，母亲与她关系特好，她常来我家，每次都带糖果之类的食品给我们姊妹吃，加上她戴一副镜片厚厚，满是“圈圈”的高度近视眼镜，故印象格外深。

　　记得有年长沙下雪了，爸爸带领我们捉麻雀。用一只白色圆藤条编成的箱子，放置在屋对面的茶树林中，箱下地面撒上大米粒，再用一根筷子支起箱子，筷子底部栓上长长的麻绳，拉到窗户下，我们姊妹们“埋伏”在窗后屋内，死盯着箱子，等候麻雀自投罗网。果然，麻雀贪吃入圈套，爸爸把绳子一拉，便扣住了麻雀，引来姊妹们一阵又一阵欢呼。爸爸伸手从箱底捉住麻雀，拔毛破腹，洗净再用泥巴裹住，埋到柴火灶膛内的灰烬中，借助余温烘烤，烤熟的麻雀肉那个香啊，回想起来，美味至今未尽。

图为1958年，我与小弟杨志同（左）、大弟杨志明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军人服务部房后合影。

　　我对预校的事记忆不大多，是因母亲把我和妹妹杨二清送到湖南省军区幼儿园，除了节假日，我都是在幼儿园度过的。

　　湖南省军区幼儿园位于当今的长沙市韶山北路与解放东路交叉处，也就是现在华天大酒店的位置，那时幼儿园附近都是菜地，还没有韶山路和解放路，只有一条文艺路，记得我初去幼儿园还得经过田间土路。

　　园长姓张，瘦瘦的，上世纪80年代我曾去幼儿园探望张园长，她还是那么瘦，令我惊讶的是，30年过后，她竟然还记得我和妹妹，还能叫出我的名字。

　　我在二楼大班，妹妹在一楼中班，我对妹妹印象开始深刻就是在这一时期。在风雨操场玩滑滑梯，滚铁环，玩丟手巾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在室内玩大型积木，逗园内饲养的猴子，堆沙包……，这些都印象颇深。

　　管理我们的阿姨只记得“叶阿姨”，其实她并非姓叶，只是常上夜班，照看我们睡觉，所以被小朋友们称之为“夜阿姨”。

　　幼儿园的男、女小朋友上卫生间不分性别，我偶然发现有的小朋友没有小鸡鸡，便问阿姨，得到的回答是：被老鹰叼走了。如此回答让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也使我第一次有了男女的概念。

　　在幼儿园期间，我得过一次肺炎，入住位于长沙市洪山庙的解放军163医院，记得妈妈带我住院的路上还要坐木制渡船过浏阳河。

　　住院时，我第一次有了“钱”和“偷”的概念。我与战士们同住一间大病室，看到病友时常拿一张好看的纸片就可以到楼下小卖部换来吃的东西，很好奇。有一天，看到临床病友床头柜打开了，抽屉里有那样的纸片，我便拿出一张到医院小卖部，买了一把糖来吃，岂料被妈妈看见后，问糖是哪来的？我说是用纸片换来的，万万没想到却遭到母亲好一顿打骂，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挨打，也知道了别人的“纸片”是不能拿的，被打疼的我方懂得了“钱”和“偷”的概念，虽挨了打却受益匪浅啊。

　　1957年，姐姐7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记得6岁的我和姐姐都是在爸爸的预习辅导下，一同去长沙县九峰完小报考入学的，姐弟俩都编在同一个班，我就此告别了学龄前的无忧无虑美好时光。

图为1958年，父亲转业前夕，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拍摄的全家福。前排左起：7岁笔者、3岁小弟杨志同、5岁妹妹杨二清、4岁大弟杨志明、8岁姐姐杨一清。

　　图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父母亲。

　　今天，正值2022年清明节，借此文章，纪念离开29年敬爱的父亲和离开30年亲爱的母亲，儿永远怀念你们。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5日

瑶岗仙，我的青春活力显

　　1957年9月，差4个月满7岁的我上小学一年级了。

　　学校全称是长沙县黑石铺九峰完全小学，该校位于一座小山包上，我家在解放军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宿舍，从家里横穿过土质的新开铺路，沿着预备军官学校东校区外围的田间小路东进，我对路边一座低矮的神龛印象深刻，每当路过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瞟上一眼，因为神龛里有一尊色彩艳丽的菩萨颇吸引眼球，时不时还有香火缭绕，是不是农民供奉的土地公公至今也未可知。

　　一路上还可见到隆起的坟冢，因我年龄太小，对于死亡还没有恐惧感，特别感到害怕的是要穿越一段树林，那是因为树上常掉下一条条毛毛虫，褐色的虫体上竖起密集的毛刺，白色肚皮下长满了肉肉的“小脚”，看上去很可怕，我每次都是一路小跑快速过树林，生怕毛毛虫掉进脖子里。

　　说是学校，其实就是由一间破庙宇改造而成的，教室挺高大，就是感到四面来风，冬天格外冷，我和姐姐小手都生了冻疮。课桌椅并非统一制作，高矮参差不齐，而且破旧不堪，当时也不觉得条件有多差，待之后与其他学校比较方觉得办学条件太过简陋。

　　语文课开始学汉语拼音，文字第一课就学“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好在父亲在家中给我们姐弟预习过，之后的“爸、妈、哥、姐、弟、妹”等称谓字和日常用语也轻松学会了。

　　1958年，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开始，父亲响应国家建设矿山的号召，转业时选择去了位于湘南郴州市宜章县境内的瑶岗仙钨矿，时任矿长。

　　记得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出发，到了一个叫白石渡的小站，换乘一辆矿里来接父亲的吉普车，前往50公里的矿区，车在一条土路颠簸，扬起的黄尘一路陪伴我们到了瑶岗仙汽车站，等押运行李的有蓬卡车抵达后，看见母亲一身黄，有点恐怖，原来，她是被车后卷起的尘土覆盖了，对母亲这个形象记忆非常深刻。当晚，全家入住汽车站旁的矿招待所。

　　矿办公楼东侧后方是一栋平房，父亲的办公室就在这栋平房的最西头，记得父亲办公室墙上有一框黑白照片，画面上，父亲小平头，站在矿俱乐部舞台的讲台前，面带微笑，张着口，挥手，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像是在作动员报告。

图为1959年瑶岗仙钨矿的办公楼。

　　瑶岗仙钨矿位于湖南省资兴、宜章、汝城三县交界处，处在南岭山脉中段，倚骑田岭东北，群山环抱，最高的天鹅峰海拔近1700米。站在峰顶可俯瞰到资兴境内的东江。瑶岗仙山体由花岗岩构成，有大安门、宝塔溪、蛤蟆石三个坑道口，我只到过最近的哈蟆石。矿区空中拉起的运送矿石的索道可谓是瑶矿的“标志”。

　　这里钨矿蕴藏丰富，矿区面积有23平方公里， 是中国钨矿业的起源矿区，据说早在1914年就正式开采了。

图为1959年，瑶岗仙钨矿蛤蟆石矿区坑道口。

　　矿本部位于山凹之中，一条后来叫和平路的主要道路贯穿矿区东西，二层的办公楼坐北朝南，坐落在山脚下，办公楼西侧后方是一片面积不大的老树林，内有苦栗子、甜栗子树，每逢秋季，风一刮，或用大石头撞击树干，栗子就会哗啦哗啦落下。

　　紧挨办公平房东头有一条缓缓坡路向北往山上延伸，路的右侧有三栋红砖平房，住的多是矿领导。我家就在坡上最高处的那一栋，住房后头有一块两米多高的花岗岩大石头，我和姊妹们经常爬上去玩耍。

　　我家西头是崔健书记家，父亲刚到矿不久崔书记就调往长沙了，只记得他有个儿子叫崔岗。东头是彭副矿长家，三个孩子都比我小，老大彭湘冀比我小一岁，鹅蛋脸，笑起来的声音脆脆的，很好听，尤其是她的一对长辫子快到腰间，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经常在我眼前晃动。老二彭利岗跟我大弟志明同年出生，我经常带着他们一起玩耍。老三彭晓莉太小，我们到瑶岗仙时，她刚学会走路，也就没太深的印象。

　　前面那栋平房东头是李副矿长家，他儿子叫李华亮，小名“亮伢子”，亮伢子的外公一双腿有严重的牛皮癣病，夏天外露时有点吓人。中间住的是马副矿长，他儿子叫马毅敏，女儿小名叫“痱子”。西头先是李副书记家，后来由华山家搬入，华山是我所在瑶矿子弟学校16班的同学，其兄叫华石，妹妹一个叫华淳，一个叫华丽，华石的母亲是矿医院医生，她的长辨子总是盘在额头顶，与众不同，我印象极为深刻。

　　坡下最前面（南边）的那栋西头是王总工程师家，大儿子王梦堂，二儿子王梦岗与我是同班同学，其大妹叫王梦瑶，小妹叫王梦仙，王总后来调往湖南省冶金工业厅，中间和东头是谁家就记不清楚了。

图为五十年代瑶岗仙钨矿发给职工的福利汽车票。

　　1959年11月，瑶岗仙钨矿崔书记（前排左四）荣调长沙任职，父亲（前排左五）与其他矿领导和中层干部为崔书记送行留影。

　　那时各家各户都没有卫生间，家中备有马桶，沿着房东头一段不长的石头阶梯上行，可见一块不高且平的大石头，抬脚就可登上，大石头旁是木板搭建的简易公共厕所，供三栋房子住户使用。厕所地面用木板铺就，木板上开凿出一排豁口就是蹲位，入厕时常见粪池中白花花的蛆虫蠕动，印象极深。

　　那时家中没自来水，距平房西头约几十米是一间蓄水池，山上泉水不断流入，供人们自行打水饮用。

　　因父母工作忙，我们吃饭多数在矿本部食堂。那年头，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正好我们也处在长身体时段，感觉就没吃饱过。

　　父亲虽然是矿长，他要求自己很严格，乐与工人们同甘共苦。记得给矿领导唯一特殊“待遇”是发了回糠饼（喂猪的饲料），我与姊妹们掰开，吃得津津有味。

图为瑶岗仙钨矿食堂印制的饭票。

　　出家门，下坡南行至矿办公平房，再往西，穿树林，顺建设路走到南口，便是瑶岗仙钨矿职工子弟学校，我和姐姐小学二、三、四年级都在该校同一个班就读。

　　学校建在山坡上，进校门是一块不大的操场，教学区右侧是我班教室，出了教室右拐沿阶梯而上又见一小操场，在此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曾修建了好几座炼铁炉，学校组织我们进山挖铁矿砂，投入炉中冶炼，我们也为1958年全民大练钢铁、赶超美国英国做了“无用”贡献，想到那出左倾大跃进的“闹剧”，既可笑又可悲。

　　1958年，全矿响应政府号召投入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除四害”运动，也是令人啼笑皆非：左手握搪瓷缸，右手拿树枝，到臭水沟、粪坑去挖、拾苍蝇的蛹，每个学生还规定了完成的指标，不过，那段时期，粪池中还真见不到蛆虫，卫生环境的确也得到优化。

　　那阵子，没隔几天，全矿就来次总动员，漫山遍野都是打锣，放鞭炮，敲脸盆，吹哨子，舞旗，大声吆喝的人群，干啥？惊吓麻雀呗。别说还管点用，麻雀刚停下就被惊飞，再停下又被吓跑，强迫它不停飞，直到累得飞不动了，被在地面活捉，这种让大人哭笑不得的笨招法倒是我们这些让少年儿童感到了欢乐。

　　在矿上我非常调皮捣蛋，因常与其他儿童打架被告状，没少挨母亲的揍，在家被打感觉疼，知道怕，又如法炮制到外面出手，让别人怕我。渐渐，我打出了名声，成了三栋房子的“孩子王”，最厉害一次把王总工程师的儿子王梦岗用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缝了好几针。在家也是“小霸王”，对姐姐、弟妹不时呼五喝六，甚至拳脚相加。当然，每每姊妹们告状后，又换来母亲一顿狠打。看来，父母教育孩子用打骂的方式只是短效，起到了示范作用，给孩子心灵的创伤却是长久的，得不偿失。

　　我在外靠拳头“树威”，但也怕更能打者。记得我与班上一名叫聂强的同学打架时，被打出血，自我感觉落败，以后便不敢再招惹他，聂强也成为瑶岗仙我唯一不敢惹的玩伴。

图为在瑶岗仙钨矿幼儿园的小弟志同（左）和大弟志明。

　　在瑶岗仙，受当时政府“集邮爱国”的宣传，我对集邮产生了浓厚兴趣，一度非常着迷，当时获取邮票的途径就是“偷撕”。矿本部办公楼进门处墙上挂了一个装信的布袋，每天都有不少信件入袋，等候收信人自取。我每天放学路过，都要把信件浏览一遍，发现有纪念、特种邮票，就偷偷揭撕下来。那时不懂得邮票讲究品相，也不懂得用水浸泡脱胶的办法获取高品质的信销票，很多好看邮票被撕破了也就没有价值了。

　　1959年，整枚红色，面值20分的《开国大典》邮票发行了，成为抢手票品。邮票画面为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主席手握讲稿，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他的背后，天安门城楼下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邮票再现了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的场景。

　　为了获得这枚邮票，我天天去矿办公楼信袋“窥探”，终于如愿以偿，至今这枚邮票还珍藏在我的邮册中。

图为我收藏的“开国大典”邮票。

　　在瑶岗仙我读小学二至四年级，识了些字，自然就迷恋上“连环画”，每当父亲要出差了，就吵着要带“小人书”回来，父亲一到家，我就翻包包，寻找“连环画”，父亲每每都不让我失望。

　　久而久之，我不满足于父亲带小人书了，矿办公楼前和平路往西有家书店，里面“小人书”那个多啊，好啊，牢牢吸引了我，可没钱买，咋办？

　　向父母亲央求买不能回回得到满足，我开始留意父母亲放钱的位置。终于发现父母把钱放在卧室衣柜上的皮箱里，没钥匙开箱怎么拿钱呢？

　　我找了把起子，踩着凳子，将起子插入皮箱缝隙，再撬开一条缝，将小手伸入，拿了几张2元面值的人民币，欣喜若狂，赶紧跑到书店买小人书。可没过多久，疑是店主，或是姊妹告发，还是被父母发现了，终于“大难临头”，这回不是母亲出手，而是父亲亲自上阵，他不顾我拼命求饶，用麻绳把我手脚捆牢，拎起来扔到床上，抡起鸡毛掸子好一顿猛抽，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揍我，那个出手啊没轻没重的，我边左右翻滚边惨叫，感觉要被打死了，便高声嚎叫“妈妈，救命啊”，凄厉的呼救声让母亲心软了，她制止了父亲，动手给我解开了绳索，我抽泣不止，知道了背着父母拿自家的钱那也叫偷……。

　　但是，看新小人书的欲望却越打越旺。

　　我自己不敢偷了，就变换了手段，指使姊妹去书店“窃”书，虽说还小不懂事，也真是够捣蛋的了。

图为我在瑶岗仙钨矿书店买的《火焰山》连环画。

　　还有，肚子饿了，我怕挨打，就使出歪点子：让大弟志明和妹妹二清偷偷拿母亲藏在藤条箱里的红枣，每偷一把给我，就奖励一粒，因为不是我偷的，他们就不敢告状。

　　矿办公楼前就是贯穿东西的和平路，楼东头有一块空坪，小伙伴们常在那玩工兵捉强盗，盘腿斗鸡等游戏，和平路的南侧是矿食堂和俱乐部，俱乐部常放电影，能回忆起片名的有《暴风中的雄鹰》、《羊城暗哨》《党的女儿》、《五更寒》、《红孩子》、《画中人》、《狼牙山五壮士》、《粮食》、《英雄虎胆》、《平原游击队》等。

　　还常有戏班子来演出。有一出湘剧《生死牌》的剧目让我第一次“怕鬼”了。剧中出现一“吊颈鬼”，绿眼珠，耷拉在唇外的通红长舌头，一身白衣飘逸……，让我恐惧，剧中人死后能变鬼让我有了“鬼”的概念。中场休息时，我站在舞台左侧门台阶上窥探后台，看到身着戏装的花脸，粉黛桃红的花旦与“鬼”的扮演者有说有笑……，也就没那么害怕了。

　　我家屋后山坡上，荆棘丛生，不时能见到一种当地叫“蕡萁簲”的坟冢，据大人说下面都是埋葬未成年的小孩，标志是坟头倒扣一只竹簸箕。自有了“鬼”的概念后，再遇到坟冢就吓得赶紧跑着绕开，生怕“鬼”跳出来掐脖子。

　　那时，瑶岗仙矿劳动保护虽然加强了，但老矿遗留下来的矽肺病人挺多，缺乏营养，加上无有效的治疗手段，病人痛不欲生，自杀了断的事时有发生。

　　自缢者的绝地有两处：一处是在建设路子弟学校旁边的锯木场，一处在和平路西头粮店旁的大树下。母亲从战火中闯过来，死人见多了，胆子特别大，又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人们发现自缢者，往往叫母亲去解套，我印象中起码有两次看着母亲为自缢者服务，对死亡的概念也随之加深。

图为时任瑶岗仙钨矿幼儿园主任的母亲赵玉珍（右，后改名赵立新）与好友合影。

　　谈到死亡，我可是死里逃生了一回。

　　1960年，瑶矿流行乙型脑炎，感染者众多，不时有人因此倒毙。医院附近卖棺材的生意火爆，当地农民家中，几乎家家堂屋里摆放着一至几副红漆棺木，你路过门口时都会感到有股阴风吹来。

　　万万没想到，我也染上了脑炎，高烧不退，陷入昏迷，在矿医院急救室抢救。

　　突然，我感到周围一片宁静，无声无息，我悬在急救室的天花板上俯瞰抢救我的医生、护士紧张的忙碌，看见母亲挥动手臂，嘴一开一合的，不知说些啥子……

　　我清醒过来后，向母亲描述了抢救过程，母亲大为惊愕，说你深度昏迷不醒，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怎么能看到？我想，这就是有人描述人濒死状态下的灵魂出窍吧，我实实在在亲身体验了一回。

　　谈到医院，还有件事记忆深刻，小弟弟志同4岁半时，竟然独自一个人从家里步行一公里多，走路到医院找到母亲，也不知道他是咋认识路的，全家人都很惊讶。

　　1960年，天灾人祸一起袭来，全国大饥荒开始，瑶岗仙灾情似乎更严重，儿童每月配给12-15斤大米，平均每天五市两，因为没荤菜，少油水，少蔬菜，整天都感觉饿得慌，每天妈妈拿个小竹筒量好米，倒在一个个罐头盒中，放进竹篮，提到矿食堂去笼蒸。当时，我真不懂事儿，凭借“威严”，还时不时让同样吃不饱的姊妹们留一口饭给我，搞得妈妈要盯着我们都吃完了才离开。

　　因为吃不饱，我们就上山挖竹笋，摘蕨菜，采茶泡，捡板栗，最喜欢吃两种野生食物，一种茶片，是油茶树春天长出的果肉质嫩叶，长成肥厚状，成熟后味美可食。初长多为淡红色，成熟后脱掉表面的一层膜，成白色状的最甜，无涩味。另一种像羊屎粒粒大小的野果子，皮呈蓝黑色，味道酸甜，我们叫它“羊屎饭”，但不能多吃，有回我大把大把往嘴里塞，结果拉不出来，肚胀得难受死了，是母亲用手指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此外喜欢买杨梅吃，小贩用大小不一的竹筒做量具，一分、二分、五分钱一筒分量不等。

　　那时，最可口的正规零食当属扯麻糖了，困难时期政府允许有自留地，也允许做小生意，矿里经常有小贩挑着担子，“叮当叮当”敲着响铁，四处游走卖扯麻糖。那是一种土黄色的大块糖，表面布满了芝麻，给小贩一分两分钱，他就给切下一小块，那个甜且香啊，至今都能回味出来。

　　为了能吃饱，妈妈上远山开荒种红薯，在屋后小菜园种点菜，还养了几只鸡。每当母鸡孵的小鸡快出壳时，我们姊妹就守在鸡窝旁，第一回看着小鸡啄壳而出，那是一种非常新奇、欣喜的感受。

图为1960年，瑶岗仙钨矿矿区。

　　我虽然很调皮，却也干了件大受玩伴们欢迎的好事。

　　那时，和平路的东头有一条建国前最热闹的老街，叫脚庵街，街上也有一家书店，那经常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的连环画卖，我买回后就照着上面的人物画在马粪纸上，然后剪下来涂上色彩，在家里朝南的玻璃窗上演绎皮影戏，吸引了三栋房子的玩伴们汇聚在窗前观看，像彭利岗、马毅敏、吉全力，李华亮、王梦岗等都来观看过演出，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

　　1961年的一段时间，瑶矿夜晚施行灯火管制，凄厉的警报声通过矿区高音喇叭不时鸣响，并非矿区出事故，而是国民党的从台湾起飞的飞机经常飞临矿区上空，有时撒传单，有次还空降了小股特务，搞得全矿基干民兵紧急集合搜山。后来我才知道是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搞反共宣传，空投小股武装人员做内应，袭扰重要目标。

图为我在瑶岗仙钨矿买的《三国演义》连环画。

　　我在瑶矿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二、三、四年级，在班上能记住名字的男同学有聂强、华山、王梦岗，女同学仅有曾望平，上世纪七十年代与望平在宜章，21世纪初与聂强在郴州还见过面，只是老师的名字一个也没记住。

　　我阅读的第一份杂志是《小朋友》，第一张报纸是《中国少年报》，这都是爸爸给订的，我常常眼巴巴盼着它们到来，许多知识都来自它俩。记得妈妈常说，红薯与鸡蛋不能一起吃，会中毒。为了求证，我给《中国少年报》的“动脑筋爷爷”栏目投稿，没想到栏目竟然给我回了一封打字机打出的信，明确告诉我不会中毒，这是我第一次向报社投稿有了回音，不过，最终这一问答未在《中国少年报》登载出来。

图为1959年10月号的《小朋友》杂志。

　　1961年8月，我（图中前左九）正好放暑假，父亲接到省委组织部的调令，前往株洲冶炼厂任职前，父（前左）母（前左七）与瑶岗仙钨矿的同事们合影留念。

　　图为离开瑶岗仙钨矿前，10岁的我（后排左一）及姊妹们与玩伴们留影。

　　1961年，读四年级的我因父亲荣调，告别了瑶岗仙，进入株洲冶炼厂子弟小学就读五年级，开始了新的历程。

　　读者朋友若对我以前完成的回忆录有兴趣，欢迎来美篇我的专栏做客，搜索智慧丛生（美篇号806427），即可登录，恭候您的光临。谢谢。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7日

株冶，50后的青春岁月

　　1961年8月，父亲接到湖南省委组织部调令，由瑶岗仙钨矿调任株洲冶炼厂担任厂长。

　　株洲冶炼厂位于株洲市北的清水塘（现属石峰区），1953年由苏联援建，是当时冶金部直管大型国有企业。

　　株冶以生产铅、锌及其合金产品为主，并综合回收冶炼铜、金、银、铋、镉等多种稀贵金属和硫酸等产品。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厂里动员一部分职工回乡务农，正式职工约2000人左右，国民经济好转后，最多时有职工6000多人。

　　10岁的我随父母从湘南山沟沟里的瑶岗仙钨矿来到株洲地级市，有种进入新天地的感觉，非常兴奋。

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株洲冶炼厂生产区。

　　这回，我家由瑶矿搬来株冶不是坐火车了，矿里派了一大一小两辆车送我全家，我乘带蓬的解放牌大卡车，坐在塞满家什的缝隙中，东倒西歪颠簸着，历时近八小时，停在株洲冶炼厂生活二区四栋二门门前。

　　我摘下口罩，活蹦乱跳，抖落一身黄尘，打量新家。这是一栋坐南朝北的二层红砖房，朝北开的有三张门，我家在中门二楼右边，一共是三间住房加一间储藏室，还有厨房和卫生间，比瑶岗仙钨矿的居住条件好多了。

　　朝南向的屋后是长满野草的下坡地，左前方不远处有一口水塘。

　　朝北向一面是二区八栋，西侧是二区三栋，一条由东向西的道路将二区八栋典型的苏式筒子楼房分开。道路往西通往子弟小学和车库，往东下坡直达厂幼儿园，母亲与在瑶岗仙钨矿一样，还是担任幼儿园园长。

图为六十年代的株洲冶炼厂幼儿园。

　　杨捍平是我最好的同学，他就住在我家楼下，其父杨金广时任株洲冶炼厂党委书记，母亲姓左，弟弟有仕平、卫平、四毛，没有女孩，捍平的高龄奶奶健在，奶奶是一双儿时裹成的“小脚”，走路一晃一晃的，给我印象极深。

　　张庆华家与我家在同一栋的东门一楼右边，其父张伟时任管后勤的副厂长，是陕北老红军；其母亲叫王枫，三个弟弟亚平、亚欧、亚非。后来，庆华老家的春花姐也转来株冶。张叔叔、王阿姨都是我父母在长沙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时的战友，我们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母亲与王姨情同姐妹。

　　几年后的1969年初，我和妹妹杨峰与庆华、亚平一起，下到了王姨的老家——河北省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插队落户。

　　在株冶时，我对儿时的张亚非印象最深，因为夏天他不穿衣服的和裤子，只挂个肚兜，而且不知是何原因，他的肚子特别圆圆鼓鼓。

　　与我妹妹同班的赵龙生住在我家楼下，与捍平家对门，其父赵英琦为山西人，也是由工程兵预校转业到株冶，时任厂工会主席。龙生的母亲姓景，姐姐叫赵玉娥、妹妹赵玉翠、弟弟赵平生。赵玉翠长得漂亮，后来考入湖南省歌舞团，主跳《白毛女》中的喜儿，后来成长为舞蹈艺术家、湖南大剧院艺术总监，这是后话了。

　　有一年冬天，赵家生煤炉子取暖，不幸煤气中毒，清早被一个个抬出摆放在坪里抢救，还好，全都救过来了。

　　满脸胡渣的赵英琦叔叔特喜欢逗我，经常把我拉入怀中，胡子拉碴扎我的脸，他两条粗腿像钳子一样夹住我，任我使劲也挣脱不了，故我一看见他就怕，赶紧躲远远的。

　　曾江南的父亲是江西人，参加过长征，在株洲冶炼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她与我住同一栋西门二楼右边，江南有曾江峰，曾江心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哥哥和弟弟，我们来株冶第二年，其父就调离了，故与曾家交往很少。

　　我家同栋东门二楼右边是王副厂长家，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铁林、钢林、铜林、锡林，有一个女孩记不得名字了。

　　在二区三栋，还有一位从工程兵预备军官学校转业到株冶的李叔叔，他有个女儿叫李富荣，与当时红极一时的国家乒乓球队二号主力李富荣同名同姓，女富荣年龄比我大，后来我们一起回河北完县下乡插队务农。

　　唐鹤生的母亲姓李，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其父亲是工程师，他家住二区一栋东门三楼。

　　赵舒眉和于文杰住在二区露天电影院旁的两栋，赵舒眉是住六栋，因脸较白，鼻梁较高，男同学背地里称她为“德国鬼子”。

　　于文杰是东北人，长得清秀，双眼下有些许雀斑，住第十一栋，正好在露天电影院放映室后面，她家在三楼最东头，朝南向的窗户正好对着银幕，不下楼就能看，每当放映日，我经常看到她在窗户边看电影，故记忆较深。

　　图为六十年代的株洲冶炼厂子弟学校教学楼，我所在班位于二楼左起第一间教室。

　　图为每天相约上学同行的熊国强同学。

　　株冶生活二区三栋南边是厂奶牛场，那有好多头黑白相间的花奶牛，我第一次看到奶牛，出于好奇，路过时常驻足观赏挤奶工操作。

　　从二区一栋二栋间的路西南行不到200米就是天桥路，学校就在路西侧，进校门后是一块小操场，操场西是一栋坐西向东的二层教学楼，楼梯在正中，上楼后左右是走廊，高年级都在二楼，我班位置在二楼南头。

　　在学校印象最深的事是，1962年，在校操场上庆祝六一儿童节演出时，我第一次上台过于紧张，在台上领衔竟然走错台位，引起哄堂大笑，搞得我不知所措，非常尴尬，从此再也不敢上舞台演出。

　　学校教学楼北侧是“断崖”，下面是厂露天灯光球场，经常有篮球赛在这进行，球场西侧是卫生所、澡堂等服务设施。

　　出了校门沿天桥路往北是一段下坡，步行百米左右是冶炼厂车库，生活用的车辆都停放在此，天桥路再往西北就是去长沙的方向了。

　　株冶子弟学校五年级只有一个班，我和姐姐就成了同班同学。至今还能记住名字的男同学有：熊国强、危宏康、杨捍平、唐鹤生；女同学有张庆华、曾江南、赵舒眉、贺熙林、于文杰。

　 图为谢芳在电影《青春之歌》中饰演的林道静。　

　　那时，每周三和周六是最令人期待的日子，这两晚是放映日，生活二区的露天电影院没有座位，观众都是自带矮凳子入场，很多人下午就把凳子摆上占地方，我儿时大部分影片都是在这观看的，如《洪湖赤卫队》、《青春之歌》、《地雷战》、《小兵张嘎》、《女理发师》、《假少爷》、《今天我休息》《大李老李和小李》、《满意不满意》……等等，数不胜数。

　　那年代也没啥娱乐项目，女生就是边念唱：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边跳橡皮筋。还有在地上画上大小不一的几个方格，将沙包投向方格，再单脚跳着捡回沙包，谁投中多并捡回多则为胜，这叫“跳房子”。

　　男生就是“打油板”、“玩弹弹”。我一放学就到各生活区去翻垃圾，捡来香烟盒子拆开，折成三角板，放在地上用手掌拍，谁拍翻过来就归谁所有，中华、牡丹、飞马、大前门、凤凰等名牌香烟盒的“身价”最高。偶尔若是捡到牙膏皮（铅皮的）就可直接换二分钱。

　　“玩弹弹”则是在地上挖几个洞，用大拇指弹“弹弹”，打进洞者为胜；或者在地面直接用“弹弹”瞄准“弹弹”，谁弹中“弹弹”就归谁，“弹弹”分玻璃弹子和铁弹子，铁弹弹“身价”高，那时，谁要是获得一个轴承，那就喜“饱”了，可以拥有好多颗铁弹弹。

　　还有什么丟沙袋、滚铁环、抓骨头等都是儿童们喜欢玩的简单项目。

　　图为紧挨着株冶生活三区的清水塘火车站。

　　出校门沿天桥路往南，是冶炼厂最热闹的地带，各种商铺都聚集在此，但过了清水塘剧院，往湘天桥方向人流渐稀，我偶尔到湘天桥上，俯看湘黔线上穿越湘天桥洞的火车，桥洞往西不远就是清水塘火车站。

　　那年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提倡自力更生，勤劳的母亲就在屋后草丛中修建了猪圈，养了一头小黑猪，记得猪圈没建好时，猪仔就在家里阳台上呆着，第一次看着萌萌猪，非常有趣。

　　我家还在阳台上喂养了兔子，兔妈妈自己拔毛垫窝准备生产，一窝肉红色的小奶兔让我们姊妹几个兴奋不已。

　　姊妹们很乐意打猪草、采兔草喂养小家伙们，我们常往东走，挎着筐，拿着镰刀，越过京广铁路去采去割，每每都有收获。

　　那时人都吃不饱，那有粮食喂动物，给厂领导的特殊供应是糠饼，可不是喂猪是人吃哦。

　　有天半夜，屋后我家喂养的猪突然嚎叫起来，有人偷猪，全家人都惊醒了，母亲披衣下楼喊捉贼，我们爬在二楼窗户口张望，只见父亲从储藏室衣柜抽屉里拿出手枪，对着窗外大声喝道：“快出来，不出来我开抢了”。吓得小偷落荒而逃。

　　从天桥路清水塘剧院右边往下走不远是清水塘火车站，这是个小站，在冶炼厂生活三区的西面，从这乘绿皮火车可去湘潭或长沙。

　　为响应政府“三自一包”的号召，11岁的我在母亲鼓励下，也做起了生意。我把收藏的连环画塞满书包，带到天桥路清水塘剧院对面的照相馆门前，摆开地摊，吆喝着：看小人书喽，两分钱看一本哦！没想到第一天竟然无本赚了三角六分钱，回来给母亲受到表扬，还得了五分钱硬币奖励。

　　可惜好景不长，摆了两天，父亲知道后，可能是觉得厂领导家属摆摊难为情，便竭力反对，我只好作罢。

　　记得1962年，同父异母的大哥哥志生结婚，与嫂子一同来株冶度假，我们一起去清水塘剧院对面的照相馆拍全家福，不知是谁，是何原因惹了小弟志同，他坐在地上哭着双腿乱蹬，死活不肯照，结果硬是没照成，非常遗憾。

　　株冶厂区位于生活区以南，弯曲的湘江北岸，那有时为亚洲第一高的烟囱，我只跟父亲进去过一次，但没啥印象。

图为株冶的厂工作胸牌。

　　图为12岁的笔者（后排）和小弟志同（前左）与姥爷赵顺合影。

　　1963年2月，母亲带我和7岁的小弟志同去张家口市烈属养老院看姥爷，没带八岁的大弟弟志明一同去，志明因此大哭了一场。

　　这年，记得株冶厂子弟与邻近化工厂的子弟聚众斗殴，还有人被打瞎了眼，一时闹的沸沸扬扬，株冶一帮小孩在住三栋的王守明、王理端，住一栋的李韶山等打架厉害的头儿带领下，冲锋陷阵，自我感觉得胜而归。

　　图为我在株冶的玩伴王守明同学。

　　王守明比我低一届，他给我挺不错的印象，是因他喜欢打抱不平，颇有仗义之气，后来在“动荡年代”中，不到十八岁的守明在去湘潭途中，在白马垅地段因车祸而离世，殊为可惜。

　　守明若在天有灵，得知还有位儿时伙伴在怀念他，他一定会感激，很欣慰。

　　雷锋，1940年12月出生于长沙，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株洲冶炼厂子弟学校闻风而动，这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赴长沙市青少年宫，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全班同学系着红领巾，带上干粮和水壶，一路高歌《学习雷锋好榜样》，那意气风发的模样至今难以忘怀。参观完雷锋事迹展览，在我幼小心灵中播下了“雷锋精神”的种子。

　　雷锋精神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精神；是忠于党和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是立足本职、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做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归根结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争做好事在哪个时代蔚然成风，雷锋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非常怀念那纯洁、朴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图为1963年进入株洲三中时12岁的笔者。

　　1963年8月，我在苦苦等待中先收到了株洲市第三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姐姐通知书没同时来，还以为没考上，她急的哭了，稍后得知自己考入了重点中学株洲二中，才破涕为笑。

　　我被编在三中学俄语的初35班，语文老师张赐恒，他教课文《落花生》、《梁生宝买稻种》等，都挺生动，激起我对语文的强烈兴趣。外语彭春生老师戴着一副满是圆圈厚厚的近视眼镜，眼睛突突的，给人印象深刻。对浓眉大眼，敦实身板的班主任兼体育老师宋振鹏记得最牢。

　　在35班，除了冶炼厂的小学同学危宏康、杨捍平、张庆华、贺熙林、赵舒眉外，能记住名字的还有易静野、苏律宾、李明广、刘安等。我个头较高，与留级男生苏律宾同桌坐在后排，苏同学是残疾人，柱着拐杖上学，但他很乐观，拖着一条腿还跟同学们打篮球，让我敬佩。个子小的女生易静野就坐在我这行第一排，她唇上人中两边汗毛较深，给我留下鲜明印象。

　　李明广也喜欢打篮球，身手敏捷，与我、捍平、宏康常在班上一块玩篮球；刘安的家在我上学时必经之路旁，我常招呼他上、放学同行。

　 图为2020年，我家在株冶生活二区4栋居住了三年的苏式筒子楼（楼龄67年）被拆除。　

　　我上学的路线是从二区四栋屋后向下，经过水塘南行，从刘安家门口路过，跨湘黔铁路线（现沪昆线），再上坡从北面大操场进校。

　　记得操场和教学楼东头是一座木板搭建的厕所，木板地面开凿出一排没有隔板的蹲位，底部就是粪池，非常简陋。令人尴尬的是，因厕所地势较操场低，从厕所屋檐下的缝隙可窥见男女生入厕，不知何时才改变了这不雅观的状况。

　　我在三中初35班只上完了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1964年春，55岁的父亲荣调至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我在初一第二学期开学不久，便转学到了长沙市第五中学（现雅礼中学）。

　　特别记得，得知我要转学去长沙，同样喜欢篮球的危宏康同学告诉我，在长沙逢下雨时可不带伞，因为街头铺面都有宽宽的屋檐遮雨……

　　1964年4月，我离开株洲市三中，转入长沙市第五中学继续学习。

　　回想起来，在株洲的三年，是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形成的重要时期，《学习雷锋好榜样》中的歌词内容影响了我的一生：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放到哪里哪里亮，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紧紧握住手中枪，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