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退休的我，疫情中呆在家里，很少出门。闲赋之余，萌发了撰写回忆录的念头，这样，既可排解无聊与寂寞，又不会浪费宝贵的光阴，还能作为纪念品珍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延长自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忆五味杂陈的动荡年代

　　1966年至1968年，我正值15-16岁好年华，突然迎来一波“史无前例”的动荡，懵懵懂懂之中度过了莫明其妙的两年。

　　1966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突然间，一切都乱了常套。

　　“破四旧”是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它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席卷中国。

　　红卫兵则是大、中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迅速遍及全国。

　　“破四旧”首次出现在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长沙市五中（现雅礼中学）是湖南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创建地，军长是湖南省军区李副司令的儿子李政。

　　那时想要参加红卫兵都要被审查三代，三代必须是“红五类”出身，才予以接纳。我所在的初76班，首批红卫兵是雷大军、李梦奇、赵滨秦、赵洪等几位；因我被查出祖父是地主，就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我是通过在军部任职的李韶红、李韶山姐弟俩才得以入围，这姐弟俩的父亲李砚农是我父亲在株洲冶炼厂工作时的老同事，后任湖南省建工局副局长，姐弟俩很了解我。姐姐安排我在军部搞宣传，给我的任务是，凡有最高指示下达，必须第一时间在校园里，大街上贴刷宣传标语、口号。此外，为军部画游行抬用的巨幅毛泽东版画像，随军部红卫兵纠察队上街“破四旧”，那阵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翻出父亲保存下来的军装，扎上军官用的武装带，套上红卫兵袖章，着实“威风”了一阵。

　　五中老校长郭觉因受不了批斗冲击，含冤跳楼，倒毙在教学楼大门口西侧，宣告五中一个时代终结。之后，全校停课，进入大动乱时期。

　　1966年8月19日后不久，以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打成保守组织，随即被解散，我成了逍遥派，父亲摇身一变，成了“走资派”，我瞬间从天上被摔倒地下，归入“黑七类”，也就无资格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

图为1966年，我在长沙市五中时的学生照。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十六条”出来后，全国的红卫兵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大串联”，四处点火，八方扇风，目的是响应最高领袖的号召，把群众发动起来投入“史无前例”的运动。

　　8月12日左右，我在位于长沙五中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开了张介绍信，证明出身“革命干部”，成为五中第一批外出“革命大串联”中的一员。记得母亲给了我20元人民币，我就独自赴北京串联去了。那时，大串联坐任何车都免费，火车厢里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厕所内，都挤满了头戴各式军帽，身着各式军装，都戴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那人数，那场面比如今春运壮观多了。

　　火车到保定时，上来一队戴首都红卫兵纠察袖章的学生，查验每个人的介绍信，没有出身证明的一律被赶下车，不准进京。

图为1966年，我身着父亲的将校呢军装拍的照片。

　　1966年8月19日，我在五一路长沙市委大楼门前，亲眼目睹了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大批学生静坐示威，要求打倒“走资派”市委书记孔安民。

　　红色政权保卫军随即出动“保卫省市委”，双方爆发冲突。

　　“八一九”事件后，以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被打成保守组织，随即被解散，退出“运动”，我成了逍遥派，父亲也莫名其妙的摇身一变，成了“走资派”，我瞬间从天上被摔倒地下，由“红五类”归于“黑七类”，也就无资格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

图为当时位于五一路的长沙市委、市政府大楼。

　　我第一次串联是1966年8月中旬去北京，第二次串联是1966年11月底去了南昌、杭州和上海。第一次到了北京大学，第一次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第一次游了杭州西湖，第一次逛了上海南京路、外滩、大世界。

　　记得在北京到了北大抄五花八门内容的大字报，到团中央参加“批斗会”；在上海是住在虹口区上海外国语学院接待站，到复旦大学去看了大字报，还特意去了人民广场附近，黄陂北路《围棋》月刊社参观。第二次串联基本上是游山玩水，免费旅游，母亲给带的20元钱花光光，还向接待站借了10元钱。

图为1966年，在家等分配的我和妹妹杨锋。

　　回长沙后，无所事事的我，便下围棋打发时光，我对照《围棋》月刊，不停地打棋谱，学了即用，与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子弟刘群、欧阳振强等，一天到晚“疯杀”。

　　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位于窑岭，有色院的大人们介绍我去该厂，挑战杨总工程师。在杨总家，认识了前去对弈的长沙市一中围棋高手易向凡、梁鹤年，这才知道天外有天。通过梁鹤年又认识了在长沙市十二中就读的杨云杰。

　　梁鹤年师从全国名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函授教师郑定远，1966年，郑老先生动乱中受冲击跳楼自尽，梁鹤年便在长沙，在湖南一枝独秀，无人能敌。

图为1967年，学弈才二年，16岁的笔者。

　　下围棋之余，有色院一帮子弟在原八一队教练窦伟指导下操练篮球，窦教练退役后分到了设计院下属的勘察公司工作。他球艺了得，既教我们技术，又教我们战术，使得有色院子弟篮球队在附近小有名气。我们曾战胜过曙光电子管厂、长沙勘察公司等成人队。

　　记得有色院子弟篮球队训练时，常常比在罚球线投篮，看谁进得多，谁投不进谁就准备自觉站在三秒区内挨球打。站位定在哪，由最后胜利者用篮球撞击篮板，球反弹落地后的点就是其站位，被惩罚者背向篮板站立，主罚者用篮球撞击篮板后反弹“砸人”。主罚者以此为乐，被罚者老实自愿受罚，非常有趣。不过，我经常就是那位主罚“操刀”者，久而久之，球伴们都怕跟我玩这游戏了。

图为1967年，我在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灯光篮球场训练。

　　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坐落在五一路的长沙的中苏友好馆。

　　图为“文革”中的长沙五一广场。

　　十年动荡年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八个样板戏都被拍成电影占据了老百姓的娱乐生活，与百花齐放的文革前影、剧作品比，显得非常单调，不过，精雕细刻的样板戏艺术水平的确高。

图为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老三届”毕业生闻风而动，掀起一股上山下乡热潮。

图为1968年12月13日，长沙市五中（雅礼中学）初76班同学奔赴“广阔天地”前的一次人数最多的合影，后排左二为差一个月便满18岁的笔者。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2日

上进的我枝柳铁建惹风波

　　1973年至1974年，我刚加入共产党积极求上进时，却在湖南怀化枝柳铁建惹出一场风波，

　　49年时光一闪而过，那年头三个月的“战斗”场景仿佛就在昨天，脑海里热潮澎拜，不吐不快。现把这段特殊经历记录下来，或许对后来人会有促进反思的积极意义。

　　1972年，“文革”中的东区政府叫东区革命委员会（现芙蓉区政府），位于长沙市韭菜园路与五一路交汇处东南转角，大门开在韭菜园路。

　　一进门是篮球场，右手是木工房和食堂。左边是传达室，有个原则性极强，不苟言笑的周娭毑在值守。沿着传达室外走廊向左依次是团委和广播站，走廊尽头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二楼地板是木质的，走在上面感觉轻微晃悠，这里面是区工业局和检察院。

　　大门正面是一栋公馆式的三层小楼，是原国民党中将李默庵的住宅。登上几级台阶，进门右侧是财务组，组长宋干非；左侧是秘书组，组长江契苏；再往里是卫生组，组长吴光庆；教育组，组长李友松。

　　办公楼左侧是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组、打字室、档案室；右侧是大礼堂、民政组、知青办等。

　　我刚报到时，区革委会只设各组、室，不久改为了科、室。区革委会由军代表、区武装部副政委彭松柏掌握大权，他胖胖的，一脸兜腮胡，好吸烟，头脑清醒，作报告水平较高，正是彭副政委选中我并拍板将我调入。

　　图为1972年底，22岁的我（左四）调入东区机关没多久，就组织了一次东区职工体育赛事，图为东区革委会军代表、东区武装部副政委彭松柏（左五）和东区革委会文化组组长周定安（左）为获奖单位颁奖后合影。

　　东区革委会领导有周玉清、温樾、郭开明等，都是结合进班子的老干部。文革尚未结束，他们心有余悸，行事都谨小慎微，生怕再次被打倒。

　　我先到二楼组织组报到，组长聂振武瘦瘦的，两只龅门牙格外醒目。他把我领进同楼层东头的宣传组，组长饶学先，还有个副组长黎怡先，组内有位个头高高、戴副眼镜的朱国清老师。

　　宣传组要的是笔杆子，我初中时的作文水平还行，文字功夫只能说过得去，但对机关公文写作套路很陌生，还得多学习、锻炼。

　　分配给我的工作是联系媒体，写新闻报道。说真的，那时，怎么写新闻体裁文章，没一点底，只好看报纸学习，从最简单的消息写起，不懂之处常向同事请教。当我写的第一条消息由文字变成铅字登上《长沙日报》后，我像过年一样，别提多高兴了。

　　图为我为东区宣传组的同事们拍的照片：后排左起陈致强、蒋良敏、郑再；前排左起：黎怡松、朱国清。

　　也许是我文字功底还不过硬，也许是要发挥我的体育特长和组织能力，在宣传组没呆多久，便调到文化组，宣传组调入了戴眼镜的20多岁姑娘成竞。

　　新组建的区文化组（后改文化科）组长周定安，是原湘春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主任，我是进组第二人，为主负责抓全区体育工作。之后，同事们陆续调入，从区税务调来罗华元，为主负责文艺；从区公安调来胡曼芳，负责内勤并协助罗华元抓文艺；调入转业军人秦宏学协助我抓体育。

　　改文化科后，周定安被调离，来了科长刘绍邦，副科长诸梅彦，同时，下属二级机构文化馆成立，陆续从街道办事处调来李武扬负责舞蹈，莫应丰（那时尚未成名）负责文学，伍金辉负责图书馆，谢普负责音乐，何马兆负责美术，这是文化科人数最多的时期。

　　图为我与东区革委会机关同事们合影。后排左起：笔者、张贵德、张德辉、范林森、通讯员、通讯员；前排左起：李尚吉、刘绍邦、谭厚致、胡曼芳、诸梅彦。

　　1973年，我在东区文化科组织的第一项体育比赛是东区围棋赛，那是因为我熟悉围棋，估计参赛人数较少，简单易组织。通知下发后，有15人报名参加，我补单参加了比赛。采用单淘汰赛制，结果罗如钟第一，罗敦辉第二，我竟然得了第三名，第四名曹壮，第五名周锡鹏，第六名李祝双。这是湖南省内文革期间第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围棋赛事，我报道出去后，长沙市的棋友们奔走相告，比赛期间，有的还找上门来观战。

　　这项赛事一直办到1988年我离开东区政府。之后，我陆续组织了全区职工篮球、乒乓球、游泳、象棋、拔河等多项体育比赛。

　　图为我（站立者）在1973年长沙市东区围棋赛。

　　1973年，在东区文化科时，我还兼摄影工作。图为在东区机关篮球场进行的东区职工篮球赛中，我抓拍的运动员突破上篮动作。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是东区篮球队的绝对主力，有“投篮机器”的绰号，有次在长沙锦新棉织厂与该厂队比赛，我一人独得83分，至今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图为我突破防守，低手上篮。

　　1973年11月，我（前排右三）组织的长沙市东区男、女篮球队参加完长沙市篮球赛后合影。领队秦宏学（前左四）、教练季国雄（前右四）。

　　图为1973年，长沙市东区乒乓球队荣获长沙市职工乒乓球赛团体冠军合影。后排左二李方，右二笔者；中排左三罗小珂，中排右二袁群英；前排左一彭度。

　　1974年7月，我（后排右二）带领长沙市东区游泳队参加完长沙市游泳比赛后合影。后排左一梅华，中排左起：文卫敏、周建国、杨威；前排左一罗小珂，左二王惠。

　　1972年刚到东区革委会时，我是共青团员，1973年初，东区团代会召开，我作为机关团员代表之一，当选为东区团委委员，书记潘培德，副书记彭业文，委员还有区公安局的谭培基、府后街办事处的李杰等。

　　从长沙市五中读初三时开始，我就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特别羡慕已是共青团员的班长、团支部书记杨建凯等，也递交过入团申请书，可因“文革”爆发而没了下文。

　　我加入共青团是1971年，在长城汽车修理厂，介绍人是团支部书记曹德君。刚到东区革委会组织组（部）报到时，组长聂振武就鼓励我政治要求上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没多久我就向区机关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那时，我背负压力，压力主要来自家庭。父亲1938年入党，母亲1943年入党，都是老共产党员了，他俩都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从小教育我们姊妹积极上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到1973年，我们五姊妹中，在农村的妹妹杨锋，在部队的大弟志明，在长沙港务局的姐姐杨冲都已入党，只有我和在十二中读高中的小弟还是党外人士，不由得有了紧迫感，倒不是我政治觉悟有多高，主要是不甘落后的劲头在不停地激励自己，自我加压。

　　1973年9月，我终于被批准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介绍人是我所在文化科的科长周定安和同事秦宏学。

　　入党宣誓是在东区机关办公楼一楼小会议室，那种神圣、激动、骄傲、自豪的混合感受至今记忆犹新。

　　“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每个党员的座右铭。这不，入党不久的我，按党的指示，旋即卷入身不由己的“政治漩涡”。

　　图为1973年7月，政治上要求上进的笔者在东区图书馆读《列宁选集》。

　　1973年，世界经济在飞速发展，中国正处在动乱的“文革”后期。

　　那时，若想加入共产党颇为不易，要接受党组织的严格考察、考验，只有各方面优秀分子才会被吸收入党。

　　新党员都有一种光荣感、自豪感，入党后政治、工作热情空前高涨，都想争作贡献。按那年代的政治标准，我属于根红苗正，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梯队干部。

　　正当我踌躇满志，决心以出色成绩回报组织的培养、器重时，一场猛烈的风暴平地而起，成为我人生的又一转折点。

　　1974年初至同年6月，席卷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迅猛展开。

　　我作为一名新党员，自然而然坚决听党的话，自觉积极投入这场运动。

　　1974年春节过后，东区区委组织部部长聂振武郑重找我谈话，正式交给我一项光荣任务：到枝柳铁路建设长沙指挥部带学生修铁路。

　　聂部长介绍说，这是市委根据省委的统一布署，有计划的培养年青干部的举措，故区委研究认为你符合条件，这是对你的考验，也是锻炼的极好机会，希望你能把握好。

　　聂部长还特别强调，到了铁建单位，要积极投入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新党员、年轻干部要在政治运动中经受党的考验，锻炼成长。

　　接受任务后，3月1日，我很兴奋地赶赴怀化，到铁建长沙分指挥部报到。

　　分指组织部门向我简单介绍了有关情况，重点介绍了分配我前往工作的23连，说23连的是学生大多是湖南省商业系统干部、职工子弟，都刚出中学校门不久，很单纯，很好带，要注意发现其中的好苗子予以培养。

　　对修铁路的艰苦环境我早有思想准备，也曾有过近两年的知青插队落户经历，对累与苦不大在乎。对于即将面对比我小5岁的，刚踏入社会的学生群体，我也有信心带领好，因为我是挺受青年人欢迎的文体干事嘛。

　　长沙分指23连是由城市待分配的高中毕业生为主组成的特殊铁建队伍。上路时，他们大多十七八岁，刚刚离开学校，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是名副其实的“娃娃兵”。

　　“娃娃兵”们和他们家长大都认为，修铁路毕竟是临时性任务，修完后肯定会分配工作，不像“上山下乡”到农村，可能一辈子务农。他们正是有了这一股“原动力”，才安下心来修路。

　　图为1975年，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七营23连全连在靖县合影。

　　按照军事地理区分，我国的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南、西北地区为三线。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1964年秋季开始，三线地区便拉开了大规模的建设序幕。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我边境地区，制造了珍宝岛等事件。中苏之间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出于对战争危险性的严重估计，一度因文革影响而滞缓的三线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再次掀起了高潮。

　　枝柳铁路北起湖北枝城，南到广西柳州，全长855公里，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战备工程。

　　枝柳铁路湖南段全长583公里，分给长沙分指挥部的第一期任务是修筑怀化段，从竹田到牌楼约6.5公里的路基。

　　1973年2月，湖南省召开了全省应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同意长沙市“安排去三线修铁路两千人”。

　　根据这一安排，1973年3月起，由长沙市知青办统一组织，从省直和中央部属在长单位的干部职工子弟中，动员和推选出500名左右应届高中毕业生，组建成长沙铁建分指挥部21至23连。

　　1973年6月16日，23连到达筑路工地——怀化市中方县竹田乡大溪湾。

　　我是23连进工地9个月后才报到的，记得是谢连长和杨国建战友为我引路，接我从分指挥部步行前往23连驻地，我看了看母亲专为我此行买的瑞士表，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才到23连连部。

　　令我感动的是，战友们早就在连部为我铺好了床，是铺的稻草。

　　谢连长向我一一介绍了带队的叶指导员，何副指导员、黎副连长等干部，还特别介绍了学生团支部书记廖纯华，学生副连长谭密林、尹建新，连队学生文书廖莉亚等。

　　我当晚就要了全连的花名册，开始熟悉，并努力背下来。第二天，在谭密林、尹建新领引下，到各排、班转了一圈，初步认识了周江、王力为、张曼平、曹维国等学生干部。

　　因去女宿舍不方便，加上连部分工女学生由何勇副指导员管理，以至于对男生的印象明显深于女生。

　　在男生中，又对张曼平、罗浩、查小东、邹祖惠、侯世平、李进等有文体特长的活跃者印象更为深刻。

　　记得不久我就用23连人员名字创作出一段快板，如“…苗春莉，有气力，于纪才，放肆抬，…”等台词，在连队晚会上献演，一下子就吸引了战友们的注意。

　　我的篮球打得不错，技术都是五十年代八一黄队的老教练窦伟传授的，来连队之前，曾是长沙市东区代表队主力，绰号“投篮机器”。还是篮球一级裁判员，这些特长在连队有了用武之地，乐于组织学生们工余进行篮球赛，与爱好篮球运动的战友打得火热。

　　通过这些努力，我迅速与战友们打成了一片，取得了大家的认可，为开展之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那时，修筑铁路路基主要靠人工肩挑背扛。用竹箢箕装土，担到打好的石灰线内，堆到高度约20-30公分，再由直属连队的师傅开着履带式拖拉机把土压扁压紧，一遍又一遍，一层又一层，直到将山沟和凹地填满，形成平整的路基，再在路基上铺上道渣、枕木和铁轨，这样就完成了一段段铁路。

　　工地上的技术活则是用炸药爆破，开山采石、取土，打好炮眼，装填炸药，然后引燃爆破。爆破完，山崖上会留有悬石和浮石，需要人工上去清除；如果有炸点未响，则要排爆。这些活需要胆大心细和专业技巧，在直属连队师傅带领和指教下，爆破班的战友都熟练掌握了这些技术。

　　图为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七营21连的战友在工地打炮眼。

　　那时全是人力施工，爆破后全靠手握工具挖，用肩挑，共产党员和干部是必须要带头吃苦的，我还是经过下乡锻炼的知青，但修路的劳动强度大大超过了我干过的农活，担了一天石头下来，肩膀红肿，动都不想动，疼得不行第二天也必须咬牙坚持担，决不能当孬种。

　　那时男战友挥汗如雨，拼命苦干就不说了，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女战友，与男战友同样的劳动强度，像学生女干部尹建新带头奋战，颇有小老虎劲头;咋咋呼呼，雷厉风行的廖纯华，身材高大的苗春莉，身材娇小的黄进学，皮肤偏黑的伍年芝，还有胡丽湘、康惠兰、王辉明等战友，印象都深刻，她们特别霸得蛮。女子排还与男生排每每展开劳动竞赛，每次都热火朝天，每个人都不甘落后，真是既可爱又心疼她们。

　　回想起来，23连给我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纯洁、朴实、好学、上进，能吃苦，敢拼命，情深，谊长……

　　正是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把战友们凝聚在一起，值得我们一辈子守候与珍惜，也希望能传承给后代。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在23连，还孕育出了爱情的结晶，祝福邹祖惠/刘玲玲，敖忠宇/夏以建，我好生羡慕，23连优秀女战友太多太多，如果再给我多点时间，没准风华正茂的我也能有所收获呢。

　　在23连有个遗憾：酷爱围棋的我竟然没能与会下围棋的黄长泰、杨松手谈过一局，当时的确不知道他俩也会下围棋。

　　记得我刚到23连时，因腰细肩不能挑重担，一天8小时劳动下来，腰酸腿痛，痛苦不堪。但作为带队干部，必须吃苦在前，只能咬紧牙关硬挺。

　　我手磨出血泡，肩膀磨破皮。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好在先前在河北农村干过，在汽车修理厂炼过，劳动效率提高很快。

　　连队生活是艰苦的，高强度的劳动与艰苦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反差强烈。连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人每月津贴26元，其中伙食费15元，零花钱11元。粮食每人每月定量45斤还行，副食和蔬菜却难以保证。生活物资主要由长沙市供应，每人每月0.25公斤食油，0.25公斤猪肉，干菜、海带成为常备菜。

　　为了改善生活，连队成立了蔬菜班，自己养猪，自己种菜。

　　我在长沙东区机关是文体干部，特别注意丰富连队精神生活。我连队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写了快板和三句半参加表演；我连还建有简易篮球场，连队的文体生活非常活跃。

图为长沙分指挥部直属连队的女战友在推翻斗车运石料。

　　我一直没有忘记党组织赋予的使命：把“批林批孔”运动之火点燃。

　　经过10多天认真思考，我找到了突破口。

　　谭密林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干部，思想进步，有主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处处带头，在学生中很有威信。

　　我把自己对运动的整体构思全盘亮给他，没想到一拍即合，一双手由此紧紧握在一起。

　　艰苦的修路之余，我通宵达旦，起草了引发“强烈地震”和“燎原烈火”的大字报：《大方向错定了》。我与谭密林署好实名，于3月21日在长沙分指挥部驻地贴出。

　　在这篇大字报出来前，长沙分指挥部驻地也有人零星贴出了几张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批林批孔运动在此显得冷冷清清。

　　这篇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大字报为何能引发轰动效应呢？

　　《大方向错定了》的主要论点是：认定修铁路不是上山下乡，省市有关部门说修铁路属于上山下乡是背离了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方向，是逃避上山下乡运动，因而大方向错定了。

　　如果仅仅是这个观点，还不足以引起轰动，关键在于，既然修铁路不是上山下乡，那这批学生去向何在？

　　《大方向错定了》提出：修完铁路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正是这一提法捅了马蜂窝，严重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学生及家长们毫无思想准备，按预定计划，这批学生修完铁路就会推荐上大学或安排工作，绝没有上山下乡之说。

　　大字报影响力持续发酵，学生与干部人心浮动，分成两派用大字报展开大论战，“批林批孔”运动的火被我和谭密林点着，熊熊燃烧起来。

　　图为1974年6月，23岁的我（右）即将离开23连返回长沙东区革委会前夕，谭密林、杨国建（左）与我合影留念。

　　图为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七营二十三连三排九班战友们的风采。

　　随后，问题也来了，除23连外，其余连队一批人无心修路，还有的溜回长沙，修路进度一度受到影响，长沙分指挥部非常为难。

　　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吗？现在“革命”起来了，生产怎么还下降了呢？长沙分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决定“灭火”，分指挥部组织找我谈话，让我停止论战。我实在想不通为何组织出尔反尔，我有足够的理由驳回让我停战的指令。

　　《大方向错定了》之二、之三、之四接连贴出，火越烧越旺，矛头直指当时湖南省委安排学生修铁路的策划者、组织者，有关方面领导坐不住了。

　　上级便下令紧急将我召回做工作，我很不服气，在父亲带领下，到位于五一路的市政府大楼，与当时的长沙市委书记张厚理论，张书记称此事不是长沙市的决策，你们去省里反映情况吧。

　　接着，父亲又带着我到了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孙国治的家里，当面求说法，那时我年轻气盛，刚进机关不久，根本不了解机关的行事风格和潜规则，言辞激烈，当证实了省委的确是准备安置这批修铁路的学生时，我更坚信自己观点是正确的，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孙国治无可奈何对父亲说了句：“你得好好管管你这儿子了。”

　　省、市有关领导都说服不了我，只好采取组织措施，6月20日通知长沙市东区区委将到“三线”还不到四个月的我紧急召回。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历时半年的“批林批孔”闹剧，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干预下被叫停了。

　　我与一大批听从最高指示，服从党领导的普通党员也就偃旗息鼓，马放南山了。

　　短命的“批林批孔”运动对中国社会没有进步意义。幸而毛泽东主席及时察觉运动走偏方向，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成功拨乱反正。

　　我经历了这出闹剧，和由这场闹剧惹出的“风波”，回顾动荡岁月中反复无常的政治争斗，我深深感到自己政治上太幼稚，有股被愚弄的感觉。最大收获是政治上吃一堑长一智，渐渐走向成熟，并由此下决心远离政治斗争，专攻学术——围棋。

　　也正是从这一转折点起，我为湖南围棋呕心沥血，奋斗了48年，屡有建树，十分开心。

　　图为我父亲杨林，因为父亲支持我的观点，我才有据理力争的勇气。

　　我因东区党组织“锻炼新党员”的政治因素来到23连，又因积极参加运动而惹出政治风波离开23连，如今回忆起来真是无奈又无趣。

　　但是，23连连队和战友们留给我的全是美好的记忆，我在与战友们劳动、生活、学习、娱乐中非常开心，度过了难忘而充实的三个月。

　　回首在枝柳铁建短暂时光，有几点深刻的体会：

　　一是在三线修铁路很有必要。当时苏联在边界陈兵百万，并威胁对我国动用核武器，展开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是国防的需要，战友们为国防建设贡献了青春和力量，必须肯定。

　　二是“批林批孔”闹剧干扰了三线国防建设。1973年至1975年，全国正处在文革动乱时期，极左思潮还笼罩华夏大地，专心抓生产建设被视为右倾，“四人帮”企图搞乱三线建设，幸亏毛泽东主席紧急刹车，才未酿成大祸。

　　三是应届毕业生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是国家的损失。修铁路的战友是否知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没有了继续读大学深造的机会，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与无奈。

　　四是对于初踏社会的铁建年轻战友来说，二年多的修路经历价值很大。结识了战友，丰富了阅历，锻炼了体魄，磨练了意志，作出的贡献就是其价值所在。

　　五是就我个人而言，这场风波让我彻底警醒，深刻认识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养成了遇事独立思考的习惯，转而集中精力专攻学术，也才有了在围棋方面的突出建树。

　　除此之外，因为每位战友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尽相同，下路后的经历也各异，对三线铁建这段经历认识很难完全一致，这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珍惜这段在艰苦环境中建立的纯真友谊和感情，这才是战友们今生今世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末了，对因各种原因辞世的杨国建，贾新民，吳钟铎，高建伟，张洪峰，熊力，胡丽华，刘代瑜等战友表示深切怀念，他们永远与23连同在。

　　图为我与23建学生副连长谭密林战友离别时，密林送给我的笔记本，并题词留念。

　　至1974年7月，长沙分指挥部建成枝柳线怀化段竹田至牌楼6.5公里的路基，完成土石方60多万立方，这里洒下了23连全体战友的心血和汗水。

　　随后，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转战靖县，一年后，从1975年9月起，各连队有计划、有步骤地陆续下路，下路之前，有的战友经推荐，到大学或中专学习；回长沙的战友，很快被全部分配到长沙市第二轻工业局、第二商业局等所属单位工作。

图为枝柳铁建所发的笔记本。

　　图为建成通车后的枝柳铁路怀化中方段竹田隧道。

　　2018年6月14日，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办公室工作人员电话告诉我，有位自称是你的老战友找你，等她发来信息一看，原来是枝柳铁建23连二排长周江，真是喜出望外。

　　6月15日下午的遭遇更是神奇。

　　我在外办事出来，边玩手机边登上公交车，准备参加在时空大厦召开的23连45周年庆典工作会。

　　车到窑岭南，我以为到了黄土岭南，下车后发觉错了就赶紧换乘104路。

　　车至长岭南时，随意往站台一瞥，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脸庞跳入眼帘：谭密林，我的亲密战友。当密林登上车的哪一刻，我顾不得在公共场所保持矜持，大声喊到：谭密林。密林闻声一眼认出我，我俩不顾一切热聊起来。

　　当车从曹家坡站驶出后，聊得火热中的谭密林突然呼叫起来：“廖莉亚！”我一抬头，与莉亚近距离打个照面，三人如此巧遇在一辆公交车上，只能说是上天的刻意安排。

　　攀谈中，了解到密林住原长沙兵站附近，莉亚住省水利厅，我在文化宫，尹建新在湖南化工设计院，胡丽湘住窑岭鸿铭中心，都在韶山路一条路上，南北相距也就一公里，真近啊！

　　工作会上，团支书廖纯华汇报了筹备工作情况，与会者都感受到了她与周江、胡丽湘、刘小兵等战友辛劳或慷慨的付出。

　　次日，尹建新自驾送我、密林、莉亚、丽湘去和道源五星山庄，一下车我就认出了站在会场门口与其他战友攀谈的查小东，因为他是文体积极分子，住在原文艺路原省政府大院，与我住的长沙有色冶金研究设计院仅一路之隔，在记忆中偶有相见，加上其姓氏太少见，且几十年来相貌没啥变化，故记得很牢。

图为2018年，67岁的笔者与战友谭密林（左）再相逢。

　　2018年6月16日，时隔45年时，枝柳铁建长沙分指第二十三连建路四十五周年纪念庆典在长沙举行。

　　岁月冉冉，时光如梭，转眼23连的战友们都步入老年，但在聚会时却感觉不到老气横秋，见证的是女战友们花枝招展，芳华再现;男战友们朝气蓬勃，风采依旧，23连仍然是生机勃勃的优秀团队。

　　步入庆典会场，疑似踏进婚庆殿堂，宽敞明亮的大厅布置得富丽堂皇，穿过镶满玫瑰花的吉祥拱门，踏上铺就葵花向阳图案的T台红地毯，但见整个舞台装扮得热烈、喜庆、大气。

　　会标高悬在舞台上方;两条反映全连战友心意的竖幅张挂在舞台两侧。

　　右幅：二十三连凝聚青春奉献说干就干三线会战此生无怨无悔。

　　左幅：四十五载聚会说来就来战友重逢激情再燃当年芳华依然。

　　一面火红的巨幅连旗张开笑脸在门口迎接络绎不绝的战友，正是这面凝聚着青春与汗水，深情与厚谊的英雄战旗，召唤着四面八方的战友。

　　在连旗上签上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为自己是优秀的23连一员感到骄傲。

　　在与战旗合影的那一刻，脑海里不断闪现挥镐破石，挑担如飞的热烈画面，接连叠映战友们年青的脸庞…

　　负责签到接待的战友是欧向群，记得她还有个同胞姐姐欧向真，记忆中，23连还有一对姐妹叫樊西和樊和平，但人脸真的对不上了。

　　战友们陆续抵达会场，很多人多年后再见非常兴奋，左一群，右一堆，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在战友们心头…

　　瞧，那不是高大的苗春莉吗？那不是娇小的黄进学吗？还有皮肤显黑的伍年芝、气质特别的王辉明等女战友因有特点，我都一眼即可认出。

　　其他女战友除了接触多点的廖纯华、尹建新、廖利亚、康惠兰等连排干部以及胡丽湘、王莉等外，其他虽名字大多还记得，可就是与人对不上号喽。

　　男战友中，张曼平二胡拉得棒，担任开福区文体局领导时与我工作有交往，挺熟悉。邹祖慧篮球打得不错，曹维国管伙食，后来又与我在公安的朋友们熟悉，侯世平画画不错，印象都挺深刻。

　　约半数男战友只要说出姓名，我脑海里就会跳出其年青时的面容，并迅速比对成功，像赵晓琨、裘明凯、黄跃、颜永谊、李进、李亚辉、敖忠宇等莫不如此。毕竟40多年了，各人历尽风霜，变化太大，这次见面之前，走在路上也不敢相认。

　　图为笔者与23连女战友们大合影。

　　图为2018年6月16日，时任一排长的张曼平（右）与笔者喜相逢同框。

　　其实，严格算来，这是25年后大多数战友再相见。

　　早在1993年，我已从东区政府调入新建的长沙市工人文化宫，担任文体部部长。廖纯华找到我，请我支持23连建路20周年纪念活动。

　　我二话不说，坚决支持，免费提供会场，并亲手书写会标横幅，还为部分战友提供了卡拉OK、跳舞等服务。

　　25年来，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庆典活动也有条件“高大上”了。这次由于有了刘小兵资助，庆典活动又提高了档次。

　　在此，祝愿23连战友们多加珍重，健健康康光临2023年23连建路50周年庆典。

图为笔者与23连连排干部合影。

作者：杨志存（时任枝柳铁建长沙分指挥部七营二十三连副连长）

2022年4月13日

鱼塘街，悲喜交加的岁月

　　1975年至1976年，我作为长沙市东区政府工作组成员，在东区解放路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蹲点”，其间收获满满，且悲喜交加，是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

　　回忆录写到1975年，47年前的一幕幕不断在眼前叠映、闪现，回味无穷……

　　图为1975年，24岁的笔者。

　　1974年7月，23岁的我由怀化枝柳铁建23连回到东区革委会文化科后，潜心抓好自己的本职体育工作，率先组织了东区职工乒乓球赛，从中选拔选手组成了东区乒乓球队，在东区机关食堂展开训练，准备参加长沙市的比赛。

　　男队员有李方、彭度、梅华，女队员有罗小柯、袁群英，我担任领队，为了提高球艺，我还于1975年春，带队去武汉观摩全国乒乓球赛，全队队员相互间逐渐加深了友情。

　　但是，万万没想到，区乒乓球队一对男女队员却上演了一幕爱情悲剧。

　　男主角叫李方，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市乒坛名将、东区乒乓球队男子一号主力，时年22岁，是东区红光卡具厂工人，一表人才，是典型的美男子，性情温柔，母亲是小学教师。

　　女主角罗小柯，女队一号主力，时年25岁，是东区大众无线电厂工人，圆圆脸庞，尤其是一双大眼睛格外迷人，性格稳重。俩人在乒乓球队的恋情比较隐蔽，以至于出事时，让全队大吃一惊。

　　出事那天，李方的母亲告诉我，李方已自缢身亡，要找罗小柯问责。我十分震惊，出于保护队员，我向其母简单问了问情况就急忙找罗小柯了解实情。

　　小柯哭成了泪人儿，为防再发生意外，我赶紧让女队二号主力袁群英守住并安慰她。

　　原来，当李方向母亲征求意见时，其父母都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罗小柯年龄比李方大，李方说服不了母亲便做出傻事，以死抗争，于是出演了因父母干涉而导致的爱情悲剧，令人唏嘘。

　　经此变故，东区乒乓球队丧失主力，实力大减，男队由长沙市各区、局乒乓球赛团体冠军队跌出前六名。

　　图为1975年，我（后左四）带领长沙市东区乒乓球队赴武汉观摩全国乒乓球赛后，在武汉长江大桥边留影。后排左三李方、左五梅华、左七彭度；前排左二袁群英、左三陈志红、右一罗小珂。

　　1975年，东区革委会卫生科由卫校分配来一小伙子，年龄比我小点，个头与我差不多，浓眉大眼，男子汉味十足，因他也喜欢打篮球，我们就常在一起玩，渐渐聊得挺投机，发展成一对形影难分的“油盐坛子”。他叫章湘伟，成为我在东区机关无话不谈的最好朋友。他似乎比我成熟，也很稳重，记得位于浏正街的东区医院招收了一批医护人员，其中不乏漂亮姑娘，每逢东区机关与东区医院篮球赛时，这支青春靓丽的拉拉队便出现在机关球场，引起我和湘伟关注和议论，我俩还时不时相约去东区医院看望篮球队主力小安，实际上是“窥探”姑娘们，每每心情很愉悦，那时我们都还单纯，懵懵懂懂，最终也都没有“爱”的结果。

图为东区医院的姑娘们在排练文艺节目。

　　1974至1975年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天津小靳庄的新闻、通讯、诗歌等，推广小靳庄的经验。 小靳庄便因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全国。

　　小靳庄这个不到两百人的生产队，居然产生了二十个诗人被重点培养，三十人的文艺宣传队日夜排练，时刻整装待发，准备演出。

　　那阵子，模仿小靳庄十件新事，人人学唱革命样板戏，个个讲革命故事，人人创作顺口溜、三句半，风靡一时。

　　东区革委会在全国学习小靳庄热潮影响下，指示由秘书科牵头，文化科为主打，组成工作组，下到解放路办事处鱼塘街居委会先行试点，搞出一个学习小靳庄的典型，再以点带面，向全区推广。

　　我和同科的胡曼芳、罗华元都被选入工作组，进驻鱼塘街居委会，发动居民开展文化活动。

　　胡曼芳年长我六、七岁，相貌端庄，气质佳，穿着很得体，一般不大喜欢交谈，给人冷面孤傲的感觉，我俩同事间关系挺好的。罗华元比胡大姐年龄要大点，个头矮小，一脸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眼睛特别有神，能说能写，工作能力较强，我们三个人合作很愉快，他们都叫我“小杨”，这对“大哥大姐”都挺关照我的。

图为1976年，东区政府文化科成员参观浏阳县文家市后留影。后排左起：谭厚致、刘绍邦、笔者、罗华元；前排左起：聂婆婆、胡曼芳、诸梅彦。

　　鱼塘街位于长沙市中心，南临解放路，西连黄兴路八角亭，东通蔡锷路，北傍五一路，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居民密集棚户区。

　　那时，麻石铺路的小街小巷密密麻麻，路两侧尽是低矮的木板屋，砖木房。居委会办公室在一栋二层的木屋中，既是办公地也是手工作坊，屋内有好几台压塑机，从漏斗加入塑料颗粒，由机器慢慢加热熔化塑料，再手工从模具中压制小塑料制品。

图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长沙市鱼塘街。

　　居委会女主任叫吴石明，约40多岁，矮胖胖的，人很朴实、善良，她有两个女儿，家住后鱼塘街二间光线昏暗的木屋，我是她家的常客。

　　居委会还有一大批诸如姚外婆、王娭毑等50岁以上的婆婆姥姥，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她们发动、组织起来，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对于文化低、毫无文艺细胞的她们来说，这的确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儿。

　　区工作组成员分头挨家挨户摸底、宣传、动员，开居民大会发动，渐渐打开了局面。

图为鱼塘街居委会主任吴石明。

　　我根据鱼塘街的历史与风情，创作了大量诗歌、顺口溜、三句半、快板，指导婆婆姥姥背诵，帮助她们排练，组织她们在街头巷尾演出，搞得热热闹闹。

　　看着婆婆姥姥披红戴绿，化妆抹红，或扭来扭去，或用长沙普通话念台词，或敲锣打鼓的认真劲儿，笑得前俯后仰，把这些从未登过台的婆婆姥姥塑造成这般模样，敢于在大庭广众中演出，总算是完成了任务，要说艺术效果嘛，那就免提喽。

　　别说，在鱼塘街还真藏着一条艺术“大鱼”，那就是湖南花鼓戏大师、《刘海砍樵》的原始主演，刘海哥的扮演者何宗保先生。我把他给请出来为妇女们排戏，演得还真有模有样。

　　1975年底，我们在东区革委会礼堂组织了一场鱼塘街文艺宣传队汇报演出，包括吴石明主任在内的一大批婆婆姥姥登台演出，引起轰动，全区街道学习天津小靳庄的热火就此被点燃。

图为我（后右）与吴石明（前右）和她的的大女儿（中左）、小女儿（前左）以及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的周天然（后左）合影。

　　1975年下办年，各地又兴起办“社会主义大院”的热潮，根据东区区委指示，区工作组转而在鱼塘街开展办“社会主义大院”的试点。

　　所谓“社会主义大院”就是打破户与户间的壁垒，增加人际间交流，形成团结助的和谐氛围，通俗点说就是通过“大串门”传播精神文明。

　　那时，城市街道很少有高楼，绝大多数是平房。往往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自来水站，淘米、洗菜、刷锅、洗碗等大多都要排队。平房方便，没有楼层和防盗门阻挡，邻居端着碗，可边走、边吃、边聊，吃饭串门两不误，人情味十足。

　　在鱼塘街，一到夏天，各家都把竹板摆到街道上纳凉，喜欢串门的索性在自家门前拉出一盏电灯，摆上一个方桌，拿出两副扑克开打，围观者众。

　　东区区委在鱼塘街进行办“社会主义大院”试点，就近分片成院，选举产生院长，有组织的开展文体活动。

　　如今，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和智能手机普及，逢年过节礼节性“串门”，也大多被短信、微信所取代。尽管网络问候同样是拜年，但比起“串门”面对面来，人情味则寡淡了许多。

图为鱼塘街社会主义大院七院组织的“图书室读书心得汇报会”。

　　1975年6月18日，长沙市东区区委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到武汉硚口区汉正街，参观学习办“社会主义大院”的经验，图为我与参观团在武汉长江大桥边合影，第三排左五是笔者。

　　在那段紧张劳累但“火热”的日子里，我还经历了一场似是而非的“初恋”。

　　居委会有个青年专干叫罗宜成，22岁，身材瘦瘦，娇小，她患有高血压病，常头昏，属于病退青年在居委会留用那一类。

　　小罗形象普通，开始我还没怎么注意，后来发现她埋头苦干，不讲闲话，工作认真负责，交办给她的工作都能出色完成，而且能与婆婆姥姥们打成一片，关系还挺好，颇受区委工作组的好评，我也就多关注了她。

　　渐渐，我察觉她看我的眼神很特别，充满了柔情蜜意，还不时泛起红晕，弄得我也有了些许心慌意乱的感觉，慢慢还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愉悦感受。

　　她主动邀请我去她家作客，甚至大方到主动叫我手持水瓢淋水，协助她洗头发。说实在话，我长这么大，还真没为一位姑娘如此近距离服务过，握水瓢的手不由自主颤抖，感觉很不自在。至今回想起来，竟然还能体会到当年的那种尴尬。

　　更奇怪的是，她总愿意与我在一起行动，尤其是加班工作晚了，在居委会办公室，我不回家她也不走，老喜欢陪着我。渐渐，周围人都似乎看出点什么，不时冲我诡谲一笑。

图为后排左一是罗宜成，前坐者是吴石明主任。

　　罗宜成是位好姑娘，我对她的确有好感，但我的底线是：作为刚入党不久的年轻党员，不能早恋。只好努力克制自己不越线。

　　终于，吴石明主任向我来挑明了，说是罗宜成喜欢我，问我的意思如何。说实话，当时虽然春心有些萌动，还是没有想谈恋爱的强烈冲动，主要还是怕过早谈恋爱影响工作和进步。此外，小罗并不是我有爱感的那类女性，也没有一见倾心的感觉，只是不反感吧。

　　我向吴主任明确表达了现在不想谈的意愿，没想到她竟然长叹一口气，连忙说，小罗身体不好，有严重高血压，我看也不适合。

　　后来，姚外婆对我说，吴主任想收你做女婿，我这才明白吴主任那声长叹的含义。吴主任是一番好意，可她大女儿正在读高中，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后来听说，吴主任选择了解放路街道办事处的周天然做了女婿。

　　可能是吴主任向小罗转达了我的想法，罗宜成之后见了我明显躲闪，疏远，渐渐也就回归正常了。

　　我俩手都没碰过，没一起看过一场电影，也没有发出任何言语表达“爱意”，也没互赠那怕一丁点礼品，只是一切尽在两对眼神慌乱交换，两对脚彼此靠近而不想远离中，这也许就是“似是而非”吧？

图为在东区政府办公楼前，我与鱼塘街居委会主任吴石明合影。

　　1976年1月8日，东区工作组正在鱼塘街居委会开会，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会议顿时休止，会场哭声一片，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1月15日，北京追悼大会那天，鱼塘街居委会和区工作组在所设周总理灵堂前同时追悼，我主持追悼仪式时泣不成声，感觉从来没有如此悲痛过，我对周总理的崇拜与敬仰发自内心深处，怀念泪水不断涌出。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我没有如此强烈悲痛的感觉。

　　7月28日深夜3时，冀东地动山摇，唐山大地震爆发，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地震持续约23秒造成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

　　我的9岁侄儿亦坤和11岁侄女亦男都死于非命，嫂子被砸成重伤，大哥因在外地出差而躲过这一劫难。

　　一时间，举国悲哀，谁知，还有一次大难正在逼近……

　　1976年9月9日，下午三时，我正在中山路新华电影院看电影，放映途中，影片中止，银幕后的喇叭里突然通知：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接着，放映继续。到了四点，电影再次中断，喇叭里响起低回的哀乐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共中央……沉痛宣告，……毛泽东同志逝世。

　　听罢，我只觉得脑袋翁翁作响，人傻傻的呆着，影院里响起抽泣声，我默不作声走出影院时，感觉秋风顿起，落叶飘零……。

　　东区区委为毛泽东主席设置了灵堂，安排我做司仪，接待人民群众吊唁，我带着哭腔一遍又一遍重复：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伟大的……三鞠躬……。

　　图为东区团委组织团干部到韶山缅怀毛泽东主席，前排右一为笔者。

　　我臂戴黑纱，在毛泽东同志故居前肃立悼念。

　　这一年10月，全中国迸发出被压抑已久的巨大能量，骄横跋扈的“女皇”，阴险狡诈的“军师”，穷凶极恶的“棍子”，无德无能的“草包”束手就擒，人民载歌载舞，欢天喜地，期待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图为东区文化科正积极筹备欢庆演出，我们分头到基层单位去挑选节目，我在东区医院审看节目并拍摄照片。

　　在党中央领导下，结束了“十年动乱”，迎来了拨乱反正，举国安定团结的新时代。

　　各项工作都逐渐走上正轨，图为26岁的我（前排左）策划了东区首届街道运动会，在浏正街小学举行，获得圆满成功。

作者：杨志存

202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