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田往事》 第二十一章 跃进时代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五八年的反右整风运动实际上在五七年就开始了。最开始的是百家争鸣引蛇出洞，即开展对社会主义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进行大辩论，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就是关门打狗。
五七年十一月，县里组织全县的中小学教师共668名在一起集训，教育界的整风和反右斗争正式开始。这个时候会特别多，我经常开会到深夜才回家，秀芳也开会但不会像我回的那么晚。吃口热饭躺下睡觉，上炕进了被窝我都会和秀芳谈起我们开会的情景。
这些天晚上，我上了炕，又说起了领导启发对党和政府提意见：“有啥说啥，爱党就要和党交心。王校长今天的找我谈话了，让我把对党的看法说出来"。
“你提意见了吗”秀芳问。
“我反复的想了想，对党实在是提不出什么意见来”。
我对校长说：“我尽管是富农出身，在旧社会我们家也是生活困苦，大多靠老母亲一个人做零工养活我和妹妹，还要经常受到封建大家庭的压迫，而且生活动荡，吃不饱穿不好。是共产党来了，生活安心，我们家现在两口人上班，两个人每月工资合计都接近80多元了，有了现在的幸福家庭，我对党没意见”。
一直到运动最后我都没提出什么意见。不是不好提，是真的从心里热爱党。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哪个时候开始阶级划分越来越扭曲化。但不管怎么说，有过参加“反动三青团”的经历（尽管没参加过任何活动，仅仅是填过一张表格）也是对我的工作开始产生了影响。我开始感觉到了家庭成分和历史问题这个包袱的沉重。
在五八年三月一日（即正月十二）四女儿出生起名金波之后。这个家庭已经有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了，大女儿李笑梅后改名金平，二女儿精工，改名金华，儿子和平，三女儿金东和小女儿李金波。一个非常美满的大家庭。
这年四月二十八日，县里组织首批干部下放农村的欢送大会，我主动报名， 结果被调到大孤山乡中心小学做教导主任。 五月十九日全县又进行了誓师大会，说是要贯彻总路线，要求全民大办钢铁。各家各户把钢铁都拿出来上交单位。此时候我正在大孤山上班所以没有要求回家上交钢铁，因为很少回家。每次回来就会和偷偷的和秀芳讲下面的事情，比如乡里如何把各个合作社收集来的铁锅铁钉等，都拿出来炼钢，可是炼出来的钢什么都不能用，都糟蹋了。一边说着一边叹气，恨自己没有炼钢的知识不能帮助什么，秀芳却和我说，你有历史问题，不要掺和这些事情，否则出了问题会有人说是故意破坏的。
大跃进开始了解放后中国农村的第一次狂热，县里四月发动两万人会战，马车一千多辆，短短四个月修建完善了寿山、石门和欢欣岭水库，到八月基本告一段落。由于农民很多都去修水库造成田地荒废，加上天灾，粮食开始大面积减产。
我到大孤山中心校上任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即一九五八年七月，一纸调令我就被调回到伊通师范筹建函授部。当时的函授学习是引进苏联的经验，属于新生事物，我自己首先参加了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的本科函授学习。
这一年，二叔的小女儿李玉也到县师范读书，师范住宿条件比较差，所以经常到到家里来，有时候就吃住在这家里。小玉三年后师范毕业后回到当地的小学教书，很不幸的是，因为感情问题的磨难，小玉工作的时间不长就自尽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家里人都唏嘘不已。懂事的小玉到底为什么寻短见，到现在也没人说明白，只是大家猜测可能是因为感情问题。
从这一年开始，天灾人祸降临到了这个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从五零年五月开始的粮油定量供应制度，这个时候开始显示出了威力，自由市场基本上买不到粮食了。由于家里经常有农村的亲戚来，这些亲戚大都是母亲的兄弟姐妹们和他们的孩子。他们住的距离县城远，到县里办事都是要在我们家里住一夜的。来了客人母亲总是想着给客人做些好吃的，这样孩子们就很少吃到细粮了，更不要说吃肉了。亲戚来的多了就相当于多出一两个人，家里的供应粮就根本不够吃了。那个时没肉少油，孩子们就吃的就更多。一个个稀粥野菜把肚子撑的溜圆，可还是吃不饱，孩子们饿的眼睛发直。秀芳把她的供应粮迁到了职工合作社的大食堂，都是在单位的食堂吃饭。
有一次秀芳下班，路过粮食加工厂时候看见有门缝飞出来谷糠，赶紧收好用手帕包起来拿回家。金平、金华和今东看见妈妈拿回来吃的都高兴坏了，母亲从家里菜地摘下几棵小白菜，放了点盐和谷糠一起炖。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吃，母亲眼泪汪汪。这哪是人吃的东西啊，过去都是喂猪的！结果第二天孩子们拉屎拉不下来，一声声妈妈的哭叫。
这件事直到去年秀芳后来不知道念叨多少遍，说自己苦了孩子。
《大田往事》 第二十二章 小儿子
时间到了1959年。
国家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困难时期，粮食紧缺的原因，各种商品都开始定量供应。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五个孩子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有主流舆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思想，马演初被打成了右派。想不生孩子都没办法，只得堕胎。我和秀芳都忙学习和工作，而且生活的压力太大，不想再生孩子了。尽管了各种避孕措施，还做了一次人工流产，但秀芳还是又怀孕了。医生说不能再做人流了，否则对身体伤害太大，这个就得准备生下来了。
现在常听人们提起的“挨饿那年”是指的从五七年到六零年这三年。母亲活着的时候，每当孩子们说起什么什么不好吃之类的话，就会招到她老人家的一顿唠叨，根据往往就是“挨饿那年这个你能吃到吗？你们就是吃饱几天饭撑的！”
“挨饿那年”就是地狱生活的代名词。到现在我时常想起提起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心如刀割痛苦得眼睛含泪。那个是和平刚刚上小学不长时间，一个春天的早晨，早饭做的是苞米面大饼子，能不吃菜多面少的窝头在当时这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苞米面大饼子做了三个，能吃饭的孩子们每人一个，大人只能喝一锅稀稀的白菜玉米面糊糊。当时家里五个孩子就和平一个儿子，很是娇惯。他吃了自己的大饼子后，又偷偷的拿起老二金华的饼子，偷偷掰了一半放到书包里，想要拿到学校去吃。结果被金华揭发，秀芳让和平拿出来，可这小子死活就是不拿，后来被秀芳硬是给掏了出来还给金华。和平哭着去上学，秀芳眼中含泪，看着他从后道走远，那渐渐远去的哭声牢牢地刻在我们做父母的心里，那是流血的刻痕，痛啊！那不过是半个玉米面的大饼子，现在看几乎可以忽视，可那个时候要是给和平拿去了金华就没有吃的了就要挨饿，都是身上的肉，在娇惯他也不能饿了别的孩子啊。
这一天晚上，我和秀芳在家吃了晚饭去她娘家。这个时候秀芳已经有七个月身孕了，孕期反应本来就挺重的，又吃不饱饭更不用说营养品了，饿的走路发飘，身子浮肿。腿更是浮肿的发亮，她额娘看着心疼。见我们进屋，就小心翼翼的从柜子里拿出一小包东西，“你看这里面什么”她神秘的说。
打开小包后看到的是大约多半碗的煮黄豆。这个挨饿的年代，半碗黄豆的珍贵程度是无法想象的。秀芳说：“额娘，你身体不好你吃吧”。
“我这肺气肿也是老病了，不碍事。你怀孕带孩子不能饿着。再说了，这些年你也没少往家拿钱，我这看病的钱都是你出的”。她又喘了一会气，又接着说：“这黄豆能利尿消肿，赶紧吃了吧”。
从这天起没几天时间秀芳的腿浮肿竟然神奇的消退了，身体也好了起来。这浮肿其实那就是饿的。大人没吃的还带个孩子，营养跟不上啊，秀芳后来经常说：“要是营养跟上生下的孩子也许能更聪明些”。
这期间我还是在伊通师范工作。其实是在筹办伊通师范的函授部。一年后，函授部走入正轨的时候，教育局没有委派新的师范副校长兼任函授部主任。我以普通教师的身份从事所有一切具体函授部主任的工作，这是因为此时经过反右和三反五反，政治气候又开始了风云变幻，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又开始突显出来，我这种人是不能被重用的。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秀芳早晨吃完了饭就要去上班的时候，感觉肚子开始疼，于是对母亲说：“妈，我可能要生了。”
母亲赶紧张罗着到县医院找接生的大夫。又找人通知她额娘。还要烧开水，预备被子。金平金华还有和平都在上学，家里还有两个没上学的五岁今冬和三岁的金波。
大约上午十点半钟，里屋传来了婴儿嘹亮的的哭啼声，金波和今冬好奇的扒着里屋的门缝往里看，母亲正抱着一个肉嘟嘟的小娃娃，笑的合不拢嘴：“是个小子啊，我的小孙子”。
这一天我正带着学生在大孤山支农，秀芳弟弟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是中心校的王老师接的，王老师赶紧找到我告诉了我这个喜讯：“大田，你媳妇给你生了个儿子！”
我高兴坏了，心中那个美啊！
出生后重要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赶紧上户口，当月的下半个个月上户口就可以多得半个月的口粮定量，所以必须要抓紧上户口。上户口了才想起该给孩子取给名，叫什么呢？这天没在家，母亲去上户口的路上遇到东院的邻居谢家的老二。谢成文老师，好歹也是个有文化的人啊。谢老师说就叫艳平吧，你看今天是清空万里，艳阳高照啊 祝愿孩子能一生平平安安。于是这个孩子就起名艳平。
（为这个名字的事后来艳平这小子冲我严重抗议了多年，说经常有人从名字上判断他是女孩子。可他是男孩子，怎么可以取个女孩子名呢？为这他到上中学的时候，我才给他改了成现在的名字）
艳平百岁照。去照相哪天，都走到半路了，看见今东气喘吁吁的跑上来，说是她奶奶让带上这个咣了棒玩具。
这是61年6月6日去长春函授时候的照片
《大田往事》 第二十三章 六十年代初期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早些时候，县里只有伊通一中这样一所招生名额有限的中学，初中高中是在一起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县里决定成立伊通县民立中学（简称民中），给初中毕业后想继续深造而又无法到县一中就学的孩子找个出路。
教育局把筹办伊通县民立中学的事情交给了我，我是以教导主任身份开始这项工作的。可惜这个学校办了三年就由于政策原因停办了。
民中的位置就是现在的伊通县满族高级中学那个地方。而满中的前身是伊通十中，艳平也是伊通十中毕业的。而伊通十中的前身是伊通师范，伊通师范前身是伊通县半耕半读师范。
我是白手起家建立起民中的，在一片空地上起基盖房。 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家有大约两公里，开始的时候每天我都是步行 去上班，每天路上都要花费大约40分钟，要是刮风下雨时间会更长些。后来为了上班方便买了自行车。
后来我工作大部分的时间就固定在了民中这个地理位置，即使师范再次重建的时候也离这里不远。当然中间一段时间走“五七”道路下放除外，但也是大体这个方向上。
这里说几句关于家里设备的题外话。当年家庭的财产除了房子外就是著名的“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
那个时候的自行车就相当于现在的小汽车了，算是有点奢侈品的含义。我买的是“国防”牌子，脚闸的而且还是加重的，是个从一个熟人手里买的二手八成新的自行车。咱这个国防牌自行车就是属于比较豪华的了。这个自行车几乎跟随了我后半生，出了不少力。
我们家还有一个让全家人自豪的就是秀芳的缝纫机，那是“无敌牌”的上海出产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名牌。还有一个就是一台四波段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收到短波，是四叔从外蒙回来的时候给带的。那时候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收听新闻联播。孩子们还喜欢听《小喇叭》节目，听电影和听广播剧。
老大金平因为没能考上一中也去了伊通民中。其实金平平时学习还是挺不错的，从来不让人操心。在班级还是学习委员，可是偏偏每每考试成绩就上不来，结果就不得不上了民中。民中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公立学校，国家提供一部分学费，学生家长交一部分学费，另外一部分要靠学生打工筹集。秀芳哥哥家的大女儿文媛也是读的这个民中，她比金平晚了一年。民中的学制也是高初中连读的四年制学校，可惜在运营到第三年的时候即1965年就下马了，然后这个学校转变为半耕半读师范学校，金平就成了师范生，直到文化大革命停课。金平的同学我有刘桂成和彦世凯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师范也解散了。
艳平曾经和我讲过他对我这个工作过的地方的最早记忆，说：“那年（不知道哪一年了，也许是65年秋天，也许是66年秋天）的秋天，哥哥带着我去找爸爸，走过了伊通河的小木桥，后来就是在大秋收后的大地上行走，走了很远的路，翻过了两条很深的新挖的大沟就到了父亲的学校。学校只有两排砖瓦房，我们到教室里去，教室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围着我们两个，然后说这是大田老师的孩子”。
呵呵，从他的话中你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大概情况。
那个时候我和秀芳工作都比较忙，晚上经常开会加班，所以母亲是家中的核心。提水做饭不说，家中九个人加上妹妹秀春家三口人的棉衣及大部分棉鞋以及夏天的单鞋都是母亲做的，此外还有一大家人的棉被的拆洗也都是母亲做。只是到了后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可以自己洗衣服的时候，这些工作可以不再用她们奶奶做了。
无论是单鞋和棉鞋，一个重要工作是做鞋底。做鞋底首先要有材料，材料就是自己做的“阁帛”（这个发音，具体怎么写我不知道），不用说家里的每一个布条，哪怕是路边见到的布条母亲也要捡起来拿回家。开春如果天气好，母亲会把外屋的门板卸下来，用面粉做成的浆糊把这些碎布一层一层的粘起来，晾干做成“阁帛”。这“阁帛”就和现在的三合板一样的，只是层数多一些，一般应该是7-8层吧。做鞋底的时候是要把这些“阁帛”根据要求的厚度摞起来，再用麻绳纳在一起。麻绳也是大都是母亲自己纺的，就是用骨锤系上麻丝吊在房梁上不停的旋转，做成麻经缠成一团，再配成麻绳。
母亲很少有没事的时候，总是不停的干着干那，只有拿起她长长的大烟袋锅抽烟的时候才会停下来，那个时候母亲会盘腿坐在炕头，两眼望着窗外，吧嗒吧嗒的吐着烟圈。
家里平时九口人，我和秀芳带着艳平睡在北屋小炕，还好没太挨挤。母亲领着其他的孩子们睡在南屋大炕。一直到后来金平出去工作了，艳平大了也和哥哥姐姐们挤大炕。
大炕的东头是家里最大的家具--大坦箱，里面放着全家人的换季衣服。大炕一个挨着一个睡，晚上上厕所回来就得费很大力气才能挤回原来的位置。家里经常来乡下的亲戚，来人了艳平就还得回我们的小炕，或者其他孩子们就去邻居家找宿。
小的时候都是艳平的姐姐们带着他玩。
大约是四周岁左右吧。有一次，金华指着金东金波还有邻居的几个小姐姐对他说，你看我们都是女的就你是男的，一会我们上街去不能带你，因为你是男的。他一听就哭了，嚷着要跟去。于是金华就告诉他说：“要去也可以，但你要变成女的”。然后继续说：“我给你扎上小辫，抹上口红，然后你要大声喊三句“我是女的！”，就可以了。这个傻小子就照做了，然后他们后来带他上街。这种恶作剧姐姐们没少做！成了她们姐弟的笑谈。
甚至做饭的时候他的姐姐们拉风箱就把他放在在风箱上面，你说她们就不怕他掉到大锅里把我给煮了？
艳平是我们最小的老儿子，在他奶奶的宠爱，我们的溺爱，他姐姐们的关爱下慢慢长大懂事。
六一年开春，我在南壕外偷偷开了一小块地上种了点玉米，打那会开始就不再挨饿了。
说真的，我的爱好比较广泛。绘画，毛笔字，唱歌我都能摆弄几下，手风琴和管风琴也都能上手。没办法啊，这么多年当教师做教导主任，这些都得董，有教师请假了得给他们代课，音乐课美术课也得代。至于毛笔字吗，每年过年周围邻居家的春联都是我帮他们写。我也高兴这么做。
在民中工作的时候，我又结识了杨树唐、颜景泉、周志强、宋治国等老师，这些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成为了我的朋友。从民中一九六五年八月转为半耕半读师范开始，我就降为副教导主任使用了。因为从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开展以来，由于我的富农成分和三青团的背景，自然而然的被划归到阶级异己分子。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的上班，小心翼翼的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彻底的靠边站成为普通老师了。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浩劫，我带着我们的家庭就如狂风暴雨中大海里的一片树叶，漂浮着.......
《大田往事》 第二十四章 秀芳的娘家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秀芳的娘家土改后就把土地都上交给了农会，由农业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之后就属于永兴四队了。还是种菜为主，口粮地不多，所以这样的生产队都叫菜队。
菜队也是生产队当然挣工分。正常干活一天是10分，也叫一个工。按照工作量不同，一天少了六分，多了能挣12分。每年年底结算看一个工多少钱，一个工是10分这样就能算出一 分是多少钱了。菜队年底结算，按照每个人的工分总额分粮食分钱。
正常的劳动力每天都要上工分配一天的工作，个人有事要请假，否则扣工分。按年成不同一个工分合几分钱到几毛钱不等。但不管你挣多少工分，年底也分不了多少钱。
六零年秀芳爷爷李金山不幸得了翻花疮，皮肤溃烂生蛆。这种病现在叫鳞状皮肤癌，好在没有痛感，六二年开春不久去世，活到88岁。老人一生都是勤劳肯干，冬天出门粪筐和铲子走哪背哪，都是顺带捡粪。夏天更是小锄头不离手，把家里的菜地打理的井井有条。这老爷子哥几个都活到80多岁，在那个时代算是相当长寿的。
前面说过，秀芳的大哥喜林过继给了那位为李家园子这个大家庭操劳一生而终身未娶的二叔做儿子，此时早已结婚。
二哥喜生也是有了两个女儿文媛、文辉和一个小儿子，不幸的是二嫂在文辉两岁的时候（1955年夏），怀孕期临产时因脑出血去世，生出来的还是男孩也没保住。几个月后不满两岁的小儿子也随之夭折。二哥喜生曾经又续娶了一个媳妇，一起过了不到两年终因性格不合离婚（据说离婚的时候那个媳妇已经怀孕，真假不好证实）。
喜生国高毕业后最开始去通化煤矿上班，两年后辞去工作回到县里。刚解放的时候曾经在政府的粮管所工作，负责收粮过磅，时间不长感觉压力太大害怕担责就又辞职回家务农了。他结婚的早就家里三间房东边的一间半。
秀芳的三弟喜荣也是早已结婚，媳妇是额娘的娘家侄女。此时也已经有两儿两女四个孩子了。他最初也是加入了职工合作社，后来安排到了土产公司上班。他们一家人紧挨着母亲房子东面盖了两间房。
小弟弟喜昌五八年到长春邮电机械厂做学徒钳工，那个时候是大跃进的年代，很多长春的工厂都来伊通招工，十七岁喜昌就和几个伙伴去了这个厂。进厂后就是学装配，也没什么手艺，工资也不高，但总算能自己养活自己了甚至还能寄些钱贴补家用。
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秀珍还在上中学。
可见这个时候秀芳娘家实际上是额娘、阿玛、喜昌和秀芬四个人。阿玛是读书人不善农事，挣不来多少公分，额娘常年气管炎，逐渐加重成了肺气肿。尽管打针吃药都是秀芳负责还另给不少零花钱，终究干不了重活。所以生活上还是比较拮据的。
邮电机械厂距离秀春住的房子不是很远。喜昌赶上下班早没事也会到他的这个姐姐哪里去玩，秀春也尽力拿好吃的招待他。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啥好吃的呢？
有一天秀春像变戏法一样往暖瓶里放了一把大米，然后装上半壶滚开热水。半小时后，两碗香喷喷的大米粥就倒了出来，这两碗大米粥让喜昌回味了好多年。挨饿的年代，两碗大米粥感觉格外的香。
可是1960年工厂下马，城市户口的可以留下来调配到别的厂，喜昌是菜队的属于农村户口，不能留在长春，只得恋恋不舍的离开工厂又回到生产队。虽然只在长春邮电机械厂工作了一年半，但在他的人生中确实是值得骄傲的一段经历。
回来后喜昌就又去跟着师傅学木工。三年下来，一般的木工活也都能拿得起来。记得还给我们家打了一对木箱，是华曲柳的木头，箱面刷上清漆亮亮的透着漂亮是木纹很是漂亮。因为会木匠手艺，所以他在生产队也不是总是干农活，也时常出工干木工，这样家里生活略有好转。和平艳平也经常欺负老舅给做木枪做冰车，所以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喜昌结婚的比较晚，为他的婚姻额娘没少操心，最后是后院四婶给介绍了伊丹娘家侄女才娶上这个媳妇。秀芳后来经常和喜昌开玩笑说你这个媳妇就是我和喜荣给你抢过来的。因为最开始四婶本来是想把这个娘家侄女雅琴介绍给三叔家的喜臣，由于消息走漏被额娘听说后，就告诉了秀芳。秀芳又找喜荣一商量，两个人就卖了水果点心去四婶家，好说歹说先介绍给了喜昌，然后竟然成了，然后就订了婚。
六六年过了年就开始筹备，端午节前结婚。那个时候结婚任然很简单，就在自己家院子里放席。那个时候物资紧张，但还是尽可能的让酒席丰盛，猪肉炖粉条，四喜丸子，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就是炒豆芽，炒蒜苔，等等自不必说。结婚的前一天，秀芳和阿玛带着艳平还有喜荣家的中波去挖坑市场去买调料，人多拥挤就把艳平给丢了。他哭着找不到妈妈，被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看看到了，就问他哭什么，他说“走丢了找不到妈妈”，那个人问他知道不知道家住哪里，艳平就告诉他知道，说“我家住圈楼南边”，于是那个人就把他送到家。为这个事，母亲对秀芳很有一件，说没看好孩子，要是丢了怎么办。
喜昌的新房就在他们家的西屋北炕。额娘和阿玛还有秀珍在南炕。缺了被子秀芳就把家里一床一直没用的蓝底红鳳的被子拿去送给了他们。
不长时间，额娘和阿玛就到东屋和喜生大哥一家一起住了。
六六年冬月二十六，久病的额娘在睡梦中突然去世。
这天早晨天还没亮，喜昌就敲开了我家的门。进来后我和秀芳在小屋都还没起床。喜昌一屁股坐在靠墙的凳子上，对着秀芳也不说话，秀芳急了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说：“姐啊，额娘病重了。”秀芳一边哭着一边穿衣。等下地穿鞋的时候，他就又补了一句“额娘死了”，顿时秀芳放生大哭，跟着喜昌就走了。我也随后起床，给艳平穿好了衣服。告诉了我的母亲发生的事，然后带着艳平去额娘家，看见额娘已经躺东屋的地上了，脸上蒙着一块白布。
额娘去世后阿玛和喜昌家一起过。
《大田往事》 第二十五章 伊通记忆
本来是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可是今天这一章我却是无法再用父亲的口吻说事了。因为他老人家见的比我早也比我清楚，所以这里我只能说是我心目中的伊通记忆。
在我朦胧的幼年记忆中，伊通城是一个多湖泊的小城，还有一条宽阔的伊通河紧贴着城北蜿蜒而过。那个时候的伊通河夏天从来不会断流，母亲还曾经带我们这些孩子到河里洗澡玩耍。母亲知道那个地方的水深，会带我们到浅一点的地方，能到我的腰那么深吧。说是河里洗澡，其实就是到河里玩，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抓鱼了。姐姐们两个人拿着用纱布做悄悄的走到靠近河岸有蒿草的地方，然后猛的抬起纱布，就能看见几个银光闪闪的小鱼在上面跳跃，我就赶紧递上装了水的罐头瓶，把小鱼放进瓶里，看着小鱼在瓶里游来游去高兴极了。依稀记得河里还有一条木船，那条木船拴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一根横跨两岸的天线上面。船上通常都没有人，我们总喜欢爬到船上玩。
冬天的时候北大河是孩子们的天然滑冰场，宽阔光滑的冰面吸引着这些野孩子们，在上面滑冰车、抽冰猴，滑滑板。可很多的时候，河面并不光滑。
伊通县城水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多的小湖泊，北方人就叫大泡子。我的印象里，老四小学那有个大泡子，现在电影院的位置有个大泡子，县医院西有不是很大的泡子，县政府东那个泡子最大，泡子的中间还有一个小岛。另外一小学东北位置有个泡子，老实验小学的那个大运动场的东北有个泡子，老二小学北面的地方有一个泡子。夏天的时候，整个县城蛙声一片。
我们家住的地方距离县里的城隍庙的西边，距离不远，小的时候依稀能听到城隍庙房顶风吹铃铛的声音。那个城隍庙后来成了伊通镇政府所在地。县里的西门外有个尼姑庙，名字我不知道，下面的这个图是我从网上找到的庙门口的三统牌楼照片。据说里面有几个碑碣。
据说是“建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为当时知州朱兆槐所立。碑楼为青砖碑楼，硬山式、瓦当、鸱吻皆备，面额依次镌刻“细柳威名”、“镇守功高”、“甘棠遗爱”4字。”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拆除。《伊通县志》记载：原伊通县城西门外(今木器厂大门西侧)竖有七统石质九孔透龙碑。自西而东，面向南依次排列。西四统建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其中一统是为伊通河首任分防巡检张云鹏而立，其余三统碑身早已残破字迹模糊，不知为何人所立。东三统建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东一，为统领杨诚明所立；东二(中)，为吉林将军长顺所立；东三，为知州朱兆槐所立。碑楼面额依次镌刻“细柳威名”、“镇守功高”、“甘棠遗爱”4字。各碑均建有青砖碑楼，硬山式、瓦当、鸱吻皆备。碑座雕成龟状。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全部拆除。今仅存长顺将军德政碑碑身，碑高1．96米，宽0．86米，厚O．2米,上为浮雕云龙纹饰，下为海涛纹，左右边上均浮雕云龙珠，碑正面阴刻碑文。原伊通县城西门外(今木器厂大门西侧)竖有七统石质九孔透龙碑。自西而东，面向南依次排列。西四统建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其中一统是为伊通河首任分防巡检张云鹏而立，其余三统碑身早已残破字迹模糊，不知为何人所立。东三统建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东一，为统领杨诚明所立；东二(中)，为吉林将军长顺所立；东三，为知州朱兆槐所立。碑楼面额依次镌刻“细柳威名”、“镇守功高”、“甘棠遗爱”4字。各碑均建有青砖碑楼，硬山式、瓦当、鸱吻皆备。碑座雕成龟状。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全部拆除。今仅存长顺将军德政碑碑身，碑高1．96米，宽0．86米，厚O．2蛆米i上为浮雕云龙纹饰，下为海涛纹，左右边上均浮雕云龙珠，碑正面阴刻碑文。
我记忆里是推倒的几个石碑，姐姐们带着我去玩，坐在光滑的石碑上，当时上面的字我不认得。那个庙就在西门外道北，后来啤酒厂的位置。里面的尼姑被强迫还俗，一个人住在原来那个庙位置的道南。和我们儿时玩伴大春的姑姑家住东西屋。老尼姑整天牧羊而生，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不知道都想什么。印象很深的是好像尼姑的头发从来不洗，都一块一块的，在她身边有一股很重的羊膻味。现在想来也许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方法吧。
在西岭顶上据说还有一座小庙，可惜我没看见过。据说当年的伊通还曾经有过清真寺，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李想写过一篇文章描述了伊通老城的过去，那篇文章应该是他听自己母亲口述写的，比较详细。我现在转过来共大家参考。他是这样说的：
“记得早年伊通城区很小，主街只有三条，说是主街也只是相比较而言，街路既不宽敞也谈不上笔直。其走向大概是这样的：西起西门，就是现在欧陆印象小区和祥和家园小区处，当年道北是木器厂，道南是永丰大队队部。由此拐了个小弯儿向东延伸至现在的伊通大街工商银行处，早年道南是百货一商店，道北是皮革社，薄铁社。这条街那时叫正阳街（西街），文革时期曾改名叫做反帝街。这条街路堪称主要街路，汇聚了许多机关单位、商家店铺，什么法院、银行、武装部、税务局、客运站、一商店、副食商店、糕点小铺、老头商店、天庆堂药店、豆腐社、粮食车队、胡家大车店等都在这条街上，还有汽车修配厂、印刷厂、食品厂、白酒厂、服装厂等工厂。
沿着此街继续东行就到了当年伊通城最热闹的去处，名曰“洼坑”，是那时伊通的商贸中心，诸如“积盛宏”药房等老字号都在此。这条丁字小街很短，充其量也就有一百延长米，但却汇集了饭店、旅店、副食店等多家商铺。印象中道东有人民饭店、副食店，道西有合作饭店，南面横头是回民饭店。这里每天都有许多人在路边出售自家生产的蔬菜瓜果以及自制的日用品，吸引了小城居民和周边农民前来采购。每到节日前夕，这里更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著名的“三眼井”就位于洼坑北侧，国营饭店当年做的冰棍用的就是三眼井的水。那里也被称为挖坑上头。再往北就是奔北大河去的路东有个于棉花坊，再往北过壕有一个约两米宽的木桥横跨伊通河，每年到了雨季那个桥就淹没了只剩个桥廊格露出水面。过桥就是过去叫的河北便出城了。
从一商店往南有一条新开路，顾名思义是伊通解放后修建的。沿街有理发店，破铁铺，刻字社，钟表修理店，还有县立幼儿园和物资局。
在现在电信和华生那个十字路口，有一个高约二十几米，塔顶有一个大的五角星，塔身呈四棱状的木质结构，塔基是水泥建筑，称为胜利塔，是为纪念伊通解放修建的。那是伊通县的地理中心，是标志性建筑。但是，由于那时城区人口少，车辆更是少的可怜，因此，丝毫看不出车水马龙的壮观景象。该塔大约在文革后期被拆除。
从胜利塔往南，印象中是不太宽的土路，道东是 一大溜红砖墙，里面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人们熟称为“县大院”。道西依次有迎春饭店、电影院、工人俱乐部，其他大多就是平房区了，住着城里居民，零星散落着小铺、金瘸子轧面坊等。再往南道西分别是县医院和一中，这里也就到了小城南门了。当年伊通镇内的几条土路夏天都被农村来的牛车和马车压得很深车轱辘沟，开春雪化之后的稀泥都磨鞋帮子。上班都得带饭，带鞋。凡是骑自行车的后面都带个铝饭盒，走着上班的都拎个装饭盒的布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80年之前。
胜利塔往东有一条路延伸至大剧院，为永宁街（东街），文革期间更名为反修街。这条路散落着邮局、浴池、崔家大车店等。街东头道北的大剧院，在那个年月可是伊通小城最大的建筑物，始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是县评剧团（文革时改名为文工团）的演出场所 。印象中在这里曾看过上面演出团体来此上演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于无声处”等话剧。文革期间，大剧院是伊通最火的地方之一，因为经常有各公社的文艺汇演或文艺调演在此演出，每天里面都人满为患。每有演出，门口都有“棒子队”把守大门【当时叫伊通县民兵指挥部，成员是各个工厂抽调出来的人】。那时的我们为了能看到演出，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以能进去观看为荣。尽管冬天挨冻夏天“桑拿”，人们也是乐此不疲 。
向南正对着大剧院的就是当时著名的柴火市。买柴卖柴都去哪个地方，当时非常红火。
胜利塔往西的路一直通到现在的客运站的地方。路北是物资局，路南是迎春饭店，再往西是废品收购站，然后还有地方戏院。地方戏院是个长筒子的平房，东房山开门。我从来没看见里面唱过戏。
再一直往西，小的时候对县城印象较深的有这么几处：在西门木器厂北侧，有个娘娘庙，里面住着尼姑。文革时，其中一个尼姑被遣散到永丰一队放羊，这个放羊的尼姑和我的小伙伴姑姑素云做邻居，去他姑姑家是经常看到，这个尼姑后来留了长发很少洗都粘到一块了，味道很大。
再往西紧贴着的就是一条南北公路了。往南道东就是胡家车店，那条公路往南不远就转弯向西通往公主岭通往粮库五一方向了。如果不转弯向南就通往门家屯，而往北就是通往西茅桥。
西门外临街路北，是大名鼎鼎的“碑碣子”，一溜牌坊，青砖垒砌，青瓦盖，飞檐斗拱，古色古香。大概是七个错落有致的拱洞，每个拱洞中立着一座石碑，由大石龟驮着。石碑正面刻着碑文，至于刻的什么字，当年还没念书的我就不得而知啦。可惜的是，这座伊通为数不多古迹，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小将们给毁于一旦，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在的县宾馆斜对过，老伊通镇政府的位置和原建设局的位置，分别有庙宇一座，具体是什么庙有点儿记不起来了。印象比较深的是“县大院”东侧，也就是现在农贸市场的位置，有个人工湖叫青年湖，湖水面积大约有二万平方米，中间有两个人工小岛，岛上被一些人种上了玉米和蔬菜，湖上鸭鹅嬉戏，每到夏季引来许多居民来此纳凉，到了冬季人们还可以在此冰上运动。
当时伊通县比较有名的是圈儿楼【现在的人民银行西南角】。圈楼其实不是楼，是一圈红色的砖瓦房。朝鲜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联合国军打到了中朝边界线，朝鲜的高官家庭有一些就住进了圈楼里，据说这个圈楼当时就是专门给他们盖的。整个圈楼的建筑面积大约有1万平方米。七十年代对圈楼进行了重建改造，改造成了一趟趟的瓦房。
圈楼西的那条路一直往北可以通达伊通街（西街）我，当时的法院就在西街挨着这条路的位置，大门朝北。伊通消防队也挨着这条路背面紧靠法院，但消防队的大门是朝南开的，与圈楼斜对角。
圈楼后面这条路一直往西就又通到了伊通街。这个斜插的三叉路口往西四十多米的道南就是老客运站。
圈楼西面那条路的路西是土产公司的水果窖。
毡子社【现在的林业局位置】，亚麻会社【现在的西双桥往北过河，原示范三队西面】、毛桥【现在的西双桥往北伊通河上，是1937年前后由日本人修建，1975年前后拆除】。相信六十岁以上的老伊通都是耳熟能详的。
六十年代的箭亭子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华。箭亭子的位置大约距离当年的四粮店不太远吧。据说清光绪八年清政府在伊通河渡口设立了州城。那个渡口就靠近箭亭子。“箭亭子”商贾云集远近闻名，还作为满族人习武、比箭的场所，繁盛一时，当时就有“十个营城子，不如一个箭亭子”的说法。后来由于伊通河的水道变迁以及河水减少不再通船，没了渡口的依托，交通不再方便了。刚解放那阵也还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呢，后来就逐渐衰败。估计现在的年轻人都没几个知道箭亭子了。
当年的伊通小城，方圆也就这么大，临街基本都是平房，印象中只有洼坑西侧道北的积盛宏药房和位于现客运站东侧道北的国营二副食商店是两栋小楼，再有就是原三商店附近有一个私宅小木楼。街面的建筑物多年一贯制，你即使离开几年，再回来看到的街面几乎还是老样子。看来“日新月异” 这个成语，对早年的小城是不适用啦。后来，随着上个世纪1974年贯穿东西的一条新路，即现在的中华路的开通，小城市容才逐渐有了变化。”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胜利塔的西北方向贴着物资局的围墙有一大排布告栏，县里所有的重要公告都要贴在那里。胜利塔的周围是比较宽敞的地方，晚上的路灯很亮。
老一商店。
说是“老”但也是相对的老。更老的一商店还是一层的瓦房。这个二层楼是1972年翻盖的。
《大田往事》 第二十七章 金平与她的奶奶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金平读的是半工半读师范，正好应该是66年暑期毕业。可是突如其来的运动中断了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她也被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那个时候的人一样被洗脑，怀着对领袖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投身运动，只要是主席说的都是绝对的真理，不容置疑。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还有右派分子都是时刻要颠覆主席的领导，必须把他们揪出来批倒批臭。学校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兵团，她的家庭成分是富农，这在当时叫“成分高”,只是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说法还没那么多，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但只是要跟在红卫兵们的后面。
有一天她带回来几块带有小人的很漂亮浮雕的青砖回家，放到门前的小墙上。她奶奶问这是哪里来的，金平说跟着同学们今天去破四旧了，把西门外的大庙给砸了。她奶奶大惊失色，说怎么能做这种事，让她把砖送回去，但随后她奶奶长长的叹了口气，告诉金平说：“罢了，以后再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了”。按照当时的说法庙属于封资修的东西，不砸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有几个普通的人能违反潮流呢？金平不去不等于别人不去。几天时间，全县范围内的所有寺庙无一幸免。
大串联的开始的时候因为家里成分高没能去上。但当出身好的红卫兵的都走了之后，金平作为最后一批红卫兵，也就是第三批，终于能够去北京串联接受主席接见。串联需要当地的革命委员会批准，批准了才能给你开介绍信。我和秀芳特别是她奶奶都不放心，但无力阻止。这样，在一九六六年10月也就是过了国庆节后，18岁的金平还是和她的三个都是成分高的同学最后一批开始的串联长征去北京了。
她和几个同学背着行李带着牙具，步行走到长春。凭着手中的介绍信一路上都有当地组织的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在长春见的了她的老姑，她老姑给金平烙了几张饼让她路上带着。然后她们又坐汽车有了差不多两天才到北京，并且得到了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的接见，这是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广场，随着波涛汹涌的人群，远远的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个18岁的小姑娘心情澎湃，热泪盈眶，尽情的挥舞着手中的宝书，一遍遍高喊“万岁！万岁！主席万岁！”。嗓子喊哑了，胳膊挥肿了毫无感觉。
在北京的时候她们住在北京工学院教学楼的走廊里，吃饭的时候凭用介绍信在学校领饭票，然后在学校的食堂免费吃饭。
金平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份了。回来的路上的一个夜里，她感觉心里一阵阵难受自己以为病了，这种感觉很长时间才缓过来。等到伊通回了家才回想起来那个时间点恰好是她姥姥去世的时间。
金平从北京带回了不少的毛主席像章，大大小小的 各种像章，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胸前至少要别着一两个。像章材质多数都是铝的也有是铜材质的，还有就是瓷的。搜集主席像章是哪个时候最时髦的事情。任何一个家庭都会还有一大盒子。
金平依然还是很忙她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她忙什么，反正就是每天吃了早饭就走，穿着有些发白绿军装蓝裤子，左臂戴着印有“红卫兵”红袖章，绿书包里装着主席语录，说是去上学，也不知道究竟是干啥。
可能是家庭富农成分的原因吧，母亲被定义为“富农分子”。当时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四类分子，后来又加上“右派分子”统称黑五类。黑五类家庭的门上会被钉上了一个小黑牌，我们家的小黑牌“富农分子家庭”是钉在我们家的大梁头上的。这个小黑牌的重点是侮辱性，是压在我们家头顶的一块千斤重石。
按照要求母亲也做了一顶很高的尖帽，用梢条框糊上白纸做成的。艳平一直想戴上玩，可是他的哥哥姐姐都不让，还把这事告诉了我，我摇了摇头，秀芳吓唬他说给他吃一顿笤帚疙瘩炖肉收拾收拾他，小家伙吓哭了。
母亲尽管被定为富农分子，每天都要自己拎着尖帽去街道开会做挨批的准备，但因为人缘不错所以并没有真的挨过批。
总批大概是小将们也烦了，后来就说要对他们劳动改造，就组织这些“坏分子”到北山去打石头。
每天起床早早的吃了饭，母亲就会拎着饭盒去北山。那个时候北山有很多石头坑，这些老头老太太就在石头坑里，用钎子锤子学习愚公移山那样的叮叮当当的砸石头。艳平总想跟着奶奶去打石头，还认为打石头是很好玩的事情，可摆弄石头毕竟是危险的事，不怎么能领着他呢。
每天母亲回到家都是精疲力尽，但依然的保持乐观，从来不抱怨。有时间就讲一起打石头的人的有趣的事情，什么“老王太太老崔头读语录不会读，读错字”之类的冷笑话。其实母亲自己也是一样的，让她学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她怎么着也学不会，一复述就成了“温良不卷，热热乎乎”。
母亲打石头大约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快过年的时候才结束。需要提到的是打石头是劳动改造，没有工钱。
六七年的春节我不记得是怎么过的，在人心惶惶中，在外面亢奋的革命热情和我们的提心吊胆中仓皇度过。过了春节就是开春，转眼就是秋季。打了一年石头的母亲可以不再去了，秀芳还能正常上班。
我仍然在半耕半读师范做老师，虽然还是每天上班但已经没有工作可做，有时候到单位看看就回来了。于是大部分时间就是带着孩子们上山打柴。家里房山空地上起了两个高高的柴垛。一年的柴火算是准备下了。
七月份有消息说金平她们这届毕业班要分配工作了。半信半疑中竟然成真。
《大田往事》 第二十八章 金平工作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金平是六七年八月参加工作的。这也是文革期间唯一的一次毕业生分配工作。当时分配毕业生的分配方向有本地分配和外地分配两种。所说的本地分配就是到县城之外的乡镇小学任教，外地分配就是到近千里外的林区小学任教。大家当然是都希望到本地的乡镇小学去，离家近又有安全感。金平理所当然的是去外地。
金平选择的外地分配，这原因很多。有她本人不反对的成份在，更多的是政治原因。不是不想本地分配，可是富农这个家庭出身就让我们自己都感到心虚。贫下中农子女是有先天优越性的，他们要去比较好的地方—那就是本地学校，我们无法和贫下中农们竞争的，也不敢竞争。这么小的年纪去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没有哪个父母会不惦念的。
这样，金平就简单打个行里，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她的同学徐双凤一起乘汽车先到辽源，再换火车到通化，转车到了浑江市，再乘森林小火车到达三岔子林业局森工小学。
和大姐关系很好的另一个同学刘贵成分到了不太远的另一个森工小学，还有一位同学颜世凯则分配到了白河林业局的森工小学。颜世凯是我的朋友彦景全的儿子。彦景全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解放前加入过国民党，历史问题比我严重。
我和秀芳还有金平的奶奶亲自到客运站送走她和徐双凤。望着渐渐远去的汽车我们都是心如刀割。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一个不满19岁的小姑娘独自到千里之外的陌生地方独自闯荡，举目无亲，真的是有点残忍啊。
1967年8月19日金平到了三岔子，然后就直接到林业局报到。
三岔子是一个长白森林中的山坳小镇，居民几乎都是林业局的职工。小镇的西面是一面很高的石壁，被称作山墙，进出小镇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那种窄轨的森林小火车。小镇似乎很宁静，到处弥漫着一种松树的味道。
刚到小镇的金平和她同学两个人举目无亲，林业局也是处于半瘫痪状态。交上了介绍信后就被安排到林业局的招待所 。然后连几天都没有什么消息。这两个满腔热忱投身革命的青年情绪一下子跌落千丈。想家、孤独和无望，如同黑夜笼罩着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能看的书除了报纸就是毛主席著作了。主席著作几乎天天读，当天报纸也都看过几遍了，给爸爸妈妈写信就成了最重要最神圣的事情。
8月22日下午，我们收到了金平的第一封信，这封信寄到了秀芳工作的百货二商店。吃了晚饭后，昏黄的电灯下孩子们围在我的周围，他们的奶奶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唠叨着，埋怨我为什么把金平弄那么远，回趟家都那么费劲。我开始给孩子们读金平的来信。信中金平告诉我们她去学校报到一路很顺利，还说她那边学校也没开学呢，老师们上班开个会就回家，说没有人关怀她们，也几乎没有人和她们说话。还说太孤单了.....,想要回家，回到父母身边。我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
女儿的点点滴滴小事到了父母这里都是天大的事情，时刻牵挂着父母的心。我夜里几乎没睡好，和秀芳讨论金平的事情，怕这丫头真的跑回来。第二天一大早，我赶紧到邮电局给金平拍电报，先安慰她，怕她冲动回家。
我和秀芳还有母亲经过商量后，当天又赶紧给金平回信。用毛主席的话教导她要克服困难安心工作，信中明确告诉她去三岔子小学是家里人都认可的，要耐心等待，遇到困难要积极克服，做好迎接新工作任务的准备，还告诉她根据她来信的信息判断她将来可能要教复式班，做好思想准备。特别嘱咐金平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改造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下，话就是得这么说，这些话都说发自内心的， 环境使然啊。
不过艳平那个时候倒是羡慕他大姐去了大森林，还说里面一定有很多小动物还有野果子，非常期望姐姐能带他去玩。
我接连给金平写了三封信，鼓励她安心工作克服困难。随着金平学校的工作得到安排，她的的情绪也逐步的稳定下来。这个时候领袖要求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达，学校也开学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高估了金平的独立生活能力。毕竟对于一个仅仅十七岁，从来没在外独立生活过孩子来说，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去工作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总是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的。对她这个刚入职的小老师，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教学生，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学生以学为主的，而是如何处理好与领导和同志的关系上。在家的时候锻炼的少了啊。
这段时间秀芳的娘家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新婚不久的喜昌和他的媳妇亚琴闹了别扭。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当时到处都是破四旧有不少抄家，如果搜出来反动封建封建的东西就会被牵连。亚琴害怕了，就自作主张偷偷把阿玛当做宝贝的一套线装本《聊斋志异》等一堆书搬到西边茄子地里一把火都烧了。这事让喜昌非常生气就说了她，亚琴受不了委屈就和他吵了起来。
阿玛就找了我和秀芳。好在阿玛看的开没太当回事，我们两面劝了一下这事就过去了。
六七年金平离开伊通前与弟弟妹妹们的留影。从照片可以感觉到弟弟妹妹们的依依不舍。
《大田往事》 第二十九章 秀春成家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六七年九月22日妹妹秀春怀孕二胎生产了一个儿子，取名建力。
秀春是六三年国庆节结婚的。红娘是她们3504厂的同事王姐。王姐的老公是长春水泵厂总装车间的车间主任。车间的机修班长肖天祥很得这位主任的赏识， 小伙子勤劳肯干，工作上严谨细致，作风正派。是贫农成份，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尽管个头不是很高，但也算得上英俊潇洒。只是小伙结过婚，有个女儿让前妻带走了。离婚的原因是婆媳不和，婆婆看不上媳妇。当王姐把天祥介绍给秀春后，两个人一见倾心。因为秀春也是她们厂里的劳动模范。两个都去积极上进的青年，尽管我们秀春的家庭成份高点，天祥也没介意。
六三年春节后两人见面，五一的时候秀春把天祥领回伊通给母亲和我看了一下，我们都挺满意。于是国庆节就办了婚礼结婚。
那个时候结婚很简单，彩礼订婚通通没有。两个人的单位开出结婚登记介绍信，到民政局开个结婚证，法律关系就确定了。这是一场革命化的集体婚礼，仪式是在秀春厂里的礼堂举行的，四对新人在厂领导的主持下完成了结婚仪式。大家在一起吃了点糖和瓜子，喝了点茶水，也就结束了。
说来惭愧。秀春结婚的时候，艳平两岁，金波五岁，今东七岁，和平九岁上面还有金华和金平，一大帮孩子需要母亲照看。秀芳的商店工作国庆期间更忙不能请假，我的学校工作也是脱不了身。没办法，只能委派十五岁的金平做全权代表，去参加婚礼并送去陪嫁。家里的陪嫁很简单：两枚金戒指。其中的一枚还是母亲从后院邻居冯老太太家买过来的。
金平回来说结婚的当天晚上天祥哥哥家招待了一顿饭，吃的都很好。吃饭的人有天祥的大哥大嫂以及家里的两个孩子，还有天祥母亲，加上秀春夫妇和金平八个人。
天祥厂里在东四马路的路北给了一间下屋，实际上这个屋子按现在的标准就是一间大一点的储藏室，面积大约12平方米左右。房间靠东有一扇窗和一扇门，在房间的北侧搭了一铺小火炕，火炕的西面靠墙的是他们的两个木箱。一进门不远的地方生了一个铁质火炉，门边堆着一小堆木柈和一小箱煤块。靠西的山墙有一个地桌。
这一年天冷的早，一进十月就得生起了火炉，炉火把烟筒都烧红了，屋里暖融融的。尽管房间有点暗，白天恨不得都点上灯，可那个年代一结婚就能有这样的房子就算很不错了。
房子的位置还是挺不错的，距离长春百货一商店往东大约八百多米。这个位置的路北有一个很大的拱形门洞，过了门洞向左转，走到头就是秀春家了。
金平在她姑姑这里住了两晚，一铺小炕住了天祥母亲、金平他们四个人，多少还是有点挤的。
天祥是肖家的小儿子，对母亲很是孝顺。庆幸的是秀春和婆婆相处的非常和睦。因为秀春本身就是非常随和的人，而天祥的母亲也不是不通情达理，这也让我们都放下心来。
1964年6月，他们两个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肖英。
天祥的母亲在肖英出生两年后因病去世。她生前非常喜欢这个大孙女。
他们一家在这所房子差不多住了近七年。
青年时期的秀春。
六零年秀春和她的同事合影，你能认出那位是她吗？
天祥和他的班组人员合影。手捧奖状的是天祥。
《大田往事》 第三十章 文还是武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文革是造反派的天下，造反派最开始的主力是大学中学的学生为代表的红卫兵，迅速扩散到各个工业农业等领域。各个机关单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并接过了管理权。公检法等机构不再运转，因为原来的各级领导都被认为是代表修正路线的人，都是走资派。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样不对，认为之前成就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不应该完全否认。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与，即使是红卫兵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和诉求。于是就开始了大辩论运动。
大辩论运动就是到大街上，随便遇到个人，向他提出你的一个问题。如果那个人的观点与你不同就和他辩论，所谓的辩论就是用主席的某一句语录或者副主席的话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对方当然也是用主席的某一句语录或者林*副主席的话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于是就在大街上争吵不休。这个时候晚上吃完饭常带艳平到大街上是去看他们辩论，但是我和秀芳从来不会参与这些辩论，只是通过在旁边听，努力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是什么。遇到有人要和我辩论的时候，我都只是笑笑说“我学的不好，还要继续学习”就搪塞过去。
家里的人每天也会看到有载着高音大喇叭的宣传车在我家后道驶过，还经常的会有飞的很低的飞机从天上洒落红红绿绿的传单。
我们学校和秀芳商店都会发毛主席语录，几乎是人手几本，大的32开小点的巴掌大。也会有《毛泽东选集》四卷，还有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小册子从上面发下来。大人孩子特别是那些红卫兵们，都是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的，从不离手。
秀芳所工作的商店还能正常营业，和其它机关事业单位一样，我们学校都已经停课了。我在单位靠边站，除了开会整天都是无所事事。一些工厂企业也有的已经停工了。整个国家都处于混沌状态，准确说是混乱状态。
有一天我和秀芳吃了晚饭又带艳平去看辩论。刚刚过了地方剧院，距离胜利塔不远的时候，看见前面很多有人往回跑，告诉说不要往前去了，前面打起来了。从这一天开始，文革运动升级，伊通的武斗开始了。
当时的伊通有两个主要派别，一个叫“红二派”另一个叫“公社派”。伊通的文革派别是随着长春那边下来的。其实当时小小的伊通也是派别无数，但主要的派别就是这两个。“红二”派也是由个“红革会”和“二总部”合成的，二总部全名也叫“红色造反者长春红卫兵总部”，红革会全名“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公社派也是两个组织一起联合起来的合称，一个是“长春公社”另一个是“东方红公社”。据说公社派和红二派原来都归属于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的造反组织-“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只是后来一些人认为这样的革命还是不彻底，才分出了“长春公社”和“东方红公社”来，因理念相近而统称公社派。两派都是最最热爱毛主席只是对如何拥护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相对来说“红二”派更拥护解放军支左，而“公社派”更想要揪出军区里的“鬼”，认为“红二”们革命不彻底。
最开始的时候，武斗是两派之间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拿木棍搏斗，不久就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真家伙，开始真刀真枪的干了。
1967年11月21日，县红革会遭到了公社派第一次突然袭击，红革会死了一人伤7人，一名常委委员被俘，而公社派无一伤亡。这件事震动了整个县城。县城还是被红革会掌控，而公社派主要聚集城外。黑天白天城里的不时地传来枪声，夜里经常戒严。
12月14日，公社派突然围剿占领了伊通县机械厂。当天晚上红革会发动反击又夺回了机械厂。俘虏公社派15人，缴获各种枪械30余支，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在第二天早晨搜查追捕中，一支红革会的队伍击毙了正在逃跑的公社派伊通组织的三号常委孙念生（伊通县新华书店的职员），另一只红革会队伍乘卡车在往马鞍西尖山方向追击公社派的时候在水泥厂附件的三岔路口处翻车，当场砸死了红革会的第一常委姓孙的人（这个人名字不记得了，只知道他是我们后院邻居张凤珍的女婿）和一名中学生，砸伤7人。
伊通的武斗最激烈的是攻打酒厂。枪声响了一天一夜，大家都不敢出屋，晚上睡觉都是头朝窗台方向，怕流弹打进来。好在战场距离我们家比较远。据说那场战斗从酒厂打到北壕，死了十多个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叫“杜大没事”。说是战场是人家都趴着打枪，别人劝他也掩蔽起来，可他还是一贯的啥也不在乎，嚷着“没事，没事”。然后就被一枪打在头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些事情大多是听我们对面屋邻居李道说元的，他是党员，老工人，当时那是绝对的贵族一样的存在啊。但他是心地善良老实厚道的人，从来不看不起我们富农分子家庭，而且对我一直都非常尊重。大人们唠嗑时候小孩就围着听，但我们都尽量不当他们在前的时候说。
记得当时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上战场啊想一想，老子下决心，今天要死就死在这个战场上”，就连今东金波这些八九岁的小孩子都会唱呢。
我的印象中，周围的人似乎多数都是同情二总部的。公社派偏激，更冷血，但是公社派参加的人数好像更多。其实大多数老百姓也分不清他们为什么分两派，吵来吵去不知道为啥吵。
对于这些事情，我是非常迷惘的，想要理解却总是无法理解。这些事情我只能和自己最好的朋友李品荣诉说。所以每当李品荣来家里和我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总是在家里的小屋里讨论，但是讨论来讨论去也是弄不明白。我们两个说话都是避免让孩子们听到，怕孩子不小心说出去，品荣也是曾经加入过国民党，是有历史污点的人，这那个时候如果被有心人利用这是几乎掉头的事情。
《大田往事》 第三十一章 和平的中学风波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金平离开家去工作已经两个多月了。从来信中看总体还不错，但还是想家，因为学校也是不能正经上课。教师还是以开会学习、宣传为主，对她和徐双凤这两位外地来的红卫兵老师多有防备。我写信鼓励她谦虚一些、热情一点，主动接触老同志，尽快融入其中。多写日记，多练写字。
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闹腾了差不多一年半，社会又开始慢慢转向正常的方向，至少是试图转向正常的方向。总这么个闹腾法也不是事，野心家终究不是主流，一切的社会运动以及政治家们的努力终究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过的更好，让社会前进。革命要搞，但不能乱搞。所有人都要各就各位，工人要回到工厂，学生必须回学校！形形总总的大小革命派别都应该要联合起来，都要团结一致反修防修，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
到了六七年的国庆节，伊通县的小学最先复课，金东和金波都又上学了。只是没上学几天就又放假回家了，因为外面两派的斗争激烈，实在是不安全。金华和平应该上初中，但她也实在不愿意念书，不念就算了。就是她想念也不能上，因为这个时候伊通县的几个中学还都没能复课。秀芳商店的同事小曲租住东院谢家北炕，生下孩子满月上班了孩子需要照看，就让金华帮助给看几天。反正她在家也是没事，能帮就帮些天吧。
和平不上学，跟着前院后院的李道文、王长喜、田三以及金实艳等半大小子们整天疯跑。有时候在家鼓弄弹弓火柴枪，后来竟然用子弹壳铁管做了个火药枪，被我及时发现没收毁了。不管管真会出乱子的。有一次玩从外面捡回来的叫“二踢脚”的爆竹，他用手拿着当烟花放，结果在他手里爆炸了，手肿的发亮，他奶奶心疼的掉眼泪。好在后院的王长喜家里有獾子油给他敷在手上，总算没落下后遗症。
到了年底二总部和长春公社这两派还没谈妥。大规模的武斗没有了，个别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小规模武斗偶尔发生。伊通主要是红二派掌权，双阳是公社派掌权。
我还是没被安排工作。到学校就是找个地方要么看报纸写大字报，或者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一段时间我找来一本四角字典，每天学习背诵几页。两个月下来竟然也背下了一半，自己想学习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的。
这种情况持续到11月份，县里终于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中学也开始复课了，就是说初中开始生。
主席教导我们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样小学六年制就开始变成了小学五年制。
小学又复课了，中学也复课开学了，初中恢复招生。我非常高兴，期待能正常到学校上班教学。金东金波已经回到小学上学，和平也该上初中了，半大孩子整天在外疯跑也不是个事。
中午我和学校的聂校长请了一会假到一中给和平报名。学校政教组的王老师我认识，听说我是给孩子报名初中就面露难色对我说：“大田，事情是这样的，学校恢复招生了，可是你家好像是地主成份吧？”
我忙上前说：“是富农，不是地主”。
“ 富农也不行，无产阶级的学校现在只招收贫下中农子女，你先回家等等，看下次吧”。她抱歉对我说。
我失魂落魄的走回家没再去学校。进屋关上里屋的门一头扎在炕上，晚饭母亲叫我吃饭也没吃。他以为我病了，问我是不是要去医院。我不敢对她说这件事，怕母亲上火。
秀芳回来听说了这件事，也是满脸的愁容，见我流泪了就对我说：“他爸，别上火，这都是暂时的”。我说：“我是心里难受啊，教了一辈子书，学生无数，到头来自己的孩子竟然没学上”。
我很少流泪，父亲去世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奶奶去世的时候，这是第三次。还有一次就是是我十多年后我和艳平在一个寒冷的雪天，大约是年前吧到北山殡仪馆祭奠去世的母亲了，那天我抱着母亲的骨灰盒…。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和平小学同学还有前后同龄的邻居小伙伴很多人都上了中学，可他还待在家里。和平那年13岁，别人都上学了，他没事就出去捡废品。自己用粗铁丝做个钩子拎个土蓝，每天早晨都出去。艳平也有时候跟着哥哥一起捡废品，铁马掌，铜，破布、塑料、玻璃也拾，只要废品收购站要的就行。他们有时走的很远，中午一般都不回家，这样运气好的时候能拾一平筐的废品。回家后分门别类的堆放起来，看看哪一类废品够一筐了就拿去卖。一筐能卖不少钱吧，怎么也有好几角，有时候能卖一块多。卖的钱他都交给他奶奶一些自己留一些。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和平看到背书包的孩子时候总是站着看他们走很远才会把目光收回来。孩子的心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但大人的心绝不会比孩子轻松。
正如秀芳后来提起这个事情叹息的那样，她对孩子们说：“我和你们爸爸看着人家孩子上学，你哥哥没学上，出去捡破烂，我心里没那么难受的。那年年都没过好，三十晚上你爸抱头痛哭…”
大约其他孩子开学后的一年的时间，既69年8月，“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也允许上学了，插班进来。那个时候人们都忙于政治运动，也没人把学知识当回事，所以无所谓能不能跟上教学进度这种说法。
68年8月，学校又办学习班把我们这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师组织起来，学习检查，深刻检讨。
这个时候，停止运行的老伊通师范再次解散，还是在老地方成立了四年一贯制的伊通十中，我就留在了伊通十中后勤组当普通老师。
12月十中又和伊通镇农中合并了。准确来说是伊通县革委会将伊通十中下放到伊通镇公社管理。然后伊通镇公社革委会委派一个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十中，十月十日合并正式生效。合并后立即成立了“伊通镇人民公社五七中学”。革委会由15名人员组成，其中公社五名，工宣队两名，方面原农中教师两名（杨书记和聂校长），十中结合进两名副主任，另外是两名红卫兵学生。
《大田往事》 第三十二章 金华下乡与秀珍结婚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1968年3月1日，最小的儿子艳平也报名上学了。和他一起报名上学的是后院宋挑水的外孙子好像叫徐富聪，秀芳和宋挑水的闺女是同事，两位母亲把他们的两个儿子一起送到学校，都分到一年四班，两个小家伙一起上学放学的也有个伴。我们的这几个孩子学习上都不操心，放学回家就写作业。
母亲身体很好，过了年去长春住了几天，回来的时候把妹妹家的两个孩子肖英和建力带了回来。今东和金波可以帮她奶奶洗衣服了，挑水倒水也都揽下来不让她们奶奶干了。艳平也能力所能及干活了，我鼓励他打扫院子扫地。
我在房子的东面地里靠北盖了个猪圈， 母亲到市场抓了一头小壳郎猪养了起来。夏天今东金波放学早就出去割猪菜，煮熟了放到门前大缸里，再放些平日里的洗锅洗澡水和捞饭后的米汤。喂猪的时候撒上一把米糠，就成了猪食。喂粮食是不可能的，人都吃不饱怎么可能给猪吃粮食？！粮食太金贵了，母亲上街路上看见一颗玉米粒都要弯腰拾起来拿回家。
全国各地基本上停止了武斗，实现了大联合，社会逐步趋向正常。三年本该毕业的学生突然停止了打打杀杀的运动，都堵在城里绝对是隐患。于是全国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首先是“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然后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各个单位、街道居委会开始摸排城市户口家庭吃闲饭的人。老的小的不用下乡，其他吃闲饭的社会青年就得下乡了，金华小学毕业之后没再上学，就是属于下乡的范围之内。这一年金华十七岁。
金华是随着秀芳她们商业局报名下乡的。不报名是不行的，最后街道也得给你给你报名，所以不如主动在商业局自己报。哪个时候城乡差别很大，把孩子送到乡下去，就仿佛是把他推下山崖一样。那种痛苦心情无以言表，但又不能在孩子面前表露出来。
家里要准备的就是找喜昌帮忙给她打了一个小木箱，被子褥子都是挑家里最好的，再拿几件她穿的衣服鞋子还有就是一个饭盒。
过了五一节，商业局革委会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金华她们十二个青年下放到了五一公社宋家洼子屯。其他几个集体户有东尖公社的有二道公社的。
母亲送金华到大门口，抹着眼泪。我用自行车驮着木箱和行李，秀芳带着艳平送金华到商业局。那个时候商业局大约在现在的“东方红KTV”位置，挨着新华书店。我们到哪里的时候，院子里被十多辆马车和送行的人挤满了。
找到接金华的马车的地方，登记上名字。有人给金华戴上大红花。然后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讲话，领导讲话，家长讲话，知青代表讲话…。
每个知青可以有一名家长送到生产队，秀芳开始的时候不想带艳平，可是这个小家伙哭着要去。秀芳左右看了看，发现她们商店的阚百文也领着差不多大的孩子坐上了车，于是也就带上了他。
五一公社宋家洼子生产队距离县城不远。出西门外过西大岭大约四公里多一点就到了。
生产队这次接收知识青年非常重视。以接姑娘娶媳妇的规格接待了这一行人，做了大米饭和好几个菜。可是秀芳说她哪里有心思吃得下这饭呢，倒是孩子没心没肺的大吃大嚼。
那个时候，她们是第一批下乡，去了就没想到还能回到城里。所以有的孩子就在那里结婚了。
秀珍高中毕业后，她姐姐秀芳帮她在西苇公社蛤蟆塘小学做了代课老师，已经三年了。27岁的大姑娘婚姻就成了难题，她的哥哥姐姐都忙着给她找对象。这一年喜昌家北炕来了一家租户，男主人叫孟凡廷。偶尔唠嗑说起了秀珍的婚事，他说他的一个亲戚，叫裴永斌的小伙子年龄相仿，是农大毕业的大学生原来在省农机局工作，后来下放回了伊通。又提起了这位大学生的哥哥叫裴新杰，原来也是老师，后来被打成右派，平时都称呼他裴老大。我和秀芳都和裴新杰很熟，算得上知根知底。
两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感觉都不错。反正年龄也都不小了，两家一合计六八年国庆节就登记结婚了。结婚的婚房是租借秀芳舅舅家的北炕。
秀珍和福斌的婚礼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隆重的。金平特意从三岔子森工小学赶回来参加她老姨的婚礼。
裴家在挖坑市场道西的迎春饭店大摆宴席。四喜丸子，拔丝苹果等都是孩子们没见过的东西。连金东、金波和艳平都去了。
上拔丝地瓜前先上了一碗凉水，桌上有一个人不明所以，以为是白酒，尝了尝问服务员这酒怎么用碗上还没味道？
服务员说：“这是一会上菜用来沾拔丝苹果的”。
金华
秀珍的高中毕业照。
伊通实验学校是伊通一中的前身。
1960年秋，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实行中小学一条龙制，原伊通一中、伊通七中和伊通实验小学合并成立伊通实验学校。
秀珍六二年高中毕业，是伊通实验学校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
秀珍
秀珍和永斌结婚照，革命伴侣。
《大田往事》 第三十三章 亲戚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故事
金华昨天晚上回来了，这是他下乡20天之后第一次回家。瘦了些，黑了些，总体状态还是不错的。问她户里的情况怎么样？她说还可以，就是玉米面饼和白菜土豆，能吃饱。他们集体户12个人轮流做饭。生产队里现在的活就是扒苞米，她干的慢跟不上。今早起来拿了一件大棉袄，和平用自行车把她送回户里。说是过了小年生产队就该放假了。
天越来越冷了，1500斤白菜，300多斤萝卜，300多斤土豆都已经放进了的菜窖，一大缸酸菜也早都快要能吃了。今年空闲的时间多，柴禾没少打，材垛已经起来很高了，但星期天我还是会领着和平经常上山打柴。多打一点冬天就能暖和一分。
文媛年底就从农中毕业了。她们同学中城镇户口的都安排了工作，农村户口的都回乡务农，她是菜社属于农村户口自然是回了菜队。因为文媛和文辉母亲去世的早，秀芳对这两个侄女格外照顾，文媛和文辉也把自己的大姑当母亲看。很多时候金华金东做什么衣服也会给她们做一件，这样家里的布票就经常不够用。秀芳在商店布匹组，可以买下不要布票的卖剩的布头，攒起来也可以做衣服。有一次还把买回来的包装布染成蓝色，给艳平做了一条裤子。
今年的十月二十六是母亲66岁生日。生日这天早晨秀芳特意起早做饭的时候特意给母亲煮了两碗面条，葱花鸡蛋卤。她吃了半碗就舍不得吃了，剩下的都给了孩子们。
为母亲的六十六岁生日，老舅头几天就特意包了66个纯肉馅的饺子给他姐姐送过来。好在天冷，冻饺子能放得住。其实，这些饺子母亲也没舍得自己吃，每隔几天热几个几乎都给孩子们吃了，我知道艳平吃的最多，她最喜欢这个小孙子。
和平上学的事情这半年多来如重石压在我的心上。眼看到了年底，据说过了年很可能也和金华一样要下乡插队。每每想着自己的儿子中学都不能去读还要下乡离开父母，心里难受啊！
进入腊月天气更冷了，好在今年柴火预备的多，家里比往年暖和些。二姨领着她的外孙来家里了说是能在家里住几天。二姨家住在黄岭子公社的黄泥沟屯，有两个闺女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分别叫金子、锁子和黑子；两个女儿分别叫银子和二姑娘。二姨夫去世的早，金子、银子和二姑娘都以结婚。她领着锁子和黑子一起过，两个儿子也到了结婚年纪还没媳妇呢。这次领来的是银子的儿子齐文斌，比艳平大两岁。
二姨拿来了一些她家的粘豆包和干豆腐。在东北农村都这样，不论日子在怎么拮据，进了腊月也要淘点黄米做点豆腐。她同时还拿来了两瓶水果罐头和两包蛋糕典心。
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母亲把家里的饭都已经做好端上了炕桌，秀芳也已经回来了。于是一家人围着桌子边吃边聊，说话间谈起了老舅的大儿子（也叫锁子），说老舅家的锁子也要结婚了，媳妇是个盲人。咱成分高腿脚又不好，能找这么个媳妇就不错了。
母亲说：“当初锁子让他学医我就说让他好好想想，他爸是恨铁不成钢啊，偏让他学，学了一溜三遭白搭钱搭功夫。”
二姨说：“他们家这几个孩子书都没少念，都白念了。赶上这时代了，没办法啊。”二姨又说：“这些年你们也没少帮他们”
“就这么个弟弟能帮咋能不伸把手，外说了，当初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也没少拉巴我们啊”母亲说。
“老疙瘩不是小气人，家里过的够困难了，前些日子去我那里还给我拿了些罐头和典心。给你拿的这两瓶罐头就是他给我买的，我也吃不惯这些东西就给你拿来了”二姨说。
金波立马插话：“二姨奶，那两瓶罐头原来在我家了，是去年吉林老姨奶给我奶奶拿来的”。
和平说：“小波，大人说话你别插嘴，一样东西多了，又不是都卖你一家”。
今东说：“真的，那商标上有当初艳平画的铅笔道呢，我看见了！”
“可是，端午节前刘伯文来的时候那罐头我拿莫里去了啊”母亲满脸疑惑。
“那就一定是我四姨没舍得吃又送给我老舅了呗”秀芳笑着说。
我也笑着说：“你们这几个兄弟姐妹啊都没舍得吃，这两瓶罐头旅行一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次可不能继续让它旅游了。”
“我去拿来咱们吃了！”艳平跳下炕从碗柜里拿过罐头，又找来螺丝刀交给和平起开。
“爸，这瓶罐头好像不能吃了，有点味儿了”艳平咂嘴说。“这瓶罐头没坏”。
二姨走的时候，秀芳给她拿了几块布，又买了二斤白糖。母亲又给买了二斤牛舌饼。
每年的年前这些日子，家里的客人就几乎不间断了。那个时候已经取消了农村的大集，因为据说那是搞资本主义的。当取消了私有经济的时候，商品的流通渠道几本上就是农村的供销社和城里的商店了。买食品用粮票，买油用油票，买布用布票，买肥皂用肥皂票，。差不多买啥都用票，而且有时有票也买不到。所以乡下的亲戚们都要上城里办年货。除了黄岭子的二姨家，莫里的大姨家和四姨的孩子们，上县里都到咱家里看看他们的三姨。有时候回不去了就在家里住一晚，母亲总会开开心心的给他们做好吃的招待她的外甥们。
如果他们在家里住下了，就得到居民组长家报告登记。然后孩子们还要到对面屋的道元家找宿。不过和平还是喜欢领艳平到他大舅家找宿。
《大田往事》 第三十四章 铁匠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故事
过完了年十五，金平又回了三岔子森工小学。这次寒假回家了解到她工作上有些不踏实，不太喜欢当老师。听人家说当工人好，森林工人上山伐木，挣工资还可以采松子，采木耳，有时候还能挖人参，所以就想要转行当工人了，开始我还以为她是孩子性。后来她才说了真实原因：因为家庭成份和我有历史问题，学校一些人歧视她，说她不能教政治课，传达中央文件也不让她听去参加，要入团申请很多次了，也是因为这些问题不能如愿。所以她就感觉在学校低人一等，不想干了。我的心再次被感到深深的刺痛，随即一种悲哀和酸楚涌上心头。自己的过失变成了罪孽，我自己承担还不够吗？！为什么要让儿女承担呢？可又能说什么呢？只能和女儿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要和家庭和我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思想。”
经过我和秀芳的劝说总算稳定下来，安心教学了。
转眼开春就到了69年的四月份。由于我们这个学校是三所学校合并而来，教师有些超编，一些人必然要调配出去。
这期学习班刚刚结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学习班了，不管哪个运动的开始都有针对的对象，我这类有历史问题的人就和中药的药引子一样首当其冲接受教育。学校要分流出去16个人，我自然是16人之一了，和我一起分流去工厂的还有孙福斌老师。
推着自行车往家走，车胎破了。早春天气已然有些寒冷，厚厚的云层遮蔽着即将落山的太阳。碰到几个熟人和我打招呼，我回应着，却感觉他们是在怜悯和嘲笑，这当然是错觉，因为还没有人知道我不当老师的事情啊。可人们早晚会知道的，他们都会怎么想呢？大田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也有好处，那就是不用再参加学习班了。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秀芳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我就把学校让我去工厂的事和她说了。
秀芳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当工人不操心。粮食定量是一个月48斤呢，挺好的。”听我没说话，她又问：“哪个工厂？”
“ 西门口道南的那个铁匠炉，如今是校办工厂了。”我说。
“那更好了，离家也近”。她又说：“别想那么多了，别在乎旁人怎么看你，自己把事做好就行了”。
我心里非常感动。秀芳这些年被我拖累够呛，不管她工作多么努力也不管多有能力，也是停留在了组长的位置，入党提干都因为我而不再可能。可她从来没埋怨我一句，还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持宽慰我。
尽管运动不断，但伊通县的工业有滕飞的趋势。伊通高压油泵厂在去年冬天就开始了奠基动工。西尖山下的鋳石厂如今也基本建完了厂房，据说全国都没有几家同类工厂。河北的农机修造厂的厂房基础也已经打好开始施工，地址就在原来的河北农业技校院里。将来可以对拖拉机进行维修和保养了。
我们的校办工厂主要生产M16以上的螺栓螺母紧固件。最开始分配我到西门外铁匠炉（现在叫锻造厂了）打铁。最开始是看火，也就是往烘炉里加碳和翻铁胚。然后再把加热好的铁胚放到铁砧上。过了一个月后，我开始跟着打捶。开春的时候还好，到了六月份天气热了，在炉火的映照下抡起大锤来，那是真热啊！一会就浑身湿透，毛巾擦擦脸继续干。
在这里我和孙福斌老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进而成为了好朋友。
师傅们都说我学的很快，我也感觉在劳动中汗水洗刷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饭量大了，睡眠也好了，思想也不那么复杂了。后来厂里有对外联络，外协的事也大多由我去办。
那个时候伊通县工业基础还是很差的，零件镀锌都得去长春。有一批U型螺栓由于甲方要的急，时间卡的紧，我去长春盯了35天时间，终于非常圆满完成任务，得到工厂领导的表扬。
“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下放运动终于波及到了母亲。街道通知下来，说母亲是吃闲饭的四类分子，必须下放到农村去。
母亲哭了。
一辈子拉扯她的一对儿女长大，儿子结婚又有了这一群孙子孙女，她怎么舍得离开呢？又能去哪里呢？思来想去还是去投奔自己的弟弟。
我去马鞍山西屯找到老舅，然后联系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不到一周就办好了各种手续，母亲的户口落到了老舅家。好在生产队并没有要求母亲打卡上工，六十多岁的人了也干不动啥了。
这样母亲并没有离开家，从此以后街道也不再找她开批斗会，更不用参加办学习班了。老舅他们生产队还给母亲分了一块口粮地，这块口粮地就交给老舅家种了。
到了八月份我们终于盼来了一个最好的消息：和平可以上学了！
中学可以招收小学应届毕业的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入学了。和平还是属于小学应届毕业生，也在招收范围之内。这次属于扩招，按照考试成绩分快慢班，和平分到了快班。
真有那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啊，压在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算是落地了。真的就有一种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冲动。连小艳平都是逢人就告诉人家“我哥能去一中上学了”。
母亲更是乐的合不拢嘴，领着肖力上街狠心买了一斤猪肉，半斤白酒。晚上金华回来了，母亲用肉炖了一锅豆角，还特意炒了两个菜。从来不喝酒的我有点醉了。我告诉金华说：“赶紧写信，告诉你老姑，和平上一中了”。
肖建力
《大田往事》 第三十五章 李家与李家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故事
母亲马鞍山老舅家住了一周才回来。她是去参加老舅的二女儿佩华婚礼的。佩华的对象是吉林她大姐给介绍的，男方小王是工人而且城市户口，大家都为这对姻缘感到满意，觉得佩华找个好对象。
母亲说佩华的婚礼没有大操办，家里人一起简单吃了顿饭之后两个人就去长春“游行结婚”去了。这是老舅和她这么说的，结婚怎么还得游行呢？老舅实在不理解，母亲也是不理解。我告诉她说“不是游行结婚，是旅行结婚”。
一对新人欢欢喜喜的到长春玩了两天，回来住马鞍镇的孙先生家北炕。然后第二天两个人就开始打仗，而且每到半夜打的很厉害。佩华要离婚，她说“啥工人母人的，他就不是个好东西”。随后小王就回了吉林。
母亲分析说可能是游行结婚的结果，结婚不按老规矩就是不行。
晚上下班回家，听母亲说对门李家的二儿子李道生和处的对象吴桂芳解除了婚约，退婚了。
对门的李家是解放前从山东闯关东到东北的，老两口和我母亲年纪相仿。母亲称呼她“小脚子”（没有贬义）。他们家也是菜队，好像是革命大队四小队。老两口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李道元是县里汽车配件厂的工人，共产党员。他们家是城镇户口，两个女儿两个儿子。退婚的李道生是二儿子，在生产队当队长。小儿子李道文正准备参军入伍。一个女儿叫李素琴嫁给了客运公司的司机尚俢海。一大家绝对是根红苗壮，让人羡慕。
母亲说话无意，秀芳听着有心，第二天休息就去了大哥喜生家。文媛中学毕业在家几个月了，也到了找婆家的时候。秀芳一提这事，喜生那是明白。他也是熟悉对门李家，对老实厚道的李道生更是早就熟悉心有好感。文媛从小孝顺，见她爸和大姑都认为合适也是没话说。
喜生是个急性子，坐在炕头仰首看着挂在房梁上的一个暖瓶胆和一只大苹果，仿佛下定了决心。他说：“秀芳，我看这事得抓紧，不能出现啥变数，你赶紧回去吧，和小脚子提提看他家啥意见。如果他们同意就赶紧定下来”。
“ 好，我这就回去，道生中午也回家吃饭，一起也能听到他们家的统一意见。”秀芳说着就起身回家。
到了家门口还不到十点钟。往南看一眼见李家的老爷子在他家的菜地里拿着小锄头除草，小脚老太太在院子里坐在小凳上用搓衣板洗衣服。
老太太见秀芳回来有些诧异，就用她纯正的山东口音问：“ 秀芳今天没上班吗？”
“我今天休息了没上班。”秀芳见院子里有个马褥子（东北方言方板凳）就搬过来坐下， 接着说“听说道生和吴桂芳退婚了，是吗？现在有没有别的姑娘看上的？”
老太太一听唉声叹气：“人家退婚了，两人说是合不来。年轻人的事俺也弄不懂。秀芳，你有合适的姑娘给我家道生介绍一下。”
秀芳就接着话说：“李婶，我侄女文媛你看咋样，她常来我家你也认识。”
小脚太太听了眼睛一亮：“那姑娘当然不错了，文文静静的，长的也周正，还有文化。可是人家能同意吗？”
秀芳一听有门，就说 ：“你和李叔商量商量，道生中午也回来，你们觉得合适告诉我一声，我再文媛那边问问”。
刚吃完午饭，孩子们都去上学了，小脚太太就推门进来。见母亲领着肖力在家，就问母亲：“秀芳没在家？”
母亲笑着说：“在里屋用缝纫机做活呢”。
秀芳听见说话赶忙放下手里的活从里屋出来。小脚太太对秀芳说：“中午道生回来了，我和老头子就把文媛的事和他说了，他听着可乐了。秀芳，这事就拜托你啦，抓紧过去给问问。”
两边都乐意这事也就水到渠成了。事情进展的很快，4月7号道生家就压婚请客。把阿玛，喜生，喜昌，文辉都请了去，秀芳是媒人自然必到。我恰好这天要到长春出差不能耽搁没能参加。
四月9日，小脚太太老两口就领着两个儿子搬到西面不远，靠后道的房子里住了。这两间房是原来丁切糕家的，小脚家花400元买了下来，也是解决了道生结婚的新房问题。这样我家对面屋就都给了他家大儿子道元一家住了。其实对屋的间半房南炕是归他们自己家北炕是归房产局的呢。那个年代这种房子很多。
和平、金东、金波和艳平都是每天上学。上学不一定是上学校，开春打茬子、种地，苗出来铲地，然后秋收割地都能在农村看到孩子们的身影。家里农活工具都有，有时候生产队管饭，有时候不管饭孩子们就自己带饭盒。
到了上秋，中苏关系日益紧张，战争的风云笼罩中国大地。伊通县的基干民兵开始发枪，还经常在县城进行防控演习。各个单位都开始挖防空洞，学校挖，商店也挖，一些防空洞还串联起来，学校还在操场上挖战壕，至于这样战壕怎么用没人知道。艳平和平对这些事非常热衷，嚷嚷要在家里挖地道，被他奶奶一顿骂：“你个小挨刀的，愿意挖去东菜地挖菜窖去！，家里挖洞不怕把墙挖倒了吗！”
秀芳商店白天营业晚上加班挖地道，时常半夜才回家。晚上商店的加班补助通常是一个麻花或者一个面包，她舍不得吃都拿回来。晚上孩子们听到门响就知道妈妈回来了，顺着炕沿一排脑袋睁眼张着嘴等妈妈带回来好吃的，就和燕子窝里的小燕子一样。
《大田往事》 第三十六章 过年与土豆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故事
1970年是2月6日才过春节。
过完了元旦金平早早就放寒假回到伊通，她参加工作都快两年了，是正儿八经的大人，有了闲工夫还能哄哄弟弟妹妹们，其余时间都是和她们的那些同学比如徐双凤、刘桂成、杨桂兰，张秀莲等等来来往往。
金华也从集体户回到家里，过了小年了生产队也放假。和平过了年上初二，别的课程都挺好，特别是数学和语文都是班级的上等，但俄语学的有点吃力。金东小学毕业过了年该上初一，金波过了年就要上五年级，艳平过了年也要上三年级了。那个时候很少有父母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孩子送学校有书念就行了。学校一边批“读书做官论”，一边批“读书无用论”。下乡支农时间更多些，学生没学习负担。
秀春1月29日刚生下她的小女儿肖微（名肖淑洁），所以不能回来了，她的小儿子肖建力由母亲在伊通带着。
动荡的年代中难得的一个小团圆年。
东北的除夕晚饭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家里再困难也要吃好。
母亲做什么都非常好吃，我们都喜欢她做的饭菜。仍然是母亲主灶，金东金波给她奶奶打杂烧火拉风箱，金华摘菜。
东北过年一天都是两顿饭，通常都是过了早餐就开始准备晚上的大餐了，到下午三点左右菜饭就都做好了。空气中浓浓的肉香，这就是年味。
西屋的大秋的妈妈也几乎同时上灶。两个灶台，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差不多同时做饭，她家做什么都清清楚楚。厨房里的蒸汽几乎看不见人。说笑着就都各自开始了晚饭。
炕上放着方方方的饭桌，斑驳的红色油漆几乎看不到了。原来饭桌的侧面曾经有抽屉，可抽屉早已不见。一家老少十口人围成一圈。晚饭非常丰盛，大公鸡炖蘑菇再加点粉条是必不可少的，一盆汆白肉，一盘皮冻，白菜胡萝卜加上绿豆粉皮干豆腐拌点肉末酱做成凉菜也是必须的。再来一个炖鲤。还有大米饭，一年中难得的敞开肚皮吃！这就是过年啊，过年真好！
我不喝酒，孩子们自然也是不喝的。母亲上桌坐在炕头，拿起筷子，于是晚饭就开始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开心，而最开心的是母亲。自从母亲的户口迁到了老舅家，街道居委会也没人再来找开会折腾了，我也是习惯了铁匠生活，不再感觉抬不起头来。一大家人团聚一起，母亲乐的合不拢嘴。
其实这个时候我是有些神情失落的，尽管心中有事，但还是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要下乡走五七道路了，正在找地方。但是我和秀芳还没有和母亲说。
1970年的春节格外寒冷,家里的火炕也不是很热，因为工作忙，没能和去年一样准备很多柴禾。毕竟仅仅做一顿饭的火余热能有多少呢？用不起木头，柴草引燃的煤块烧过了也就差不多了。所以通常都是做了饭吃完了就赶紧捡下了桌子，早早铺好了被褥，这样进被窝的时候里面也好暖和。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可看，平时，一天的事情做完了都是早早的到外面把厚厚的窗帘挡的严严实实，然后躲进被窝。但今天的晚上不能这么早就睡觉的，因为今天是除夕夜大年三十。这是孩子是盼望已久的过年，灯笼是和平艳平自己用高粱秸秆扎的，红纸也是他们自己攒钱买的，找点面自己在炉子上做好浆糊，把灯笼糊起来。插上蜡烛就开始提了着前后院的跑。
女孩子们不喜欢出外跑，金平金华领着金东金波在家里欻“嘎拉哈”。
“嘎拉哈”是小女孩的玩具，就是动物的前腿的膝盖骨，共有四个面，以四个为一副。小羊的比较好。最好的据说是鹿的，我是只听说没见过。通常玩的都是猪嘎拉哈，好的嘎拉哈玩的滑润透明，在女孩子们的心中便成为一笔珍贵的财富。将其放在平面上会有四种形状向上，被分别叫做"壳、针、背、轮"，有的时候也配合口袋做游戏。
艳平兜里揣着小鞭炮提着灯笼，领着对门的大春前院的小福里里外外跑来跑去。这些小鞭炮的钱都是差不多都是他攒了半年的零花钱。成联的小鞭炮他自然是舍不得一次点着放完的，都是拆开一个一个的数着放，看着分外好笑。他们在灯笼的蜡烛上或者要一支香烟小心的点着，赶紧扔出去，“啪”的一响便是他们的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了。那个时候没有香啊，烧香是迷信活动，根本就没有卖的！
收音机里播放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母亲与我和秀芳聊着一些陈年往事，拉着家常。
母亲说她过了十五就得带着肖力去长春了。秀春满月就要上班，孩子刚生下来满月不能马上去托儿所，得在家给她带几天孩子。
又说今年土豆买的有点少了。然后埋怨我和秀芳说：“给你送一袋土豆还得赶着给人家还回去，这就叫死面枯。人家得寻思这家人是怕粘上”。
我说：“秀芳帮人家买块表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能要人家那么大人情”。
秀芳也说：“那块表的表票本来是给别人的，马上要过期了，正好这个人赶上我才给他。正规渠道他是不可能买得到的”。她接着说：“咱这样的人可能真不多，不过是给咱一袋土豆，又跑十多里地用自行车给送家去，还惹人家不高兴”。
“不管啥时候，都不能做让别人感觉吃亏了的事情。吃亏是福，睡觉踏实”我说。
母亲瞥了一眼我说：“那个人凭白买了一块表，给你土豆他还得偷着乐。还送别人两袋土豆都买不来这块表，他亏了？”
我和秀芳相互看了一眼，偷偷笑了。
金平说：“妈，再有上海表我要买一块，上课看时间方便”
《大田往事》 第三十七章 下放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1968年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引述了 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 党政机关、 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 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这些知识分子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有一定历史问题需要被改造的。
各地都给了下放指标，伊通镇给了550户。我就是其中之一。
1970年3月11日，天气开始转暖，但是冰雪尚未融化。
上午九点左右，伊丹公社心合大队三队均匀铺屯的两辆马车停在了我家的大门外。两个车老板和喜昌喜生帮着我把一些家具和两个木箱子以及行李等生活必须品搬上大车。
就要离开老房子了，我面带微笑但内心无比凄凉。这些天我都睡不好觉，有些神经衰弱。母亲本来是要去长春帮妹妹秀春照料她刚出生三个月的女儿肖微的，但一股急火攻心卧床不起，只能让金华和集体户请假带肖力先去长春。
艳平知道要下乡离开这个家了。不肯上车离开，哭的我有些心烦。秀芳把他抱起来搂着亲了一下，然后抱上车，眼里含着泪说：“老儿子，拿着气球，不要哭了，我会常去看你的”。艳平抽泣着坐在大车上，手拉着秀芳的衣襟还是不肯放开。金波也挨着秀芳坐在车上。
于是那个蓝色的大气球就成为了痛苦的记忆深刻记忆刻在我的脑海里。
两声清脆的鞭响，两辆马车徐徐启动，我骑自行车跟在后面。
又转身挥手和送行的人们告别。母亲扶着栅栏用手绢抹着眼泪，喜昌说外面风大让她赶紧回去。
金东与和平今天也没去上学，金东也是眼泪汪汪的拉着她奶奶的衣襟。
道元媳妇，里院的杨嫂，还有后院的王嫂、冯嫂都出来相送。
春天的风冷的有些透骨，吹起一阵阵的尘沙。许是一粒灰尘进了我的眼，泪水涌出再也止不住。
秀芳有工作可以留在县里继续上班，这样照顾和平金东可以继续留在伊通镇里继续读中学。毕竟均匀铺距离最近的中学也是十多里路，实在是不方便。
均匀铺的位置在伊通县到伊丹公社之间，相距这两个地方都是十六里地。靠近国道（其实是206省道，只是当时都叫长伊国道）的道南，那里还有个长途停车站的站牌。生产队的队长叫闫洪文，我们一来就住在生产队长严洪文的家西屋，三间草房我们住了西屋的北炕，南炕是闫洪文的弟弟严洪举，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微微有点胖挺好看的。南炕北炕之间闸了一道用高粱桔扎起来抹了泥的墙。房子在屯西，距离国道也就一百多米左右的距离。我们之所以下放来到这个屯是因为受我们同一学校的孙福斌老师的邀请，他就住在这个屯（后来孙福斌老师还在中学时期当过一段也平的班主任）。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是位非常非常好的人。
东西不多，除了两个木箱就是几个盆子和碗筷，还有就是几床被褥。卸下东西安排好后，秀芳陪着我们两天，帮我们收拾安排好一切之后，她才回县城。因为县城里还有和平、金东和母亲他们。母亲有病，我们也是实在放心不下。
太阳已经开始西下，天空没有云朵。东北的早春处处都是依然是一片的凋零，村西口种着几棵不是很粗大的柳树和榆树都还没有发芽，风吹着树枝不停发出呼呼的声音，很是让人心烦。
我用自行车带着秀芳的向着县里的方向渐渐远去，能听到艳平和金波哇哇的哭声。我已经告诉他们一会就能回来，我要看望一下他们的奶奶和哥哥姐姐。可是他们的妈妈就不能回来一起生活了，不是妈妈不要他们了，是暂时离开，还会经常来看他们。晚饭准备好了都放在锅里，晚上热一下就可以吃。我会尽量早点回来。
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我能感觉到艳平和金波望着我们离开的方向，我不敢回头。只能装作仿佛什么没听见没看见。
这种感觉至今记忆深刻，所以一当有人说离婚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他们孩子的感受，想到那天晚上的日落余晖。
晚霞包裹着一轮红日，像个巨大的火球仿佛掉进了一片血池中，仿佛就要慢慢湮灭。一路上秀芳和我都默默不语。
回到伊通县里的家，看见四姨来了。四姨的到来让我安心不少，她已经帮着着把菜饭做好。母亲的身体似乎恢复了很多，已经很有精神了。她知道我们晚上要回来。和平金东都已经放学回家。我和秀芳把均匀铺的情况说了一下，赶紧吃了饭就返回乡下。
回来的时候金波和艳平已经睡下。听房东他闫婶说，我们走了以后她好说歹说的把两个孩子拉进屋里，还为他们点上了煤油灯，劝慰了他们一会才回自己屋。晚上又帮他们热了饭，看着他们吃完。
五七干校是个大概念，我们所有在伊丹公社的下放干部组成“五七连”。我和孩子们的户口都落在均匀铺屯，但我的工作关系落在公社。所以每月还是要到公社去开资，受公社五七连和生产队的双重管辖。
在这段时间除了下田劳动就是参加公社组织的各种运动，一般都是以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基本不再受到到冲击。那个时候村里管我们这类人叫下放干部。我们通常白天出工下地，晚上出去开会，到大队所属的各个小队组织学习。
那个时候，村里人大多是非常纯朴的，都是比较高看城里人。对我们这些下放干部都是很照顾，各个方面都不难为我们。
每到晚上我知道艳平和金波在家害怕就总是给他们做好菜饭，等他们吃好睡着了再走。他们两个都不会做饭，也就是那个时候金波慢慢的学会了做饭。
来到均匀铺之后艳平和金波就都转学到了大队部所在地的心合小学。这个大队小学是在均匀铺的东南方向，每天上学都要走土路翻过一个岭，在曹家屯的屯南，是朝南的一排土胚房。除了五个学年五间教室之外，还有一个器材仓库外加一个教师备课室。教室前有一个不大的操场，操场上有一个木头的篮球架，上面没有篮网。操场的最南面有几个单杠。
转学那天我把金波和艳平带过去交给老师就走了。那天挺冷，艳平穿着一件褐色细格的棉猴，裹得严严实实。校长把他领进二年级教室交给班主任杨老师。
杨老师是刚刚从部队转业不久，是大队书记的儿子叫杨毅辉。
这个教室的黑板在东墙，是用水泥做的。学生的书桌分三趟排成五六排的样子。女生少，所以都分配做在了南面的那排。也许是他的名字性别特征不强，所以老师就想当然的把他分在了南面女生这排。等摘下了棉猴的帽子，老师才发现他弄错了，一点都不尴尬的说“我以为是女生呢”，惹得孩子们哄堂大笑。
来到新的学校后艳平对学校都不太习惯，学习上有些感觉吃力。教室黑板上方的左侧是贴的拼音表，可他总是记不住，乘法口诀也记不住。这让我非常烦恼。
有一次老师提问了他一个问题（忘记了什么问题）他没回答出来，后面的女生回答出来了。于是这位老师摇头晃脑的大发感慨“这真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艳平不太明白什么叫卑贱者什么是高贵者，但他知道老师是说他最愚蠢。他非常委屈，回家问我“卑贱者”是什么意思，还想让我给他买一把剑，说是不是他把剑背在身后就不会有人说他愚蠢了。
这个乡村小学给孩子们留下的最深刻记忆。富农这个家庭成分带给了孩子们身份的自卑，这次在加上老师带给了艳平愚蠢者的自卑，自卑的人往往没有自信。
孩子们每天上学放学走过的是那条小土路，毎到下雨天或者下雪开化的时候就特别的泥泞。就要不得不背着书包在没到脚踝的泥泞中跋涉，那就是孩子们在乡村小学的特别写照。
在这里孩子们还第一次用上了马蹄灯，和艳平在家自己用铜管玻璃瓶做的柴油灯相比他感觉这灯也太先进了，刮风下雨都不能被吹灭。而且还能把火苗调整到很小都不灭，感觉很是神奇。在油灯下写作业我很怕他们累眼睛，好在那个时候也不留多少作业。
《大田往事》 第三十八章 均匀铺
用父亲的口吻讲述父亲的故事
我搬完家的第二天我先到心合大队报到，与大队杨书记见面。
第三天就到伊丹公社五七连报到。没见到连长，说是去县里开会了，见到了连指导员，和我讲了一下我应该做的工作，告诉我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还和我说目前上级对我们的政策是“一年原工资，二年一半工资，逐渐自食其力”。要安下心来，扎根农村干革命。
中午花三两粮票五毛钱在公社革委会东侧不远的饭店吃了碗面条。下午 办好了各种手续，就骑车回屯子。
到了生产队先又到队部看了看，见到闫队长在，他问我有铁锹吧？我说有。然后告诉我现在的农活主要是翻地送肥，明天早晨五点到生产队队部派工。
这个大队目前有九名五七战士，按户算是七户。
而我们这个屯算上我家有两户下放干部。另一家是从长春下来的老魏头，他没带家属就自己一个人下来的，已经五十七岁了，眼看过两年就要退休，也不知道那时候该咋办。
第二天开始我就投入到了生产队的春耕播种生产中。就每天都是忙着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经常还要晚上开会，而且总是开会到很晚才回家。只有早晨能见到孩子们，家里一般就是金波在家照顾艳平，早饭晚饭也是金波学着做，中午她们带饭盒在学校吃。
时间不长，南炕的小两口搬出去另外住了房子，这样整个这西屋的一间半南北炕就都由我们家住了。
县里的家到均匀铺的家距离八公里左右，走路单程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多一点。通常毎星期秀芳领着和平金东至少能来一次，有时候住一夜，更多的时候是过来做好了菜饭就又回县里。和平金东有时候放学早也会自己来，文媛和文辉也来过几次。
有一天金波和艳平去了县里的家，我去大队开完了会，下午三点多吧，回家想着晚上自己一个人做什么饭吃，可是竟然发现锅盖是热乎的，锅里菜饭都做好了，灶坑里还有余火没灭，可是屋里却没有一个人。我心里纳闷，一问邻居才知道原来秀芳来了，看我不在家就下手做了饭，因为晚上还要回商店开会就有回县里了。我后来和她开玩笑就开玩笑说“不知道谁做饭的，还以为仙女下凡了”。
那些日子我们县里乡下两个家来回走动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秀芳又了解到按照政策金华也可以从集体户转到均匀铺，她就告诉了金华。金华性子急，没几天就办好了手续，把户口迁到了均匀铺，4月2日就把她的东西都搬了过来。金华的到来让我安心不少，一是她到了身边我可以不再惦记她，二是有了她可以照顾金波和艳平了。
忙过了春播生产队的活就不是太多了，白天有时候就可以伺候自己的菜地了。
生产队也给我们这个新家分了一块菜地。这块菜地和我们家很近，出门向西出了院子，过路就到。侍弄起来非常方便。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努力的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农村人。我起早贪黑的抽时间在这块地种上了很多的蔬菜。
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当年刚和秀芳结婚的时候曾经在菜园子干过一年，农活我不仅都会而且还做的很好。我本就喜欢看农林牧方面的书籍杂志，种地对我不在是难事。我们家的菜地中间还有一口水井，这口水井可以保证来我们家的菜地旱涝保收。只是没有井裙更是没有护栏，所以每次到井边看到里面蓝色的井水我都是胆战心惊的，告诉孩子们进园子离水井远点。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母亲从长春回来。母亲病好了以后就又去长春照顾秀春的孩子了，大大小小三个孩子，特别是肖微太小不能去托儿所，秀春实在招架不住，金华的集体户也不能给她长期放假。直到肖微能送托儿所了，才能回来。
开春后天气慢慢暖和起来，屋里也不是那么冷了。田地里的小苗都长到了两寸多高，二遍地基本铲完，开始三遍地了。我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对门的闫队长告诉我说金华去了长春。他告诉我说今天金华在屯东靠马路的那块玉米地间苗，一辆去长春的汽车货车停下来加水，她就和司机说一声搭车去长春说是去接她奶奶。闫队长给了她假并回来告诉我一声。
我看了一下门边的黄历，今天是5月15号。就问闫队长：“金华说没说几天回来？”，闫队长摇了摇头。
晚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金波和艳平，艳平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他问我：“爸，二姐和奶奶明天能回来吗？几点回来？”
“这可不知道，要回来也得下午吧”我说。“你们俩如果放学早就去后道接接她们吧”。
第二天金波和艳平放学早早回家，去屯子北面的公路接奶奶。每次看见从东飞驰而来客车，他们都跑上前去，眼巴巴的希望能停下来，希望走出拎着大包小包的奶奶。
这一刻终于等到了，但没用他们接。5月17日，两个孩子放学回家，推开门看到金华在厨房准备做饭，而奶奶竟然就在屋里了，屋里还有一个女孩和小男孩。她们的奶奶带回来了秀春的女儿肖英和儿子二力。他们立刻扑在了奶奶怀里。
母亲的到来，让这个家终于像个家了，我们有了家的感觉。每天放学两个孩子就急着往家里跑，因为家里有奶奶啊。奶奶到到来给这个家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我们买来了一头小猪，还养起了几只小鸡。这样小鸡长大了我们就可以吃上鸡蛋，过年还可以杀年猪。
有鸡有猪了，家里的活也多了起来。每天放学割猪菜是金波的一项重要任务。辉菜苋菜都要。常常和她一起割猪菜的是一个叫金环的小姑娘，在我们家房后那条路的道北，她也是金波在这里最好的朋友。艳平有时候也跟着去，但主要是玩，干不了多少活。她们的奶奶把割回来的猪菜放到锅里加一点米糠煮熟，然后就倒进院子里的一口大缸中，这就是猪最好的饲料了，猪很爱吃。
鸡也长大了能下鸡蛋了，当时这是获得鸡蛋的主要途径。
我们在这块里种了玉米、豆角、茄子、柿子、小葱、黄瓜和土豆各种蔬菜，特别是我们家的黄瓜有两棵是别人没见过的品种，就是那种大大的黄瓜，下霜后还在长，最后长到6斤多，差不多半米长。特意留了两根黄瓜种，艳平几乎每天都过去看看那粗粗的大黄瓜，但最后还是被村里的人偷去了一根，但这偷黄瓜的人也是偷的文明，没把两根都拿走。
那个年代的娱乐很少，农村就更少了，最盼望的就是周围那个村子放电影。有了消息村里的孩子们就和过节一样的早早串联，早早的吃了晚饭成群结队的去看。记得有一次领孩子们曾经去了距离县城很近东营子，什么电影已经忘记了，反正回来的时候都半夜了。
均匀铺屯在长伊公路的道南，道北是一大片草甸子。以前都是在哪里放猪。这一年开春后就开始了在这个草甸子拓荒，来了两台东方红拖拉机，每天翻地。把荒草压在新土下面的同时也把那些灌木的树根翻了出来。
母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去草甸子里捡树根。那一年母亲68岁，身体还是很硬实。只要有时间就带着肖力和肖英去草甸子，草甸子很多的树根，捡起来不是太费劲，就是比较沉。母亲把捡到的树根先集中到公路旁，然后打捆。找路过的行人帮忙放到她的肩上再扶她站起来就能背回家了。几个月下来她捡来的树根堆成小山。那个时候烧火做饭取暖的柴火是重要的生活必需品。除了每年秋天生产队给每户分的苞米秸秆和少量的豆杆其余的都得自己去周围山上打柴。所以你就知道母亲捡来的这些树根有多珍贵了，这些树根有些都已经略微腐烂了，但烧火还是没问题，晾干了就能烧。每当孩子们放学回来了，他们的奶奶就会和我们讲她如何捡到那么多树根并搬运到公路边，再打成捆，路边的好人扶着她把材捆背着站起来。那自豪的神情如同发了大财。这些树根一直到我们返城后还烧了好几年呢。
其实这些树根也不是村里谁都能去捡的，别人去了都会让人赶出来，只是那些人知道母亲年纪大还是插队干部的家属才允许的。
草甸子拓荒后的第一年没种庄稼，因为过了种庄稼的时令。到了夏天草长得更旺了。里面有很多的各种小鸟和昆虫。印象最深的是布谷鸟嘹亮的啼鸣，“布谷--、布谷--！”
暑假的时候，和平金东就都过来了，这里好热闹。那真的是幸福的生活，非常开心。
浇菜也是一大乐事。园子里的那口井是废井，所以没有井围和井轱辘。所以打水都是我用绳子把水从我们家菜地中间的那口井里提出来，然后就用水瓢把水浇到菜根位置。怕有危险我总是把孩子们赶的远离水井，怕落水。但是有一次肖力还是跑到了水井边上差点掉进去，好在和平在附近一把拽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