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旅途之十一
加入共青团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3日 於哈尔滨
小学二年级，我加入了少先队。初中时因为年龄小，政治上也很幼稚，没有加入共青团的愿望。上中专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学雷锋、学解放军等活动的开展，政治上成长起来，加入共青团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 ▼
我向团支部递交入团申请书后，对自己的要求也开始严格起来。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也反复对照《论共产党的修养》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化学老师徐国忠评价我说：“你是个比较酸性的人。”意思是说我得理不让人，与同学相处时说话比较尖刻，不够宽容大度。我听后认真反省了自己，和同学相处开始大度起来。我积极参加班级和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学习用功，排名班级前列；下厂实习认真向师傅学技术，交班时机床擦得干干净净。我的努力换来了同学的好评，老师的赞赏，大家都觉得我好像换了一个人。
加入共青团仪式（图片来自网络）▼
1965年11月30日，这一天发生了我学生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我在班级团支部委员、同宿舍室友解治国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我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我人生政治生活中迈上的第一个阶梯。
生命旅途之十二
红旗战斗队队长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10日於哈尔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著名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 5.16”通知，一场震惊中外、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我们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是全市最早开展文革运动的单位之一，运动初期是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学校抛岀了几个家庭出身不好或本身有些历史问题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供老师和学生批判，教学楼内一时间贴满了大字报。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按照学校的部署，用大字报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猛烈开火。我入中专后曾经担任过语文课代表，文章写得好些，就成了班级大批判文章的主要撰稿人。
文化大革命宣传画（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年没有放暑假，学生和老师都留校搞文化革命。8月13日晩上6、7点钟，有同学找我去附近的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参加点火大会。我来到会场一看，宽阔的广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除了外专本校的学生，附近黑龙江工学院、黑龙江大学，我校及哈尔滨水利学校也来了不少师生。新搭的主席台上方挂着会标，《造反有理点火大会》几个大字震撼人心。讲台前来自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演讲，引经据典地宣传“造反有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号召广大师生起来造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样的话竟然是毛主席说的，它深深地震撼了参加当晩大会的思想单纯的学生们。会场群情激昂，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场。一直到凌晨3点天空已放出鱼肚白的曙光，我才疲备不堪地回到宿舍。
外专点火大会不久，我校也效仿哈尔滨文革运动的急先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着手筹建红卫兵组织。
红卫兵这个名称最早起源于北京清华附中，1966年5月份清华附中的一些同学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他们写的《论造反有理》两篇文章，署名红卫兵。毛主席回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造反行动，要求红卫兵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从此文革中学校成立的群众组织都冠以红卫兵的名称。
当时哈尔滨市的红卫兵有两大派组织，一派叫“八. 八团”，因为该组织是8月8日组建的，简称“八. 八团”；一派叫红色造反团，简称“造反团”。造反团认为学校党组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广大群众搞文化革命的热情，要造它的反；八. 八团认为学校党组织执行了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应该进行保卫，因此社会上称造反团为造反派，八. 八团为保皇派。
红旗战斗队部份队员合影 ▼
我校红卫兵组建初期，八. 八团对要求加入红卫兵组织人员政审十分苛刻，家庭成份不好或父母稍有一些历史问题的一律不吸收，而造反团则是只要本人申请，无论家庭什么情况都批准加入。不同的门槛造成了红卫兵组织刚一成立，我校造反团人数就占了师生总额的80%以上，成为学校文革的多数派。
我们机63–6318班同全校其它班级一样，45个同学中38个加入了造反团，只有7个同学加入了八. 八团。我班参加造反团的同学经过研究，决定成立红旗战斗队。当时我班的班干部和团干部有的加入了八. 八团，有的到造反团部当了副团长，这样经过大家的推举，从来未曾当过班干部的我成为了红旗战斗队的队长。
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接见首都红卫兵，明确支持学生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对各省市以保卫各级党组织为宗旨的红卫兵组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校八. 八团同哈市各校的八. 八团一样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学校文革的领导权落入了造反团的手中。运动初期，八. 八团保校党委李副书记，批判卢副校长；造反团则批判李副书记，保卢副校长。随着八. 八团的垮台，李副书记进了牛棚劳动改造，卢副校长则从牛棚出来恢复了自由。
红旗战斗队部份队员合影 ▼
63届是全校年级最高的一届，学生年龄也大，组织能力强，点子多，是学校文革的主力军。机63–19班成立的要武战斗队和我们红旗战斗队是造反团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两支队伍，实际上左右了全校文革运动的走向。
红旗战斗队除了配合要武队在解放卢副校长问题上做了工作外，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过大量工作，在全校组织召开了《张山峰辩论会》。张山峰是我校的原党委书记，1966年初以正团职的资历转业到我校工作，可以说在学校基本没有犯什么错误。运动初期因为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批斗，靠边站。我们在辩论会上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张山峰是由于对文化革命不理解，好人犯错误，过去多年工作中成绩还是主要的。通过辩论会，学校教职工和学生原谅了张山峰，使其获得了解放。
我们的这个举措扭转了学校运动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泛滥的局面，许多教师和干部受了委屈都愿意找我们来倾诉，寻求支持和保护，赢得了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民心，树立了战斗队的威信。
生命旅途之十三
赴京上访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14日於哈尔滨
1966年8月份后，学校党政组织基本瘫痪了，两派组织按照各自对文革运动的理解开展运动。在运动中我们遇到很多实际问题，中央文件中也没有明确的处理政策，上访省、市有关部门，也没有明确的说法。8月24日，我和队里的几个头头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请他们给予指导。当晚我和刘光辉，解治国、王栋梁4人来到哈尔滨火车站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红卫兵乘火车进北京（图片来自网络）▼
1966年7、8月后，各校陆续出现了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常常因观点不同互相批判。为了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常常有人到省、市甚至北京上访。初期到京上访者都是乘普通客车进京，后来由于上访人员太多，普通客车无法承担，哈尔滨铁路局决定增开直通北京的红卫兵专列。
我们乘坐的就是哈尔滨到北京的第一个红卫兵专列，红卫兵戴着袖标可以免费乘坐。这趟列车挤满了人，座位上、座位下、过道、行李架甚至厕所中都是红卫兵。8月的天酷暑尚未消退，车厢里像蒸笼一样，男女红卫兵个个满头大汗。经过一夜的开开停停，清晨列车停在了辽宁省境内的一个车站，许多红卫兵下车去买水和食品。由于人太多，车站准备不足，虽然这些食品被一扫而光，但供应量却连10%都不到。接连又停了几个车站，情况都是如此。有的售货员看到四面八方伸过来的钱，都不知道接谁的好了。混乱中有的红卫兵只好扔下钱，拿起食品就走，连应该找的零钱都不要了。饿还可以忍受，没有水喝在8月的车厢里可是大问题。大约中午的时候火车停在了山海关火车站，蜂拥而下的红卫兵忽然发现，站台上售货车一字排开，隔十几米就有一个水缸，还有一些大叔、大婶端着凉开水壶挨个车窗送水，这一下全列车红卫兵的食品和饮用水都解决了。回到车厢后听列车员说，前面几站食品和饮用水供应不足的问题反映到铁路局领导后，沈阳铁路局紧急动员山海关铁路系统的职工和家属采购食品，烧开水，才解决了这一突如其来的难题。
火车上挤满了红卫兵（图片来自网络）▼
经过30多个小时的煎熬，清晨4点多钟，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刚刚岀站，我们同－车厢来的一些留辮子的女同学就被身戴红卫兵袖标、手拿剪子的北京红卫兵拦住了。他们宣传说：“辫子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形式，又耽误学习又不利于工作，革命的女同学要剪成短发，如果不剪就不能岀北京站。”这一下子可就热闹了，有的女同学哭哭啼啼死活不让剪，有的要返回站台，返回哈尔滨。在北京红卫兵的反复劝说下，大多数女同学剪了短发。对于死活不剪发的顽固派，北京红卫兵拿岀了绝着。趁着这些人哭哭泣泣不注意，他们突然下手剪掉了女同学的一根辫子，然后扬长而去。这一下被剪掉辫子的女同学傻了，一边有辫子一边没辫子，太难看了。她们哭喊着追上去，恳求北京红卫兵把另一条辫子也剪掉。北京红卫兵扬扬得意：“牵着不走，打着倒退，还是得求我剪吧。”一边嘴里数叨着，一边挥动手里的剪子，不到半个小时哈尔滨来的女同学个个被剪成了呲牙咧嘴的齐耳短发。
在火车站等车的红卫兵（图片来自网络）▼
8月份的北京天气酷热，我们在车站广场乘凉休息，等待始发的早班公共汽车。大约清晨5点多钟，忽然看见来了一队年纪17、8岁左右的红卫兵押着一些年龄较大的男男女女。这些人的头发被剃得东缺一块，西少一撮，很是难看。走着走着，一个年约70多岁的男子突然蹲了下来大喊：“我不走，我不走！”很快从队伍前面来了一个红卫兵，只见他抡起皮带，用带铁卡子的那头劈头盖脸的打了起来，血瞬间就从这个老头的头上流了下来，又来了几个红卫兵连拖带拽地把他拖走了。我们左右一问，才知道北京的红卫兵正在清理过去是地主、资本家，现呆在北京养老的人，把他们遣送原籍。
早晨8点刚过，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旁边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只见上访的队伍排出了一里多远。中午11点左右我们终于排到了，接待人员做了登记后，并未现场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而是让我们回到学校等候答复。满以为来京就能够得到中央文革的正确指导，回校后按照他们的意见顺利开展学校文革运动的想法一下子变成虚幻的将来，我们几个同学的情绪迅速跌落下来。
北京各大学校满墙满院的大字报（图片来自网络）▼
简单吃点东西后，我们决定到北京的大学去看大字报。下午我们来到了北京地质学院，进校一看，嗬，满楼满院都贴满了大字报，除了学校自身文革运动的内容外，还有不少中央领导关于文革运动的讲话。看了这些讲话，许多文革中遇到问题有了解决办法，我们赶紧掏出笔记本分头抄了起来。我们边看边抄，一直忙到半夜，当晚就住在了地质学院。第二天我们又来到北京大学，一边看一边抄大字报，又是忙忙碌碌的一天。
第三天早晨我们决定再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看看，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了答复。文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仍然让我们回校等候，为了省钱我们决定走回北京地质学院。
走着走着，我们竟然走到了北海公园附近。这时有人提议说：“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咱们进北海公园看看吧。”我一听就不高兴了，说：“那怎么行，我们是来京上访的，哪能乘机游山玩水。”来京的4个人分成了两派，两个人主张进公园，两个人不同意进公园，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了一阵儿，我说：“天安门广场是毛主席国庆节、5.1节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是革命圣地，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这不算游山玩水。”大家一致同意后，一行4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留影（图片来自网络）▼
游完天安门广场后，受上午争吵的影响，大家情绪十分低落。走了一上午，下午3点多钟才吃中午饭，吃饭时大家一致决定当天晚上返回哈尔滨。我们立即派了一个同学去北京地质学院取放在那里的物品，当天夜里就乘车返回哈尔滨了。
8月31日，广播里传来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重大新闻，刚刚返校第二天的我们4个同学后悔的互相埋怨起来。时隔几十年后，同学聚会时说起为进北海公园的争论，更加觉得当时既幼稚单纯，又左的可爱。
生命旅途之十四
见到了毛主席
2023年7月1 6日於哈尔滨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1966年8月份以后，鉴于各地区文化革命开展的不够平衡，毛主席和当时指导全国运动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积极鼓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搞大串联，“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反的火种”。同时，毛主席连续八次在北京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万红卫兵，检阅文化革命大军，表示对他们充当文革运动急先锋的支持。
为了支持红卫兵大串联，196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红卫兵串联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在北京和全国大中城市住宿、吃饭?花钱甚至可以免缴粮票。这些优惠政策的出台，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图片来自网络 ▼
10月国庆节后我校文革运动基本停了下来，大部分同学都岀去串联，学校显得冷冷清清。这一天还在学校的红旗队同学开会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当时北京为各地来京的红卫兵设立了上万个接待站，负责食宿等方面的接待。记得有我、刘光辉、梁荣庆、谷东风等8、9个同学结伴于10月下旬来到北京，住在一个部队的接待站里。我们一边去各高校看大字报，一边等待毛主席的接见。部队接待站伙食很好，每天一顿细粮，一顿肉菜，主食管饱，许多红卫兵乐不思返，一住20多天。
11月1日的早上，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后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是毛主席8月以来第六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采取先开大会后游行，在行进中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形式。计划上午10点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讲话，然后大约200多万红卫兵沿着长安街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为了迎检，我们所有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的解放军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
3日早晨5点多钟，我们带着发的水和馒头早早就出发了。队伍有秩序地、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前进，每个红卫兵都很兴奋，口号声、歌声响成一片。我们的队伍走走停停，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进，来到长安街上东华表附近时已经是傍晚4点多钟。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周恩来总理要求同学们迅速通过天安门的喊声，但是队伍却一步也不再前行。眼看就要到天安门广场了，却无法见到毛主席。晚上8点多钟，我们怀着失望的情绪，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驻地。
第二天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昨天毛主席在七个多小时的接见活动中，先后九次走向天安门东西两侧，向受检红卫乒挥手、鼓掌，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毛主席70多岁了，站立时间太长也很劳累，有时候需要进休息室休息。这段时间未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就不肯离开天安门广场，致使当天有近三分之一、几十万的红卫兵未能受到接见。”同时，他安慰我们说：“周总理已经连夜召开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新办法，你们一定能够见到毛主席。”
一晃儿一周时间过去了，11月9日这天晚上，接待站工作人员又通知我们做好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准备。这一晚我们兴奋地几乎一夜没睡，早晨早早的就来到了出发地。只见道路上整齐地排列着一辆辆崭新的军用卡车，每个车两名司机、两名士兵。红卫兵每40个人乘坐一辆车，一名士兵在车厢前排任班长，一名士兵在最后一排任副班长，负责管理和维持车上纪律。汽车每6辆为一排，绵延30多公里，沿着规定路线向天安门进发。
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接见红卫兵（图片来自网络）▼
中午11点左右，汽车缓缓行驶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向我们挥手致意，红卫兵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泪水流淌在我们的脸上，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汽车驶过天安门城楼后突然加速前行，在长安街和大半个北京城绕行。街道两旁站满了北京市民，他们不断的询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吗？”当听到我们见到了毛主席的答复时，很多人羡慕地说：“你们真幸福啊，我们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也没有看到过毛主席。”
乘坐汽车的红卫兵（图片来自网络）▼
回到驻地后我们才知道，为了这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决定并经毛主席批准，命令北京军区从郑州、石家庄、内蒙古等部队调集了6000辆卡车，安排每车两名司机歇人不歇车，昼夜兼程赶到北京执行运送红卫兵接受检阅的任务。
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城楼后，排列在天安门广场上的30多万红卫兵又涌到天安门城楼下受到毛主席接见。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的下午，毛主席又乘敞蓬汽车检阅了排列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等街道两侧的150万红卫兵。这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也是准备时间最短、成本最低的一次。
毛主席乘坐敞篷汽车检阅红卫兵（图片来自网络）▼
11月26日毛主席再次乘坐敞篷汽车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大规模、公开地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被毛主席接见后，我记了日记并一直精心保留，做为永久的纪念。
生命旅途之十五
徒步串联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20日於哈尔滨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刘光辉、郭文启、王栋梁、梁荣庆等12人的徒步串联开始了。我们计划行程2万多里，途经长春、沈阳、北京、西柏坡、延安等地，最终到达革命圣地井冈山，然后乘坐火车返校。12月是哈尔滨最冷的时候，这一天小北风呼呼的刮着，但天气晴朗。我们举着红旗战斗队队旗沿着哈双公路飒爽英姿地走着，不时还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等革命歌曲。这一天我们走了大约40多公里，傍晚来到了第一个宿营目的地—双城县五家公社民富大队。
徒步串联的红卫兵（图片来自网络）▼
民富大队是我校秋收帮扶点，在秋收劳动中一些农民同我们学生建立了较为深厚的感情。大队革委会的领导热心地接待了我们，准备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安排了大家住宿的地方。晚饭后大队领导同我们几个领队进行了深谈，一致要求我们在村里多留一段时间，帮助队里开展文革运动，搞好备耕生产，开春后再走。当时中央文件要求农村利用冬闲时间开展文革运动，因为工作不好开展，一些队领导不愿干、撂挑子，希望我们红卫兵帮他们一把。盛情难却，经过全体队员商量，我们决定先在民富大队帮一段忙，然后继续步行串联。
1967年春天我们部分队员同民富大队红小兵合影 ▼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走街串巷到村民家中宣传中央关于开展文革的政策，发动群众开展文化革命；我们同村民们一起刨粪、送粪，帮助农民开展备耕生产。走访中我们了解到当时的农民真是穷啊，每个工作日才能赚5、6分钱。年终算帐，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还倒欠生产队几百元，致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低。破旧的房屋，简陋的家俱，带着补丁的衣服，缺油少肉的食物，这些景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如何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成为当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道难题。
转眼春天到了，繁忙的春耕生产开始了。正当我们准备重新走上串联长征路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全国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的文件。我们揹上行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村民，回到了阔别4个多月的学校。
生命旅途之十六
文革亲历的三件事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22日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群众自发地组织了许多群众组织。在哈尔滨市文革运动的初期，学校的群众组织主要是“造反团”、“八、八团”；工?的群众组织主要是“造反团”、“赤卫队”。1967年夏季以后，哈尔滨市的群众组织主要是“捍联总”、“炮轰派”。
1966年至1967年这两年是哈尔滨市乃至全国文革运动的高峰期，这期间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斗争愈演愈烈，由原来的大辩论、大字报等文斗转向棍棒、枪炮交锋的武斗。这两年哈尔滨市发生的规模、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5、6件，我参加或者目睹了其中的3件。现将当时看到的真情实景展现给大家，事非曲直任凭后人评说。
文革时期中央文革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图片来自网络）▼
黑大游行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最新指示，1967年5月份我校各个班级断断续续复课，但是仍以开展文革运动为主。
1967年哈尔滨市群众组织主要有两大派，－派是原“八、八团”，由运动初期的保守派转而走向“怀疑一切”，组织炮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和省革委常委、军代表赵去非，社会上称之为“炮轰派”；一派是原造反团，认定革委会是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利后诞生的新生政权，必须坚决捍卫，并在全市成立了捍卫革命委员会联合总指挥部，社会上称之为“捍联总”。
在当时的高校中，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的“炮轰派”在学校占了统治地位，成为全市“炮轰派”的聚集地和堡垒。黑大“炮轰派”有一女同学能言善辩，因其较胖，人称“胖二嫂”。她在与“捍联总”成员几次街头辩论中占据了上风，争取了不少民众的支持。1967年5月下旬的一天，为了打击“炮轰派”的嚣张气焰，“捍联总”指挥部调集了一批学校的红卫兵去黑大游行。
我校游行队伍走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路上，两旁围满了黑大的师生。我们喊着捍卫省革命委员会的口号，黑大师生喊着“打倒潘复生”、“炮轰赵去非”的口号。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火药味十足。正在走着，忽然我队的刘光辉被道旁黑大的学生拉出了队伍。我队的其他同学马上围了上去，一边高喊“不许打人”，一边推搡黑大同学。刘光辉见状赶紧拦住了同学，告诉大家“这是我的姐姐”。晚上光辉的姐姐来到我们宿舍，批评刘光辉不应该去黑大游行，并且宣传“炮轰派”的观点。姐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激烈地辩论起来。
没有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人难以想像当时人们的执着和狂热，有千千万万个家庭被政治撕裂，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分为两派，甚至在吃饭中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就会辩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红卫兵游行（图片来自网络）。
保卫“107”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107号是文革期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哈尔滨人简称其为“ 107”。19 67年6、7月份，“炮轰派”组织了一些骨干分子到107号省革委会所在地静坐，要求打倒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副主任赵去非。“炮轰派”组织了几台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对着省革委会办公楼昼夜广播，围观群众越来越多，阻碍了中山路的交通。
“捍联总”针锋相对，组织学生队伍游行，坚决捍卫革命委员会。我校铸造专业的学生身材魁梧高大，又穿着统一的实习工作服，步伐整齐，口号嘹亮，在游行队伍中很是显眼，也使得黑龙江抗大机械战校（文革开始后将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改为此名称）在全市老百姓中名声大振。“捍联总”还几次组织人员强行把静坐的“炮轰派”拖走，引起了一些群众的反感，激起了对弱者的同情。常常有一些老百姓自发地为静坐者送水和食品，并向其他围观群众宣传“炮轰派”的观点。
为了防止“炮轰派”冲击省革委会，避免负责警卫省革委会的部队战士同“炮轰派”的群众直接发生冲突，“捍联总”指挥部安排我校同其他一些院校的“捍联总”同学进驻“107”，作为第一道屏障，轮流值班担任保卫工作。经过近两个月的对峙煎熬，加之“捍联总”反复进行清理，“炮轰派”终于挺?下去了，自行撤离了“ 107”，“107”保卫战结束了。
南岗区西大直街66号的建工学院主楼是当年捍联总进攻的主要目标。
攻打建工学院
1966年7、8月份，哈尔滨市“捍联总”和“炮轰派”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省革委会的暗中支持下“捍联总”占据了优势，对“炮轰派”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行动。7月份对在“ 107”门前静坐的“炮轰派”进行了反复多次清理，最终使这一地区的交通及其它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
“炮轰派”失去这一重要阵地后，又纷纷聚集到位于南岗区大直街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主楼。建工学院的“捍联总”是少数派，被“炮轰派”赶出了学校，成了丧家之犬。各院校“炮轰派”进驻了建工学院主楼，他们在那里写文章、印传单，大肆攻击省革委会和“捍联总”。他们在学校主楼上安装了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宣传他们的观点，夜深人静之时东西大直街十几公里外的老百姓都能听到他们的广播。主楼临大直街一侧挂满了“炮打潘复生”、“炮打赵去非”，“誓与捍联总战斗到底”的巨大标语。为了防止“捍联总”的进攻，他们在主楼大门口和楼内各通道设置了沙袋等各种障碍物，使整个主楼成了一个战斗堡垒。
“捍联总”总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攻打建工学院，彻底摧毁这个“炮轰派”的大本营。这个任务决定由市中等学校“捍联总”完成，由中等学校“捍联总”一把手任总指挥。我当时已经辞去红旗队队长，在我校造反团团部担任外联组长，我带领外联组的同学作为观察员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8月的一天，我校造反团、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红色恐怖造反团、哈尔滨第十七中学死硬派等各中等学校调来的“捍联总”战士5、6千人将建工学院主楼团团围住，并断绝了水电供应。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首先清理主楼斜对面的宿舍楼。由于好多被清理的学生自称是“捍联总”的战士，不肯离开，清理工作进展缓慢。这时候的总指挥表现了与其19岁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果断，他对来请示的下级大发脾气：“什么炮轰派、捍联总，谁有时间去给他们鉴别，统统都都他妈给我清出去。”命令一下，不到半个小时整个四层大楼就清理的干干净净，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凌晨4点钟，随着“总攻开始”命令的下达，砖头瓦块从四面八方如雨点般飞向建工学院主楼，“哗啦啦”的玻璃碎片声响成一片，眨眼功夫我就目睹了整个大楼再无一块完整玻璃的惨景。各校突击队员头戴柳条帽，顶着草垫子，冒着楼内飞出的砖瓦石头和棍棒的打击，呐喊着破窗破门而入，激战的场景随处可见。大约5点多钟，许多窗前打出了用床单或者衬衣制作的白旗，战斗结束了，“炮轰派”的这一据点彻底拔除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两派群众组织大打出手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悲剧。
生命旅途之十六
文革亲历的三件事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22日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群众自发地组织了许多群众组织。在哈尔滨市文革运动的初期，学校的群众组织主要是“造反团”、“八、八团”；工?的群众组织主要是“造反团”、“赤卫队”。1967年夏季以后，哈尔滨市的群众组织主要是“捍联总”、“炮轰派”。
1966年至1967年这两年是哈尔滨市乃至全国文革运动的高峰期，这期间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斗争愈演愈烈，由原来的大辩论、大字报等文斗转向棍棒、枪炮交锋的武斗。这两年哈尔滨市发生的规模、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5、6件，我参加或者目睹了其中的3件。现将当时看到的真情实景展现给大家，事非曲直任凭后人评说。
文革时期中央文革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图片来自网络）▼
黑大游行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最新指示，1967年5月份我校各个班级断断续续复课，但是仍以开展文革运动为主。
1967年哈尔滨市群众组织主要有两大派，－派是原“八、八团”，由运动初期的保守派转而走向“怀疑一切”，组织炮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和省革委常委、军代表赵去非，社会上称之为“炮轰派”；一派是原造反团，认定革委会是夺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利后诞生的新生政权，必须坚决捍卫，并在全市成立了捍卫革命委员会联合总指挥部，社会上称之为“捍联总”。
在当时的高校中，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的“炮轰派”在学校占了统治地位，成为全市“炮轰派”的聚集地和堡垒。黑大“炮轰派”有一女同学能言善辩，因其较胖，人称“胖二嫂”。她在与“捍联总”成员几次街头辩论中占据了上风，争取了不少民众的支持。1967年5月下旬的一天，为了打击“炮轰派”的嚣张气焰，“捍联总”指挥部调集了一批学校的红卫兵去黑大游行。
我校游行队伍走在黑龙江大学的校园路上，两旁围满了黑大的师生。我们喊着捍卫省革命委员会的口号，黑大师生喊着“打倒潘复生”、“炮轰赵去非”的口号。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火药味十足。正在走着，忽然我队的刘光辉被道旁黑大的学生拉出了队伍。我队的其他同学马上围了上去，一边高喊“不许打人”，一边推搡黑大同学。刘光辉见状赶紧拦住了同学，告诉大家“这是我的姐姐”。晚上光辉的姐姐来到我们宿舍，批评刘光辉不应该去黑大游行，并且宣传“炮轰派”的观点。姐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激烈地辩论起来。
没有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人难以想像当时人们的执着和狂热，有千千万万个家庭被政治撕裂，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分为两派，甚至在吃饭中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就会辩论起来，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红卫兵游行（图片来自网络）▼
保卫“107”
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107号是文革期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哈尔滨人简称其为“ 107”。19 67年6、7月份，“炮轰派”组织了一些骨干分子到107号省革委会所在地静坐，要求打倒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副主任赵去非。“炮轰派”组织了几台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对着省革委会办公楼昼夜广播，围观群众越来越多，阻碍了中山路的交通。
“捍联总”针锋相对，组织学生队伍游行，坚决捍卫革命委员会。我校铸造专业的学生身材魁梧高大，又穿着统一的实习工作服，步伐整齐，口号嘹亮，在游行队伍中很是显眼，也使得黑龙江抗大机械战校（文革开始后将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改为此名称）在全市老百姓中名声大振。“捍联总”还几次组织人员强行把静坐的“炮轰派”拖走，引起了一些群众的反感，激起了对弱者的同情。常常有一些老百姓自发地为静坐者送水和食品，并向其他围观群众宣传“炮轰派”的观点。
为了防止“炮轰派”冲击省革委会，避免负责警卫省革委会的部队战士同“炮轰派”的群众直接发生冲突，“捍联总”指挥部安排我校同其他一些院校的“捍联总”同学进驻“107”，作为第一道屏障，轮流值班担任保卫工作。经过近两个月的对峙煎熬，加之“捍联总”反复进行清理，“炮轰派”终于挺?下去了，自行撤离了“ 107”，“107”保卫战结束了。
南岗区西大直街66号的建工学院主楼是当年捍联总进攻的主要目标 ▼
攻打建工学院
1966年7、8月份，哈尔滨市“捍联总”和“炮轰派”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省革委会的暗中支持下“捍联总”占据了优势，对“炮轰派”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行动。7月份对在“ 107”门前静坐的“炮轰派”进行了反复多次清理，最终使这一地区的交通及其它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
“炮轰派”失去这一重要阵地后，又纷纷聚集到位于南岗区大直街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主楼。建工学院的“捍联总”是少数派，被“炮轰派”赶出了学校，成了丧家之犬。各院校“炮轰派”进驻了建工学院主楼，他们在那里写文章、印传单，大肆攻击省革委会和“捍联总”。他们在学校主楼上安装了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宣传他们的观点，夜深人静之时东西大直街十几公里外的老百姓都能听到他们的广播。主楼临大直街一侧挂满了“炮打潘复生”、“炮打赵去非”，“誓与捍联总战斗到底”的巨大标语。为了防止“捍联总”的进攻，他们在主楼大门口和楼内各通道设置了沙袋等各种障碍物，使整个主楼成了一个战斗堡垒。
“捍联总”总指挥部经过研究，决定攻打建工学院，彻底摧毁这个“炮轰派”的大本营。这个任务决定由市中等学校“捍联总”完成，由中等学校“捍联总”一把手任总指挥。我当时已经辞去红旗队队长，在我校造反团团部担任外联组长，我带领外联组的同学作为观察员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8月的一天，我校造反团、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红色恐怖造反团、哈尔滨第十七中学死硬派等各中等学校调来的“捍联总”战士5、6千人将建工学院主楼团团围住，并断绝了水电供应。第二天凌晨三点多钟，首先清理主楼斜对面的宿舍楼。由于好多被清理的学生自称是“捍联总”的战士，不肯离开，清理工作进展缓慢。这时候的总指挥表现了与其19岁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果断，他对来请示的下级大发脾气：“什么炮轰派、捍联总，谁有时间去给他们鉴别，统统都都他妈给我清出去。”命令一下，不到半个小时整个四层大楼就清理的干干净净，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凌晨4点钟，随着“总攻开始”命令的下达，砖头瓦块从四面八方如雨点般飞向建工学院主楼，“哗啦啦”的玻璃碎片声响成一片，眨眼功夫我就目睹了整个大楼再无一块完整玻璃的惨景。各校突击队员头戴柳条帽，顶着草垫子，冒着楼内飞出的砖瓦石头和棍棒的打击，呐喊着破窗破门而入，激战的场景随处可见。大约5点多钟，许多窗前打出了用床单或者衬衣制作的白旗，战斗结束了，“炮轰派”的这一据点彻底拔除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两派群众组织大打出手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悲剧。
生命旅途之十七
毕 业 风 波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25日 於哈尔滨
我1963年初中毕业考入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学制四年。按照学习年限，我们应该在1967年8月份毕业。但是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为了争取毕业，我校63级毕业生同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发生了一场在哈尔滨中等专业学校广为关注的风波。
1966年12月作者同班级部份同学合影 ▼
1967年8月份，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下发文件，决定1964年入学的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9月份毕业离校。半工半读学校是上个世纪60年代教育改革的产物，在校学生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根据所学专业参加生产劳动，培养目标是技术工人。
1964年全国半工半读学校的发展呈井喷态势，黑龙江省当年新建了上百所这类学校。当时黑龙江省机械厅也新办了一所这种性质的学校，名称为黑龙江机械工业职业学校，招收了机加、机修、电工等4个班，培养目标为技术工人。学校初办，因为没有校舍，办学初期这所学校借用我校的一些教室上课。
1965年黑龙江省机械厅决定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和黑龙江机械工业职业学校两校合并，学校名称为黑龙江机械中等技术学校。两校合并后，原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64、65级两届学生也由全日制中专生改为半工半读生，63级仍为全日制中专生。63级之所以未改，校领导的初衷是让这批质量较高的全日制中专生为新改建的半工半读学校创牌子。当时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称原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的学生为“机校生”，称原黑龙江机械工业职业学校的学生为“职校生”。196 6年文革初期学校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63级学生末改成半工半读生也是罪证之一。在63级同学的强烈要求下，省机械厅和学校在1966年9月份批准了63级也改为半工半读生，并且将助学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6元。
课余时间的同学在教学楼外合影 ▼
毕业文件下发学校后，学校革委会（1967年2月我校也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夺权斗争，夺了原校党委和校长的权利，成立了由原校领导、学生、支左解放军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原黑龙江机械工业职业学校1964年入学的4个班学生准予毕业，原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1964年入学的4个班学生继续留校学习。同期入学的同学之所以分期毕业，理由是原黑龙江机械工业职业学校学生是两年制，已经超过毕业年限；原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学生是四年制，还未到毕业年限。“职校生”即将毕业的消息在全校学生中引起巨大波动，由于对文革运动的逐渐厌倦，各年级学生中涌起了早些毕业的暗潮。
1967年夏季后学校內部文革处于停顿状态，学生大量的精力集中到社会的两派斗争中。尽管学校不放暑假，但是63级的同学大多数都回家度假去了。我由于在学校外联组有工作任务，一直没有回家。63级在校的4个班的一些同学在一起进行了研究，觉得我们已经4年学习期满，到了该毕业的时候，我们也符合半工半读学生可以毕业的文件精神，应该向上级部门反映，争取尽快毕业。大家决定用各种办法督促在家休假的同学尽快返校，集体行动向学校和上级有关部门申诉。当时联系方式有限，家在哈尔滨市的，同学一个一个上门去找，外地同学只能写信通知。我们班级家在齐齐哈尔市的有13名，是红旗队的骨干力量。为了使他们尽快回校参加毕业斗争，我利用父亲为我乘车方便开的铁路免费乘车证专程去了一趟齐齐哈尔，第二天这些同学就同我一起回到了学校。
63级4个班的同学经过商量，决定逐级上访。学校答复说“你们要毕业学校定不了”，我们就去省机械厅；机械厅推说“是省革委会下达的计划”，我们就去省革委会上访。记得那是9月初的一天，63级全体在校学生近200人来到中山路的省革委会上访。省革委会工交组的工作人员把我们请到楼上的一个大会议室里，听学生代表陈述我们要求毕业的理由，尽管他们表示同情，但是却不同意我们毕业。从上午坐到下午，又坐到晩上，省革委会工交组的工作人员反复劝我们返校，没有一个同学回去。没办法这些工作人员只得买来面包、饼干，又送来了开水，供同学们食用。晚上11点多钟，原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当时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革委工交组长陈剑飞亲自接见了我们。他听取了学生代表的申诉后，认为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同意我们毕业。同时，他指示在场的有关部门尽快制定毕业方案并组织实施，我们上访成功了。
很快省机械厅、人事厅等有关部门就批复了学校上报的毕业方案，下达了分配计划。校革委会为了搞好文革中第一次毕业分配，成立了由各班代表参加的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建校以来破天荒第一次由学生参与并主导毕业分配工作。由于文革中两年时间没有大中专毕业生，各企业要人的积极性很高，学生不愁分配。64级“职校生”全部是在哈尔滨市招生，因此全部分配给哈尔滨市属企业。63级“机校生”全省招生，按照规定还要给国家一定比例的毕业生全国分配，分配方案就复杂了。当时确定了“以地区为基础，以需求为为主导”的分配原则，即优先考虑考生报考地的需求，同时尽量照顾需求量大的地区。当时除了分配给在哈中直企业哈尔滨电线?部分毕业生外，其他同学全部分给了省属企业及各地市所属的企业。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4个城市，哈尔滨市分配最多。少数去了县城，也有一些同学去了山沟里新建的小三线企业。我班搞毕业分配的主力是齐齐哈尔市的同学，除了兩名自愿留在哈尔滨市外，全部如愿回到齐齐哈尔市。我是牡丹江市的考生，应该回牡丹江市，由于分给我班的哈尔滨市名额多，也可以留在哈尔滨市。生平头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拿不定主意了。抽时间我专程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文化不高的父母讲不出更多的道理，只是说：“哈尔滨离家近，回家方便；哈尔滨同学、老师熟人多，对以后工作生活有利。”听了父母的话，我决定留在哈尔滨市工作。
毕业分配进展很快，分配给我班的指标有哈尔滨电线厂、重型机械厂、制氧机厂、空调机厂、拖拉机配件厂、龙江仪表厂、印刷机?、机联机械厂等8个企业。一些家在哈市同学的家长帮助选择了实力强、条件好、离家近的企业；一些年龄较大，有心计的同学经过暗中考察、比较，也选中了心仪的企业。我和刘光辉按照在校的威信和贡献，本来可以优先选择企业，但是没有同其他同学争，和高治国、贾国伟一起选择了离市区较远，没人愿意去的机联机械厂。
10月的一天，我手拿报到证去迁户口和粮食关系，却被管理员告知暂时留校不能迁。少年时代不知道哪本书里写的“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说法深深影响了我，宁到工厂当工人，也不留校当老师是我的坚定信念。我怒气冲冲地去找学校主管分配的赵老师，质问他：“为什么不给我迁户口和粮食关系？”他解释说：“学校搞专案需要人，搞完专案可以放你走。”我坚持立即离校，脸红脖子粗地同他吵了起来，他见我实在不同意，只好通知有关部门给我办手续。
我们班级全体同学的毕业照 ▼
离校的时间越来越近，同学们都恋恋不舍。同窗四年，一个大锅吃饭，一个教室上课，有些人一个屋子睡觉；文革中一个红卫兵组织，一起生死战斗，既有同学意，又有战友情，这种深厚的感情绵绵不断，难以割舍。10月上旬的一天，齐齐哈尔市的同学离校返家。谭有福同学在家里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他们饯行；所有在哈的同学和班主任老师都到站台上为他们送行。列车徐徐开动了，车厢里、站台上，男女同学、老师哭成一片。别了，美丽的学校；别了，美好的学生时代。
生命旅途之十八
第二章 企业十八年
短暂的学徒生活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28日 於哈尔滨
1967年10月12日，我和同批分配的同学刘光辉、贾国伟等10人相约来到哈尔滨机联机械厂报到。
机联机械厂座落於南岗区西郊杨马架子，厂址是南岗区哈西大街1号。这个厂建国初期是32家私营铁工厂私私联营后建立的，1956年公私合营后成为公私合营企业，文革中改为哈尔滨市属地方国营企业。这个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曾经创造了积木式机床，用小设备加工大型产品，被誉为“蚂蚁啃骨头”精神。上个世纪50年代被树为全国机械战线的10个红旗企业之一，在全国很有名气，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工厂视察。当时的机联机械厂是哈尔滨市机械局下属的县团级企业，有职工800多人，主要生产轧钢机辅助设备、制氢设备等产品。
这个?文革中是重灾区，两派群众组织“造反团”和“赤卫队”斗争十分激烈。1966年12月5日，工厂赤卫队组织联合其他企业的赤卫队近万人包围了机联?，抓捕造反团骨干，致使工厂停产，一名造反团成员死亡，制造了震惊全市的“12.5”事件。
我们报到时?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造反团团长沈兆宝任革委会主任，原副厂长宋俊喜任革委会副主任。当时工厂砸烂旧机构后只成立了生产组、技术组、劳资组、后勤组等少数机构，大部分科室干部和技术人员都在生产车间劳动。我们报到后，厂劳资组负责人赵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们64级的学生是按照工人培养的，63级的学生是按技术员培养的，厂革委会决定你们63级的同学分配到技术组。”当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受到社会尊重羡慕的群体，因此我们10个人坚决不同意去技术组，一致要求下车间当工人。赵科长没办法，又去请示了?革委会的主要领导，最终同意了我们当工人的要求。
车工工作形像（图片来自网络）▼
我刚入厂时使用的C618车床（图片来自网络）▼
在学校工厂实习的时候，我觉得车、钳、铣、刨、磨诸工种中，车工技术最复杂，最值得深入学习，因此在我的要求下被安排做了车工。第二天我来到工厂的机加车间二车间报到，被分配到小型组。
我和人生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师父兰长久合影 ▼
刚到车间尚不能独立操作机床，车间为我们每个新来的同学都安排了师傅。我的师傅名字叫兰长久，1958年入?，矮矮的个子，大大的眼睛，人非常聪明，能说善讲，是青年师傅中公认的技术尖子，也是青年师傅中有号召力的核心人物。我使用的机床型号是C618，体积较小，主要加工小型机械零件。由于我们在中专学习了有关专业知识，又进行了生产实习，师傅带了两周后，我就可以独立加工简单的产品了。当时工厂无政府主义严重，我师傅和二车间的师傅运动初期参加了赤卫队组织，对造反团掌权的厂革委会意见很大，生产积极性不高。我能独立操作后，他就很少上机床了。在这以后大约半年多的学徒时间里，只是在加工较复杂的产品时，他为我准备刀具，进行加工试范，处理疑难技术问题，其余时间都是由我独立操作加工产品，我成了真正顶班生产的车工。
生命旅途之十九
不识时务的年轻人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7月31日 於哈尔滨
机联厂革委会成立后，表面上工厂生产、文革运动正常进行，实际上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仍在暗中激烈进行。这个?的造反派主要由一些南方籍的转业兵和少数原工厂人员组成，初期只有100多人，是少数派。工厂的多数老工人和干部都参加了赤卫队，是多数派。“12.5”事件后赤卫队在社会巨大的压力下被迫解散，但是好多人一直对造反派及厂革委会采取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
王泽林是原厂党委书记，是赤卫队组织的幕后支持者，一直被造反派定性为工厂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口诛笔伐。1968年1月份造反派认为王泽林煽动群众反对工厂革委会，对其采取了抄家行动。抄家后不久，厂革委会主任沈兆宝对工厂职工宣布找到王泽林疯狂反对毛泽东主席的铁证，并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进行批判。4月份南岗区革委会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全区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大会，区公安局当场宣布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泽林。
1968年5月的一天，车间主任突然通知我去厂会议室参加会议。会议由沈兆宝亲自主持，他说：“为了加快王泽林反革命案件的办结进度，由南岗区公安分局和工厂组成联合专案组，组长由我厂三车间革委会成员王富贵担任，成员有南岗公安分局李警官、进驻南岗分局军宣队的一名解放军及在座的我?的3名职工，共计6人组成。”他还要求我们“以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对反革命分子的刻骨仇恨，同公安局的同志们一起努力工作，争取尽快结案。”
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图片来自网络）▼
专案组成立后，经过认真反复研究，按照“历史、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等3个专题进行了分工。每两个人一组负责调查一个方面的问题，我和王富贵分工负责调查“现行反革命问题”。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各行各业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图片来自网络）▼
王泽林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主要罪证是“他十分仇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丧心病狂地剪断毛主席的照片。”我在调阅案件卷宗时发现，从王泽林家中查获的照片不是剪断的，而是由两张相纸拼接后翻拍放大的。我们回工厂调查知情者，他们证实说：“1963年工厂举办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时，冲洗了一些毛主席的照片。因为展览用照片尺寸较大，一张相纸不够尺寸，照片是洗在两张相纸上，然后拼接成为一张完整的照片。由于洗得多，展览会用不完，王泽林就拿回家一套。”事实十分清楚了，照片既然不是剪开的，王泽林仇恨毛主席就没有了主要依据，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就很难成立。这时候我们才理解到公安局要求成立联合专案组的初衷，主要是定王泽林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不足，公安局如果直接撤销，怕引起工厂的不满和反对。采取组织联合专案组的办法，由工厂派人参加专案组共同调查清楚后再撤销这个冤案，可以减少阻力。
毛泽东题词“实事求是”手迹（图片来自网络）▼
两个月后在李警官的主导下，专案组提出认定王泽林不是现行反革命的初步意见，同时决定回厂向沈兆宝主任汇报。组长王富贵深知沈兆宝等人欲置王泽林於死地的心态，不敢实事求是的当面向沈兆宝汇报。在当天的汇报会上，王富贵汇报了“历史、走资派”等大部分问题的结论意见，“照片”问题他怕引起沈兆宝的不满，转而要我汇报。按道理我这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没有资格汇报，但我初出茅庐不怕虎，思想单纯，又不识时务，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对人对事，因此照实进行了汇报。我的汇报引起了沈兆宝的不满，他批评我年轻幼稚，缺乏阶级斗争经验。他下结论说：“虽然照片不是剪开的，伹王泽林却故意分开存放，仍可以据此定为现行反革命。”
沈兆宝当时既是机联机械厂的革委会主任，又是南岗区的革委会主任，权力和影响都很大。南岗区公安分局虽然行政关系归属哈尔滨市公安局，但是党组织的关系却在区里，对沈兆宝的意见也不能置之不理。经过多次反复交锋、沟通，最后定为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撤销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解除拘留，押回工厂监督改造。
生命旅途之二十
走 南 去 北 的 外 调 员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8月2日 於哈尔滨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教职员工阶级队伍的工作中，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下简称清队）。在清队中，各地、各单位对文革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各单位根据要求纷纷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简称清查办）。清查办通过审查档案、检举揭发等形式，掌握存在有关历史问题人的线索，然后通过内查外调加以核实确定，并根据中央有关政策做出结论性意见。当时中央文件指出：“这样做可以使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彻底暴露出来，有利于对其监督改造，也使革命队伍中敌、我、友分明。”据后来统计，在这次清队运动中，全国有50万人死亡，3000多万人被批斗。
1968年6月，机联?清队工作全面展开。各车间和厂部成立了两级清查办，车间清查办负责本车间一般审查对像的内查外调，厂清查办负责工厂重点审查对像的内查外调，并对车间清查办的工作进行政策把关和指导。当时工厂在历届运动中都遗留了一些没有查清的人和事，文革中又翻出老帐进行批判、斗争。这次清队要求对他们的历史问题分门别类地进行梳理，通过取证得出结论性意见。
机联厂清查办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
1968年10月王泽林专案组工作结束，我没有回车间，又被借调到清查办工作。我到厂清查办后主要负责工厂重点对像的档案审查和内查外调工作。为了节约人力和经费，我们主要采取发函到审查对像原籍或以前工作单位的方法获取证明材料。对多次发函不予理睬或调查线索模糊的，历史问题严重的重点审查对像则派出外调人员深入调查。审查档案单调而又枯燥，外出调查则奔波劳累。市内调查去有关单位我们主要是乘公共汽车，上个世纪60年代车少乘客多，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脸霜。去外市县更遭罪，乘坐长途汽车，由于路况不好，颠簸的人都要散架子了；乘坐火车只能买硬座票，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特别是当时各县市宾舘少出差人员多，出门在外住宿成了大老难。当时各大中城市都在火车站设了住宿接待站，出差人员下车后需要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去接待站，由接待站分配到各宾馆，如果当天没有床位，就要蹲火车站了。
当时我厂三车间有个老工人田师傅，有人检举其当过土匪并且有命案。我和转业兵阎大海组成了外调组，多次到公安局查档，并到延寿、尚志等县调查，最终查明了他和那个土匪纯属同名同姓，解除了多年对他的怀疑。
1969年9月，我们到双鸭山煤矿找一名矿工证明人。当天晚上我们应邀来到矿工家里，当时这名矿工一家正在吃晚饭。一进屋就闻到一股酒气。只见屋内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炕桌下面的炕席破烂不堪，炕桌上的菜肴却很丯盛，有鸡有肉，主人正在大口喝酒。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共同用餐，我们谢绝了。在交谈中矿工觉得前途渺茫，流露出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悲观情绪。他的家里有个刚毕业的儿子，我们问他是否能到煤矿上班时，他们夫妻异口同声地说，宁愿下乡也不去煤矿工作。从矿工家里出来，我们感慨很多，联想到该市大街上经常看到的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我们对煤矿的安全工作充满疑虑。
1970年“五.一“劳动节外调期间摄于上海 ▼
1970年5月清队外调时摄于北京 ▼
1970年4月我和阎大海带着多个审查对像的线索，到北京、武汉、上海等地外调，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到关内大城市出差。4月下旬我们来到武汉，这个被称为我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城市，已经酷热难耐了。这天我们工作后傍晚回宾馆，突然发现原本宽广的马路只剩下窄窄的只能通过一台公交车的宽度，路两旁摆满了折叠床，座椅，老头、老太太，大姑娘、小伙子都穿着汗衫、背心、大裤衩子，摇着扇子乘凉聊天。我们一问宾舘服务员才知道，原来因为当地夏天天气太热，屋里狭窄闷热晚上睡不着觉，老百姓只好到大马路上乘凉。武汉工作结束后，我们乘船去上海。在两天一夜的旅途中我第一次领略了长江风光，特别是到了下游，长江宽阔的像大海一样，一眼望不到边，令人十分震撼。在上海我们有幸被分配到黄埔江边的锦江饭店，工作之余游览了大名鼎鼎的南京路，外国建筑风格高楼大厦节次鳞比的外滩，深深为上海的繁华惊叹。清晨起来，充满街道刷马桶的声音，边吃早点边赶汽车的上班族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五月上旬我们来到北京，古老的城墙，美丽的颐和园，还有因为修地铁开膛破肚的马路和满大街的灰尘都让我们记忆尤深。这20多天，尽管每天奔波不止，但也借机领略了北京、武汉、上海的风土人情，饱览了长江和南方城市的风光。
1970年7月以后，大规模外调结束，清队进入了结案阶段。我们按照当时有关政策对审查对像进行研究分析，结合内查外调资料确定结论性意见，使机联厂一些人多年没有查清的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清查办主任赵科长年约40多岁，经历过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各项运动，比较稳重老练。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厂清查办的工作没有“逼、供、信”等过激行为，没有发生冤假错案，后来根据国家文件要求几次复查都是如此结论。这在当时有些单位“逼、供、信”盛行，冤假错案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头来看清理阶级队伍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单位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是需要深刻反思的。但对我这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却是一个深入认识社会，提高工作能力的大课堂。经过清查办两年来的工作，我进一步了解了社会，提高了政策水平，提高了沟通、协调和文字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