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义，男，1947年11月23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尚志市一面坡镇铁道街。1963年初中毕业，考入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学制四年。学习期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一系列大风波，延迟至1967年10月份毕业。于1967年10月12日，进入哈尔滨机联机械厂，成为一名生产车间工人。1967年10月入厂至1970年7月，近三年的时间里，刘兴义曾先后被抽调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专案组、清查办等单位工作，在车间干活不够半年时间。

　　1970年，与同学刘光辉、靳中华等人，以一张大字报，结束了当时造反派在机联厂掌权的黑色恐怖局面，使工厂的生产和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1970年后，车间的党团组织恢复了活动，刘兴义被推选为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担任厂团委委员。

　　1973年大学恢复招生，8月份刘兴义考入了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同年10月份，经工厂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调刘兴义到厂宣传科工作，开始了他横跨11年的宣传工作生涯。1975年5月，由于工作繁忙，爱人患骨结核手术需要护理，刘兴义基本没有时间上课，不得不忍痛放弃坚持了两年多的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课程。

　　1978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6年至1979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

　　1980年11月，工厂党委常委会任命刘兴义为宣传科副科长，主持宣传科的全面工作。

　　1982年，被评为工厂的优秀党员。同年，根据上级统一要求，宣传科改称宣传部。

　　宣传部还承担着繁重的对外宣传任务。刘兴义经常把工厂的先进典型，新技术、新发明，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通过报社、电台报道出去。由于稿件采用率较高，先后被聘为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哈尔滨广播电台、黑龙江广播电台通讯员，并多次被哈尔滨广播电台评选为优秀通讯员。在市机械局机关和局宣传系统，刘兴义的笔杆子有了一定的名气。

　　1983年，宣传部被评为厂先进集体。工厂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历来都向生产一线和生产部门倾斜，厂宣传部被评为市机械局先进集体，对于厂政工部门来说是文革以后破天荒第一次。

　　1984年2月，工厂党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刘兴义为厂后备干部，后备岗位是厂党委副书记。根据上级组织部门的要求，刘兴义写了一份3000字左右的自传，这是他第一次对过去的经历进行较为系统地总结和回顾。

　　为了圆大学梦，刘兴义向厂领导提出了报考黑龙江大学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请求。由于所学专业对提高工作水平有促进作用，获得了工厂的批准。同时，厂领导还承诺如考上大学，三年学费由企业报销。1982年10月，刘兴义以名列前茅的考分被黑龙江大学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1985年8月，从黑龙江大学夜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1984年5月，刘兴义调离机联厂，经哈尔滨市机械局党委常委会议讨论批准，被任命为机械局办公室调研科长。从1967年10月入厂，至1984年5月调离，刘兴义在机联厂工作了18年。

　　1985年8月调离机械局，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刘兴义在机械局仅仅工作了1年零3个月。这一年多的工作，是他20多年机关工作的序曲。通过机械局的工作，他熟悉了机关工作的程序、规范、管理制度；掌握了机关工作的方式、方法；结识了一些委、办、局的朋友，扩大了人脉；适应了机关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氛围，初步积累了一些机关工作经验，为以后搞好机关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6年初，市政府办公厅调研室更名为调研二处，办公厅党组会议决定任命刘兴义为调研二处副处长。这一年刘兴义39岁，在那个年代还算是提拔较早的、较为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1986年春天，由国家计委东北规划办牵头，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三省一区及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个中心城市共同参与，编写一本介绍中国东北经济发展的大型基础资料的工具书《中国东北经济》 ，刘兴义在该书编写中负责组稿、撰稿的任务。这是刘兴义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参与编辑大型工具书。这次经历使他体验了组稿的艰辛，审稿的劳苦；也使他品尝到了自己参与编写的新书发行后的喜悦。

　　1989年9月，刘兴义参加市政府办公厅举行的提拔任免处级中层干部竞聘，竞聘演讲很成功，受到了办公厅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被办公厅党组任命为调研二处处长。

　　上个世纪80、90年代，哈尔滨市直机关工委学习解放军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要求市直机关党支部建在处或者科这样的基层单位，党员不足3人的可以几个处或科建立联合支部。办公厅政务处室不设科，这样党支部就建在处里。为了便于工作，党员处长都兼任党支部书记。刘兴义是二处处长，也被机关党委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刘兴义所在党支部人员构成比较独特，在哈尔滨市政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就成为哈尔滨市政府系统独特的党支部书记。

　　1992年4月中旬，市政府下达任命书，刘兴义成为市政府调研室副主任，分管调研二处，享受副局级待遇。

　　1995年11月中旬，刘兴义被任命为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专职委员，副局级，正式成为市体改委领导班子成员。从 1985 年 8 月来到市政府办公厅，到 1995 年底离开办公厅，刘兴义在办公厅工作了十年零四个月。十年间，他曾先后为宫本言、张德邻、李嘉廷、索长有、汪光焘 5 位市长服务，服务中受益匪浅。十年间，先后在王述纯、朱胜文、赵文彬、贺朝贤、薛恩华 5 位秘书长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好经验、好方法。这十年，是刘兴义人生的黄金年华，他从一个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调研室副主任，成长为一个副局级干部；十年时间，他从一个刚刚具备一定文字基础、政策水平和综合协调能力的市政府年轻干部，成长为具备较强文字综合能力、政策水平和综合协调能力的市政府中层领导骨干。（待续）

生命旅途之一

引子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5月28日 於哈尔滨

　　一面坡镇位于黑龙江省南部，隶属尚志市，距哈尔滨市162公里，距牡丹江市192公里，以镇大直街中部一段大约50米的漫坡而得名。

　　小镇三面环山，一面傍水，山清水秀，风光旖旎。

21世纪的一面坡镇全景图 ▼

　　公元 1947年11月23日早晨8点多钟，随着一声声啼哭，一个幼小的生命在黑龙江省尚志县（现尚志市）一面坡镇铁道街的一幢俄罗斯式铁路职工住宅中降生，我的生命之旅开始了。

作者出生的祖屋 ▼

第一章 求学之路

童 年

　　童年的回忆是十分模糊的，只是长大后在母亲的只言片语中约略了解一些。

　　我排行老二，上边还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哥哥。据说我小的时候长得白白胖胖，乳名二宝，很是讨人喜欢。

　　听母亲说两岁左右我得了一场病，发烧，两个胳膊肿得很粗。病好后留下了疤痕，这两个疤痕很小，可是却随着我的成长而长大，一直伴随着我。

我的第一张照片，左为作者，右为三弟 ▼

小学的优等生

　　1954年9月，我上学了。当时上学还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因为我是下半年的生日，不够7周岁上学的年龄，学校不录取。好在爸爸找了当时的校长，批准破格录取了。

　　我上学在一面坡铁路小学校，隶属于哈尔滨铁路局牡丹江铁路分局，只招收一面坡镇及附近铁路沿线铁路职工的子女。当时学校的规模很小，只有由铁路住宅改造的4栋教室，每个年级也只有一个班，教职工也很少。

　　记得一年级的班主任姓张，是个女老师。我上学不是特别用功，玩心很重。我的家院子里有一片菜园，大约近一亩地，每年地里种满了土豆，辣椒、豆角、黄瓜、茄子等各种蔬菜。由于劳动量大，父母亲忙不过来，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都要到菜地里干活。早上起来，下午放学我都需要完成爸爸布置的浇菜、拔草等任务，写作业往往都是在天黑了才能进行。我的记忆力很好，尽管不是很用功，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班级的优等生。

　　四年级时我被班主任选为学习委员，到了五、六年级，我的成绩基本上在全班一、二名之间徘徊。记得一次冬季期终考试，我由于马虎，数学考得不好，总成绩一下子掉到了第十名。学期结束的表彰大会上，当校长请各班级的前10名站起来，给予表扬时，我羞愧的半站着，唯恐大家看到自己。

桃园三结义

　　小学同学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纯洁的，有时候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办些出乎意料的事情。

　　在小学同学中，我同罗大仁、吴永刚的关系最好。当时我正沉浸在《三国演义》连环画中?能自拔，受到小说的影响，一天我突然提议几个人结拜为三兄弟。没有想到大家一拍即和，下学后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向大地三叩首，立下了“不愿同日生，只愿同日死”的誓言，结成了异姓兄弟。

　　吴永钢属狗，1946年生，为大哥；罗大仁也是1947年生，但是上半年的生日，为二哥；我则因为年龄最小，成了老弟。我们的亲密友谊只维持了两年左右，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了。

　　四年级的时候，吴永钢因为父亲调往牡丹江市工作，也转学到牡丹江市。初中我到牡丹江铁路中学读书时，他也在铁中读书，但我们不是一个班。我们见面也打招呼，但已是普通同学的关系了。高三时他参了军，转业后到牡丹江日报社工作，最后做到主编的职务。20世纪 90年代，一次出差路过哈尔滨，他辗转找到了我。我们把酒叙旧，不约而同都想到了小时候结拜兄弟的事。

　　罗大仁小学毕业后没到牡丹江市上学，他就读于一面坡镇中学，这样我们的来往也少了。只是寒暑假放假时能够见面，春节互相给老人拜个年。后来他下乡插队干得很好，返城后到尚志县公安局工作，担任外事科长，后来在局办公室主任的岗位退休。

更新于 2023年06月25日

生命旅途之二

捡 煤 核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5月30日 於哈尔滨

更新于 2023-06-25

　　1957年，父亲在哈尔滨铁路工程队工作，因为吃饭冷一顿、热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患了严重的“胃下垂”病。在多次治疗不见好转后，父亲离家去兴城铁路疗养院疗养。由于养病时间长，父亲被迫停薪留职。当时父亲月工资59元，停薪留职后50%开资，每月只能开29元钱。

年轻时的母亲 ▼

　　那时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已有5个孩子。父亲疗养需要花钱，孩子上学需要花钱，29元钱支撑一个7口之家，巨大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母亲身上。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除了做饭洗衣，侍候孩子，她还起早贪晚在家里的菜园里种植黄瓜、豆角、茄子、辣椒、西红柿、土豆等各种蔬菜。由于菜侍弄的好，不仅家里常年不买菜，而且剩余部分还卖岀去，换回一些钱补贴家用。

在煤碴堆捡煤核的人们（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省下买煤的钱，母亲领着大哥和我去蚂蜒河边的铁路发电厂捡煤核（音读胡）。我记得在冬天的半夜里，母亲喊起了熟唾的哥哥，偶尔我也会跟着，手拿手电筒，冒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发电?的煤碴堆旁捡煤核。当一车车新的煤碴倒出时，我们和一些同样贫穷的人一拥而上，不怕烫、不顾热，把一块块煤核捡到篮子里。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丯硕的成果，我家的仓房里常年堆满了大量的煤核，加上父亲单位每年分的2吨防寒煤，足够冬天做饭取暖用了。父亲有病的几年我家从来没有买过煤，但冬天的屋子里仍然温暖如春。

捡煤核的孩子（图片来自网络）▼

缴 学 费

　　不知道是来自母亲还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小时候我的自尊心、虚荣心就极强。放学后，有时候母亲让我去卖菜。我觉得丢面子，怕碰到熟人，常常躲到很少有人去的地方卖菜，一直到天黑才挎着没卖完的菜蓝子回家。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故事还成为家族的笑谈。

　　我最怕的是缴学费。每学期开学不久，班主任就要求孩子们缴学费。当时学费并不多，一学期大约也就1、2元钱吧，但我家上学的孩子多，对于我们的家庭就是一笔大的支出了。母亲让我向老师说明家庭情况，请求免学费，迟迟不给我钱。我却觉得是丢脸的事情，不向老师说。当老师多次点名催缴的时候，我就不上学，回家哭闹，直到母亲拿出钱来为止。当时哥哥同我一起在一个学校读书，每次哥哥都成功地免缴了学费，而我却一分不少地缴了学费。当我也养儿育女，遇到生活的艰辛时，常常为儿时的不懂事，不能为父母分忧而内疚。

卖菜的孩子（图片来自网络）▼

我家买了收音机

　　父亲治疗了两年多，当病情初步好转后，父亲申请调动了工作，回到一面坡铁路房产分段当了瓦工。随着父亲恢复了工作，加之1958年母亲到一面坡铁路疗养院上班，家庭的经济状况逐渐有了好转。

　　记得是1959年残冬乍暖还寒的日子，爸爸决定趁着到牡丹江市公出的机会给家里买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收音机是当时家庭的三大件之一，每台销售价100多元，需要花费家里几个月的工资。我们这些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甭提多高兴了。

盛行于上世纪60年代的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天下午，我去托儿所接了五弟，兴冲冲地往家赶。路上包在斗篷里的五弟直喊热，我就把斗篷的帽子带解开了。回到家里看到买回来的收音机，我们几个就围前围后的看着、听着，个个兴奋异常。第二天早上送五弟上托儿所，却无论如何找不到斗篷。母亲气急败坏地撵我去托儿所的路上找，但是过了一夜又哪能找得到呢。转眼之间一年过去了，冬天母亲送五弟到托儿所时，意外地发现一个孩子的斗篷竟是我家丢的。母亲毫不客气地找去讨要，对方自觉理亏，乖乖奉还，丢失的衣服又失而复得。

生命旅途之三

少年时期的囧事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5月31日 於哈尔滨

初中时期的作者 ▼

追火车

　　1960年9月1日，我经过考试被录取到牡丹江铁路中学47班读书，当时我虚岁才14岁，自己揹着硕大的行李来到学校，开始了三年初中生活。

　　上初中我吃住在学校，家里每个月给我10元生活费，用于伙食及日常零用品花销。入学后一个多月没有回家，长大以后第一次离开家，心里特别想家。

　　在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从一面坡镇来牡丹江铁中上学的同学约好了一起回家。当时牡丹江市至一面坡镇火车票的价格是3.60元，一个往返就是7.20元，哪里买的起呀。我们几个溜进了站台、溜上了火车。车厢里十分拥挤，一个人挨着一个，连过道都站满了人，空气非常混浊。由于找不到座，我们只能站在过道里。火车开到中途，突然听到查票的喊声，我们立刻慌乱起来，像贼一样东躲西藏。想要躲到厕所里，厕所上了锁；想着下一次停车，下车向已经查过票的车厢跑，列车又开个不停，很快我们就被查票的列车长抓住了。我们苦苦哀求列车长，说“我们在牡丹江铁路中学上学，回家取生活费去，身上没有钱，请叔叔照顾照顾”。也许是我们幼小的身躯，朴实的叙述打动了他；也许是他设身处地想起如果自己的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总之他不仅没让我们补票，也没有把我们赶下车。我们正在高兴，他却严肃地告诉我们：“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久别的儿子回家，父母都很高兴，当他们听我诉说了火车上的遭遇时，又都沉默了。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要回学校上课，下午父亲送我到了火车站，他找了个熟人把我送到货运列车的守车上，车长很爽快的答应把我带到牡丹江市去。

　　第一次乘车的成功鼓舞了我们这些小伙伴，从此以后货运列车的守车就成为我们乘车的首选。我的家乡一面坡虽然只是个一万多人口的小镇，但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蒸汽机车头牵引列车时却是一个三等站，也是哈尔滨铁路分局同牡丹江铁路分局的分界线。无论客车、货车到了一面坡站，都要换车头，加水、加煤，检查车辆；货车的司机、车长要交班，所以所有的货运列车到达一面坡站是必停，这就为我们乘车提供了方便条件。

上个世纪的蒸汽火车（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工作那么忙，家里事情那么多，不可能我回牡丹江铁中次次都送我，也不可能次次找到熟悉的人，以后乘车就全靠我自己了。当时铁路部门有规章制度，不允许货运守车载客。由于那几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发生过守车车长被抢、被害事件，许多车长愿意让我们铁路职工的孩子乘车为其做伴，我们也就能够经常回家了。

　　从学校返家或者从家回学校，尽管多数时候我们的乘车要求得到满足，但是也有不开面的车长，无论我们怎么甜言蜜语，也毫不客气地把我们赶下车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可怜兮兮地等待下一趟列车再碰运气了。有的时候连续几趟车都碰了钉子，本来应该晚上七、八点钟到家，却推迟到半夜，甚至后半夜。夏天还好说，冬天在货运站台上一等几个小时，冻得我们瑟瑟发抖。我们只能来回不停的走动，捂手跺脚，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真是够遭罪了。从学校回家，如果实在坐不上车，我们就返回学校，下星期再回去。从家里回学校，有时候连续碰到特别难说话的车长，死活不同意我们乘车，为了赶回学校去上学，迫不得已我们也曾爬上敞棚货车返校。如果是夏天，车厢里只是灰尘大、噪音大，还可以承受；如果是秋天或者春天，会冻得发抖，那滋味就别提多难受了。

货运列车的守车（图片来自网络）▼

　　乘坐守车有许多快乐，也留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冬天乘车时，我们总是特别勤快，不等车长发话，我们就主动把守车上铁炉子的炉渣掏尽，把柴劈好，煤块砸碎，把炉火生起来。有时候煤不足，我们就在车长的指挥下，爬上装煤的车廂，把鸡西煤挑块大的、质量好的搬到守车上来。炉火生起来了，守车里暖洋洋的，随着车厢的左右晃动，在隆隆的车轮声中，在昏黄的手提灯光照耀下，我们听爱说的车长讲着故事，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夏天，有时候为了会车（当时铁路是单线，为了避让对向来的列车而在一个车站或者工区停留），会在某个小站停下来待几十分钟。如果凑巧附近有个西瓜地，我们几个孩子就会跑下去偷偷的摘几个西瓜抱上车来，同车长一起美美的吃上一顿。大热的天，闷热的车箱，有甜而多汁的西瓜解暑，也是少年时的一大快事。

　　1962年秋收时节，我们去牡丹江市郊区的农村帮助收割庒稼。生产队对我们学生很照顾，每顿馒头或者大饼子管饱，返校时每人还给带一包馒头和一些大青罗卜。

　　我和几个同学高高兴兴的乘车回家，火车到横道河子站因为会车，车停了下来，车长说车要等段时间才开。由于口渴我和一个同学下车找水喝，等到回来时却发现火车开走了。想起了放在车上的馒头和大青萝卜，我俩十分心疼，竟然天真地沿着火车轨道奔跑着去追火车。跑了一段路，我俩累得气喘吁吁。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两条腿怎么能跑过飞速的火车呢！

　　后来我俩又截了一班火车，回到家里一看，留在车上的同学已经把我们落下的东西送到家，这才把担心变成高兴，但是两条腿追火车的故事却一直成为同学们的笑谈。

守车内有铁皮火炉（图片来自网络）▼

一天没吃饭

　　1962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我当时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牡丹江铁路中学为了改善食堂的伙食和教职工的生活，在海林县（现海林市）办了一个农场，种了一些庄稼，养了一些猪。开春以后，经常利用星期天组织教职工和学生去劳动。

农场附近风光（照片来自网络）▼

初夏的庄稼地（照片来自网络）▼

　　那是一个6月份的星期天，天气很热。我们去农场劳动，几个同学锄完草后来到了小河边，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那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乐极生悲，真是不假。晚上乘火车回到学校宿舍后，我忽然发现上衣落在小河边了。当时没了一件上衣可不是一件小事，身穿的衣服脏了可就换不下来了，我决定第二天去海林县寻找。

　　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我就乘火车赶到了海林，到河边一看，哪里还有上衣的影子。上衣是找不到了，回学校去，火车傍晚才有。最糟糕的是我走的匆忙忘记了带粮票，没办法买吃的。在田地里转悠，玉米刚长半人高，蔬菜也尚末成熟；来到居民家门口想要点吃的，又抹不下脸，张不开嘴。长到15岁我头一次一整天没有吃东西，饿得心发慌，头昏眼花。

　　漫长的一天终于过去了，晚上我回到学生宿舍，吃着同学给我从食堂打回的饭，狼吞虎咽，香甜极了。

　　这一天的遭遇，后半生再也没有遇到过，挨饿的滋味永生难忘。

更新于 2023-06-17

生命旅途之四

难忘的艰难岁月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6月1日 於哈尔滨

挨 饿

　　1960年末至1961年初的冬天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全国都陷在自然灾害后的饥饿中，我所在的学校和家庭也不例外。

　　当时的初中学生每月口粮定量32斤，这些粮食对于平时缺少油、肉、蛋、鱼，又正在发育身体的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已经是国家对学生的最大照顾了，要知道当时负担沉重家务劳动的我的母亲定量才只有26斤哪。

　　口粮本来就少，我们住宿生每天三顿饭在食堂吃，食堂打的饭又很少足量，于是每天都在半饥半饱中度过。饥饿中的我们没有心思学习，上午最后一节课基本都不上，等在教学楼门口，下课铃声一响就冲向食堂。

　　为了让学生少挨饿，学校也想了一些办法。记得冬天的时候，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上山采柞树叶，粉碎后掺入玉米面中，作为代食品使学生吃得饱一些。在零下二十四、五度的严寒中每天上山采树叶，由于采得人多，加之个矮树高够不到，我常常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任务，冻的小脸通红。有时候实在采得数量不够了，就在装树叶的网兜中间塞上一些树枝蒙混过关。

　　粮食部门曾向学校食堂供应过小麦米、大麦米，据说是从加拿大进口喂牲畜的饲料，也拿来当口粮了。这种米吃起来滑溜溜的，但是很难消化，基本上是整粒屙出来。当时是填饱肚子了，但是人体没有得到什么营养。

　　我到牡丹江铁路中学上学后，粮食关系就迁到学校，由学校领取粮食供应住宿的学生。放寒假时回家，学校发了一个月的粮票，这就是我假期回家的口粮。当时每个人的定量都不够吃，如果不拿粮票回家，岂不是抢别人的饭碗。那个年代亲戚之间很少串门，实在有事到亲戚家住几天，饭钱可以不缴，粮票是一定要主动扔下的。

　　寒假回家不久，可能是营养不良、抵抗力低下的原因，我得了生平第一场大病。连续多天高烧不退，浑身无力，食欲不振，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医院诊断为重感冒。

　　父母看我多天不吃东西，日渐消瘦，很是着急。他们商量了半天，拿出了准备春天做种子的30个土豆，从一个朋友那里换了20个苹果藏在立柜里，每天拿出两个给我吃。

　　有一天晚饭母亲问我：“你想吃点什么？”我想起了以前吃过的炒面很好吃，就说：“吃炒面。”母亲给我炒好后，放了糖，冲好端给我，可我吃了觉得没滋没味，吃两口就不吃了。这时小我三岁的三弟蹲在炕沿边眼巴巴地瞧着我问：“二哥，好吃吗？”我把炒面递给他说：“你吃吧。”只见三弟端过炒面，一会儿功夫就吃完了，连碗边都舔得干干净净。

图片来自网络 ▼

小开荒

　　艰苦的挨饿的冬天好容易过去了，1961年的春天来了。为了帮助城镇居民度过灾荒，一面坡镇林场根据上级精神放宽了政策，允许城镇居民在山上没有林木的地方开荒种地。

　　父亲利用休息日和早晚空闲时间把北山跑了个遍，终于选定了一块荒地。利用“5.1”节放假时间，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到山上开荒。

　　我们清除掉多年的杂草、灌木和石块，把坑坑洼洼的土地顺着原来的坡度整平，一锹一镐地翻好地、培好垄。这么强的重体力劳动，使我们几个尚末成年又营养不良的孩子个个汗流浃背。虽然累点，但我们一想到秋天能够吃到自己种的粮食，干活的劲头就起来了。又经过几个星期天的忙碌，我们开荒的一亩多地种上了玉米、黄豆。

　　秋天到了，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到山上地里收割。在一片绿树掩映下的沟塘里，已经成熟的玉米棒子随风摇曳；一垅垅大豆豆荚饱满，有的已经裂开。我们高兴地又蹦又跳，不等父亲发话，就脱下外衣干起来。我们摘下带着紫红樱子的玉米棒子扔在揹篓里，挥舞镰刀割下带着黄灿灿豆荚的豆秧，虽然个个汗流浃背，但没有一个人喊累。收回的玉米大部分都摊成了煎饼，黄豆除了生豆芽，还可以换豆腐，我家粮食短缺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从这以后每逢星期天回家，母亲都要给我装上满满一书包的煎饼和炒好的一大罐咸菜，用来补充我在学校口粮的不足，半饥半饱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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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柴

　　冬天放寒假，除了完成学校留的作业之外，上山打柴是我们大哥几个很重要的活。

　　父亲患胃下垂停薪留职三年，病愈上班后，每月工资只有59元钱，这点钱对于一个8口之家，又有4个学生的家庭是远远不够的。我家吃的菜基本是自家菜园子产的（我家周边有一块近一亩的园地）；烧的煤，除了父亲单位分的两吨防寒煤外，就是捡的煤核；引火的木柴也买不起，全靠去山上砍。

　　父亲找单位的木匠帮助做了爬犁（一种木制的、能在雪地上滑行的运载工具），以便装运砍下的木材。星期天早晨6点钟左右，天还没有放亮，父亲就带我们出发了。砍完柴，装上爬犁，捆绑好，拉回家，已经是晩上日落后了，两头不见太阳。我们砍柴主要在北山和东山，一开始离镇里还较近，随着砍柴人的增多和砍柴量的增大，能够砍到柴的地方越来越远了。

　　父亲不休息的时候，哥哥就带着我和三弟去砍柴。林业部门严格规定不许砍成柴，只许砍弯曲的柞树、榆树、杨树等杂木和小口径的刺老芽等毛柴。在每个进山的道口都设有检查站严格检查，稍有违反，爬犁上所有的柴全部没收，一天的累就白挨了。有时候砍一天拉回一爬犁毛柴，家里根本烧不了几天。小小年纪的哥几个动了心眼，常常把一些较粗的杂木放在爬犁中间，周边放上细的毛柴遮掩起来，这种小伎俩却往往能够蒙混过关。

　　砍柴是个力气活，刚开始戴着棉帽子、穿着棉袄干，不长时间就混身燥热。我们脱下棉袄，摘下帽子，只穿一件衬衣，干得热气腾腾、汗流浃背。累了需要休息，刚刚歇了一会儿，冰冷的山风嗖嗖吹来，热汗消失透心凉，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砍柴。砍柴是重体力劳动，虽然我们午饭带了不少的玉米饼子或者煎饼，但有时候这些食物提供的能量也坚持不到把劈柴拉回家。记得有一次我和哥哥、三弟去北山砍柴，砍完柴后晚上顺着冰河道回家。出河道的大河沿是个陡坡，上了陡坡，只剩一里地就到家了。但是由于体力消耗太大，我们饿得没了力气，爬犁怎么也拉不到河沿上了。没有办法我现跑回家拿了干粮，大家饱餐一顿后才把砍的柴拉回家。

　　打柴这个活，由于我在外地上学，干得较少，大哥、三弟、四弟干的最多、最挨累。直到 1966年后，我们大哥儿几个陆续参加工作，家庭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后，上山打柴的次数也渐渐减少，直至停止了。

更新于 2023-06-17

生命旅途之五

初中少年的快乐与烦恼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6月2日 於哈尔滨

　　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其实这段时间是个叛逆时期，我也有快乐和烦恼。

出租书屋的少年读书郎

　　小学三年级后，由于识字量的增加，一些适合阅读的连环画册就成了我的最爱。稍长一些，我就到处借阅各种书籍来读，包括大部头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

　　还记得有的时候，一边看着煮玉米?子的粥锅，一边埋头看书，水熬干了都不知道，以至于饭都烧糊了。为了这事没少挨父母的骂，甚至父亲一怒之下还烧了我的书，使我无法向邻居还书，以至于断了这个最好的借书渠道。

　　上中学后，如果星期天不回家，市里的出租书屋就是我最喜欢的去处，这个时间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出租书屋有连环画册，也有大部头的小说；有线装本的，微微发黄的老书，也有现代版本的新书。当时租书，1分钱可以租1本，如果花1角钱，就可以看一天，看多少本都行。

　　我一般一去就看一天，《三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等等，无论古代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什么都看。看起书来什么都忘了，也不吃中午饭，直到出租书屋主人收摊，才恋恋不舍地回学校。

　　晚上宿舍熄灯后，一些同学还不想睡觉，就要求我讲故事。当时学生宿舍设施简陋，一长条上下两层的大通铺，一个屋里睡20多人。躺在被窝里，我绘声绘色地把新读的书讲给他们听，有时候一直讲到半夜。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图片来自网络）▼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时间真快，转眼之间初一学年的期末就要到了。由于挨饿逃课，加之同班级的住宿生都淘气不好好学习，互相影响，我的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

　　期末考试就要到了，学校规定两科考试不及格就要留级。家里每个月拿出10元钱供我读书，如果留级可怎么向家里交待呢。小小年纪的我也知道着急了，每天早上3、4点钟起床背俄语单词，复习各科习题。

　　临时突击确实效果明显，期末考试7科成绩全部60分以上，单科平均81分多，在全班排名第七。我的班主任语文刘老师看到这个成绩大吃一惊，感叹地说：“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还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刘兴义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汲取了教训，学习比较用心了。努力就有收获，初二学年至初中毕业每个学期我的成绩一直在班级前五名。

更新于 2023-06-17

生命旅途之六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6月12日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很难熬，虽然我还是一个不太知道愁是啥滋味的17岁的少年，但随着发榜日期的逐渐临近，我也日渐焦躁起来。

一面坡镇的母亲河—蚂蜒河风光（图片来自网络）▼

21世纪的一面坡镇（图片来自网络）▼

　　1963年 8月中旬的那几天，天气特别炎热，每天下午我都去北山脚下的水渠游泳，也消消心中的火气。这一天傍晚游泳后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初中同班同学邹春秋。他拦住我说：“班主任康老师来啦，全一面坡铁路系统13个牡铁中的应届毕业生只有你一个人考上了中专，其他人都落榜了。”我不相信，说：“你骗我。”他说：“等康老师去你家，你就信了。”

　　晚上，康老师果然来到我家，他拿岀了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给父母。他首先祝贺说：“你们生了个好儿子，在录取比例非常低的情况下考上了中专。”同时，又解释说：“因为城市精简人口，铁路沿线城镇考生不是特别优秀的，牡铁中都没有录取。一面坡那12个孩子都落榜了，他们中一些孩子的考试成绩同牡丹江市考生比还高一些。请家长理解，不要责备打骂孩子。”父母喜出望外，十分热情地硬是把康老师留在家里吃了晚饭。

孩子们在小河里游泳（图片来自网络）▼

　　1963年8月，一面坡铁路职工子女在牡丹江铁路中学的13个初中毕业生中，只有铁路房产段刘瓦匠的二儿子考上中专的消息成了一面坡铁路系统的重大新闻，父母为此自豪了好－段时间。

生命旅途之七

喜赴机械制造学校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6月15日 於哈尔滨

　　1963年8月31日，我这个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线上挣扎过来，发育不良，又瘦又矮的少年身揹母亲精心缝制的崭新的行李，前往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报道。由于我比报道日提前一天启程，下车后没有接站汽车，而是自己揹着巨大的行李，乘坐11路公交车来到学校。

作者1963年初中毕业照 ▼

我入学时的学校教学楼（图片来自网络）▼

　　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130号（现7号），马路对面是黑龙江工学院，两侧同哈尔滨电表厂和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工程力学研究所为邻。

　　这所学校当时是黑龙江省属全国重点中等专业学校，1952年建校。曾隶属松江省工业厅、黑龙江省工业厅、国家电机制造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黑龙江省机械工业厅。校名几经更改，先后定名为松江省工业技术学校、松江省工业学校、松江省哈尔滨工业学校、黒龙江省哈尔滨工业学校、哈尔滨机器制造学校、黑龙江工学院附设工业学校、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文革期间还曾更名为黑龙江抗大机械战校。1958年该校同哈尔滨土木工程学校、哈尔滨城市建筑工程学校合并，升格为大学，成立了黑龙江工学院，中专附设在各系。不久中专部分单独成立机构，称为黑龙江工学院附设工业学校，我填报志愿时名称还是黑龙江附设工业学校。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中专，1963年上半年两校分家，独立后改名为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隶属于黑龙江省机械厅。学府路东边的校区为黑龙江工学院，路西边的校区为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1963年8月我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更名为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当时学校设有机械、铸造两个专业，60届、61届加上新录取的63届共十几个班，在校近千名教职工和学生。

　　入学后我被分配到机械制造专业63-18班，全班有同学45人，其中女生9人。学校开学前由校医进行了体检，在填写体检表时我看到了我的中考成绩，录取平均分为75分，其中政治88分、数学75分，语文最低为67分。真没想到，我的最强项语文在3科中分数最低，仅仅达到了学校录取的平均分，由此可见那支破笔对分数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作者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学生证上的照片 ▼

21世纪的学校教学楼（图片来自网络）▼

　　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徐国忠为我们进行了学前教育。他开篇就说：“我校是哈尔滨市乃至全省最好的中专之一，今年录取分数线超过了全市最负盛名的重点高中哈三中，你们来到这所学校学习应该感到自豪。”当时报考中专的同学，许多是所在学校的尖子生，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为了早日工作，减轻家庭负担，他们无奈之中选择了中专。加之当时报考中专人数较多，录取学校较少，因此录取分数较高也在意料之中。四年的中专生活就在这高兴和自豪的氛围中开始了。

生命旅途之八

享受三等助学金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6月15日於哈尔滨

　　入学不久，老师让每个同学填写了家庭情况调查表，为发放助学金做准备。当时我家8口人，父亲工资70多元，母亲没有工作，4个孩子上学，人均生活费不足10元。当时考中专的同学，许多都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我的这种生活状况在班级同学中比较，贫困程度只能占个中下等，尤其那些农村来的学生人均生活费更是少的可怜。

图片来自网络 ▼

　　我校当时的助学金分为四等，一等每月12元，二等10元，三等8元，四等6元。记得我班只有一个烈士子女被评为一等助学金，二等助学金也只有两名，大部分同学是三等或四等助学金。我班的梁智勇是独生子女，三口人平均生活费超过了20元，按照规定没有助学金。

　　根据我家的生活状况，我获得了三等助学金，这样每月就可以获取8元的生活补贴。这8元钱在20世纪60年代可解决老大问题了，当时早餐5、6分钱，午餐2角钱左右，晚餐1角5、6，一天伙食费约3角至4角钱，每月伙食费也就10元至12元左右。有了助学金后，家里每两个月给我10元钱生活费，父母的经济负担也减轻了一些。

　　我的生活很节俭，除了伙食费、洗涤用品和买书本等必备的学习用品外，从不乱花钱，月均13元生活费往往还有节余。

　　记得到校后第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慕名到秋林公司去逛逛。秋林公司离我校10多公里，为了省下往返乘有轨电车1角钱的车费，我们硬是步行走了一个往返。

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

　　刚开始入校时，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尚未建成，我们借住在黑龙江工学院的学生宿舍。我们的宿舍在一楼阴面，比较潮湿，几乎终日不见阳光。哈尔滨市与我上中学的牡丹江市相比，气候又较为寒冷，不知不觉中我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

　　刚得病时急性发作，腿疼得厉害，走路缓慢，二尺多宽的小沟都迈不过去。下楼梯更费劲，必须扶着扶手一步一步挪下来。1964年的春天，我早操、体育课都不能上了，每天早晨几十个病号在校卫生所护士的带领下打太极拳。当时我很忧郁，心想才18岁就闹了个半残，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当时“安乃近”可以治疗风湿病，学校专门为我进了药。上课之余，每天都去卫生所打针治疗。同学们告诉我多蹲腿也可以治疗关节炎，每天晚上我就蹲腿几百次。有人说一种野生植物的叶子可以治疗关节炎，放暑假时我就把这种叶子蒙在两膝上在烈日下猛晒。在西药和偏方的治疗下，我的病情大为好转，虽然又可以和正常的年轻人一样蹦跳了，但也落下了怕凉的毛病。

　　那时的我，总是同别的同学差一个节气。别人穿单裤时，我穿秋裤，别人穿秋裤时，我已穿上了棉裤。家里给我做的棉裤是加厚的，每年“ 10.1”国庆节刚过，我就穿上了棉裤，一直到第二年“ 5.1”劳动节时才脱棉裤。这个疾病几十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使我不得不对双腿倍加呵护。

生命旅途之九

共和国历史上的美好时光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6月21日於哈尔滨

毛泽东主席题词（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大半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建国初期，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直到小康社会的建成。我目睹了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为祖国的富强和欣欣向荣而骄傲自豪。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回忆对比，尽管现在我们国力的强盛、科技的发达、人民生活水平的富裕程度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相比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我却认为1964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三年半时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民思想觉悟，社会道德水准、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最好的时期，从城市到乡村好多地方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

　　现摘取美好时光的点滴，同大家分享：

学雷锋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一名普通战士，他把“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快乐，经常把省吃俭用积攒的钱送给灾区人民或家庭有困难的战友，经常利用节假日和早晚休息时间到部队驻地火车站打扫卫生、扶老携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最完美的结合。

　　1962年12月，雷锋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雷锋。

　　1963年9月，我考入哈尔滨机械制造学校机械制造专业学习。我们学校也同全国人民一样掀起了学雷锋、做好事的热潮。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染了很多人，祖国大地风气为之一新。祖国城乡各地，到处都是助人为乐的人，无论走到哪里，经常会遇到做好事的人群。

雷锋工作中（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班经过调查，又反复研究，决定把打扫教学楼四楼男女厕所的活包下来。全班分成几个组轮班打扫。每个组都想把卫生搞得最好，厕所干干净净。臊臭气味全无，比专职清洁工打扫得都干净。由于各班学生以及教职工都积极行动，全教学楼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都有人?担了，致使原来的专职清洁工无活可干，被调到食堂工作。班级里、学校里哪个人遇到了困难，立即就有人来帮助你。做了好事不留名，悄然离去，也成为人们的惯常做法。

扶老携幼（图片来自网络）▼

学习解放军

出早操（图片来自网络）▼

　　1964年，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我们学校也开展了学习解放军的活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优势是全国人民学习的主要内容。

　　当时我们学校学习解放军除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还对学生进行军事化训练和管理。军事化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早操；二是搞好环境卫生。当时学校规定，早晨6点钟起床，5分钟内集合完毕，然后跑步、做操。我记得头几天为了能在5分钟内到操场集合，我和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早早就醒来穿好衣服躺在被窝里等候起床铃，铃声一响赶紧穿鞋跑下楼列队，还真没拖班级后腿。早操1小时后刷牙、洗脸，整理宿舍内务。那时候我们宿舍卫生搞得非常彻底，不仅窗明几净，犄角旮旯都擦得干干净净，而且行李叠得方方正正，牙具脸盆在床下也摆成一条线。每周班级和学校都会检查卫生，检查人员戴着白手套到处摸，有一点灰尘都要扣分。我们宿舍的同学在搞卫生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宿舍整洁干净，多次夺得卫生流动红旗。

　　女儿和儿子上大学后，我也曾几次到过他们的宿舍，虽然居住条件和设施比我上学时强多了，但是卫生状况却差了很多。

大家动手搞卫生（图片来自网络）▼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觉得无论是人民思想觉悟、社会道德水准，还是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再也没有达到1964年至1966年6月的高水平。这一时期学校的教育，社会风气的影响，自己亲身参与活动的体验，对我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影响了我的一生。

生命旅途之十

火烧眉毛

作者：大爱无疆（刘兴义）

2023年6月25日 於哈尔滨

1964年作者在学校实习工厂实习 ▼

　　那是1965年冬季的一天晩上，我在龙门创床上刨平口钳底座。晚上11点多钟，车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又冷又渴，我来到已经熄火的烧水炉旁想烧点热水。我把废旧棉纱蘸了一些柴油扔进炉膛里，点着一根火柴扔了进去。万万没有想到，呼的一下，一股火苗扑面而来，尽管我躲得快，也把我戴的棉坦克帽的毛绒和两个眉毛燎着了。

龙门刨床（图片来自网络）▼

　　我这个样子不仅无法去车间干活了，甚至连宿舍门也不敢出了。我索性去学校理发室把剩余的眉毛全剃了，吃饭只能由同学们打回宿舍，躲在屋里疗伤看书。直至一周后眉毛长出黑黑的一层，才参加正常的生产实习。这次因为不懂柴油性能发生的小事故，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教训，一辈子引以为鉴。

下乡秋收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60年代初，各个城市的政府十分重视农业，每逢秋天都组织大中专院校乃至初高中学生下乡帮助秋收。

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图片来自网络）▼

　　1964年9月下旬，我校学生被安排到双城县五家公社民富大队帮助秋收。当时分给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收割大豆和玉米。当天上工前，大队长派了领工的把式给我们学生示范了割大豆的要领，然后每个人发了一把镰刀，每个人负责一条垄割了起来。农民领工当打头的，在前边割得飞快，不一会儿就把我们落得远远的。当时我们男生负责割一条垄，女生两个人割一条垄，大家豁岀命来拼命的向前割，谁也不愿意落后。

锅贴（图片来自网络）▼

　　头几天我们得歇两三次才能把一条垄割完，到了地头满身是汗，口干舌燥，腰疼的要命，也不顾地里的草和土，一头就躺在地上。4、5天后我们逐渐掌握了劳动技巧，体力也明显增加，一条垄也能不歇气割到头了。

　　我的身体状况在班级里是中下等，但由于在家里干过农活，比班里那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的学生干农活适应的快。在一次大队组织的割黄豆比赛中，我的成绩在同学中名列前茅。由于体力消耗大，我们的饭量大增，半斤左右的锅贴，男生能吃2、3个，女生有的也能吃2个。

　　下乡劳动大约一周左右，有一天早晨起床，我忽然发现右眼红肿起来，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到大队卫生所检查，也没办法，只给开了一支青霉素眼膏。老师不让我下地干活，呆在老乡家养病。过了两天，眼睛肿的看不见东西了，而且一跳一跳的疼，整日整夜不能睡觉。老师一看这种情况，赶紧让我回哈尔滨治疗。

眼科医生在工作（图片来自网络）▼

　　回校后校医安排我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做检查，医生诊断为“麦粒肿”，俗称“眼疖子”，大夫一个劲地批评我就疹晚了。在医大二院敷了药，又回到学校医务室注射青霉素消炎，十多天后才治愈。

　　患病的日子里我曾经天真的想，如果得别的病就好了，可以乘此机会多看几本小说，免得无所事事，百无聊赖。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才知道得什么病都不好受，才意识到当时的自己是多么天真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