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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城生活录 （1）回家的感受

少小离家老大归，我一九六八年下乡插队至昌图一九七五年回城沈阳市，七年两千五百天。时间改变着人，时间改变着环境，时间改变着一切。我刚刚离开的小山村在变，越变越富裕，越来越美好。我刚刚回到的沈阳家乡三台子也在改变着模样～变得视野不在清晰、明亮，而是杂乱无章般的混沌了起来。

过去向东走过46栋房后，大白杨后面便是农埸，空气清新，阳光明睸的郊外景象。那里有一洼洼绿油油的菜地，一片片扬头吐穗的玉米…那里是希望的田野，空气中飘散着花草植物的芳香，及那迷醉新鲜泥土的气息。夏日原野，蛙鸣、鸟唱、蝈蝈声声，演唱着大自然协奏曲。

东望“蓝山”，那是我儿时迷幻憧憬的仙乡。一条炉渣马路向东、向东～通向火车道，通向机场，通向文官屯，直达我儿时向往的“蓝山”。如果向北拐，过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河堤，直达“田义屯”，向北向北，再到“郭七”和“正良村”…

过去44栋房后是一片绿化街道剩余的树，栽成了一片翠绿的小树林，那儿是溜鸟者的天堂。每天清晨，退休后休闲的老人，拎着鸟笼从家中走来，将鸟笼悬挂至树的枝叉间，在林下或是漫步、做操，或是弯腰、踢腿，打太极。笼中小鸟千转百啼，施展歌喉，清鸣亮嗓，招来百乌齐鸣，唤醒了沉睡的人们。

新的一天开始了，人们睁开双眼，走下床来，推开气窗，一股新鲜的空气涌入屋内，让人倍感精神。

现在一道围墙由通向新阳机械厂大门的路南拦起，由四十三栋房后拐弯，一直向南延伸下去，这堵围墙到底有多长，我未考究，但是我知道，它把我们同大自然的绿色彻底地割离了开来。听说围墙那边的农埸已经不再种地了，那里面准备盖无数个小工厂，安排就业。为了国计民生，以牺牲居民良好的生活环境为代价，在那个年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

通向新阳机械厂的道北也正在准备开发建设，不久的将来，一个北三台子将在这里隆起。

42栋道北的辽宁航空学院也早就黄了。庞大的院子内一片凄凉，围墙里，我曾在那里读过两年书的东楼，此时己成为新阳机械厂的母子宿舍。房后那曾经的辽航实习工厂，也转换成了新阳机械厂的一个车间，辽航的后面早己盖起了一片红色的平房...

三台子在混乱地发展扩张，用一堵堵的围墙，一片片的小工厂，一栋栋的红砖平房，挤兑着我们，把我们围堵在其间，不断地压缩着我们生活的空间，使身在其中的我们，有一种令人窒息、受压迫的感受，生活感觉郁闷。

三台子是我的家乡，我家乡的四周己不再敞亮，以往美好的宁静，可以与大自然和谐无间的接触，已成为过往云烟，难再奢求。

既便这样，我仍然不舍地爱着它，就因为它是我的故乡。离不开的家乡路，道不尽的故乡情，这是浪子在外飘泊多年后归泊的港湾。

在这安全温暖的港湾里，还有爹、娘及众多的兄弟姊妹，相处多年的左邻右舍，我的同学，朋友，都是我心中最软的肉～深深的爱。它牵扯着我的心，浪子归乡情最真。

多少年以后，沧海模样变，人不再少年。

返城生活录 （2）铁西的路

这是人口过百万的沈阳市铁西区地图。

铁西区俯瞰图。

在沈阳市， 要讲铁西区，首先要说路。

铁西区的路：

既不同于沈河区以故宫为中心，大东、大西、小南、小北的四面延伸型。

也不同于和平区的经为街，纬为路。

皇姑区的河为街，山为路。

而采取了最简单，易懂、昜记的“数字街路法”。

它把区域格式化，南北走向为“数字”街。东西走向为“工字”路。

由沈阳站向北过了公铁桥洞便是铁西区北二路，第一条工字街便是“兴工街”，沿途是所有的各种“工”字街。其中包括图中的“卫卫街”，及建设大路北侧的重工街。

在和平区的沈阳站向西拐，无论是在南五马路还是北二马路…穿过工铁桥洞便是铁西区地段，一路向西，什么兴工街、保工街、肇工街、重工街，直至于洪区。

皇姑区与铁西区是以铁路分界。铁路北是皇姑区，铁路南是铁西区，继续向南推进；一马路，二马路～直到十四路，及后来的滑翔地块。继续南下便是向浑南区进发。

（其间的五马路，为区分北侧的工厂区，南侧的家属生活区，被特殊定名为“建设大路”）。 如果陌生的外地人到铁西区寻人问路，只要报准街路的名称，经人稍一指点，便会认街识路到达目的地不会迷津。

这是一张老铁西地区建设大路俯瞰图，以此路分界，一侧是烟筒林立的工厂区，一侧是红楼平房混杂的生活区。

被称为“建设大路”的五马路，以它为界，北面是工厂林立的工业区。称北一路，北二路，北三路，北四路，强调这个“北”字。

“建设大路”以南，南六路、南七路南八路，一直到南十四路，强调的是一个“南”字。

带南字的地方是生活区，铁西区各个工厂的工人大都生活在南区。生活区内，由铁西兴工街西至保工街，还都是解放前老城区的布局。

但是从保工街继续西行至重工街，便是解放后，沈阳市政府在这大片的区域里，盖了许许多多象皇姑区老三台子那里一样的苏式三层红砖楼房，供铁西工人居住，因此泛称铁西“工人村”。

我1975年进厂时日伪时期留下的小办公楼没有图片，这是八十年代沈阳玻璃厂盖的大办公楼，及人员出入的大门楼照片。

我回城后，既将上班报到的沈阳玻璃厂，地址是景星街北三马路。

东面紧临新华电器厂、灯泡厂，南面是衡器厂，西面是纺织机械厂，耐火材料厂，北面是高压开关，沈阳电缆厂。

每天上下班时间，巨大的自行车洪流，遍布在建设大路北所有街路上，然后又汇集至北二路、建设大路，这两条主街上，向东西南北分流。宽阔的街路立刻被众多的汽车、无轨电车、自行車，拥挤的满滿当当。

我便是他们中的一员，每天匆匆地往返于工厂与家的路上，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工厂生活。

返城生活录 （3）铁西的雾霾

我这次回城被分配在沈阳玻璃厂的地址是铁西区景星街北三路。虽然我在沈阳生活了二十多年，走遍沈阳市内其它四区，偏偏是铁西区，却从未涉足。

初到铁西区，陌生而又熟悉，陌生的是我初来咋到，熟悉的是关于铁西区传奇故事的不断耳闻。

烟筒林立，密如蛛网，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铁西区工厂星罗棋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那数之不尽林立于各个工厂的烟筒。这些烟简，每天无时无刻地冒着浓烟，说它遮天蔽日，毫无夸张，它使天空变暗，没有晴朗蓝天。

浓烟粉尘漫天舞，飘飘洒洒迷双目。

从一个个烟筒里飘下的黑灰，弄脏了行人的头、脸、衣服、裤子，微风吹过，稍不注意便会迷眼。因为铁西长久以来便是如此，人们早己习惯，不足为奇，不以为意。

在当地人的意识里虽然不喜欢，但己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大家都认为，工业区就是这个样子，这叫“伦敦雾”，工业化的象征。

东方“鲁尔”～”伦敦雾”。

我当初也和大家的想法一致，对于沈阳市铁西区这种高浓度的空气污染不以为害，反以为傲。

当时的认知里感觉，庞大的中国如果多有几个像沈阳铁西区这样的工业基地，加快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发展，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生活水平的提高，指日可待，世界强国不是梦。

这就是当年沈阳冶炼厂那两根令人恐惧的大烟筒。

在铁西区虽然我对一般的烟雾不感冒，但对沈阳玻璃厂附近，沈阳冶炼厂那两根最粗最高烟筒里冒出的烟却是：又恐惧，又憎恶，又无奈。

这两个烟简一个是时而冒黑烟，时而冒黄烟。冒黑烟时，大面积的黑灰像天女撒花般，铺天盖地扬扬洒洒，漫天飞舞而下，会将附近几公里之内的地面瞬间染黑，脏衣服，脏脸，迷眼睛。如冒黄烟，一股琉璜的味道扑鼻袭来，呛得路人流眼泪，淌鼻涕，一路紧走，试图逃避。

相比较起来更让人接受不了的是由另一个大烟筒里冒出的白烟，此烟看似无形，直刺喉咙。它呛得你喘不上气，说不出话，甚至连吞咽都觉困难，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这种白烟遇到低压气候，随风刮下，什么手捂口鼻，或戴口罩，这些预防措施统统无效。白烟这种见缝就钻的本领让人没有任何躲避的办法，只能任其蹂躏。

沈阳玻璃厂在沈阳冶炼厂的南侧，每到冬天刮起北风，在玻璃厂四楼的熔制車间采板工作现场，正是迎接冶炼厂白烟猛灌的时候，饱受其害的现场工人，只能选择着无奈的忍受。

我自从1975年招工回城到沈阳玻璃厂上班始，至2002年沈阳铁西实施了区内所有工厂西迁计划止，27年过去，铁西区所有的工厂该黄的黄，该搬的搬，以大多数产业工人下岗为代价，铁西恢复了晴朗、干净，开始了有蓝天绿地的日子。

从这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世界上还有“雾霾”这个名词，才知道了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的损害。 但是对于曾长期遭受空气污染伤害的我们来说，为时己晚。

人老退休后，我每年都去医院做体检，每次检验肺部的x片出来后，都被医生告之“肺纹理粗糙”。这只是健康人发烧时才会有的症状，在我们身上已属常态。

这能说与我在铁西玻璃厂工作的十四年间，曾不断地吸食有害烟气无关吗?

返城生活录（4）时间与距离

1975年返城后，我住在皇姑区三台子的家中，而工作单位沈阳玻璃厂，却在铁西区景星街北三路。

由沈阳北至沈阳西，其间距是三十五里，这么远的距离现在算不得什么，但在交通工具相对落后的那个年代却很遥远。

我上下班来回的路程是七十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告诉你，如果上下班用步量的话，每天得有七八个小时行走在上下班的路上(等於现在坐和谐号由沈阳至北京的往返时间)。

但在当时，现实的社会里，上下班是骑自行車或乘公交车。如骑自行车的话单程，年轻人在上下班的人流中快骑，需要一小时零五分钟，夜班人少骑飞車，仅需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便可到家或到工厂。

如果坐公交的话，单程则需两个小时十五分钟。由我家到三台子六路无轨终点站，需步行十五分钟，乘上車后由三台子到南站(现沈阳站)中途十七站，约一小时至一小时十五分钟。由站前倒八路汽車至景星街四站，约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挤车、人多)下车后走十分钟才可以到沈阳玻璃厂。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等车或堵车中渡过。

我曾做过一些统计，从我在沈阳玻璃厂工作的十四年时间里，曾有十一年半的时间，奔走在我的家皇姑区三台子到铁西区沈阳玻璃厂之间。

其间的行程按每天上下班需走七十里计算，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每年按三百天计算(三班倒无节假日，除去星期天或偶尔的病休假)，一年间为了工作需行走二万一千里路程(我曾戏称;一年一个长征路。)十一年半，我上下班在路上共行走了;二十四万一千五百里路，相当于我围绕地球转了三圈有余。

再谈时间，我如果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二十四万一千五百里的路程需要我马不停蹄，昼夜兼程连续快速蹬車七十多天。如除去睡觉、吃饭等，每天继续以八小时快速蹬車的话则需二百一十天。

如坐公交上下班每天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计算，仍按一年三百天，则一年需(一千三百五十个小时)五十六天在路上。十一年半需要六百四十三天(二十一个月之多)在路上。如按每天工作八小时计算，在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曾有五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浪费在了往返的行程中。

十一年半，在人生的行程中说短不算短，说长也不算长，但其间因居住地与工作单位间的距离，曾耗费了我太多的时间、精力、体力，以至换算成数字显现出来的竟是如此地惊人的庞大。

返城生活录（5）玻璃是这样产生的

沈阳玻璃厂以铁路运输线为界，分南北两院，南院以生产玻璃纤维、制球、设备车间为主。北院是生产玻璃的。

由东往西、原料车间、熔制车间、切装车间、钉箱车间、运搬车间，都是一条龙的厂房，不过是有楼上、楼下的高矮之分罢了。而生产玻璃的心脏～熔制車间鹤立鸡群，昂首耸立在最中间，最高的位置上。

初进车间，一切都觉新鲜，整个的玻璃制作过程是这样的，把在本溪矿采来的石英石、苦灰石等七种矿石原料送到原料车间粉碎。然后将其同内蒙通辽用火车拉来的白眼沙(制作玻璃的主要原料，占比百分之八十。)加之纯碱，加之熟料(碎玻璃)，按比例配置好，用机械传送装置将其传运到熔制车间的窖头。

然后熔制车间的窑头工根据大窖中所需原料的数量，用推动机将其缓缓的由窖口推入到大窖中。

大窖的窖头前面宽度约十余米，长度约有二十余米，是个充满热体岩浆的大溶炉。安置在大溶炉两侧火枪内，喷出黑色原油，将整个窖内的火焰燃起:炽黄、炽白而热烈，使其最高窖温可达一千六百多度，超过了炼钢的高炉。原料入窖后很快地就会被被其间翻滚的玻璃液所包围，瞬间熔化在其中。

熔化成液体的玻璃水在大窖内缓缓地向西流动，一直流淌到熔制車间的引上段。引上段呈品字形，三、三、三的排列，分部着九个垂直引上的玻璃窖口。

引上工将用耐火材料新烧制的引上槽，由槽口推入引上机下的玻璃水内。调正、校准后挥动着手中长长沉重的大铁勺开始了引上前最后的工作。

一切就绪，各类工种各就各位，引上工推上动力电闸启动电源，用于牵引液体玻璃向上的石棉滚子夹着引上槽内的溶液转动了起来，玻璃液体随着引上机滚子的转动开始离开熔池向上伸延。玻璃出窖后由桔黄转红变暗逐渐的冷却，变成了明亮的玻璃。

随着引上速度的快慢，决定着引上玻璃的薄厚，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玻璃涌出了采板现场的地面。其间在上升的过程中玻璃在不断地破碎着，损坏着。一层楼的看砂工在紧张地监视着大窖引上槽内上升玻璃前后边的变化，如有异常吹紧急哨唤人抢修。

二、三层楼的修理工手执煤气火枪抢修着引上成型破损的玻璃。在修理工的努力下，成型的玻璃不再破损后，楼上的采板工徐徐放下，上有卡板下有张开通上电后极耐高温的镍铬电夹，将升上来的玻璃夹住。加温、升高、点水，然后由两个现场采板工人戴着贴皮大爪子（多层棉布制成），合力将玻璃板断。

卡齐后的玻璃顶到了上面的卡板，下面的镍铬电夹又将下面升起的玻璃夹起，然后楼上的采板工用铁钎沾水点开，玻璃手推机械吸盘开始将上行的玻璃吸断，然后装到不断循环绕走的摇篮車上，将整张的大玻璃自动运行到下一道工序～切装车间。

在此其间楼上的采板工，必须得按操作要求及时调正好铁夹与卡板间的距离，以便生产出附合要求高度的玻璃板来。如果升出的是两毫米厚的薄玻璃，因其易碎，不可上吸盘，只能是工人戴着厚厚的布巴掌（厚布手套）外面罩上打磨好皮子的大爪子，抓住宽约两米七八，高约一米二八约四十五斤重量的玻璃自己点水扳下，斜着身子，迈着斜步，追撵着行走的摇篮车，将玻璃装上。

在窖上，五、六毫米厚的玻璃出得很慢，以高度一米二八计算，每小时大约只能出二、三十片玻璃，三毫米的出五十多片，两毫米的出七、八十片。

摇篮空车在经过采板现埸徐徐的运行中，装满了玻璃。而后又很快地运行到切装车间，切装车间的切手们将游走到面前的大玻璃放倒在铺有毡面的木案上，将长尺杆对准尺寸，用玻璃刀将大玻璃按要求进行着切割。

切割后，放到旁边的架子上，紧接着，检查科的质检员现场检查区分等级，分等后的玻璃被小車拉到附近，一楼钉箱車间的箱子由北电梯送了上来，运搬车间的工人按等级装好玻璃后，钉上铁绕子，盖上等级合格章再由南侧电梯下楼，运至火車道线的站台上，根据客户的需求，运搬車间的工人将其装上汽车，装上火车运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这篇文章至此结束，我尽可能详尽地向大家讲述了“玻璃是这样产生的”故事，虽然那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亲身的经历真实还原，但现在己无处觅其踪迹了。社会在发展，那些危险落后的生产工艺早已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本想在百度寻几张佐证文章的老照片，竞然失望。

以此类推，我写这篇文章更有意义，就是告诉后人：老一辈用原始方式生产玻璃的艰辛，一定要牢牢记住，在新中国工业革命初始，老一辈工人阶级无悔的付出。记住曾经的历史，重视科学的发展，知道～只有科学才会解放生产力。为了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必须刻苦努力学习，向科学进军，攀人类高峰。

返城生活录（6）进工厂最初的日子里

进厂后头一个月，我们十来名同校返沈的知青被安排在于洋领导的基建队工作。给了我们充分认识玻璃厂的时间，同时也给了沈阳玻璃厂考查我们这批入厂新工人的过程。

沈阳玻璃厂中间有一条进原料，出产品的火车专用线，分割成了南北两院。南院由～俱乐部、卫生所、汽车队、制球车间、纤维车间、设备车间、技术科、木工房产基建队、职工家属服务队组成。

而我所在的北院则由;厂部行政大楼、供销科、检查科、总务科、原料车间、熔制車间、切装车间、钉箱车间、运搬车间组成。

我们所在的基建队游走在两院之间，干些零零碎碎，东补西修的工作。

我们新来的十几个新工人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基建队的瓦工师傅们干打下手活，掺沙子、搅拌水泥，传递砖、传递搅拌好的水泥…这些工作对我们刚刚从农村一线抽调回城的知青来说，简直不算活，我们每天有说有笑，轻松地工作着。

一个月后的一天，基建队的领导告之我们去人事科报到，看来人事科开始正式地安排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工作了。

到人事科后，我们很快便知道了彼此被分配到的具体单位。有被分配到熔制車间的，切装车间的，运搬车间的，有一半被分配到了最不招人待见的纤维車间，我被分配在钉箱车间。

我们十几人，除我一人是老白班的工作，其他所有人都是三班倒的工作。就在大家都以羡慕的目光望着我的时侯，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当时我仍然是人在沈阳玻璃厂，心系家乡三台子，回松陵的心结依然如故。用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那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从回城被分配到沈阳玻璃厂工作的那天起，因沈阳玻璃厂和松陵机械厂一样都是国企，我就一直在酝酿着寻找合适人选准备对调工作事宜。

所以对于沈阳玻璃厂人事科给我安排在什么車间、什么岗位，具体做什么工作等等，我都一点也不关心，一点也都不在乎。在沈阳玻璃厂工作环境的好赖，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件很无所谓的事情。

这时曾由昌图把我们接回沈阳的人事科长李宏模走到我身边问道;“满意吗”?我不置可否，他随既又说;“不管什么工作，都先要好好干，就像你在昌图时那样”。嘿!什么意思?把我的老底查个倍清。我当时并未细品他语言的含义，只是随意地嗯了一声。

当人事科的一位李姓女科员公布完我们的工作安排后，被分配到熔制车间的周国良发言了，他的理由是自身患高血压，不适合高温三班倒的工作，请领导考虑他的实际情况，帮助他重新调整一下工作，他的要求当场被拒绝了。

望着他一脸茫然失落的神态，我不禁动了侧隐之心，同情可怜起他来啦。我平静望着他问道：“你看我的工作咋样”?听了我的问话他顿时眼前一亮，爽快地说道;“那当然的好呀”，我说：“你既然看好，那我就成全你，同你对换一下工作好吗”?他瞪大双眼，喜出望外地问：“真的吗”?我同他点点头。

在大家游疑的目光下，我和李国良走到李姓科员面前，在双方志愿的条件下完成了对换工作的手续。就这样，我来到了熔制车间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十四年。

返城生活录（7）刀山火海话熔制 “刀山”

过去听书讲古，知道了有“刀山火海”这个词。但那远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可是在沈阳玻璃厂熔制车间工作的十四年里，我却领略了什么是“刀山火海”。

（刀山）

这里的刀山是形容破碎后的玻璃锋芒毕露，堪比一把把锐利的尖刀。而每天环绕我们采板工现场一周，时刻不停行走在摇篮车上的玻璃，它们随时都可能爆裂、飞溅，我们工人穿梭在其中，在工作的八小时之内，随时随地都会有，被不知何处飞来的玻璃伤害到的危险。

特别是在窑上玻璃破损其间，我们采板工人戴着皮大爪，顶着窑下涌起的高温热浪，及迷眼呛鼻的玻璃粉尘，抢拾着逐渐不断升上来，还有百十度高温的碎板玻璃，此时最危险。因拣上来的玻璃随时会破裂，蹦在腿上，蹦在脸上，砸在脚面上都有可能。

在作业时满脸热汗、玻璃灰蒙眼，将手中拣起的碎板扔向旁边的大铁斗子中时，蹦起的玻璃碎片也往往会伤及到现场工作的其他同志。这么说吧，只要你点背，在操作现场你无论怎样的躲避，破碎的玻璃总会如影随形地伤害到你，那真是防不胜防啊!

我在熔制车间的采板现场工作了十四年，曾经被玻璃割过的小伤不算，大伤五例。最危险的一次是在窑前用铁钎在电夹刀玻璃边处点水后，戴着厚厚的皮大爪，扳下、拎起两米八宽，一米二八高两毫米厚的玻璃，斜着身子，迈着斜步，追赶摇蓝車的途中，抓在手中的玻璃破碎了。我双手抓着的碎玻璃凭着惯性向上，割到自己的脖颈，稍稍偏了点，没有割到左颈动脉，好险啊!我急忙用手拿着擦汗的毛巾捂住伤口，跑到玻璃厂南院的卫生所，缝了八针了事。

那天我下班回到家中，母亲看到我脖子上围着纱布，问我怎么回事，我只是淡淡地答道：“没事，受点小伤”。我怕在家引起母亲的怀疑和担心，怀惴着卫生所大夫开的假条也没敢休息，第二天没事人一样又上班去了。

七天后，伤口拆线，红疤微肿，回到家中被母亲发现惊悔地训斥我：“受这么重的伤，怎么不告诉我?怎么不休息?感染了怎么办？”我仍然淡淡地回答道:“没关系，不算事，这不是都己经好了吗”。母亲心痛地望着我受过伤的脖子良久，最后摇摇头，深深地唉叹了一声。

留下后遗症的割伤有三次，左手背割断过一根筋，右手背却割断过两根筋，它们的直接后果是筋都接上后，与旁边的肌肉粘连，伤好之后虽无大碍，但手指局部活动受限。

左大腿跟腱被玻璃割伤的那次最重，那是新窑引上，我在窑旁换接夹刀上镍铬导线时，现场工作的董淑华同志，在将窑下升起的坏玻璃扳起时，一块碎碴蹦到我后跟腱上，割断了我两根后脚筋。 当时到沈阳市第八人民医院接筋逢合后，住了两年的医院，伤口才算愈合。

在武侠古书上讲，挑断后腿根腱是要终身残废的，其实在现实生活里并没有那么严重，无非是重新接上缝合了事。此次伤害经辽宁省人民医院复核鉴定为～九级工伤。

最搞笑的一次工伤是发生在1982年的夏天，一天我在工作现场，不知哪里飞来了一块碎玻璃碴子，蹦到了我的脚面上，我当时只觉脚面一疼，便下意识地弯腰，用手摁住疼点，也没在意，过了一会疼痛稍轻，隔着棉布袜子，我也没看伤口怎样便又干活去了。下班洗澡脱袜子时，发现伤口流血粘住了袜子，我慢慢脱下袜子，在伤口处贴了块创可贴，就再也没有理会它。

一晃两年过去了，1984年夏，我们去山东滕州帮助同行建玻璃厂。在其单位为我们组织的泰山游，下山返回时，发现平整的左脚面高高隆起，但毫无痛感，一时竟不知怎么回事。到滕洲医院拍片检查，发现里面有异物，手术取出后，竞是一小块火柴盒长，呈三角状的玻璃。玻璃取出后，左脚背又被缝合了七针。

我在玻璃厂工作的十四年里，前后因玻璃割伤的缝合总计有几十针，因听说缝针时打麻药影响伤口愈合，所以每一次受伤，我都拒绝麻醉师打药，包括那次跟腱的缝合，其间的疼痛都是咬牙硬撑。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在玻璃厂工作多年的工人大都受过玻璃的割伤，我只不过是受伤较多的一个罢了。但是也有奇迹，那就在玻璃厂熔制車间工作一辈子，也没有受到过玻璃的伤害，但毕竟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返城生活录（8）刀山火海话熔制 “火海”

一提起火海，大家马上联想到的一定是“西遊记”里的火焰山，熊熊烈火遮天蔽日，烟冲九霄。

然而我所说的“火海”，不过是形容特定环境下，热的程度而已。

大家都知道，北方的夏季，气温一过30度，每人都会感觉天气炎热。

但在沈玻熔制车间的采板现埸，不要说在大窑旁点水，也不用说用双手戴着贴皮大爪（厚棉布手套）由热浪般滚动的大窑上将两毫米炽热玻璃搬下时的烧烤，更不用说窑上玻璃损坏时，采板工弯腰从窑里往上拣碎板时遭受下面热浪粉尘的冲击。单单是现場最凉快的地方，我们的喝水休息区，在沈阳玻璃厂一九七六年夏季的一次实地测温中，测出的结果是46度。这个数字当时作为原始记录封档保存。

如若现在的话，工人在这种超高温的生产环境下劳作，能否被环保部门勒令停产也未可知。难怪同我调换工作的周国良同学说，因其高血压难以适应高温倒班的工作。就连我们没有高血压的正常人，在此高温的环境下工作也都是及其困难的呀!

每天工作现场上，茶水、汽水、绿豆水，什么水都喝，水喝多了把肚子撑得圆鼓'鼓的，但口中依然干燥，还是感觉干渴难奈。脚下的铁皮地板上，扔个鸡蛋，很快便可以剥皮食之。

我们工人脚上穿的是特制厚布底牛鼻鞋，隔热效果很好，但一旦穿久了，鞋底磨薄了，又没到领新鞋的时限（按规定半年换一双），那可就惨啦，在工作现場，每天只能靠不断地往脚前进的方向，不间断地扔木板条，然后踩在木板条上行进，否则的话，脚会被烫伤的。

这就是“火海”，当年沈阳玻璃厂熔制車间工人的每天工作现場就是“火海”。

我们每天穿的白帆布连衣工作裤、蓝上衣，工作服，在八小时之内，穿在身上的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衣服后背形成白花花的盐渍。

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用清水洗净投干布满盐渍的工作服，否则的话，第二天穿在身上衣服的后背会是硬梆梆的。

若干年后，熔制車间的作业环境开始了改造升级，昔日窑上作业区的铁地板都改造成了水泥地面，楼上的采板工至此告别了“火海”。

随着单位玻璃生产技术的进步，拆掉了由熔制车间到切装车间的摇蓝車，替之而来的是用上了自动搬切机。在窑旁，采板工用铁钎沾水点开玻璃边后自动搬切机伸出机械吸盘，将玻璃吸住、抽下，平放在机器上，切割、滚动运走。最后由自动搬切机尾部的工人，掰掉玻璃边，将由自动搬切机按工序的要求，切割成不同规格的玻璃拿下，放到旁边的架子上，经质检员检查、划等、合格后，拉走装箱。

至此，熔制“刀山”的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岁月并未磨平当初的记忆。以至现在一回想起那恐怖的“刀山”，难耐的“火海”仍心有余悸。

当年我们身在其中，倒也感觉无所谓，因为那时我们的想法是;工人阶级硬骨头，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就应该在环境艰苦的大窑上、炉火旁，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无怨无悔地努力工作。

劳动创造了财富，劳动创造了新生话，在劳动者创造的过程中除了艰辛，还有满足欣慰的笑容。

返城生活录（9）颠倒“黑白”谈感受 一

（一）

我是1975年进沈阳玻璃厂，被分配到熔制车间工作。在最初的若干年里，不仅工作环境如“刀山火海”，而且还过着“颠倒黑白”的日子。

熔制车间大窑的炉火日夜燃烧，窖内不断涌动桔白色的玻璃熔液在引上工的操作下，使其变成透明瓦亮的玻璃。当然了，它也是在日夜不停地随着石棉滚子的转动，不断地向上伸展着……

在此工作的工人呢?也只能随着机器不停地转动，不分昼夜地在此辛勤地劳作着。三班倒作业就是这样开始的。

据当初的老工人讲，自打1937年小日本在铁西建立了这座玻璃厂为始，就是这种倒班制度，没想到解放了，社会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唯有这个小日本侵略中国时，为了更多地剥削、敲榨中国人而留下的这个殖民制度四十年来从没有改变。让我们曾经的一代人为此吃尽了苦头。

三班倒工作是这样运转的：白班、早七点至下午三点，二班、下午三点至晚间十一点，夜班、晚间十一点至次日早七点。一星期一轮转，一星期一倒班。我们感觉是每天都在不得休息地，吃饭、睡觉、白天、晚上轮流地转着。头晕眼花、萎靡不振、强打精神。

每个星期六上完白班，下午三点下班后洗个澡，这时已经没有回家的时间了。离晚上继续上夜班只剩下七个多小时，白天工作累了一天，还没吃饭，还没睡觉呢?此时天还亮着，睡不着觉，只能约三两个同样不能回家的工友，离开工厂到外面走走。在街边小饭店吃口饭，喝口小酒，待醉意朦胧之时，返回工厂車间的休息室，盖上脏被，小睡一会，等待着继续夜班的工作。

如果是二班，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十一点钟下班后，照例、还是无法回家休息，大家只得洗完澡，吃点夜宵，回到溶制車间休息室内。盖着脏被，伴着外面呼呼的炉火声，小睡三五个小时，第二天一早六点起床，洗把脸，进食堂吃个早餐，到更衣室换上工作服，强打精神又开始了新一天白班的劳作.…。

（二）

因为当时沈阳玻璃厂熔制车间工作环境所决定的，每天在“刀山火海”中工作，需要每个上岗工人必须在体力充沛，精神饱满的状况下进入工作状态。

但那可能吗?在那个年代里，三班倒的工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特别是对于我们居家离玻璃厂很远的工人来说，那是无解的难题。

登上人生大舞台，你会发现，社会上一切都很现实。自己的梦自己圆，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千万别指望遇到什么事都会有人帮忙的。为了可以每天休息好，以饱满的体力和精神状态去迎接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我渐渐地疏淡了几乎同三台子地区所有同学及朋友的交往。

每天只能像机械钟一样的按时起床、漱洗、吃饭、挤公交、上班，下班后，赶车、回家、吃饭、睡觉，周而复始，这样的工作、生活。当时我也很甘心，其根本的原因是游子漂泊在外多年，现在归家，感觉到了家庭的惬意温馨，慈母的牵挂，幸福、暖心。

那时节，社会没有发展到现今的发达水平，没有手机，没有私家电话，人若不见面，相互的信息不能勾通，无法联系。因为在沈的兄弟姊妹中，唯有我的工作单位离家最远，因此也最是母亲心头的牵挂。

每天不分春夏秋冬，每当我走近三台子38栋楼前，抬眼我家熟悉的三楼，玻璃窗前，总能看见母亲张望、等待着我回家的面容。而正是这种慈母的牵挂，也每天都牵动着我的心。下班后、洗完澡、换完衣服匆匆地赶车，匆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什么途经南站、太原街的繁华，什么北市场的热闹，与我何干?都统统都见鬼去吧～我要回家。

就这样，也常因半路车坏，或堵车，耽误了我正常的回家时间，让母亲在窗前长久地惦念。

最让我难忘的是1976年的5月16日，为了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沈阳全市彩车游行，一切公交车全部停运。那天我在工厂上夜班，没人通知，哪能知晓。

下班后，我先在景星街站等八路公交，等了四十多分钟仍不见车来，焦心难耐，我便徒步走了起来。走到南站，（现沈阳站）看到了游行的彩車，我方知今天全市公交停运。

知情后，我还哪里有心情看彩车游行，一门心思只想回家。那个年代没有出租车，只能靠步行，我紧走了两个半小时，中午十二点方到家中。望着慈母盼儿归来，几度担心，几度失望之后，那略见红肿眼睛里泛出的喜悦目光，我心酸了…。

直到八十年代，实行了人性化的“四班三运转”，把我们从非人的“三班倒”工作中解放了出来。减轻了工作压力，我们的体力得以恢复。

我们有了比较充裕的作休时间，只有这时，我们方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每一天的工作当中，是科学解放了生产力。

返城生活录（10）拜师学徒谈工作

在我人生奋斗初期，经历了七年插队农村的生活，又返城到沈阳玻璃厂工作，当时带给我的感受是：人生好比在爬山，过了这山有那山。只有到山顶方可以领略到山与山之间风光的不同，但不论是爬哪座山，其艰难的过程却都极其相似。

不知人生是否有捷径?只是觉得，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在同来自方方面面各种困难在斗争。每天早晨只要一睁开眼，便要开始迎接新一天生活的挑战。

到熔制车间，我被分配到甲班工作，楼下的大班长是孙光明，在我初识的印象里，是一位五十来岁，和蔼可亲的老头。楼上班长叫李传贵，却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他人到中年，体格蛮好，为人热心、热情，爽朗、好闹，缺点是天生的大舌头。

我的师傅王恩香是位女同志，四十来岁的年龄，身板挺直，体态均匀，有着姣好的容貌，她干净利索，敏慧过人，已经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啦。

她大儿子在和平区中山路秋林商场上班，二儿子是知青，当时还在乡下，只有女儿和小儿子在校读书。丈夫姓孔，当时与我们同一车间，是熔制车间分割碎玻璃的切手。一家六口其乐融融，美满幸福。

我在楼上工作其间，仍象当年在农村插队时一样，同王师傅学习采板工作，除了吃饭、喝水、吸烟外，我基本上是闲不住的。用在农村学来的话叫：放下耙子，拿起扫帚，总找活干。只要是我们组，不论哪个窑的玻璃坏了，我都会主动上前拣碎玻璃（一个组负责三个出玻璃的窑口）。晾碎板，下刀子，齐头子，楼上楼下打扫碎玻璃渣子，倒斗子………样样活我都抢先干。

王师傅见我如此，爱在心里，气在嘴上，她总是嫌我干活太多，怕累着了。因此常常迁怒同事，她老是让别人主动些，多干点，那样的话，我干的活不就会少许多了吗?周围师傅对她善意的“护犊子”报以理解的微笑，从不与她计较。

楼上的采板工有一半以上都是与我师傅同年进厂，年龄相仿的女同志。她们主要的工作便是用铁钎子沾水点开玻璃边后，推着两个轱辘的吸盘车将窑上的玻璃吸下，放到自动行走的摇蓝车上。而最近分配来的年轻生力军，大都是招工回城的知青。

这几位年轻男同志的主要工作是，如本组没有出两毫米玻璃的窑，便与她们干着相同的工作，如果有出两毫米玻璃的窑，那便会分配至此，用铁钎沾水点开玻璃边后，手上套上厚厚，带有胶皮面的大爪子（厚棉布手套），扳断、拎起窑上的玻璃，侧着脸，斜着身，迈着斜步将两米八宽，1米28高的玻璃追赶着摇蓝车，装在不断循迴运行的架子上。

我们的工作在旁观者的眼里，很忙、很累、很辛苦。但当初我们的感觉是再苦再累也就是个八小时，何况还要除去吸烟，喝水，与吃饭的时间，满负荷也就六个多小时。

对于我们曾经有过下乡经历的知青来说，这么短时间的劳累辛苦根本算不得什么?想当初在农村插队时，我们曾在烈日下的农田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对于苦与累的工作我们早己习惯，适应了，习以为常。

只是啊，为了每一天的工作，我们扔在上班路上的时间太长，太多了，我感觉很无奈。

返城生活录（11）平淡温馨的工作车间

在熔制车间采板楼上艰苦环境中工作的每一天，我都感到很舒心快乐。因为我工作在一个团结和睦的集体内。有活大家抢着干，工作、生活上互相关心，相互照应，很暖人心。一个班、三个组，一个组、三个窑，分别呈品字型的九个窑由三个组每月一回轮流周转着。

我们这个组的组长叫李善庆。他长我一岁，家住沈河区是早我一年返城的知青。此人与我一样，属于偏瘦型体质的人，精明、能干是他的特色。

此人家有老母需要照料，住的又是平房，家务事较多，所以平时夜班一有闲暇，他常打瞌睡，但干起活来，方显出知青出身的英雄本色。他吃苦耐劳，少有言语，我和他虽言语不多却很投缘，从心里的彼此佩服，彼此敬重，让我俩成了很要好的同志。

至於郭师傅、李师傅…各种不同性格的人走到一起来，彼此尊重，要好和气。你看着我不错，我也很欣赏你，就这样，工作起来不论苦累，彼此都很开心，欢声笑语在充满噪音的采板现場常起常落。

玻璃厂的玻璃果然多，名符其实。围绕着熔制车间大窑的有二百多扇窗户，几百块玻璃，每年五月，天刚见暖，四周所有的玻璃便会被现场工人陆陆续续地全部捅碎，让外面的自然风吹进，最大限度地散去些工作现場的热度。

十一月份天气渐渐地凉了起来，車间再组织楼上玻璃碎片切手，按窗户尺寸，用在坏窑中拣出的碎片，切割成量好尺寸所需规格的玻璃，重新地安装到窗户上。这是为了冬季保持工作现埸的温度。往返始复年年如此。

每天八小时之内的个人吃饭时间，是由组内几个人自行安排的。玻璃厂南北院都有食堂属于福利科管辖，我们所在的北院食堂规模很大。因为食堂师傅属于玻璃厂工人，食堂又是面向本厂职工开放，属于非赢利的，所以所有的饭菜价格都很实惠。

尤其白班，因为办公大楼的领导也在此就餐，所以食堂的大师傅分外卖力，面食花样翻新，各种莱肴更是物美价廉，很吸引职工的眼球。因此白班大家几乎都去食堂买饭。

买回来后，放到工作现場休息区的桌子上，有活干活，闲时吃饭。吃饭间窑上的玻璃破碎了，放下手中的筷子，盖上饭盒先去工作，待玻璃平稳运行了，再返身桌边，随时喝水就餐。

二班食堂的饭菜质量就差多了，还会有些是白班的剩饭、剩菜，重新热热卖给二班就餐的职工，虽然量大，但大多数的工人都选择了在家带些生米熟菜来上班。

把淘好的大米放在饭盒里，倒上没米一指多厚的水，放到楼下的窑帮上，只需半小时，米饭喷香，不带糊底的。热菜更简单了，和米饭放在一起，只要靠外些就可以，时间一到，熟饭热菜一起端。

夜间的食堂是不卖饭的，大家夜间工作之余，抽空下楼，有拿饭盒做饭的，有用小锅炖菜的，很有生活气息。也有个别晚上没有食欲的，只是随便吃上几口带来的面包、麻花之类垫垫肚子，挺到早晨。

到食堂里去买碗粥，来个馒头，加点小菜，便可以夜餐早点一勺烩啦。这些全凭个人的生活方式及习惯而定。

既紧张、又散漫，这是沈阳玻璃⺁熔制车间的工作特点。在保证大窑都在正常生产的同时，每个人都相对的清闲、自主地安排着自己的作息及吃饭时间。一旦所在组，其中的某窑玻璃破损严重时，在場的所有人便立刻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不用任何人安排，不用任何人指挥。每天、每天，每个班上，我们都是这样既紧张而又散漫地工作着。

返城生活录（12）理解万岁

我进沈阳玻璃厂熔制车间工作的第一天，填写了一份职工入职登记表。在有何特长一栏里我填写了“速记”，在有何兴趣爱好的一栏我填写了下，“象棋”。

填表格本是例行公事，但没想到的却是，当时我无心填上去的内容，过后还真的都找上来了。

我到熔制車间一个月后，在一个白班工作其间，熔制車间的尤主任找到了我，这是一位高高壮壮一脸慈祥的中年汉子。平时在车间总戴着蓝帽子，穿着工作服，脖子上扎个白毛巾，一副一线工人的模样。他没有官架子，给人一种与人为善，平易近人的感觉。之前我虽未和他打过任何交道，但仅其外表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疑惑不解地随他走进了设在熔制二楼的主任办公室。进屋后，他很随便地坐到了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又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示意我也坐下。待我坐定后他便开口问道：“听说你会速记”，我机械地点点头，他又紧接着问道:“什么时候在哪学的”?我只得以实相告：“下乡时在青年点自学的”。他听后，稍感意外，尔后又满意地点点头。笑眯眯地对我说:“今天下班后，在厂部有个中层干部会，传达上级指示，内容很重要，你能否帮我记录一下"？这有什么?很简单，我随既点点头痛快地应承了下来。

应诺后我便告辞，到楼上现场工作去了。下班后洗完澡、换好衣服，我便到熔制车间办公室与尤主任碰头，一同到玻璃厂西北角，据说是小日本时留下的小办公楼内。开会地点在二楼的会议室里，我们上去的时候，里面己经坐着三、四十位玻璃厂各车间及有关科室部门的领导。

会议很快就开始了，原来是传达中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告诉广大干部和群众，紧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不信谣、不传谣的文件。讲话的领导念得较慢，我记录很轻松。还有时间歇下笔来东瞅西看。当这位领导念完文件后，玻璃厂的党委书记发言，他表明了党委坚决落实中央文件的态度，又讲了些要求下面具体落实的办法，然后便宣布散会了。

尤主任随手拿过了我的会议记录，看着我写的速记符号，如同盲人识字般地端祥了一会问我;“这就是今天的会议记录吗”?我肯定地点点头，他又为难地对我说：“你这个记录我一个字也不认识呀”?我乐了。然后笑着同他解释道;“这还没翻译过来呢?你当然的不认识，等今晚我回家给你翻译过来后，明天上班给你送去”。尤主任听后认真地点了点头连声说道:“好，好，好”。

第二天，我将昨晚回家后翻译完的会议记录送到主任办公室时，尤主任接过稿件认真的看了一会，脸上渐渐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当我告辞转身准备上楼工作时，却被尤主任叫住了。他说道:“薄广胜，你今天不必工作了，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吧，回去准备准备，明天上班到这里来报到，就在车间办公室工作吧”。

我毫无思想准备，听后愕然一惊，缓过神来后我慌忙冲尤主任摇头摆手，嘴上说着：“谢谢，不用啦。”弄得尤主任不明就里楞楞地看着我。我只好一五一实地将我不准备在玻璃厂长期工作下去，想找机会对调回三台子，回到父母亲人身边的打算同尤主任合盘托出。我说:“谢谢你关心提拔我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实在难以从命，不能答应你的工作安排，那样会给你误事的”。

对于我率直的坦诚相告，尤主任听后略加沉思，然后抬头问我：“有眉目了吗”?我摇了摇头。他稍感失望而又怜悯地望着我说:“祝你愿望实现!我虽帮不了你什么忙，但只要你找到了互换的对象，我决不会难为你的”。听了这暖心窝子的话我感动极了，真是理解万岁呀!

十几天过去了，由外車间调入一个长我一年王姓的女知青，她到熔制车间办公室负责考核、报表之类的工作。

要知道，如果我不是因为要调动工作的话，坐在她那个位置上轻松工作的便是我啦。

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如果当初我不固执地选择非要回三台子老家～松陵机械厂工作的话，一切顺其自然，在车间办公室轻松的工作环境里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努力学习，很大程度上可以搭上七七年高考的未班车，生活的轨迹将会是又一番模样。

然而过去的不会复演，选择的不会重来。那么我当初既定的工作希望能否实现？对于未知的事，我不敢妄加惴测，只有努力前行。

返城生活录（13）薄家大姐

几十年来三台子标志性建筑～文化宮

转眼间，我到沈阳玻璃厂工作已经半年多了，但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是绕不开回三台子的家乡情结。在我的心里，只有工作在三台子，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那里有我的爹、妈，亲人、朋友、同学，我由昌返沈到铁西，只不过是离家近了点，但决不是我在昌时日日企盼所归的家。离理想中的归家，每天还有往返七十里的路程，4、5小时的奔波。在这里我套用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大姐一家人的风采

在这篇文章里，我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大姐。我大姐大我十九岁，虽是一奶同胞，但在我眼里犹如长辈一般。

她虽是一位女子，却是女中豪杰。我的祖上在山西省洪洞县老槐树村，(因古时众多老鹳在此树做窝，又称老鹳堡)。现早己是旅游景点了。五百年前因洪洞旱灾，我的祖上被官府强迁至河北冀州。我大姐便是出生於此。

冀州城标志性建筑。

五十年代初锦州的照片

她八岁那年，河北冀州遭灾，只得随父母闯关东，到锦州凌海艰难度日。流落异乡在家庭及其困难的艰苦环境下，她白天帮助父母照看弟妹，做家务。晚上，煤油灯下，跟着父亲学文化。

直到一九四八年，东北解放了，解放后的家乡有了学校，15岁的姐姐才有幸步入学堂。但是因为有其家教的根底，加之聪明刻苦，六年的课她一路跳级三年毕业。毕业后，考入锦州女子中学，终因家庭困难，缴不起学费，只得忍痛退学，重新考进了有生活补助费的沈阳松陵机械厂技校，因祸得福呀！

她入学后学习刻苦，仅一年后，便被留校任学习辅导员，上午听老师讲课，下午当先生教学生。

1956年我们初到沈阳时的十二口人之家

曾经住过的楼房（三楼）

1955年春，她将我二姐接到沈阳学习、工作。55年秋她又同我父亲、二姐商量后，在松陵机械厂给我父亲找了工作，要了房子。

1956年将我母亲、奶奶及所有的兄弟，妹妹悉数接到了沈阳，安家渡日。就这份能力，这份高膽远瞩的胆魄，为家分忧的担当，便不是一般人所为。

巾帼从不让须眉，这样的事情，是一个荒乡僻野十几岁女娃，独闯沈阳拼博两年后，当时也才只有二十一岁的我大姐做到的。

当年的松陵机械厂

几十年来，用她的勤劳智慧，无论在任何的工作岗位上，都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地为党、为国家努力地工作着。她历任松陵机械厂车间的团支书，三台子地区陵北公社的副主任、书记。

后随我大姐夫去贵洲筹建軍工厂历任厂劳资科长，纪委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在繁忙的工作其间仍不忘努力学习，进夜大進修了汉语系、哲学系、政治理论系课程，拿到证书，后经航空工业部系统考试合格，取得了助理研究员专业(工程师级)证书。

在家中，虽是女儿身，但她身系老大，以她卓越的见识及超人的能力，勇于担当的精神，替父母分忧，挑起家庭的大梁。以身作则，上孝敬爹妈奶奶，家庭诸事，事事操心。下至关心弟妹的成长，学习工作的安排无一漏过。

鞠躬尽瘁

1990年她退休了，退休后不肯清闲，勤於笔耕。在她当时生活的所在地～江苏省张家港市，为张家港日报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被張家港报社的记者尊称：白发苍苍的“薄老太”。

1992年，她又历经两年的筹备工作，收集资料，为我们薄家编撰了家谱。使薄氏后代不再朦胧，了解祖上历史，知道自己身世，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对于家庭传统教育，有依有据。

“薄氏家谱”问世，对于薄家，是功盖千秋的大事情，我大姐做到了，我们薄氏子孙，为有家谱荣幸，为有此大姐骄傲自豪。我大姐无愧是薄家的大姐大。

我们永远的怀念

做能人累，尤其是做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女能人更累。2010年11月她仙逝了。享年70有8。对于她的离去，我们兄弟姊妹悲痛不已，她毕生为国、为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永远地怀念。

尾部的序

我之所以要在这一篇文章里先介绍我大姐，是因为在我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她是我无法绕开，对我最亲近，最有影响力的人。

1959年我上小学，是大姐牵着我的小手将我送到了当时离家还算远的松陵一小。1975年我下乡回城，又是她嘱咐我大姐夫，执意把我送到了沈阳玻璃厂。我们家的兄弟姊妹无论是谁，在哪里，遇到何种难事，都要向大姐请教，她是薄家的顶梁柱，更是我们的主心骨。

1975年回城后，我把我无心在铁西工作，准备对调回三台子的想法同大姐说了。她那时因为准备随我大姐夫去贵州三线筹建軍工厂，所以离开了陵北公社，暂时被调到松陵机械厂人事处做培训工作。我大姐是一个公私分明，做事很有原则的人。她回单位了解了相关情况后对我说;你的情况只能对调，但需要找一个同意与你等同对调的人，你回单位留心点，我在这里关注点，等待机会吧。

那年代，军工厂待遇好、工资高，是多少人削尖脑袋往里钻的热门单位。我现在也是在不离不舍一心要回三台子，但却是游子回家乡的纯朴愿望。

我目前在铁西玻璃厂工作，与三台子松陵机械厂待遇环境天壤之别，有谁能喜欢与我对換工作呢?思来想去，我心中一点也没有底，看来只能寻找机会，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看了。

返城生活录（14）对调工作难～难於上青天

话说工作对调，可是到哪去找肯与我对调的人呢?这真是个现实的难题。我在家里放出口风来，让哥哥姐姐都为我留意些，我也在单位四处打探着。

功天不负有心人。1976年的夏天，我真找到了一位肯同我对调工作的人。是我们班同在楼上工作的黄师傅为我介绍的。

黄师傅家住和平区南五马路，沈阳玻璃厂职工宿舍。围绕着沈阳玻璃厂职工宿舍平房、临街的是滿洲国时期所建的二层小旱楼。

黄师傅家住在临街小旱楼二楼的北面里侧，而他给我介绍的对调对象是在他家上楼后右拐第一家。黄师傅每天上下楼都必须从他家门口经过，因此是相熟邻居。

此家姓沈，与我对调工作的家主是位中年人，在松陵机械厂六十一车间工作。他要求对调的原因与我大致相似。他父亲退休前是沈阳玻璃厂总务科职员，现住的这处房子就是在其父亲名下的。

他年轻时慕名考入了三台子地区的松陵机械厂，从松陵机械厂的西门到沈家居住南五马路玻璃厂宿舍，上下班的来回距离有三十公里，骑自行车需要两个小时。

对于年轻时身体强壮，精力充沛的他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他成家立业，娶妻生子都在其间，如今他已四十有二不再年轻了。因此每天骑自所車上下班的路上渐感吃力。(只是不知道他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没有在松陵机械厂要房子。)于是就萌生了要对调到离家近些的工厂上班的念头。

他将此想法知会了邻居黄师傅，黄师傅便将此事讲给我听，我当然高兴了，在他的撮合介绍下，我和老沈的对调意愿一拍既合。

对调工作开始了，松陵机械厂方面当然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啦，因为我大姐当时还在松陵机械厂人事处工作。

我大姐听说我找到了对调对象时，也同我一样的欢喜、高兴。没几天功夫就帮助沈家办理好了松陵机械厂方面的审批事宜，并且神速地将他的档案调出交到了我的手上。只等我到沈阳玻璃厂把我的档案取出对换便万事大吉。

谁曾想，事情的发展并不象我所期待的那样简单，我和老沈的对调在沈阳玻璃厂人事科卡壳了。

玻璃厂人事科最初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对等。就是说用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换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玻璃厂吃亏、不合算。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这又不是做买卖，我们双方对调的原因都是因为上下班路程太远，有困难。我俩都是国营单位，我们的对调合情合理，完全符合相关的国家政策。

于是我找到了人事科，与科长李宏模理论，他当时对我说:“薄广胜你别走啦，你上下班在路上有困难的事我们玻璃厂会帮助你慢慢解决的。你是我在昌图要来那批知青里最看好的，安心工作，好好干吧”。

此时我哪里听得进他的话，仍然坚持要走。“你放心，我是不会轻易放你走的"他把话说死了。

听其所言我怒了，合理合法的手续办起来怎么就这么的难。“谁有心要在玻璃厂工作了?难道连这个也可以强迫吗”?“我找个对调人容易吗?哪有那么多条件相当的”?对于我的问话他既不解释也不动怒，只是不答应。

我同沈师傅的工作对调一时陷入了僵局。

谁料想过了几天人事科来电话找我，我高兴极了，自以为对调工作有眉目啦，我满怀喜悦来到厂部人事科，接待我的仍是科长李宏模，他是一个喜怒无形于色之人。见我后，他只是淡淡地告诉我，准备抽调我到玻璃厂团委去工作，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我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因为我以前表达了不准备在玻璃厂工作发展的意愿，所以什么团委、党委的与我何干?我要离开玻璃厂，我要回老家三台子去。我谢绝了他的好意，重申了我的立場。

他低头略加沉思后仍是那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对我说：“薄广胜我给你交个实底，你硬走，我不留。但这次你与沈xx的对调我们是肯定不会批准的，下次你若能找到一个相当的对调对象，我们放你走”。我一时语塞，不知怎么回答好，只得悻悻地返回了熔制车间。

事后慢慢得知，同我对调的老沈和李宏模家曾是邻居，双方过去有些不愉快的过节，老沈其人更不是省油的灯，李宏模对他怵三分，这是不想要他的主要原因。

至於我吗，他们还心存幻想，总以为将来，还能为玻璃厂所用。确实是舍不得放我走人。

机会转眼既逝，失去再无重复。我大姐1977年随我大姐夫去贵州三线建军工厂去了，在厂部工作的我二姐也于一年前，随我二姐夫进北京到三机部工作去啦，在松陵机械厂我再无可依靠的接冾人了。相等对调的对象到哪里去寻找?下一次的机会还会有吗?对调难，难於上青天。

此后我继续寻寻觅觅地找，找了一年又一年，再也没找到一个在三台子地区肯同我对调工作的人.....

返城生活录（15）无奈的选择

出生於五十年代，与新中国同成长，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我们一代人：有信仰，有希望，有理想，有目标，执着追求不动摇。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大都有个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情结。长大了，干什么?

我要当个飞行员，驾驶银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我要当个工程师，设计工厂大楼房。我要当个科学家，探索宇宙寻找未来……

然而理想情结双刃剑，它会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给予持之以恒坚持的热情、动力、与勇气，使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做勇于攀岩颠峰的勇士。但是也可使人迷失双眼，脱离现实，去追求那看似简单容易，却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话又说回，由于我性格执著，对认准的事情往往是一根筋～咬住青山不放松。一个想法的改变，对于我来说难，很难。

一心想回三台子家乡的念头，曾在许多年的岁月里时刻萦绕在我心头。我一不求官，二不为富，三不图名，没有任何利益诉求。

只为想归家，回到父母、亲人的身边，这基本愿望要求的达到，怎么就这么难?

当时的那个年代是国家计划经济时代，一切个人的意志，都必须得服从国家与集体的利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都得服从国家的统筹需要。

个性不得张扬，自己的生活轨迹不能自我安排，自己的命运无法自己掌握，合理的诉求难以伸张，由此给我带来的苦闷常憋心头。

这时我常常想起郑板桥所书的“难得糊涂”，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让人做起来何等的难啊!真糊涂的不会清醒，清醒的人要想糊涂那也是装的。其结果往往是嘴认糊涂心不从。还是无法解决人思想中根本的问题。

唉，无奈的人生…在无奈的人生面前，我只能做无奈的选择。在百般无奈之下，我选择了在达不到理想目标之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待着机会的来临。

我痴痴无休止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不曾有的机遇，等待着毫无希望的好运降临，在等待中工作、生活着，在等待的漫长岁月里，我无欲无求，不思进取，玩世不恭，开始了无悔的游戏人生。

现在想想好悔呀，没想到啊，这一游戏就是十四年，我人生中的五分之一青春年华(二十四岁至三十八岁)，这大好的人生黄金年龄段便在这十分不情愿的游戏中耗尽。

唉，不再发空泛无聊毫无意义的牢骚嗑啦，还是接下来继续讲我这个曾经的热血“知青”返城后是怎样生活的吧。